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革命：辛亥革命响应及历史建设

第一节　宁夏各族人民响应辛亥革命

一、宁夏民主革命组织及其活动

19世纪初，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起义有力地动摇着清王朝统治，社会下层的各种力量也酝酿着推翻清政府的斗争。

西北地区缺少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社会凋敝，人民极端贫困。各种反封建剥削、反外国经济掠夺的斗争表现为秘密结社。因此，会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武昌起义后，会党积极响应，成为西北辛亥革命运动的主体。

宁夏哥老会（会党），是由南方传入的。会党以哥老会中“洪帮”为主。“洪帮”自称为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后裔，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于南方数省秘密活动。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为陕甘总督，率领湘、鄂、皖、蜀各军，进入西北。当时鄂楚各军中会党流行，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兵是会党成员。他们退伍下来，落籍西北各地，少数在衙门供职，也有从事于手工业者，但更多的由于失业而变为流勇。哥老会会员，其民族成分亦甚为广泛，包括汉、回、蒙、藏、满等族。所以，宁夏的哥老会是由湘军流勇和本地民众结合而发展的。

高士秀是宁夏参加哥老会最早、最知名的首领之一，后来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高士秀，字志清，祖籍陕西定边，幼年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受义和团“神助拳”的影响，他参加了“洪帮”哥老会，“喜舞剑，嗜骑射”，练就一身功夫，平日鄙视贪官，济困扶危，深为群众爱戴，誉为“府城英豪”。因参与“反洋教案”，被宁夏官府通缉，遂转往陕北各地以及伊盟、金灵一带进行秘密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因高士秀在陕北、后套、金灵等地的哥老会中资格最老，武功超群，胆识谋略过人，又有众多的“洪门”兄弟，被拥立为“龙头大爷”，即“座堂大爷”。高士秀即以贺兰山为堂名，取“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堂内设上下八部，共有十多个头目，都称“大爷”，并以“四海香”“五湖水”标志为“山、堂、海、水”，意为联合五湖四海“洪门”兄弟，共举义旗，“立国安邦”。

哥老会组织，互不统属，各有“山堂”，但反清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互通声息”，相互联系。如宁夏府城的刘华堂、刘照黎、王俊的“西泉山堂”，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回族）等，同属“洪门”的哥老会头目。据中卫县城发现的“西泉山堂”对联“聚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的内容来看，他们已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略知民主共和的口号。从其革命纲领“血心共立，定国安邦，异族同胞，共立朝纲”也可以佐证。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各地有广泛的联系，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地方性局限。如高士秀的“贺兰山堂”与陕西关中的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通统山堂”、马秉干的“秦凤山堂”，“过往密切，声息相通”。可以说，宁夏辛亥革命兴起，是与陕西哥老会众相互作用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陕西的哥老会、刀会、义和拳等“党羽布渭河一带”^[1]。陕甘两省地域毗连，双方哥老会又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反清斗争中，互相联合，共同组织起事的活动^[2]。哥老会成员，多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流勇，为了生存和反抗官府，只有参加斗争才是“唯一途径”。所以，在武昌起义和陕西革命推动下，入会者日益增加。据记载，武昌起义后，宁夏地区参加哥老会的人“已有会众数千人”。

西北会党组织参加辛亥革命，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引导有密切关系。“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设同盟会分部。1906年，虽然在日本东京成立过陕甘同盟会支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成立甘肃同盟会分会的计划并没有实现。1907年，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曾调驻湖北陆军42标前往伊犁。这支新军的标统，即为著名的革命党人杨赞绪，他统率的这支新军队伍中，革命分子甚多。^[3]自1907年起，同盟会便经常派人至陕甘交通线一带活动，西北民主革命思想才逐渐传播开来。革命党人在甘肃活动比较著名的有刘先质、朱松藩、彭大寿等人。^[4]革命党人在兰州期间，联络会党，发动新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纲领，做了许多工作。革命党人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筹划，在兰州建立了以刘先质、彭大寿任总联络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5]

