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活动及宁夏革命与建设史

第四节　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活动

1936年5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危急，华北危急，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壮大红军，推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以巩固中求发展”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的宁夏地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西征战役。

一、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部署西征

1936年5月上旬，红军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主席于5月11日至17日在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博古、张闻天、黄克诚、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向与会的红军领导们报告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同志也于会议结束之前，专程从西安赶来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全面讲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并对西征进行了动员和周密的部署。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红军部队按照会议精神进行了短期整训，然后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了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役。为了更好地指挥西征战役，党中央机关又于7月1日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志丹县）。

二、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战斗

（一）解放豫旺堡

1936年5月19日，红一军团在代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从陕北延川、吴旗直插甘肃的曲子镇地区。6月1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的率领下，一举攻占豫旺堡。

（二）攻克盐池之战

这是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后的一次重要战斗。盐池城又名花马池，是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国民党当地驻军为马鸿逵新七师骑兵第一旅第二团第一营，加上民团共千余人。

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随右路军一起行动。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经延川、贾家坪、贺家渠一线，直抵三边，首战宁条梁告捷。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率部一举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城。6月19日到达盐池附近，包围盐池县城。

红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的指挥下，6月19日夜发起攻城战斗，经两小时激战未能攻克。6月20日白天，红军围而不攻，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整，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面派人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研究攻城方案。6月20日夜，七十八师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3个团，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发起猛攻。红军战士架起云梯，争先登城，歼灭守敌2个连及民团200余人，击毙敌营长孙兆祥，缴获枪200余支、战马200余匹、电台1部。除少数守敌从西城逃跑，其余人马及保安团全部就俘。6月21日凌晨三时，盐池县城获得解放。

（三）攻克下马关之战

红十五军团是西征军的右路部队，第七十八师奉命攻克盐池。第七十五师从盐池地区出发直插同心地区。6月11日，飞兵包围下马关。下马关是豫旺县政府所在地，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城内居住的全是回民，四周城墙均由古青砖砌成，高3丈多，宽1丈余。城墙上是一排排雉堞，戒备森严。驻守城内的除豫旺县民团外，还有马鸿逵骑兵团的一个营。

红七十五师到达下马关的当天，就从四周将城墙包围起来。敌人在城外民房内稍作抵抗就缩进城内，据险顽抗。后来，红七十五师多次发动进攻，都因城墙坚固，敌人居高临下拼死抵抗而未能奏效。经过研究，师领导采取了三个办法：其一，派小部队日夜轮番发动小型攻击，骚扰疲惫敌人，使之不得安宁；其二，派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对城内喊话劝降、投传单，分化瓦解敌人；其三，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接近城墙，然后炸开城墙进去。

包围下马关的第17天，即6月27日晚9时前，各攻击分队均进入指定地域。为迷惑麻痹敌人，白天仍用小股兵力进行袭扰，大部队则休息待命。同时请了许多木工，赶制了几十个带轮子的木梯，攻城的准备工作完全就绪。9时整，攻城战斗正式开始。11时，东门、北门的红军发起强攻，所有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敌人的火力很快被压下去了。不到半小时，红三团、四团分别从北门、东门攻进城内，并同后续部队解决了敌指挥所。这时候，大街小巷人喊马嘶，溃兵四散，乱作一团。红军主力乘机涌进城内，敌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缴械投降。此战共俘敌近300人，缴获枪械200余件、战马约150匹。敌营长孔庆福慌乱中跳城，虽将腿跌坏，但还是侥幸逃跑了；县长董天祥不知下落，据说是被起义的民团壮丁打死了。红军总共伤亡不到20人。

红军攻克下马关，等于拔掉了马鸿逵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完全打开了根据地与宁夏的通道。此后，右路军红十五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四）韦州攻坚战

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于次日（6月28日）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了下马关以北40里之韦州城。当时驻守韦州的是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的第三营即红马营（营长陈廷琳），还有一个保安团队100多人，一个壮丁队大约300人。红军未到之前，敌已先行拆除了城外的民房，撤回城内固守。

7月3日，红军趁夜色发起进攻，并一度架上云梯，攻上北城，打死了敌壮丁队队长苏瑞琳，战斗异常激烈。后因敌火力过猛，红军便退回城下。红军将韦州城四面包围。城内敌军十分恐慌，频频向马鸿逵发报求援。马鸿逵恐韦州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遂派骑兵第一团（欠1个营）、骑兵第二团（欠1个营）、骑兵第三团（欠1个营）、骑兵第四团的第一营、省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共计1300多人马，另配属迫击炮两门、机枪4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前往增援韦州，并限其7月2日到达石沟驿，3日到惠安堡，4日指晓前解韦州之围。7月4日晨，马光宗率部到达十里墩后，命骑兵改为下马徒步至韦州。马部先出动5个营的兵力，3个营攻击东关，1个营攻击北关，1个营攻击东南角，其余兵力在外围接应。当时红军正忙于攻城，对增援之敌的到来尚未发现。当发觉背后有敌援兵时，便立即回头迎击。战至下午2时许，红军因腹背受敌，一时难以取胜遂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与驻在这里的红军会合。韦州战斗击毙敌副营长马玉清等数十人，红军亦伤亡数人，且有少数人被敌俘去。

