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革命与建设历程的介绍

第二节　中共宁夏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一、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1925年8月，五原誓师之前冯玉祥即派西北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途经宁夏开往兰州。当时，在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沿途在宁夏府城、平罗、宁朔、中卫等地多次向群众讲演，散发传单，宣传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们在平罗县城目睹县知事由清朝装束的士兵拥卫其骡车奔驰而过时，愤怒地向群众指出这骡车是口棺材，里面是具皇帝时代的骸尸，它已经死去14年了，并向群众说明中国已是民主主义的时代，“所有皇帝时代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这些宣传对闭塞的宁夏群众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宁夏府城，他们多次到五中、八师给学生讲演，宣传十月革命和国共合作的意义，并以刘郁芬（字兰江）的名义向学校捐款10000余元，成立了“兰江图书馆”，购买进步图书、刊物供师生阅读。鲁迅、蒋光慈、钱杏、高语罕等人的进步作品和《新青年》等刊物，给银川地区的青年学生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

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不仅使银川地区成为北方国民军联军革命较为活跃的地方，而且也成为中国与苏联联系的通道。1926年12月20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总部离宁赴陕前，在宁夏府城设立国民军联军总部后方留守处，领导人为中共党员王一飞。这实际是中共党组织的接待处，地址在今银川鼓楼南街。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时，应他的要求，中共党组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20余名中共党员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工作，邓希贤（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2月，邓希贤、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衡）一行3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宁夏府城，住在后方留守处，王一飞负责接待工作。邓希贤在宁夏府城休整约有两周时间。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宁夏的社会状况及人民生活情况，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情况。1927年2月底，邓希贤、王涤亚、朱逸尘3人在王一飞的安排下，同《中山日报》编辑兼记者刘贯一、西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孔广耀、彭桂林一同离开宁夏府城赴西安。同年3月底，他们到达西安，邓希贤受党组织派遣，与中共党员史可轩等共同主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钱清泉，赴陕北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赴兰州，到刘郁芬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当时，正值国民军联军大部队分批经宁夏开赴陕西之际，急需加强地方工作，支援部队过境。此时，宁夏没有中共党组织，并缺少组织领导干部。因此，尽快建立地方中共党组织，发展本地革命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3]、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工作。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中共党员马云、贾一中等人，在宁夏府城共同成立了宁夏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负责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马云任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书记长（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办公地址设在今银川鼓楼，李临铭和马云住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李临铭曾风趣地对人说：“咱这是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内容。”1926年11月，中共陕北党组织又从榆林、绥德等地派来徐梦周、白雪山、张慕时、马云泽、李秉荣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军联军工作。其中，马云泽、李秉荣由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是银川乃至宁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建立后，先属国民军联军中共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李临铭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军联军宣传队紧密配合，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宁夏府城一度出现了革命的高潮。首先在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了“列宁室”或“中山俱乐部”，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教唱《国际歌》，陈列《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彷徨》《呐喊》《杂感集》，蒋光慈的《新梦》《莫斯科吟》《少年漂泊者》，瞿秋白的《俄乡记程》《赤都心史》，钱杏的《白话新诗》《拓荒》，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进步书籍，供群众阅读。还利用集市组织五中、八师的学生上街贴标语、演讲、画漫画、演话剧。在寒假期间，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使学生通过身边的现实，了解分析阶级和阶级压迫，使之自悟其理，树立阶级斗争的观念，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利用节日、纪念日或重大事件，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激励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宁夏府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员伏龙在玉皇阁上向游行群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号召广大群众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群众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晚上，举行了灯火晚会，各街道张灯结彩，与会者手执灯笼、火把，呼口号、发传单，人心振奋，全城沸腾。5月30日，又举行了五卅国耻纪念日两周年集会，组织各界群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中共党员肖明、伏龙等人还自编自演了话剧《顾正红》，当演到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时，激起了全场群众的无比义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是宁夏府城历史上演出的第一部话剧。