1911年6月，“西北革命同盟会”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至宁夏开展工作。7月中旬，他们在宁夏府城一方面宣传“同盟会纲领”，并贴出醒目的革命标语和口号，另一方面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绅、学、军、政界有识之士，如胡志笠、田丹屏、夏梓、王俊、刘复泰、袁宗刚、黄连升，以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50余人，加入同盟会组织，并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建立了“宁夏革命同盟支部”^[6]，刘先质任支部负责人。这样，宁夏革命群体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领导，分散的状况有所改变。同时，为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四人，加入宁夏哥老会，被哥老会热情地推举为会党首领^[7]。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使哥老会由一般群众秘密的“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斗争，转向“排满革命”并接受资产阶级革命组织领导的新运动。哥老会组织获得新的目标和生命力，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

“宁夏革命同盟支部”的成立，给宁夏辛亥革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由于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的密切合租，他们利用多种形式，在府城乡镇张贴革命标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扩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深入城乡广大群众，发展组织革命力量，不仅到府城近郊大小清真寺、余家营等地回民聚居区活动^[8]，也秘密串联，争取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宁夏民主革命起义及其失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月余之间十余省相继独立，宣布光复。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新军，在西安发动起义，一举光复古城。西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运动走向高潮。

这时，陕西革命军向西推进，直逼甘肃，甘肃的反动势力惊恐万状。陕甘总督长庚与署陕西巡抚兼督办军务的升允，为挽救清王朝及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一方面策划与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联合，阴谋“万一清廷危急，联络新、甘、内蒙为一气，拥宣统西迁，暂谋偏安，徐图恢复”^[9]，千方百计地防范革命。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反扑，调兵遣将，兵分三路，出兵陕西，镇压革命。一路以固原提督张志行的“壮凯军”十三营出凤翔；一路以原甘肃提督马安良的“精锐军”（俗称西军）十四营和陆洪涛的“镇武军”一营出长武；一路由黄钺、崔正午率马、步五营驻守秦州；并以劝业道彭英甲为前敌营务处，由举人出身著名的顽固派升允亲自统师，向陕西进攻，企图一举镇压陕西革命的力量，扑灭西北革命火焰。

值此之际，陕西革命军政府都督、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以鸡毛传贴，敦促宁夏革命党人、哥老会火速举义响应，牵制甘肃清军。“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响应武昌革命，支援陕西，尽快“举义宁夏，钳制西军攻陕之兵力，切断清廷仅有之西北交通，予清廷以威胁”^[10]。为此，他们联络宁夏镇台衙门教官刘复泰、千总袁宗刚、续备左旗莹官黄连升等哥老会中人，内外结合，定期起义。10月末，宁夏镇总兵张绍先，将其职务交给中营游击赫明堂代理，而他“借请示军机事宜，前往兰州述职”为由，逃离宁夏。11月14日晚，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在府城东岳武庙内召开各方联合的紧急会议，决定次日晚九时举行起义，以哥老会和驻军巡防续补五营为主力，汉、回、蒙各族义士共同参加。会议推举同盟会员刘先质为宁夏民军起义总指挥、高士秀为副总指挥；会议又决定分东西两路：以刘华堂、刘复泰负责指挥西路民军起义，刘照黎、马跃川、王之滨等人协同攻占宁夏府城和平罗等地；以高士秀、高登云负责指挥东路民军起义，孙学文、朱邦科等人协同攻取灵州和横城等地。西路义军在刘华堂、刘复泰等人的带领下，兵分两路，刘华堂一路先行攻打中营游击衙门和续备左营部队营盘，营内官兵鸣枪以示响应革命；另一路义军在刘复泰的指挥下围攻宁夏县衙门^[11]。11月15日，宁夏起义军分兵四路攻府城。由于消息走漏，清军已有防备，双方激战时许，民军被迫退至城北八里桥一带。

同时，高士秀等人亲至灵州，协助灵州哥老会首领高登云、马连弟，组织灵州民军起义。

11月17日，灵州民军兵分三路，宣布起义。当日夜，高登云、马连弟率领民军百余人，率先攻打灵州守备衙门。灵州参将朱某是哥老会会员，在民军攻打州府时，按兵不动，不作抵抗。在朱的影响下，兵丁放下武器，纷纷投诚。起义军未动一刀一枪，便顺利地占领了灵州守备衙门。之后，民军夺取了武器弹药，并收编了一部分清军官兵。起义军占领守备衙门后，百姓纷纷要求参加起义，民军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数百人的革命队伍。