（五）红城水反击战

红军退出韦州之后，本来马鸿逵令马光宗即行撤回，但当地保安团等守敌和富户乡绅们唯恐援军撤走后，势单力薄，红军又来围攻，便一再挽留。马光宗只好派人报告马鸿逵，马在电话中指示：“一、准派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大队长何德良率部留驻韦州，共同防守。二、由马光宗把红城水的红军情况侦察明白，准备进攻。”马光宗领命即于7月5日，派营长田凤翔率增援人马向红城水搜索前进。

马部到达红城水后，即向上园发起攻击。因上园仅有少数警戒兵力，遂被敌占领。敌同时也占领了旧红城水（仅有破旧城墙，没有人烟）。当时红军主力驻在下园煤山。下午，红军由煤山出动，以猛烈的火力反击来犯之敌。马部难以招架，遂退出上园，撤到旧红城水顽抗。7月6日，马鸿逵派参谋长马光天乘坐飞机，飞临红城水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形势不利，急忙飞回报告马鸿逵。马鸿逵获报后，又派马光天乘飞机飞到红城水上空，给马光宗投送命令，要其即刻率队撤回，以免被红军消灭。马光宗接到命令，立即下令部队撤退，但当时战斗正处胶着状态，无法行动。红军兵力占优势，愈战愈勇。马光宗眼见情况不妙，忙让号兵吹响军号，部队这才撤了下来。当天，马光宗即退回韦州。

关于红城水反击战，1936年7月13日《红色中华》报报道：“我军之一部于日前在红城梁（水）附近击溃马全良全部（约3个团），敌伤亡300余人，我军缴获甚多，残敌一部退过黄河西岸，一部退守惠安堡。”

（六）解放王家团庄

王家团庄是同心县东南百十里地面最大的一个村庄，全村有两千多人，属回民聚居区。红十五军团首长决定，在包围预旺县城的同时，派七十三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王家团庄。6月21日，部队进抵王家团庄附近时，即与以马绍武为头子的民团相遇，双方当即开火，民团招架不住，很快被红军击溃。

红军击溃马绍武民团后，即进入王家团庄。村子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堡子围墙又高又厚。进村以后，红军十分注意搞好与回民的关系。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也是回族，他利用自己的方便身份，亲自给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写了好多标语，贴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回族）几次带人去找王彦秀谈判，但王彦秀非常顽固，大门紧闭，从不露面，只派人在墙头上答话应付。经了解，王的寨堡内有敌三十五师巴拉副官带领的30个士兵防守，又有壮丁队数十人，这就是王彦秀胆壮气粗的原因。红军经请示军团首长后，以回民独立师和七十三师之二五○团三营包围北堡子。听说红军要打北堡子，远近的群众都赶来观看，王彦秀并不害怕，派其弟王彦海在墙头上叫喊：“你们早点收兵吧，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了！”他说着举枪向墙下的红军射击。可是还没等他动手，只听“叭”的一声，王彦海应声倒了下去。原来是红军一位排长气愤不过开枪打的。接着红军一面在墙下挖洞，一面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堡子内早就乱了阵脚，还没等王彦秀明白过来，壮丁队就打着白旗高喊投降，并打开了堡子大门。红军指战员蜂拥而入，活捉了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和税务局长等数十人，将被关押的600多名回民群众释放。但王彦秀却趁乱逃跑，巴拉副官吞金自杀。

北堡子打下后，军团政委程子华指示回民独立师：“你们派人到南堡子去谈判，还是以礼相待，争取他们打开家门交出枪支，谈不成再想办法。”师长马青年带了5名战士，牵了两只羊，去找王彦清。王听说马师长来拜访，忙站了堡墙一看，只见马师长不仅亲自来了，还带着礼物，就叫人打开寨门，带全家人前来迎接。见面后，双方互道“色俩目”非常友好。当马师长讲了红军保回保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后，王彦清表示欢迎红军到来，并愿意给红军献出全部家产。马师长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是来没收你们的家产的，我们实行买卖公平，只要你不和红军作对，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就行了。”王彦清听了很感激，把一部分粮食、布匹和十几匹马献给红军，又交了十几支枪。红军见王彦清一片诚意，便收下东西，但是，除枪支外，其余都按价付了现款。临走时，王彦清又送给马师长两匹乘马。王家团庄解放了，两千多名回民群众获得了新生，从而扩大了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为了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一方面军于1936年9月初派出特别支队从固原县七营出发，经西吉县的硝河、兴隆，于中旬进入甘肃静宁县境，并于10月2日攻占甘肃会宁县城。10月10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于10月21日在西吉县平峰与一方面军一军团领导人会面，22日到达将台，实现了一、二方面军的会师。红军会师后，蒋介石急调国民党5个军的兵力，布置在会宁、静宁和海原、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追击当时正向海原、打拉池转移的红军。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连电红军总部和各方面军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给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然后进行“宁夏战役”，但由于张国焘不执行军委命令，致使红军右翼受敌，只得向东转移，“海打战役”从而夭折，“宁夏战役”也无从实施。11月中旬，各路红军汇集同心县一带，并先后进入甘肃陇东，并于11月22日又在山城堡将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的一个旅、两个团歼灭，并击溃两个师。

三、“宁夏战役”与“海打战役”

10月2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由第3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指挥，以近30万人的优势兵力向红军大举进攻，并令东北军王以哲及宁夏二马部队协同中央军作战。蒋介石还亲临西安督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境内。鉴于战局的突变，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25日，中央军委领导致电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指出红军应先击破南敌，再集中向北，并决定先以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停止敌人追击。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海原、打拉池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为了给下一步向北攻取宁夏创造条件，决定红四方面军以大部分兵力参加海打战役，并以两个军西渡黄河，尔后转向宁夏之中卫、定远营行动。为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的行动，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1月初改由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30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发布了海打战役部署命令。

