宁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宁夏革命与建设史》的首节成果

第一节　宁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抗战初期的宁夏形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日寇占领山西、绥远后，在包头扶持蒙奸、回奸，准备进攻宁夏，侵占兰州，威胁西安，进而包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日本派遣特务潜入绥远、宁夏进行间谍活动，在宁夏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即今巴音浩特镇）建立驯马场、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日本飞机多次到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进行侦察，装卸军用物资。日本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拍摄照片。日本还以建立“回回国”“蒙古国”为诱饵，引诱马鸿逵投降日本。马鸿逵集团对日本侵华采取妥协、观望的态度，他们从其私利出发，既不愿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线，又不想让日本骚扰自己统治的地盘。这时马鸿逵的对日态度正像当时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分析的那样：“马鸿逵虽（没）降日胆量，也没有抗日胆量。”“八一三”事变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的血腥屠杀和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为了民族的生存，纷纷拿起刀枪奋起抗日，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城乡。地处边陲、信息闭塞、封建统治严密的宁夏，也受到了影响，朔北朔南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此时，日寇逐渐加紧对绥西、宁夏进攻的准备。日军大量增援包头，不断派飞机轰炸宁夏，宁夏将成为西部战场的要冲之地。迫于形势，马鸿逵提出了“发动民族、组织群众”的口号，其办法是“注重民众自卫力量之培养，与一般民众之组训，以充实地方势力”。实质上是通过保甲组织和保安系统集训壮丁，使更多的居民和农民成为士兵和后备兵员，以壮大其军事实力，使宁夏的抗日工作军阀化。与此同时，马鸿逵还加强了北部黄河沿岸的防御力量。自1937年冬天开始，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深、宽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树枝、麦草、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重炮之通过；在磴口以北百余里，断绝一切主要道路；将黄河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设置阻绝阵地，埋伏炮兵以备阻击日军。对日军采取保守防御的政策，但并不积极主动向日军进攻。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宁夏的形势和马鸿逵的态度，估计日军可能进攻宁夏。倘若日军进攻宁夏，马鸿逵军事势力单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绝无抵抗之可能；倘若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将会极度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人加强绥远和宁夏的工作。

二、中共中央派张子华来宁开展统战工作

193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来到银川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当时，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我方被俘人员；解决边界有关问题；开展统战工作。张子华向马鸿逵通报了1936年同（同心县）环（环县）民团赵老五偷袭环县民主政府，将红军干部朱子修等7人抓至宁夏关押和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被俘的情况后，郑重地指出：“现在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已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些被关押的人士都是国家良才，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正需要他们出来为抗日大业工作呢。”马鸿逵在确凿的证据下答应“很快放人”。事后，经多次交涉，才释放了朱子修、吴玉芳等7位我方被俘人员。张子华提出：“主席先生一再表示愿与我党修好，合作抗日，可否在银川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日后联系？ ”马鸿逵推诿说：“此事关系极大，本主席难以做主，须请示中央政府定夺。”张子华又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马推脱说：“此事后议!”张子华还提出解决边界问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抗战等问题。马鸿逵对此只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没有作实质性的回答。张子华在宁期间，虽然没有全部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是却利用自己是宁夏人和其叔父王含章（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的特派员）的身份，利用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的主张。如多次会见其在北平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的袁金章、雷启霖，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建立了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1937年12月，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工委书记李仰南等人持张子华的信找到袁金章。袁、雷等人积极为他们谋求职业掩护，得以开展工作。张子华还动员王振纲（即王茜）、王栋、孟长有、张致善等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张子华来宁，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组织在宁夏开展工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张子华

三、宁夏地区的抗日宣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宣传活动开始在宁夏一些学校出现，比较突出的有当时的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和黄渠桥北校。这年春天，宁夏实验小学从太原聘请了两位教师，一个是杨文海（当时名候振齐，号亦人），另一个是薛蒿山（号“云亭”），他们两人刚从外地来宁夏，对日寇侵华情况比较了解，也了解外地的抗日宣传情况，他们结合教学，讲述国际国内形势，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教唱抗日歌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黄渠桥北校和平罗县小学，从北平大学回宁的教师王振钢和贺闻绍经常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秋，新安旅行团由北平经绥远来宁夏，沿途在石嘴山、黄渠桥、平罗、银川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宁夏教育界的抗日热情。宁夏实验小学和黄渠桥北校进步教师首先行动，学习新安旅行团的榜样，组织学生走向街头，利用集市，唱抗日歌、演抗日戏、办壁报、作演讲，进行有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同时，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人发起，在宁夏实验小学组织“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像新安旅行团那样，带领学生到抗日前线直接为抗日将士服务。起初，杨文海、薛云亭等人，为防备马鸿逵特务机关的破坏，采取秘密活动方式，在高年级学生中逐个发展团员，当筹备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为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组织学生向宁夏省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并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就在这时，李仰南同志来到实验小学工作，同杨文海、薛云亭等人建立了联系，他们计划在少战团被批准成立后，以赴战地的名义，先带往延安受训，然后再赴战地活动，为党在宁夏的革命工作培养一批骨干力量。但是，马鸿逵不同意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害怕少战团到外地活动对他在宁夏的统治不利。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宣传抗日是合法的，经过多次请愿交涉，省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37年年底批准成立“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但是，只准在宁夏省所辖范围内活动，不准到外地去，以便监视。不久，李仰南介绍杨文海和薛云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少战团的活动完全在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开始，少战团在银川街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春，为了扩大影响，联合其他各地学校力量，深入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少战团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组织宣传队，由杨文海、薛云亭率领，赴银南的吴忠、金积、灵武、中宁、中卫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接着，又于同年秋季，联合宁夏中学共同组织宣传队，由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和涂春林率领，赴银北的习岗堡、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这两次有组织的宣传活动，影响遍及当时的宁夏各县，对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宁夏中学和平罗、黄渠桥、宝丰、中宁等地各学校也都纷纷组织起学生抗日团体，并与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建立联系，在当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银川附近的金积堡乡郎家巷小学，还集体加入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特别是黄渠桥北校，在杨一木、王振钢、李仰南和校长雍明非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抗日宣传队并得到了当地进步人士李冲和、韩潮（区长）等人的支持，抗日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平罗小学在苏文、贺闻绍和校长刘廷栋的领导支持下成立了农村服务团。中宁县恩和小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当地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由此，在宁夏地区，以各学校为中心，以进步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为骨干，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规模庞大的抗日宣传队伍，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和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宁夏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唱抗日歌，演抗日戏，作演讲，办壁报，组织抗日游行，进行抗日募捐，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极大地提高了回汉各族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

