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华夏文明概论：其他宗教概况

第五节　其他宗教

酒泉除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外，境内还有祆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宗教。各种宗教的传播促进了酒泉文化与中原文化、西方文明的交流，也为酒泉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各民族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相互往来交流，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

一、祆教

祆教又称拜火教，是世界上古老的宗教之一，起源于波斯和中亚，相传为琐罗亚斯德所创，故又名琐罗亚斯德教。以礼拜火为主要仪式。约在公元226年前后，波斯国王定祆教为国教，于是在中亚诸国得到广泛传播，昭武九姓各国也随之奉行此教。随着九姓胡的东来，祆教也传到了中国。魏晋以来，河西是胡商最集中的地区，祆教自然在这里传播也较早。北魏时期，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萨宝，原为梵文“sārthavāho”的音译，意为商主、队商之长。后用以称呼祆教的教长。北魏时期凉州已有固定的萨宝官职，显然是因有众多的教徒和火祆祠而设。到隋唐时期，河西境内的祆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代敦煌境内祆教已十分流行。敦煌本《沙州图经》就记有“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敦煌古迹二十咏》中有《安城祆咏》：“版筑安城日，神祠于此兴。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说明敦煌安城的祆祠是版筑该城时兴建的，可见当时敦煌百姓在神祠中祭祆神很普遍。在当时的敦煌地区，祆神简直被民间奉为最高保护神，每日赴祆祠祭祀的人络绎不绝。由祆神崇拜进而形成的赛祆活动成为当地一种民俗。所谓赛祆，是一种祭祀活动，有祈福、酒宴、歌舞、幻术、化装游行等盛大场面，类似庙会。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赛祆风俗记载，如P.4640《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记录了三年的赛祆支用情况，其中，己未年（899）支出的有：七月廿五日，支赛祆画纸30张；十月五日，支赛祆画纸30张。庚申年（900）支出的有：正月十三日，支赛祆画纸30张；四月八日，支赛祆画纸30张；四月十六日，支赛祆画纸30张。辛酉年（901）支出的有：正月十一日，支赛祆画纸30张；二月二十一日，支赛祆画纸30张；三月三日，支赛祆用粗纸1帖；四月十三日，支赛祆画纸30张。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敦煌赛祆活动非常频繁。不仅如此，而且所用纸张酒食等，一般都由归义军衙门供应，其场所则主要在城东的安城祆庙。此外，在东水池也有赛祆活动举办。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尽管没有发现用汉文书写的祆教经典，但却能见到用汉文书写的火祆教咒文，即P.2569《驱傩安城火祆咒文》。这篇咒文中有“长作大唐节制”之语，说明应写成于唐代。咒文中有颂扬敦煌太守的文字，足以表明火祆崇拜已纳入当地的官方轨道，为唐政府的统治服务。显然，唐政府在当地倡导祆教，祆教不仅受到当地胡人的崇信，同样亦受到广大唐人的敬奉。此外，在敦煌还有祆教艺术品出土，如五代至宋初P.4518纸本白画中的神祇画，只是数量甚少。^[17]

由于祆教没有取得官方宗教的地位，主要流行于农村，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融合，最后演变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所以，从宋代以后不再见于文献记载。

二、摩尼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约公元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他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诺思替（Gnostic）教、佛教、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创建了自己的教义、教规和教仪，宣称自己是继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之后的第四位先知，并试图建立一个拯救人类的世界性宗教。

摩尼教的根本教义为二宗三际。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恶。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初际阶段，明暗是分开的。中际阶段，黑暗侵入光明，光明与黑暗斗争，两者混合。后际阶段，明暗重新分开。在摩尼教创立之初，曾得到萨珊波斯王沙卜尔一世的支持，但该教反对生产、生育，这势必会引起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瓦拉姆一世剥皮而死，教徒遂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步向东传入中国。《佛祖统记》卷39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学界多将此年定为摩尼教入华之始，但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时了……中国内地可能在4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18]

酒泉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波斯文化东进中原腹地必经此地。因此，有理由相信摩尼教必然很早就在酒泉地区产生过某种影响。唐朝时期，摩尼教在敦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前期或稍后一些时期形成的摩尼教经卷写本，即《摩尼教残经一》《摩尼光佛法仪略》和《下部赞》等，堪为明证。

约在公元8世纪末，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渗透到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各个方面。回鹘于9世纪中期西迁后，仍以摩尼教为国教，在西域、河西地区广泛流行。到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仍流行摩尼教。与甘州相比，摩尼教在瓜州、敦煌的流行，时间更早一些。成书于10世纪后期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对两地摩尼教流行情况记载如下：