10月25日，红三十军在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红九军亦跟进渡河，截至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和红五军全部渡河。按照海打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未渡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从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但是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密令四军、三十一军撤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位置，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此后，红军主力向东转移，国民党军进至靖远至海原一线，并打通了增援宁夏省城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作战新计划”的设想，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

宁夏战役计划由于敌情变化等复杂原因虽未能付诸实施，但从战略眼光来看，这一战略意图是完全正确的，也充分反映了中央、军委领导人当时对宁夏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

（一）关桥堡歼敌计划

海打战役失去战机后，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将实际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并决定再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面商，统一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10月30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命令，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加紧进攻红军，胡宗南第一军孤军深入豫旺地区，分三路追击红军，战局日趋紧张。

11月1日，彭德怀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在海原县关桥堡会商，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寻找战机，消灭胡宗南部两三个师，以停止其追击，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了完成作战任务，确定三个方面军由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

11月3日，彭德怀发布了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先头部队两三个师的战斗命令，要求三个方面军做好战斗准备，引敌深入至关桥堡地区，一举消灭。4日，彭德怀又发布《我军打击周、孔两敌东进部署》，通告敌情，调整3日部署，要求各部队隐蔽企图，加强侦察，做好在关桥堡歼敌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预定作战地域，后因我军埋伏在驼厂堡附近的右翼（四军、三十一军）行动企图暴露，敌人不再进攻，而就地构筑工事，同我军对峙。因此，关桥堡歼敌计划未能实现。

（二）萌城战斗与山城堡战役

三军会集同心城后，红军主力继续向东转移，寻机歼敌。1936年11月15日，红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移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和石堂岭地区待机；红一方面军主力移至豫旺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移至甘肃环县以西地区休整。这时，敌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西路军行动；东北军王以哲部因和我军有统战关系，行动消极；第三军王均部进占同心城后，暂停前进；唯有胡宗南第一军特别骄纵，分三路向红军所在地豫旺县进攻，气焰十分嚣张。

当天，中央军委又连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而且与南京之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最利于我们作战。”命令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

16日，红军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消灭侵略苏区的胡宗南的指示》，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红四军、三十一军移至山城堡南北之萌城、甜水堡地区。这里地形对红军设伏非常有利。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等领导商定，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设伏，狠狠教训一下尾追之敌。前敌总指挥部很快制定了作战计划，命令红三十一军之九十三师大部布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一部，布于右侧的魏家山；王宏坤政委指挥红四军的四个团布于左侧的羊福山，待机歼敌。

17日下午1时许，胡宗南部冒进深入，以其第一师向萌城方向扑来，当其先头第二旅一个团进至石梁山下时，隐蔽待机的红九十三师对敌突然开火，预先埋伏在魏家山的九十一师也从右侧发起攻击，对敌形成夹击之势。这时，几架敌机盘旋飞来，对红军阵地实施扫射轰炸，敌人趁机发起猛攻。在此关键时刻，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身先士卒，冲上阵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进攻。战士们望着空中的敌机怒不可遏，一齐举枪射击，一架敌机拖着黑烟跌落下来，其余敌机仓皇飞逃。红军部队士气大振，立即对敌发起反击。敌人见势不妙，慌忙抢占左侧羊福山，但刚爬到山腰，就遭到红四军预伏部队的猛烈扫射。敌人在红军三面打击下，死伤惨重，狼狈逃回草坪山。红军猛追10余里，因敌后续部队赶到，遂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缴获枪械千余支。在这次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壮烈牺牲。

萌城战斗后，胡宗南令其左路第一旅进至大水坑，中路第二旅暂在原地待命，右路第七十八师向萌城至山城堡大道之间的古城堡推进，返回萌城从侧后截击红军。我红四军、三十一军继续向山城堡、张铁堡转进，诱敌深入，为我军打好山城堡战役，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条件。

17日1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胡宗南向定边、盐池追击，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第二旅由萌城东进，第七十八师向东推进。我军应以一部钳制敌第一旅、第二旅，集中力量消灭第七十八师。18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联名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定从次日起进行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21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配合下，向山城堡守敌第七十八师发起围攻。21日黄昏，敌向山城堡以北撤退，红军进占山城堡转入追击，至22日上午9时，敌除少数溃逃外，歼敌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敌人。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结束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停止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大振了红军的声威，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红军西征建党建政

红军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革命政权，开辟新苏区，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因此，西方野战军在西进的过程中，一边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一边在刚刚解放的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及时建立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地方武装，使西征红军每前进一步，都有自己的大后方，可靠的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中央扩大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一）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1936年8月，红一军团奉命从豫旺堡出发逐步向静宁县的单家集（今西吉县）、界石铺以北地区挺进，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在单家集驻守了42天。红军在驻守期间，大力宣传党的政策，9月16日在单家集成立了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县委由蒲耕钟任书记，下辖4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5名。县苏维埃政府由马云清任主席，先后建立了单家集、麦衣镇、兴隆镇、将台堡等10个区，3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单家集和兴隆镇组织和成立区游击队，共有200多人，180多支枪。他们配合红军袭击了国民党静宁县城。当时，县委由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一师党委直接领导，10月25日红军撤离单家集和兴隆镇后，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活动终止。