19日，义军宣布成立了灵州革命军政府，高登云被推举为大元帅，马连弟为副元帅，杨忠厚为参军。军政府下设政务、军务、参赞、军需四部，所有义军统一领导，编为五个营。同时，贴出安民告示，申明革命意义，要求军政界“保商”“护民”。前来报名投军者络绎不绝，义军人数猛增至二三千人，城乡秩序井然。

高士秀按军政府命令，于20日傍晚率义军北进攻取横城。横城，位于黄河东岸，为水路交通要冲，亦是灵州和府城的门户。高士秀在攻城之前与驻守清军中的哥老会联系，里应外合，轻取横城。至此，“义军在军事上形成了以灵州、横城、府城三处遥相呼应的犄角之势”^[12]。(www.xing528.com)

灵州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达府城后，宁夏道台孙廷寿，代署镇台（总兵）、中营游击赫明堂，知府庆隆，守城都司多伦岱，宁夏县知县陈元骧等清朝地方文武官员欲负隅顽抗。当时，宁夏府城虽有清军千余人驻防，由于会党在标、绿诸营中甚多，官府亦疑有勾连，不敢调用。遂即一面特请满营副都统常连，于11月18日率领驻防旗兵两千余人，全副武装进入府城，游行示威，炫耀武力；另一面招兵买马，组织新军团练，妄图镇压起义。

灵州光复后，八里桥一带的起义军民，士气高昂，军心大振。11月18日晚，“宁夏同盟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总结首次起义失利教训，重新部署进军计划，再次攻打府城。按计划规定，兵分七路进军，同时，会党首领刘华堂密切与军民配合，亦于19日晚率同党30余人，打入宁夏府城。事先联络好的警兵与镇标士兵持枪加入，左旗步队号官黄连升也率本部鸣枪响应，街道四五百名群众，自动聚合，蜂拥参加，城内外联成一气，起义军里应外合，与清军激战于街巷。宁夏知县陈元骧和知府庆隆，见大势已去，各自逃匿民间。宁夏知县陈元骧及其堂弟陈铁生，星夜逃至距府城40里的通义堡，被立岗堡民军发觉，用乱刀砍死。宁朔县高秉彝，素与哥老会相近，见府城失陷，遂带领全城文武官员，投降民军^[13]。府城激战一昼夜，起义民军全部占领了府城各衙署及兵营，宁夏府城宣告革命成功。此外，起义民军“南路策应队”，还按时攻占了宁夏府城以南的大坝、叶盛、玉泉营等地。宁夏府城光复，革命党人刘华堂即在府城中心钟鼓楼的最高处，悬挂一面大白旗，书写“支那革命大元帅孙”^[14]。为庆祝起义胜利，宁夏府城军民隆重集会，打开仓库赈济贫民、武装民军。

11月21日，“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召开扩大善后会议，推举孙廷寿、胡志笠、吕锡有等10人，筹组临时宁夏革命军政府。同时，推举刘先质、高士秀、高登云、刘华堂、刘复泰、刘照黎、孙学文等十余人为军事委员，负责军政府革命武装的组建工作。推举乡绅张方、吴复安等人，为宁夏咨议局筹备委员。11月23日，各方面代表经过酝酿和协商，“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在宁夏府城原道台衙门宣告成立。军政府下设大元帅、营务处、政务处、度支处、驿传处及城守司、总粮台等政府机构。由于革命党人自觉无主政经验，认为必须有社会威望的人主政，于是，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为大元帅（孙未到任）。

宁夏革命军政府组建了宁夏革命民军，推举刘先质为宁夏革命民军督指挥，刘华堂为副督指挥。下设五标（相当于团）和河东、南路、北路、河东续备四路防军。新政权对泄露军政机密和借用民军名义勒索百姓财物的不法歹徒，予以坚决镇压。如11月28日，宁夏军政府召开会议，将原宁夏城守营都同多伦岱、理事厅同知文升以为满营刺探军情罪，宁夏县典吏曾善全、汉延渠局长王文郁以泄露军政机密罪，均于当夜分别逮捕正法。原宁夏府知府庆隆虽系满族，但在民军起义中尚无危害之举，革命军政府又能区别对待，保护其生命财产。因此，宁夏城乡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盘踞满城（银川新城）的清军，未向民军投诚，对军政府威胁颇大。当时，满营有旗兵2000余人，装备德国造的神枪炮四门，旧式火炮50余门，快炮5000余支，弹药充足，城防坚固。