在群众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的基础上，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团体，通过这些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以学生为先锋的宣传队，挨家挨户教育女子放足，男人剪辫子，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落后的社会习俗，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宣传队还发动群众，控诉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伸张民主正义，反对封建压迫。国民军联军为了取信于民，曾枪毙了3名经群众告发犯有贪污勒索罪行的兵站站长。冯玉祥到宁夏府城的当天晚上，就找到道尹邵遇芝的住处，列举平罗县知县王者宾“私吞8000元烟税，随意纳妾，并使其岳父管账”等等，斥责其“用人不知考察”。后又将犯有贪污罪的宁夏县科长董其昌枪毙，将县长张仁纯钉镣关押。在邻近各县，还杀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有力地震慑了地方黑恶势力。

当时水利是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每年春季维修渠道，派夫、派款甚多，农民负担很重。到夏秋用水灌溉季节，又受贪官渠霸敲诈勒索。宁夏道水利局长蔡乐善、渠长蔡芝璧一家长期把持宁夏水利，各地土豪劣绅勾结，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农民深受其苦。农民们在学生的支持下，起诉贪官污吏水霸。为此，由当时国民军联军控制的甘肃省政府派员专程来宁夏整顿水利。根据群众的揭发控诉，查出蔡氏一家的大量贪污罪行，将二蔡判处枪决，并制定了各干渠的浇灌制度，责令水利部门严格执行。贪官污吏受到惩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1927年春，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积极为中山学院选送学员，培养革命骨干。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领导，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为了给宁夏培养革命骨干，从五中、八师选送进步青年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刘廷栋等到中山学院学习。这些青年日后都成为银川地区的进步青年。

大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先属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据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党务工作报告》记载，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有66名成员，其中3人负责党的工作，1人负责工运，1人负责青运，1人负责国运（国民党工作）。另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移交给陕西省档案馆的一份材料《宁夏党组织的创建》（编号第00181号）记载：“当时入党有8人，入团的有三四十人。”经查证核实，当时在银川本地发展的党、团员，多是五中、八师的学生。其中，中共党员有白虹剑、叶松龄、征克非等，共青团员有张子华（王绪祥）、孙殿才（赵忠国）、王子端、李天才、潘钟林等。根据档案材料记载，大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共有党员14名。

1927年4月，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血腥事件，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下，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西安警备司令部接冯玉祥训令，发出严禁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将在冯玉祥部的中共党员礼送出境。至此，持续3年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927年9月，国民党开始在宁夏地区进行“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特别支部书记李临铭等陕西籍同志被迫离开宁夏返回陕北定边，贾午去西安，郭伯瑞回山西榆次。中共党组织为了坚持斗争，决定由贾一中领导银川地区党的工作，以高小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但不久即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发现，令其限期离境。这时，马云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也被驱逐出境。当时已到寒冬，贾一中、马云没有回家的路费，生活非常困难，师范附小教师张得志为贾一中资助路费，并送至宁夏府城外，安全离开宁夏。马云先到平罗，经爱国人士刘堂琛介绍，在宝丰小学临时任教，1928年4月在叶松龄等人的资助下返回北平。大革命时期在银川地区发展的中共党员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

孙殿才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使封闭落后的银川人民受到了一次广泛深入的民主革命教育，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得到很大提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银川地区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宁夏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宁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序幕。

二、中共宁夏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活动

1929年年末，为开展兵运工作，中共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4]等几十名党员来宁夏，在国民党骑兵四师苏雨生部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下辖四个党支部。1930 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和陕北特委先后派杜润芝^[5]、张德生^[6]、梁干臣^[7]、赵子明、王森^[8]等人来宁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任教为掩护，先后四次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分子，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相继领导了“中宁学潮”和未遂的宁夏城“小南门兵变”与“宁安堡护路队兵暴”。