（二）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和盐池苏维埃政府

西方野战军右路军西征初期攻占定边后，于1936年6月21日解放了盐池县。为了维护县城社会治安，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前线，立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红军抽调部分人员对盐池实行军管。

盐池县城解放不久，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员会，由惠庆祺任书记，白鸿德任军事部长。中共盐池县委机构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就确定的，盐池解放时，除组织部长王敬民随红十五军团先到达外，其余人员还在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环县河连湾学习待命，得知盐池解放后，书记惠庆祺便带领26名干部从河连湾出发，经黑城岔、羊圈山，最后由定边赶到盐池，正式接手有关工作。

随着中共盐池县委工作的逐步展开，全县共建立4个区委、26个党支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红军在盐池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即着手筹备建立地方临时政权机构。西征红军打下盐池城的第四天，也就是1936年6月24日，红军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会上确定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军管会，加强对市政治安管理，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保障居民的生活和部队的供给，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加强城乡联系，扩大苏维埃的影响，为正式成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会上提名王锡林担任城市革命委员会主席。

7月初，军管会在县城财神庙前召开有各界群众代表1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王锡林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袁兆瑞、韩宝善任副主席。随后，便着手组建武装力量，经与红十五军团商量，以群众中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游击队，队长由武装委员牛占彪担任，副队长由宁寿山担任，并很快配备了枪支、弹药和马匹。惠庆祺带领的县委成员来到盐池后，又帮助革委会建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由袁兆瑞任主席，张常山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经济部、土地部、贫农部、粮食部、武装部（部长牛占彪）、肃反委员会等，并根据当地历史习惯，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即一区（城区）、二区（先在柳杨堡，后迁余庄子）、三区（曾家畔）、四区（雷家沟）、五区（红井子）。区以下又划分了25个乡、318个行政村。盐池县虽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群众和驻军的粮食供应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宣传动员商店开门营业，号召农民进城卖粮、卖柴，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是摆在城市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由于盐池刚解放，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不了解，加上反革命分子暗中造谣破坏，人心不稳。

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新政府和留守的红军政治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的具体办法，一方面将存在的问题向上级反映，另一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解决经济困难。一是广泛宣传红军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宣传买卖公开自由，动员商店开门营业；二是号召商人为抗日做贡献，捐款捐粮；三是向存粮大户借粮；四是对于那些囤积居奇、转移财产、有意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难作对的反动商团、商人坚决地予以制裁。在广泛宣传这些政策的同时，先后分别召开商家积极分子和店主会议，动员了12家店铺开门营业。但所卖的商品都是一些小东西，群众必需的粮食、香油、布匹等主要的东西还是没有。经过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有些店主对党和红军的政策存有疑虑，加上个别不法之徒囤积和转移大宗货物，另外，当时市场上没有统一的货币流通。因此，小店主的值钱货物就不愿意拿出来卖。正当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打了几家兼营土地的大商号，为如何发展经济，开展内外贸易的政策、途径和办法发愁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盐池检查指导工作。毛泽民与工矿科长高登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盐池的实际情况，召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座谈，从政策上、途径上寻求和开创盐池发展商业贸易的办法。7月4日，合作社召开了入股大会，为了宣传建立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管理办法，扩充资金，发展合作社的业务，推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毛泽民部长在会上就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做了生动的讲演。为了尽快发展盐池的经济，最急迫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货币统一兑换的问题，毛泽民与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协商，发布了关于法币和苏票（苏区的货币）兑换的公告，并由合作社同时收售法币和苏票，允许个人和商贩随时可以用苏票到合作社或苏区的银行营业所兑换法币，政策活了，外地的商贩们络绎不绝地到盐池做买卖。这样一来，盐池的食盐、毛皮、甘草“三宝”可以通过商人贩运出去，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商品经济的流通和交换。为了进一步发展边区经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毛泽民在盐池还亲自整建税务工作，确定了应征税目和各项税率，防止乱征乱罚。

驻盐池的红军政治部和城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首先要打击不法商贩。在征得红军政治部的同意后，没收了逃亡店主聚和兴的粮油和企图转移财产的常会泉商号的布匹及40箱蜡烛。同时，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逃亡店主聚和兴，与敌勾结的商会会长秦世堂，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些举动震动了盐池商界，树立了红军和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www.xing528.com)

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果实；破除封建迷信，发展文化教育，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合作社，发展经济贸易，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三）成立中共豫旺县委