Khaiu（瓜州），为一大城，其中部分居民经商。其政府由中国委派。其居民信奉摩尼教。

Sacu（沙州），属中国，位于山脉与沙漠间，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胜地很多，流水潺潺。其居民不作恶害人，尊崇摩尼教。

在9～11世纪时，敦煌很可能有摩尼寺存在，寺名被称作“大云堂摩尼寺”。^[19]此外，20世纪初，在敦煌还发现了6件写成于9至10世纪间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还出土有用摩尼文书写的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该文献是1907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发现的，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78（旧编号为ch.0015），卷子式，共338行，文字秀美、清晰，包括15项具体忏悔的内容，全篇仅缺开首部分，是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20]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亦遭严重打击，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从而改称明教。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即将来临，故敢于造反，屡有反政府之举。自北宋末年起，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皆曾发生明教造反之事。其后明教又与弥勒教、白莲社相结合，而演变成明代末年之白莲教。明教一词至清代虽已不复见于文献，但“明王”出世之说，犹流传于民间。

三、萨满教

萨满教是蒙古高原及黑龙江流域众多民族信奉的古老原始宗教。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萨满教一直是蒙古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对蒙古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原始社会时期，蒙古人把天地、日月、星宿、火、祖先等自然现象神灵化，从而产生崇拜、信奉、依赖等敬畏情结，萨满教正是在信念寄予神灵自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萨满教主要的宗教活动是祭祀天、祖先、山峰、江河、森林、火等多种神灵，蒙古族称它为博教（蒙古语为“布和朝禄”）。萨满教的主导思想是“天命论”。它把天视为主宰万物的长生天，称为“天父”，相信长生天能够安排一切、决定一切，并有专门的祭祀仪式。蒙古族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萨满教的宗教仪式最初由渥都干（女萨满）主持。信仰的神灵主要是女性，如渥都干腾日——女萨满神等。原始氏族社会转入父系后，萨满转变为男性，但仍然有渥都干存在。

萨满祭祀的天地，为“天父”、“母地”神灵。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教徒们相信“人有灵魂，灵魂不死”。萨满教的祈祷经文、赞歌、曲唱词和祭祀仪式等，是由萨满教徒言传身教的，没有一部典籍记录它的始末源流。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由自发性的原始宗教转变成人为的宗教，继而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至元代时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成体系的宗教世界观。据元代河西地区相关历史资料记载，肃州、沙州等地的分封诸王及其统辖范围内的蒙古人用毛毡、丝绸、木块或青铜等制成各种形态的翁衮偶像，供奉在居住的蒙古包内，这就是蒙古萨满教独具特色的翁衮崇拜。另据蒙古族史料记载，翁衮分为善翁衮和恶翁衮两类。行过大善的人的灵魂成为善翁衮；恶人的灵魂就成为恶翁衮。蒙元汗国统治初期，随着蒙古草原各部落长期割据状态的结束和蒙古政权的建立，二元对立的众腾格里天神逐渐走向统一，出现了统率众腾格里天神的至上神——长生天。总之，蒙古民族的至上神观念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并成为代代承袭的正统宗教观念，对蒙古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意识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3世纪初，藏传佛教得到肃州、沙州等地的蒙古分封诸王及地方官员的崇尚，但这并没有排斥萨满教在蒙古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而且，藏传佛教的影响只局限于蒙古一些贵族的日常活动之中，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所接受，蒙古族的祭祀、占卜等重大活动中，萨满教仍占主要形式。

【注释】
(www.xing528.com)

[1]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图版176，释文310，2317AB。

[2] 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63～65页。

[3] 《魏书》，卷144《释老志》。

[4] 《隋书》，卷2《高祖纪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45～46页。

[5] 《隋书》，卷2《高祖纪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45～46页。

[6] 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7] （光绪）《甘肃新通志》卷30《寺观》。

[8]（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

[9] （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物产》，酒泉县博物馆1984年翻印本。

[10]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1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

[12] 贾学锋：《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45页。

[13] 《重修马蹄寺碑记》，引自甘肃省图书馆藏《东乐县志》第4卷，碑记条。

[14] （明）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卷4《属夷内附·族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60章《肃州》，上海书店，2001年。

[16] 段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释读报告》（续篇），《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17] 参见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0页。

[18] 参见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1～394页。

[19]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

[20] 参见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1～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