（一）国民革命军骑兵四师中共特别支部

1929年11月，冯玉祥任命马鸿宾为宁夏省政府代主席，同时又任命苏雨生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驻守平罗，负责宁夏防务。马鸿宾由陕西入宁主政后，面临政治涣散杂乱的局面。当时，苏雨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意欲控制宁夏，取而代之。因苏部招兵不管什么党派，按照各人所带队伍多少而委以官职。此时，陕北谷莲舫、石子俊、王子元等地方部队前来宁夏投靠苏雨生，苏一律予以收编。陕北特委此时决定大力开展兵运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决定趁苏雨生扩军之机，利用谢子长、刘志丹同石、王等人的联系，动员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部，进行兵运工作，争取建立革命武装。1930年年初，刘志丹、谢子长、张东皎三人由陕北到宁夏盐池县城，会见王子元，商谈派人加入苏雨生部问题。刘、谢与王是同学，王知道刘、谢是共产党员。刘、谢要求王掩护去该部的共产党员，王要求刘、谢支持他当头头。双方达成默契后，当即将张东皎安排在王子元部十五团，以少校团副的身份在该团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又返回陕北为该部组织动员人员。这时，苏雨生为扩大其势力，派张东皎前往榆林与陕北军阀井岳秀进行联络。张借此机会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苏部情况，并要求多派中共党员到苏部开展兵运工作。张东皎从陕北回部队后，陆续把从榆林中学来的黄育华、李树林及其他数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编入王子元的十五团。接着刘志丹、谢子长又先后带领一部分人员到苏雨生部队。刘志丹被安排在十六团张廷芝部任副团长；九旅旅长石子俊给谢子长以九旅副旅长名义。苏雨生要求谢子长继续招兵组建第十一旅，并给谢以十一旅旅长的名义。谢返回陕北，组建十一旅未果，谢派来准备组建十一旅的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被编入王子元的第十五团。至此，从陕北派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共100多人。后来，有一些党员还在苏部担任了旅、团、营长。根据刘志丹、谢子长的指示，张东皎等人将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组建为学兵队，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学兵队先驻姚伏堡，后又移驻立岗堡，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力量。刘志丹、谢子长安排好学兵队的工作后，仍返回陕北。学兵队的工作主要由张东皎、高岗等人负责。在组建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后又设立军委，姜耀任书记。中共特别支部共有党员30多名，下辖4个支部：学兵队支部、八旅两个支部、九旅支部。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搞兵运工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争取建立党的武装。特别支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

马鸿宾见苏雨生的势力日渐增大，且态度傲慢，恐时间长了对己不利，多次以减轻地方负担为由，电请冯玉祥、鹿钟麟将苏部调离宁夏。1930年5月，因蒋、冯、阎中原大战激烈，甘肃部队东调，冯玉祥令苏率部赴平凉接防。苏部进到固原时，受到甘肃军阀黄得贵部阻击，损失惨重。苏雨生将部队撤到宁安堡时，又受到马鸿宾部的包围攻击，处境十分困难。这时，石子俊、王子元、陈国宾、曹又参等商议决定，将部队带往陇东驿马关，脱离苏部，投靠甘肃省代理主席王祯，被编为雷中田部第八师第三旅，驻防靖远。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其党员也随军离开宁夏赴靖远。

（二）杜润芝恢复和建立中共宁夏组织

1930年8月，原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杜润芝到宁夏，利用同乡同学、宁夏中学教务主任杜立亭的关系，以在宁中任教为掩护，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宁夏的党组织。由于当时陕北党的工作归中共顺直省委领导，杜润芝来宁途经陕北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恰巧宁夏中学英文教师黄执中回米脂接家眷，并受宁中校长徐宗孺之托顺便为该校聘请教师。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派中共党员赵子元、马汉文来宁中任教并协助杜润芝进行党的工作。1930年10月初，原在河南开封一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进步青年何高民等因同当地党组织失掉联系，转由北平来宁夏。何高民通过其亲戚、国民党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的关系，在财政厅当职员，并安排邬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刘梅村在宁夏师范附属小学任教。不久，邬逸民、刘梅村便与杜润芝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在宁中任教的杜润芝、邬逸民、刘梅村、赵子元、马汉文等5名中共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以宁夏中学为活动基地，建立了党的组织，杜润芝为负责人。(www.xing528.com)