豫旺县（清代建县时称平远县，民国时期先后更名镇戎县、豫旺县）地处宁夏东南部，县政府所在地下马关。它北连韦州，南接豫旺城，三大古镇襟带相连，互为呼应。南北是灵州、固原之咽喉，东西是控扼环县、庆阳之要塞，地理位置险要，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6年6月16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在师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吴法宪）和政治部主任萧华的率领下，一举攻占豫旺堡。6月21日，右路军红七十五师、回民独立师解放了王家团庄、同心城，消灭了马鸿逵驻扎在该地区的民团。6月2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等红军在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17天后，组织兵力，共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下马关。当时，豫旺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团干部立即成立了豫旺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国忠、副书记陈玉山。在陕甘宁省委的领导下，他们着手筹建县委、县政府机构和基层政权。不久，成立了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所在地设在下马关，西方野战军总政治部派刘昌汉担任中共豫旺县委书记兼政府主席，全城群众集会庆祝，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在大会上做了讲话，刘吕汉等人在庆祝大会上与群众见了面。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为建立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上旬，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副参谋长聂鹤亭随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红十五军团和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联合在城隍庙召开军民欢迎大会。程子华政委在会上做了讲话，他先讲述红军到宁夏的意义，接着又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号召全体回、汉人民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过上幸福的生活。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击地方土匪和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豫旺县组建了大小20多支地方武装队伍。县委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团，杨一木任主任。工作团先后深入金积、吴忠等地作瓦解敌军的工作，他们曾带领罗山、豫旺城等地游击队200多人到中宁附近，逼近吴忠，围剿土匪，打击马鸿逵对红军的骚扰。豫旺县委、政府机构、地方武装及基层政权的建立，动摇了马鸿逵在宁夏的残暴统治，解救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汉人民，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豫旺县委、县政府机构建立后，在回民区也建立了基层政权。首先是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豫旺堡区设了回民区政府，由当地回族农民马和福任区主席，并且组织了以马和福为骨干的回民游击队。接着在同心城、王家团庄等纯回民区也建立起了区乡回民基层政府。群众中“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群众有了自己的政府和革命组织，不仅积极筹集粮款，支援红军，同时对回民中为非作歹的恶棍进行了惩治，甚至有的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打探敌情。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豫旺县委在下马关成立了回民教导团、讲习所，举办干部培训班，有的还被送到省政府驻地河连湾去学习，王德才、张栓栓等回民积极分子就去了陕甘宁省委河连湾学习培训。这些都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西吉的将台堡等地胜利会师后，在11月初会聚同心城、豫旺堡地区，做短暂休整，敌胡宗南等部尾追上来，红军诱敌深入，部署了山城堡战役。11月14日，红军撤离豫旺堡、下马关地区，投入山城堡战役。14日，朱德总司令离开下马关时，给豫旺县委下达了“拂晓前撤离”的手令。豫旺县委、县政府的人员从乡下赶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县委书记刘昌汉宣读了朱德总司令的手令，并决定天亮前赶到甜水堡。21日至22日，山城堡战斗激烈进行，豫旺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环县八里沟、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动员群众筹粮送水，支援山城堡战斗。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他们又根据三边特委的指示，逐步向豫旺堡地区发展，恢复豫旺县委的工作。当时党政干部男女40多人，县保卫队50多人，回民游击队10多人，共计100多人。他们在陕甘宁边界地带开展工作，打击地主豪绅的反攻倒算。12月下旬县政府机关驻扎在盐池的王家寺，邓国忠带数名干部和一个班的回民游击队在狼儿沟开展工作，刘昌汉带保卫队住在王庄科开展工作。1937年1月的一天晚上，惠安堡和环县的反动民团相互勾结，偷袭了王家寺和王庄科。刘昌汉在王庄科的力量比较强，打退了敌人，而王家寺政府机关损失惨重，保卫部长董海峰等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英勇牺牲。回民游击队几乎损失殆尽，县机关有18人被俘。豫旺县委在陕甘宁边界坚持斗争了4个多月，人员减少到50多人。1937年3月，陕甘宁省委鉴于地方反动势力猖獗，决定放弃豫旺县，成立定环县，将豫旺县的干部编入定环县，豫旺县的革命斗争活动就此终止。豫旺县从成立工委起虽然只有短短的10个月，但它在陕甘宁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军西征时在宁夏豫旺的红一军团红一师部分指战员

（四）成立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宁夏南部的豫旺县（1938年改名为同心县至今），6月底彭德怀率西征红军指挥部进驻豫旺县豫旺堡，豫旺堡成了西征红军的指挥中心。为了巩固解放区，6月27日党和红军帮助建立了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县下建立了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10月22日又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也是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它开创了我国民族自治的先河，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6年8月初，党中央、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到豫旺协助红十五军团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工作。先是成立了由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工作，筹备工作就绪。1936年10月初，筹备委员会给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上报《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决定于本月二十日召集各地回民代表大会，准备讨论西北形势与回民自治与抗日救国各问题，正式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经党中央批准，1936年10月20日在同心城清真寺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同时组建了中共豫海县委，庄严宣告第一个回民自治的革命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诞生。大会决定正式启用刻有中共党徽和阿文、汉文两种字样的自治政府印章，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以南15公里的王家团庄。贺恩宽任县委书记，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共青团等机构。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80多人，加上各部队，各省、县的代表以及其他群众代表共300多人，一些开明绅士和宗教上层人士也应邀参加了大会。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军部队有关负责人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杨奇清、马青年到会祝贺。会议开了三天，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和回民自治政府的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了自治政府的领导人，马和福^[12]同志当选为主席，李存德为副主席。会议期间十五军团宣传队火星剧社演戏三天，解放区到处是一片欢乐气氛，人民喜气洋洋，集市繁盛，整个县城人山人海。据《马青年回忆录》记载，“预海回民自治政府当时管辖十二区（其中八个巩固区，四个游击区），面积为8200平方公里，人口3万多。除红军正规部队驻守外，每个区都有二三十人的区小队武装。8个巩固区是：同心城区、王团庄区、高崖区、马家河湾区、窑山区、红城水（下马关）区、预旺和李旺区；4个游击区是：喊叫水区、韦州区、惠安堡区、关桥堡区”。