随着抗日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入，在各校教师和学生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按照边区党组织的指示，从1938年起，中共宁夏工委想方设法先后分批把一部分积极分子送往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边区中学等校学习。送往边区的人中，银北一带有王振钢（王茜）、沈存智（后改名王延）、贺闻绍（又名李少白）、杨生贵（又名汪毓斌）、王学文（原名王学业）、李发春（又名李力），银川地区有宋谦、钱、李志纯、李有贞、饶钰馗、焦汉文（又名解林），叶盛堡有梁大均，中宁、中卫有张致善、孟长友、王世均、王世同、张子玉、姚怀廉、高尚德、杨森林、王文明、张玉林、孙庆善、张致和、张致云、胡连升等，何思明、王栋也先后由长沙、北京转往延安，共约三十人左右。这一部分同志在延安经过学习培训，有的又于1939年被派回宁夏进行地下工作，有的参加了其他革命工作，为宁夏人民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也是边区党组织与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www.xing528.com)

四、党的兵运工作

李仰南离延安来宁夏之前，边区党组织曾向他介绍了在马鸿逵部队中的一个关系，即马英才骑兵旅的副官雷鼎山（共产党员）。当时，马英才旅驻扎石嘴山市、尾闸、黄渠桥一带。李仰南曾到雷副官在银川的家里见雷，雷鼎山向李仰南介绍了马英才的情况，马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对上海“七君子”（沈钧儒等）被捕很表同情，李仰南要求雷鼎山设法把李维钧同志安排在马英才部队工作。之后，雷副官经常与马英才联系，将李维钧安排在马部工作，因为李维钧没在部队工作过，对旧部队那一套不习惯，怕暴露，很快就离开了。

1938年1月1日，雷启霖、王振钢、贺闻绍去石嘴山见马英才，谈起抗日问题，马英才对日寇侵略很气愤，对自己部队缺乏爱国主义教育表示担忧，认为按旧军队那一套办法把部队训练得像木头人一样，缺乏思想教育，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难对日本军队作战。他要求王振钢、贺闻绍留在他的部队做政治宣传工作。王、贺以去西安复学为由推辞了。杨一木同志到黄渠桥后，也曾通过石嘴山小学校长叶松林，做过马英才的工作，但没有显著成效。

1936年11月，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宁夏向陕北转移时，四方面军有一部分人员被俘，在马鸿逵部的工兵营做苦工。李仰南得知后，经工委研究，决定设法同这一部分人取得联系，使之成为建立武装的骨干。1938年5月，李仰南回定边汇报工作时，曾专门向三边特委书记报告请示此事。白如冰同意后，李仰南要求派一名四川籍同志到宁夏来进行此项工作。特委派肖子珍同志（女）与李仰南同来，肖与李以“夫妻”名义作掩护进行工作。不久，肖子珍和工兵营的一位四川籍女人联系上了。这个人经常来找肖子珍，问肖是不是红军派来工作的，肖子珍就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她，但是不久，特务马子成发现了李仰南和肖子珍。于是，肖子珍返回边区，工兵营的工作就此停止了。

五、统一战线中的绥西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强大而巩固的边区对宁夏马鸿逵、马鸿宾有极大的制约力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抗日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宁夏二马下决心参加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伪军大举西犯，侵占了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地区，大有侵入宁夏之势。马鸿宾、马鸿逵从1937年冬季始，就把宁夏的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地区的主要道路破坏，并在石嘴山地区和贺兰山隘口、黄河渡口各处修筑防御工事和阻击阵地。1938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任命马鸿宾担任绥西防守司令，马率所部八十一军和马鸿逵部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赴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统一指挥退入绥西的各派系抗日军队。马鸿宾将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布防在五原东北乌布狼山各要隘，担任第一线防守任务，以马鸿逵部三个旅分布于五原至狼山一线，担任后续力量。次年夏季，八十一军主力与日军坂垣师团第一次交锋，即赢得了乌拉脑包战役大捷，初步缓解了绥西的紧张形势。不久，暂退入山西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重返绥西，建立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统一指挥绥西军政，马部又配合傅军一举夺回包头城。1940年1月，日军调集3万多大军，向绥西进行报复性大扫荡，五原失守。在反扫荡战斗中，宁夏二马各部，虽伤亡惨重，但仍与友军协同作战，终于使日伪军的绥西攻势以失败告终。傅军收复五原重镇，马家军也收复黄河以南伊克昭盟广大地区。

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宁夏国民党军队曾奔赴绥西战场，与绥远傅作义部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做出了巨大牺牲。绥西抗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军西进的图谋。那些抗击日寇、为国捐躯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值得人们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