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了学运和兵运工作，相继发动、领导了“宁中学潮”和未遂的宁夏城“小南门兵变”与“宁安堡护路队兵暴”。

（三）张德生任书记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1931年2月，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赴宁夏找杜润芝并在宁开展党的工作。张德生绕道内蒙古伊克昭盟于4月辗转到达宁夏省城。这时，杜润芝尚在狱中。在宁夏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帮助下，张德生到狱中和杜润芝会面，向杜说明了来宁意图。杜介绍张与担任宁师附小教员兼宁夏《民国日报》编辑的地下党员刘梅村建立了联系。此后，张德生、刘梅村等利用杜润芝原在宁中的工作基础，继续做青年学生的工作。同年9月，为了取得职业掩护，经得杜润芝同意，张德生以“张博五”之名经人介绍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当了录事。在此期间，他以合法身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普罗文学（ “普罗”是法语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演反帝哑剧，在群众会上散发反帝传单。两个月后，杜润芝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是派张去中卫联系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去兰州会见杜斌丞。张遂辞去录事职务，离开宁夏省城。他到中卫时，李天才因组织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失败被捕，便转去甘肃靖远，与在国民党王子元部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罕言、张东皎等取得了联系，后又与李、张去兰州，同给杜斌丞做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邬逸民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杜斌丞。当时，正值陕西省委指示在王子元部组织兵暴，兵暴后北上占领宁夏。张德生、李罕言、张东皎、邬逸民在兰州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党在宁夏的工作。会议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张德生仍回宁夏开展兵运工作，并联络陕北张廷芝部，配合王子元部攻取宁夏。1932年2月，张德生返回宁夏，向狱中的杜润芝和宁夏师范附小教师刘梅村通报了在兰州开会的情况；与刘梅村发展财政厅科长何高民为中共党员，然后去陕北安边做张廷芝部队的工作，拟请张部配合靖远水泉兵暴后组建的红军游击队攻取宁夏。张德生到安边后，与在张廷芝部的共产党员高宜之取得联系，并谋得在安边高小代课的临时职业，后经安边高小教师、地下女共产党员李慧春介绍，张德生又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干臣接上了组织关系。

同年5月，张德生联络张廷芝部之事未成，经陕北特委同意，与梁干臣一起回宁工作。根据当时党组织已解体的状况，张德生、梁干臣、刘梅村、何高民等7名党员，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张德生任书记，继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8月，张德生接甘宁青特委指示赴兰州。梁干臣因在报上发表《LU慈菇》一文，内有洪湖地区人民支持革命等语，而被宁夏当局以宣传赤色思想为由逮捕入狱。不久，何高民通过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出面说情，梁获释后去兰州。由于梁干臣被捕一事的牵连，刘梅村、何高民身份暴露，处境危急，也离宁回到河南安阳，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又遭破坏。