蒋介石闻讯，忙调集重兵对新解放区和自治政府进行“围剿”，红军对于来犯之敌给以迎头痛击。1936年11月，西征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了来犯的胡宗南第一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团，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胜利。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当时彭德怀正在“洪德城与盐池间”，“12月12日，我和任弼时住在一个1米高、2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大作，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13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撤走了”^[1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决定将西征红军撤离豫海地区，执行新的任务。西征红军东撤后，马鸿逵部乘机占领豫海地区。马鸿逵大搞“清党”“清红”，派兵、派特务，四处缉查和捕杀共产党人士，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斗争。1937年1月下旬马和福被捕，于1937年4月3日在同心城西门外英勇就义。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就此终止。之前，中共豫旺县委、政府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1937年3月，陕甘宁省委决定将豫旺县干部编入环县，豫旺县苏维埃政府终止。但是群众没有忘记党，没有忘记红军，有一万多群众冲破封锁逃往曲子、环县等解放区找红军，安家落户。没有逃走的群众，他们保护着红军写下的标语，保存着红色政府的文件，群众把马和福签发并亲自送去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布告》收藏在经内，直到解放交给了党组织。大阿訇洪寿林、洪清国父子将十五兵团敌工部长唐天际题赠“爱民如天”的锦旗珍藏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捐献自治区博物馆。马和福在被捕前将自治政府印章托给养子，12岁的流落红军小战士锁绍贤，锁绍贤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这枚印章。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印章交给了马和福的儿子马兆年。1963年，马兆年将这枚木制刻有镰刀、斧头，阿、汉文并书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章交给自治区博物馆保存。

从1936年6月27日豫旺县苏维埃政府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到1937年4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活动终止，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虽然只存在了10个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存在了7个月），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及基层政权的建立，打击了宁夏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使陕甘苏区发展成了陕甘宁苏区。陕甘宁边区下辖26个县，其中陕西18县，甘肃6县，据《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载，“宁夏的盐池、豫旺边区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万”。自治政府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领导解放区的人民积极筹粮筹款支援前线，“总共筹粮60000余斤，银元800多块，大烟土10000多两，二毛干皮1000多张；换回棉花1000多斤，布匹2000多匹”^[14]。

第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建立人民武装，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豫海县委积极培养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豫旺县委在下马关成立了回民教导团、讲习所、培训班，马和福等一批优秀分子还被选送到省政府所在地河连湾学习，培养了一批干部。动员组织回汉青年参加红军，当时仅参加回民独立师的就有三百余人，许多人成为红军家属。成立了回民解放会，8个区游击队和一个40多人的县游击队，保卫新生政权和群众，消灭土匪，打土豪，除奸反霸，扰乱和牵制敌人，站岗放哨，替红军做向导，抬担架。党的宣传，干部的培养，革命队伍的建设，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东撤后，曾有一万多群众奔向曲子、环县等解放区找红军。之后，豫海地区的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抗日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展。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海固一带爆发了三次回民武装暴动，成千上万的人，向往着红军，有的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投奔红军和八路军，成为人民的子弟兵。

“禁房”藏红军

第三，党和红军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保障回民的宗教自由，保护清真寺，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红军以诚相待与大阿訇洪寿林等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教主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给红军送粮送草，给红军很多支持，并掩护两名红军干部七天七夜。为表示对洪教主的感谢，红十五兵团政治部题赠“爱民如天”经幛，洪教主回赠红军一面手写阿文“太阳之光”绿缎锦幛，同时送给红军两箱红蜡烛，200只羊，500块银元。红军和自治政府用各种形式宣传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众和宗教上层人士主动和红军接触。自治政府主动去争取联合哥老会组建抗日救国江湖委员会，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余人，建立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

第四，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精心组织，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会集同心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安排游击队站岗、放哨、带路，精心组织回汉群众端着茶水、糖果、瓜子、油炸糖酥的迎宾盘，以高贵的礼仪，夹道热情欢迎红军。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西门外广场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由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代表广大回汉民众热情欢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宁夏。会上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徐海东、程子华和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在同心城回民金振明家里宴请招待了二、四方面军的领导。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打破了敌人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和对根据地的围剿进攻，为抗日救国、建立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必要的准备。

（五）中共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1936年6月，红一军团第四师一部解放了固原县北部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将固原县庙儿掌、车道和豫旺县毛居井、梨花嘴4个区合并，以庙儿掌区为中心成立固北县，并派4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慕纯农任团长，前来开辟党的工作。9月，在庙儿掌的董家庄正式组建了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慕纯农、陈德政、高伯祥、高锡堂先后任县委书记，刘绍孔任组织部长，白明昌任“少共”书记，王海忠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敏珍任副主席，康雄世任教育部兼军事部长。为了保护县委开展工作，陕甘宁省委决定将驻防庙儿掌的一个游击队（有100多人）调拨给固北县。10月中旬，固北县的工作全面展开，县委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妇女、工会等工作机构；下设毛井、车道、庙儿掌、梨花嘴4个区委。全县共建立党的基层支部30个，发展党员300余人。

11月中旬，红军东撤后，固北县先后被胡宗南军和东北军占领，固北县党政干部和部分游击队员撤至环县一带，奉陕甘宁省委指示，在铁边城地区做筹粮支前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成为友军并撤离该地。1937年1月，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从环县返回董家庄重新开展工作，恢复了毛居井、车道、庙儿掌三个巩固区，同时在固原县东部又建立了草庙、二龙山两个游击区。此后，固北县政府共辖5个区，1万多人口。这一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荒1.46万亩，征收公粮62石（每石约合500市斤），均超额完成原定计划。开展了群众性的锄奸工作，给予土匪、奸细以沉重打击。3个巩固区均成立了完全小学，大多数乡成立了公办初级小学，还创办了7所冬学，进行了国防教育。固北县委还派出干部深入游击区，领导群众与国民党当地区乡长进行了反摩擦斗争，通过有理有节的谈判斗争，建立了统一战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省改为陕甘宁特区，固北县归属庆环分区管辖。这时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固北县改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民主政府。各级政府加紧组织生产，支援前线抗日。1938年春，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决定撤销固北县治，原辖区域分别合并于环县和固原县，该县实际存在一年零十个月时间。