12月2日，宁夏革命民军向满营驻地发动进攻。刘先质率民军进攻满营，宁夏将军常连竟率千余名骑兵主动出城迎击。民兵多系哥老会成员和新募士兵，既缺乏训练，又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武器不良，战斗力不强。双方交战不久，伤亡30余人，民军就败下阵来。刘先质重整旗鼓，又从各地抽调人马，继续围攻驻守新城的满营，与驻守清军战斗10余天，刘先质在激战中不幸牺牲，民军失去坚强领导，先后伤亡200余人，满营始终未能攻克。

府城和灵州民军起义，有力地鼓舞了宁夏南北各县的人民。平罗县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虎头满街游，百姓发了愁，差役如牛毛，衙役似恶狗，十家九断炊，痛苦何日休。”^[15]百姓的反抗情绪高涨。按照“岳武庙会议”部署，王之滨等人与平罗哥老会首领蒲春山、马跃川、吴大炳、哈明、杨生武、董茂奎等人在平罗县城吴大炳的药铺内聚会，磋商平罗响应武昌、西安起义事宜。会议提出“顺南方，迎南军，杀赃官，除恶霸”的战斗口号，约定11月1日在平罗发动武装起义，旗号“顺南”，起义标志“头包青头巾”^[16]，又规定了联络口令。

10月30日晚10时许，起义军抢了平罗城内的北当铺、南当铺，以及黄渠桥的“永茂”“聚恒”两家当铺，将当铺的棉衣食物，发放给贫户。哈明和王全贞领导的起义军，在宝丰杀了县丞绰号黄疤眼子。11月1日，平罗哥老会首领王之滨、马跃川、蒲春山、吴大炳等人率领县城和四乡的起义军，头包青巾，手持刀矛，有的步行，有的骑着马、骡、驴等走上街头，在大街小巷屋顶上挂起“顺南”二字的方形小白旗，以表示拥护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革命，响应南方的武装起义。平罗清军参将谭华亭、守备金某、千总周尚敏等纷纷逃匿民间，知县李九波将大印交给王之滨。平罗县起义取得了胜利。

11月21日，起义民军在县城东关帝庙内，正式成立了“顺南”政权，即平罗县民军指挥部。蒲春山为首领，推举王之滨为平罗县知县，吴大炳为师爷，马跃川为参将。11月23日，起义的民军纷纷聚集县城南教场，在此筑坛，由蒲春山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坛仪式。

宁夏南部的中卫县也爆发反清斗争。中卫县辖地计有18堡，哥老会著名人物有李武全、吴桂、王怀玉、殷全忠（陕西人）、荆兴泰、卫道（均四川人）、田发（安徽人）、何占彪（中卫人）、徐怀庭等^[17]，会员众多。宁夏灵州、府城、平罗先后取得的革命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卫会党的革命热情，中卫哥老会决定起义。他们将中卫县把守城池用的旧式大炮“将军”“招枪”“长龙”等武器，架设在县衙门口，准备起义。当时任中卫县知县的赵先绅和绿营副将贾鸿增，闻讯哥老会起事，十分惶恐。地方绅士在劝阻起义的同时，暗中和县衙勾结，组织地方民团准备镇压会党起义。这时，中卫县哥老会组织听到兰州马麒率领西军往宁夏镇压革命，怕给群众带来祸端，遂取消起义行动。但中卫县广武地区哥老会组织义军，向驻宁清军发动猛烈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击败了负隅顽抗的清军，占领了广武。

宁夏起义，极大地鼓舞了甘肃各地人民，反动势力十分恐慌。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急忙从攻陕前线的清军中抽调“精锐军”的帮统马麒率领马、步六营，星夜直扑宁夏“剿办”民军起义。长庚利用回汉矛盾，允许西军“敞刀三日”，进行烧杀抢掠。