（四）王森任书记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

1933年8月，中共临河县委遭敌人破坏，县委决定房鲁泉改名赵子明转移到宁夏开辟开作。同年秋，赵子明从磴口县渡口堂出发，经石嘴山、平罗辗转来到宁夏省城，暂住旅店。因他常去南柳树巷《大公报》分馆看报，结识了该报馆负责人刘梦仙，刘让赵到该馆暂住。为站稳脚，赵子明利用懂点医术的条件，经警察局考试领到了行医证明，便在《大公报》馆附近的本立成商号租房挂牌行医。为了工作方便，他又将妻、女从临河接来宁夏省城。他在行医中广交朋友，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条件。1934年初，孙殿英部攻打宁夏，马鸿逵部队伤兵较多，赵子明被征到马部伤兵医院工作。尔后，与常到医院接送伤员的马英才旅上尉副官雷鼎三相识，结为知己。雷向赵表示：要寻找共产党，救民救国。于是赵通过培养后介绍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进步青年尹有年，原为北平大学学生，因对时局不满，弃学到宁夏投亲。他也常到《大公报》分馆看报，与赵在一起谈古论今，每每发泄对时局的不满，表示对革命的向往，赵将尹派往甘肃武威办《大公报》社分销店，后经考验接收入党。赵子明在宁夏站住脚，并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后，遂写信向原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做了汇报。信中说：“宁夏生意好，要不了多少资本，就可以发财致富。”暗示组织再派人来宁开展工作。

1934年5月，王森在北平向绥远省中共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迅速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的要求。刘仁向北方局汇报后，决定派王森到宁夏与赵子明一起开展党的工作。刘仁指示：先成立宁夏省特别支部，待工作有了进展后再考虑组织形式。同年7月中旬，王森返回包头，一边在绥远特委学习文件，一边设法把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原在绥远工作后被迫转移回山西的李德铭和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追捕的女中共党员李清华（李云清）约调到包头。然后，他们3人和从山西带来的进步青年张春生一起从包头乘船，于1934年8月末到达宁夏省城。当天晚上，王森、赵子明、李清华、李德铭等人开会，讨论了工作和生活问题。根据赵子明到宁夏后的工作开展情况，依据北方局指示，决定首先建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雷鼎三任宣传委员，李德铭任委员，李清华任秘书。特别支部的工作以农运和兵运为主。会上还决定，李德铭去兰州开展工作；张春生去武威协助尹有年经营《大公报》分销店；赵子明弃医务农，迁往城郊租地种菜，联系农民开展农运工作；雷鼎三负责兵运工作，先从他所在的马英才旅入手，争取年内建立党的组织；王森和李清华因有多年恋爱关系，组成家庭，住西府井，掩护特别支部机关。不久，赵子明通过熟人关系，几经周折，为李清华找到了在宁夏盐务局长马继德家当家庭教师的职业。王森以养病为由，在家领导特别支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项工作均有所开展。赵子明在城东郊同一些农民建立了联系，在邮政工人和面粉厂工人中先后找到了开展工作的线索，在小学教员中培养了发展对象，在城市贫民中发展了党员。雷鼎三也在部队中培养了两个中下士班长作为组织发展对象。李清华的英文教得很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家长的赏识，她通过家庭教师这个工作也接触到一些中上层人士，得到了党所需要的一些情报。

1935年4月，正当特别支部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李清华在宁夏的消息，电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要求逮捕李清华及与她有关的人员。宁夏宪兵队逮捕了李清华、赵子明夫妇和房东的儿子钟育桐及刘梦仙、雷鼎三等人。王森在卖水果的党员老宋的帮助下机智逃脱，到包头寻找上级党组织。

马鸿逵宪兵队逮捕李清华、赵子明等人，仅凭北平国民党宾兵三团一纸电文，未查出任何证据，不久即释放了刘梦仙、钟育桐和赵子明的爱人。敌人对李清华、赵子明进行多次审问，因无任何证据，不能定罪。1935年12月，马继德出面作保，李清华被释放，仍在马家当家庭教师。赵子明则由他家房东“本立成商号”经理董钟川联合“天宝金店”作保，也于1935年年底出狱。但宪兵队要求他随传随到，不准离开宁夏。未几，国民党南京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宁夏处理磴口县与阿拉善旗划界问题，随同前来的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郭锡山是雷鼎三的朋友，郭去看守所探望被关押的雷，雷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请郭帮助赵子明离开宁夏。郭以《益世报》驻兰州特派记者名义帮助赵子明，使其与家人于1936年2月离开宁夏去兰州。雷鼎三也于此时出狱。