（六）中共固原县工委与中共固原县委的建立

1936年6月，西征红军红一军团第四师解放了固原县的三岔、殷家城、马渠、孟庄、演武和镇原县的方山、黑渠口等乡镇。同年9月，红二十九军一部驻军三岔，开始进行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苏区的工作。10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建立固原县党的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固原县工委），李廷序任书记。工委领导机关设在三岔，设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部，对外称三岔抗日救国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中共三岔区委会，下设三岔、白家川、安家川和马渠四个乡苏维埃政府。1937年3月，因红军西路军受挫，中央军委决定：原定援西军在固原、西峰、镇原就地休整。休整期间，由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科长张国生主持，召集各界人士在固原城子杨家召开了固原县东区联保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红二十八军向大会赠送锦旗一面，上书“团结御侮”“四个大字。驻地红军还协助固原县工委在麻子沟圈、红河、任湾、海巴、石家沟口、峁家堡子、城子杨家、上王家建立了8个乡级人民抗日救国会；在陈家坪组织起了农民协会。这些抗日群众组织，在固原县工委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动员工作。

1937年7月，陇东特委决定将固原县工委改为固原县委，县委机关仍驻三岔，设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部，辖两个区委、7个乡支部和8个乡级抗日救国会。1938年10月，各区、乡抗日救国会统一改称抗敌后援会。到1940年5月，上级决定撤销固原县委，建立平东工委，统一领导镇原、固原两县党的工作。

红军西征，先后攻占了同心县城、关桥堡、高岩等地，并初步得到巩固。由于西征野战军不怕疲劳、英勇善战、紧密配合、发动群众，仅1个多月时间，除马鸿逵占据的银川、马鸿宾和东北军驻防的固原外，宁夏东部大片土地即为红军占领，初步形成一块与陕、甘边根据地相接，新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五、组建回民独立师

1936年5月，西方野战军为了尽快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搞好民族关系，创建回族同胞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回民自治政府，在红军各战斗团中都先后成立了回民工作团，专门研究回民地区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红一、红十五军团都成立了回民战斗团，配备受过教育的回民干部担任教员。红军西征的区域是西北，而西北又是回族聚居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地位。在这一带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广泛宣传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抗日运动，打击国民党中亲日的顽固派，驱逐日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为此，红十五军团在攻战宁条梁之后，经红军总部批准，于1936年5月下旬，在陕北三边宁条梁正式成立了回民独立师。师长由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由红一军团政治部科长欧阳武担任，李铁民任参谋长。回民独立师成立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军团司令部抽调了一个60多人的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加上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共100多人。

彭总亲自部署独立师的任务：一是扩大地方武装，巩固政权，剿匪反霸，为民锄奸；二是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三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高群众觉悟；四是培养民族干部，以适应回民地区工作；五是打土豪、筹粮筹款，解决红军供给和救济贫民。

回民独立师在做好回民群众工作的同时，还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先后参加了解放王家团庄、红城水反击战和韦州城攻坚战，打击了马鸿逵的军队，取得重大战果。

六、国际友人来宁夏，《西行漫记》震世界

（一）埃德加·斯诺在同心采访，为《西行漫记》填补了大量内容

斯诺在豫旺堡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美国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1936年6月3日，带着简单的行装还有一架照相机、一架摄像机、24盒胶卷和笔记本，怀揣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平乘火车直奔西安。斯诺与海德姆（美国人，中文名马海德）在西安通过董健吾同中共地下党接上关系后，由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1936年7月7日，斯诺与海德姆乘坐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军用卡车到达延安。7月8日到达苏区安塞。斯诺在陕北安塞最先见到的红军高层领导人是周恩来副主席。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海德姆，同他们畅谈了两天。7月10日，斯诺和海德姆告别了周恩来，由安塞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3天后，到达目的地。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窑洞里正式会见斯诺和海德姆，进行了长谈。斯诺在保安采访结束，要到同心前线去。8月1日上午，他和海德姆去向毛主席辞行。临别时，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拍照片，毛泽东主席欣然答应了。在窑洞外，斯诺选好拍摄角度后，发现毛泽东主席的头发很长，又没有戴帽子，他灵机一动，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崭新的缀着红布五角星的军帽摘下，递给毛泽东主席，让他戴上。当时在场的有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笑着对斯诺说，你是在陕北第一个给毛主席戴帽子的人，在场的人都笑了。就这样，一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在一瞬间诞生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于1936年11月14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从此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斯诺在宁夏豫旺堡西方野战军总部，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聂荣臻和肖华等将领。在红城水采访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军团长和红军指战员们，采访两个月，途径十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一天清晨，斯诺和海德姆在豫旺堡城墙上散步，海德姆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斯诺听了赞不绝口。他俩交谈着，不觉地就来到了南城墙上，见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旁边还插着一面红旗，被晨风轻轻吹拂着，上面五星时隐时现，旗杆矛头上的红缨随风摆动，旗套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行字耀眼醒目。这些战士都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他们都很年轻，脸上带着孩子的稚气，十分惹人喜欢，红军首长亲切地称他们“红小鬼”。斯诺望着号兵教练全神贯注的神态，仿佛在战场上吹号一样，他非常满意，赶快按下了快门，摄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抗战之声》。《抗战之声》中的形象是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谢立全。