12月中旬，马麒率领西军抵宁夏广武，与宁夏总兵张绍先所部和地主豪绅民团会合。反动武装兵分两路，东路由马麒部的李自正带领步骑2000余兵力，直扑灵州城和横城等地；西路军由马麒亲自统帅，沿黄河西岸进犯宁夏府城。19日，宁夏革命军政府决定将驻守城郊和围攻满营的民军全部撤回城内，以集中兵力保卫府城，并火速派人向陕北民军郑思诚部求兵救援。20日，马麒与满营清军汇合后，迅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府城，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城中义军首领刘华堂、刘复泰等率众坚守城池，多次打退进攻的西军。张绍先派奸细混入城内，策动民军标统、原清军管带牟宪章和营官王成银、梁伏本等人，率部叛变。他们将民军首领黄连升、李麻花、夏梓等10余人杀害，打开城门投降西军。府城民军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仍奋力抗击，坚持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西军攻破府城，民军首领张少棠、刘复泰、袁宗刚、马四虎等以及千余名民军官兵，都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华堂等各率余部，突围出城，向平罗转移。马麒率领西军突入府城，进行搜杀抢劫，奸淫妇女。在西军的野蛮暴行下，宁夏府城伤亡平民不下1400人。

西军洗劫了宁夏府城之后，11月21日，马麒率领一部西军北上进攻平罗，追击北撤的民军。退驻平罗的宁夏民军，与王之滨、马跃川等所部平罗民军一道，继续北撤至石嘴山。12月23日，西军进平罗城，逢人便杀，见人就砍，“又放火烧毁了从沙家牌坊到岳王庙一道巷的数百间民房，抢掠的财物不计其数，又杀四五十名，仍就到处悬挂人头，奸淫妇女不分昼夜，不管老小”^[18]。知县李九波请求停止杀戮，但得到的回答是：“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19]西军对平罗的血腥屠杀和抢劫掠夺，给平罗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平罗民众被西军屠杀300余人，烧毁民房400余间^[20]。12月27日，马麒在血洗平罗后，又率西军继续向黄渠桥、石嘴山一带追击民军。北撤至石嘴山的民军，内部意见分歧，推举刘华堂为护理大元帅兼督指挥，高士秀为副督指挥，统帅民军东渡，撤往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罗布台地区（今巴彦高勒以东），并派人与撤往陕北三边一带的高士秀部联系，以备再战。

东路西军和河东地主豪绅的民团，自广武出发后，水陆并进，直扑灵州城和横城。横城是府城与灵州的联络纽带，当西军与地主民团剿杀横城的消息传来时，高士秀指挥所部民军，积极加强防守。西军进抵横城占据黄河渡口，切断了横城与宁夏府城和灵州通路，将横城包围，以猛烈的炮火发动进攻。驻守横城的民军虽有近千人，但多是临时应招的群众，武器低劣，且敌我力量众寡悬殊。高士秀决定弃守横城，突破重围，率民军到金积、吴忠等阻击西军，并转战花马池（今盐池县境）。当他进到三边地区后，接到宁夏军政府的命令，让他率部北上鄂尔多斯（伊克昭盟地区）的罗布台会合。于是，高士秀便立即率师北上，向鄂尔多斯蒙地进发。在他进军鄂尔多斯的罗布台之前，陕西巡抚升允、宁夏满营将军台布，已抢先派前清蒙古钦差诚寿到罗布台，勾结当地蒙古王公贵族，纠集蒙兵千余人，暗地分散埋伏，袭击刘华堂部，刘华堂所率民军猝不及防，虽奋力抗击，但多遭杀害。

12月下旬，西军兵临灵州城下，发起猛攻，民军在高登云的指挥下奋勇反击，坚守城池，经过激烈的战斗，西军伤亡惨重，遂变换手法，与民军议和。当时驻守横城的高士秀率部东撤定边，府城民军也北撤后套一带，灵州城处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形势下，同意议和，提出条件是：民军撤出灵州，西军与地主民团不设埋伏；西军与地主民团进灵州城后，不得杀人、抢劫等^[21]。西军首领一一允诺，遂后，高登云率领民军撤出灵州城，前往定边，投靠陕西民军首领郑思诚，寄希望于高士秀所部会合。

高登云率军离开灵州城。次日，西军与地主民团进驻灵州城，一方面发布告示，要百姓各安其业；另一方面又大开杀戒，抢掠财物，恣意杀戮，奸淫妇女，尤以城东北区居民，被惨杀者最多，整个灵州城陷入一片血泊之中。据事后调查，西军和地主民团在灵州城杀害群众约5000多人，尸体被埋于城西的雁虎敦，后人称之为“万人坑”^[22]。

宁夏辛亥革命在反动势力的剿杀下，最终归于失败。但它在西北地区是爆发较早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产生了广泛的革命影响，其意义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