1936年6月，红军西征到盐池、豫旺一带，马鸿逵惊恐万分，下令清查户口，逮捕关押所谓的可疑分子。李清华、雷鼎三再次被捕，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1937年春，才被武装押送到包头后释放。李清华辗转到了浙江金华，雷鼎三到了延安，党在宁夏的组织又解体了。

三、宁夏进步学生群的出现与“宁夏旅平学生会”

1929年冬至1930年年初，由宁夏中学毕业和从西安、兰州转学的宁夏籍学生到北平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等学校上学。由于宁夏学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关心时事和政治，大家虽不在一个学校，但经常在一起活动，因此觉得有必要组织起来。1930年春，由殷占雄等人倡议，成立了“宁夏旅平学生会”。首届委员有殷占雄、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谈尚彦等人。“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宗旨是：联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科学，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学生会还制定了章程。1930年春至1931年夏，先后又有几批宁夏籍学生到北平，有的升学，有的上补习班，有的上高中，均参加了旅平学生会。这时，“宁夏旅平学生会”成员达40余人，他们大都住在私人开设的公寓里。负责人所住的公寓就是学生会会址。在北平汇文中学高中部读书的张子华、在北平弘达学院读书并任中共北平西城区委宣传干事的孙殿才、在华北工会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事宣传工作的李天才等中共党员，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又以学生身份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在他们的影响和组织下，“宁夏旅平学生会”开展了许多有益的革命活动。

（一）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1931年年初，张子华、孙殿才吸收旅平学生会成员袁金章、高尚信、姚启圣、潘钟林、路秉鉴、征克非、吴介凡等12人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对外称“读书会”），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辩证唯物论入门》《现代世界观》等马列著作及进步书刊。学习小组开始在袁金章住所里活动，后改为每周在西城太平湖聚会讨论。学习活动对学生学习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出版进步刊物

1930年秋，“宁夏旅平学生会”为促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习经验，由负责人殷占雄、雷启霖、袁金章、李雨村等合办了油印刊物《银光》，袁金章任主编，张子宽任编辑，中共党员张子华、孙殿才对此积极支持，加以引导。1931年2月，正式出版了第一期。雷启霖撰写“刊头语”，指出创刊宗旨是：“根据团结精神，研究学识，唤起全宁睡民，改造险恶环境，以扬文化，以臻文明。”袁金章以“锦章”笔名写了《目下青年应有的认识》一文，激励青年认清使命，奔向革命的洪流。当时，《银光》刊物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宁夏的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及地方进步绅士等。1931年6月，《银光》第二期刊物对宁夏的政治、教育发表评论，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状，引起了宁夏人民的思想共鸣。一些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写信、投稿表示热烈支持。1931年春，旅平学生会指派谈尚彦、雷启霖回到平罗、宁夏省城为《银光》募捐，秘密进行反对马氏家族统治宁夏的宣传活动。袁金章也回到宁夏省城，联络地方势力，调查农村情况，在学校宣讲三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袁金章等人回宁考察后，组编文章揭露宁夏黑暗的封建统治。《银光》第三期刊登的《期望马鸿宾先生的四件事》《政府与民众》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夏旅平进步青年学生在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出的革命呼声，表明了“宁夏旅平学生会”中进步青年的革命倾向。《银光》进步的、革命的呐喊，引起了统治者极大的惊恐和仇恨。宁夏省政府派人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控告“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旅平学生都是共产党员，《银光》是赤色刊物，并抄附宁夏旅平学生的名单，要求转北平市政府逮捕法办。袁金章1932年8月回到宁夏省城即被马鸿宾扣押。1933年，马鸿逵主政宁夏后，一方面明令禁止《银光》刊物在宁夏发行，一方面对旅平学生会成员进行分化瓦解，《银光》刊物改名为《宁夏曙光》。《宁夏曙光》办了3期即被迫停刊，又更名为《塞北》，只出了一期即被迫于1936年年底停刊。