1936年10月21日，斯诺已在苏区采访了近4个月，在豫旺堡进行了两个星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斯诺把记得满满的几十本采访笔记、日记，拍摄的三十多卷胶卷以及搜集的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带回西安。1936年10月底，回到北平，闭门谢客，夜以继日地整理在苏区的采访笔记。1937年7月，斯诺编辑完成了在陕甘宁苏区采访的书稿，10月，由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命名《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这部书向全世界真实地报告了中国西北升起一颗灿烂的希望之星，这颗星必将照耀中国大地。

《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在伦敦连续出了五版，发行数10万多册。美国兰登出版社翻印后，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不久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意、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二）同心海德姆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祖籍黎巴嫩。1933年，23岁的海德姆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6年8月，海德姆和斯诺一起来到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驻地豫旺堡，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海德姆到豫旺堡后，就施展出他高超的医术。他和红军医生戴济民（回族）、钱信忠一起给群众送药看病。他们不仅为驻地军民服务，还经常走村串户，足迹踏遍了豫旺堡地区的村村寨寨，和群众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海德姆深为他们的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所感动。他生平中一个重大的决定在他脑海里渐渐地形成了。海德姆决定以豫旺堡回族最多的“马”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名马海德，表明了他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从此，红军队伍里增添了一个外国人。马海德入伍后，经彭德怀司令员批准，分配在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专门从事回民工作。当斯诺离开同心返回保安时，马海德又特别关照斯诺，在发表文章时，不能提及他一个字。一是作为外国人，他参加红军不宜公开；二是刚加入红军队伍，他还是普通一兵，没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锻炼，更没有立一点战功，根本没有报道自己的必要。斯诺尊重老朋友的意见，在报道的文章中删去了所有与马海德有关的内容。

斯诺结束对西征红军的采访，返回保安，又经西安回到北平，而与他同来的海德姆却留了下来。从此以后，马海德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海德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50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注释】

[1]于右任（1879～1964），字伯循，陕西三原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1906年去日本加入同盟会。返上海后创办报章，鼓吹革命，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至1922年在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配合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活动。国民党改组时，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驻陕西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参与北伐事宜。后曾长期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年被迫去台湾，1964年病逝。

[2]李子光（1902～1967 ），河北省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的支部书记、特支书记、县委军事部长、县委书记、地委分委书记，地委书记，热河省、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3]李临铭（1902～1959 ），陕西省子洲县双湖峪镇人。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到国民军在兰州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途径银川时，与贺维新等人留下，同国民军中的中共党员马云堃等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任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陕西定边，建立了中共定边县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28年3月被捕入狱，5月获释。1958年以辱骂干部干扰公务、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在服刑期间，于1959年8月病逝，后于1986年12月给予平反。

[4]张东皎，陕西省米脂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运工作。1929年受陕北特委派遣到宁夏，在苏雨生部队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在战斗中牺牲。

[5]杜润芝（1903～1933 ），陕西省米脂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1930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到宁夏恢复党组织，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后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参谋长，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军委书记。1933年在汉中视察工作时被敌杀害。

[6]张德生（1909～1965 ），陕西榆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65 年3月在西安病逝。

[7]梁干臣（1904～1933 ），原名梁德元。山东省乐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洪湖苏区秘书长、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等职。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10月被敌杀害于兰州市。

[8]王森，化名谷景邮、郭同春。山西省临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汾阳县委书记、临河县委书记等职。1934年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宁夏开辟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宁夏特支书记。抗日战争后，在平、津、绥远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丹麦等国大使、国务院参事等职。

[9]刘继曾（1896～1975 ），四川省金堂县人。1925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东特委书记、陕西工农革命军军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北民族学院教务长，宁夏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10]李冲和（1892～1965 ），字融三，宁夏回族自治区惠农县人。新中国成立前任宝丰完小校长、平罗县教育局局长、惠农县参议会议长等职。他利用其合法身份，安置、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宁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甘肃省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参事室主任、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11]《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2]马和福（1893～1937 ），回族，原籍甘肃河州（今临夏），幼年父母即亡，四岁时随祖父逃荒来到宁夏。1936年6月，西征红军来到了宁夏豫旺堡，马和福当选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1936年11月初，红军开始撤离同心城，马和福仍然带着县游击大队二十多名战士坚持斗争。1937年2月底，马和福在豫旺锁家岔因坏人告密被反动民团抓捕、后被送到银川城。马鸿逵亲自审讯，严刑逼供，但马和福忠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又将马和福押回同心，1937年4月3日在同心城西门外残酷杀害。

[13]《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14]《回族人民解放之光———马青年回忆录》，未来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关于筹集支前物资数目，记载不一，尤其是银元、羊只数目。见马青年《红军西征的回忆》，载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编《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1986年版，第130页）：“筹得大烟土一万多两；钢洋（银币）八万多块；羊只二十多万只，二毛皮和老羊皮干衣大衣四千多件。换回布匹五百多捆，棉花五千多斤，粮食就更多了。”《同心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筹集军粮6万余斤，捐献银元8万多块，大烟土1万多两，二毛皮1000多件。换回棉花1000多斤，布匹200多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