（三）组织参加革命武装斗争

1931年以后，陕、甘等地不断发生武装暴动，“宁夏旅平学生会”接受张子华、孙殿才等中共党员的意见，主张在宁夏搞武装斗争，并在北平李阁老胡同的一家公寓里专门研究了在宁夏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宁夏籍学生王含章、孙俭也参加了讨论会。会议决定派孙俭到陕北去联络辛亥革命时期在宁夏灵武领导起义的头领高士秀，派王含章到兰州找邓宝珊联系，想借助他的力量，推翻马氏家族在宁夏的统治。由于联络高士秀、邓宝珊一事未成，没有达到目的。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才任同盟军军部支部书记和前委巡视员。张子华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指示，动员宁夏籍学生王子端和潘钟林、苏印泉、苏赓泉、张国柱等先后前往张家口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后因孙殿才随军东进他们没能找到，不得已又去北平复学。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瓦解后，张子华等人又发动宁夏青年参加孙殿英部队，将王子端留在孙殿英部，在党的北方局领导下做孙殿英部队的工作。1933年夏，孙殿英部在长城古北口一带参加抗日失败后撤至绥远西部，拟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联合抗日。蒋介石唯恐冯、孙联合，遂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中共北方局利用这一机会策动孙部进军宁夏，推翻马鸿逵的反动统治，与陕北红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经营西北，于是派共产党员南汉辰、常黎夫、刘继曾^[9]等人到孙部担任顾问和从事政治工作。同年9月，孙部西进，张子华、孙殿才根据党组织指示，动员宁夏旅平学生王子端、谈尚彦、樊应福等人参加孙部，并致信孙殿英，推荐梁绍武、刘复统在孙军进军宁夏时，协助组织地方武装。此时，孙殿英也想利用宁夏地方人的支持，以实现他占据西北的野心，便答应发给枪支，组织宁夏地方武装部队。王子端、谈尚彦、樊应福等人随军一起赴宁，担任联络工作。当孙部到达石嘴山、黄渠桥、平罗等地时，谈尚彦、王子端等人请李冲和^[10]、叶松林等人和在孙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辰、刘继曾等人会面，组织地方维持会，筹集粮草，支援孙军，希望赶走马鸿逵。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还通过孙殿英推荐梁绍武和刘复统打入郭永胜的平惠贺保安团。孙殿英部来宁夏，是蒋介石使用的消灭杂牌军的计谋。孙部到宁夏后，蒋介石又密令朱绍良、胡宗南援助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邓宝珊阻击孙部，加上孙军内部不团结，1934年3月，孙军大败于宁夏省城下，内外交困，只好向绥远西部退却。在孙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随即离开宁夏。

（四）投身爱国革命斗争

“宁夏旅平学生会”中的进步青年在中共党员张子华、李天才、孙殿才的影响和组织下，还参加了社会上的许多革命活动。潘钟林、吴介凡、俞文学、王延龄等参加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团，进行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卧轨斗争，很多同学参加了支援保定师范学生为抗日罢课，天桥、前门等群众突击集会以及贴标语、散传单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的遭军警殴打负了伤，有的被逮捕判刑。中共党员李天才在北平门头沟从事工人运动被捕。敌人使用了酷刑，逼他供出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组织名单、据点和行动计划，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遭敌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1934年5月，中共党员张子华受全总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化装成商人到天津布置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组织营救出狱。

1935年秋，随着抗日救亡活动的高涨，“宁夏旅平学生会”第二次组织起来，继续活动。是年冬，王振刚、张致善、梁飞彪等人，分别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宁夏旅平学生有的参加了南下抗日宣传队，有的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沦陷，他们分批辗转回到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