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隋唐的推崇

第二节　佛教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约产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印度北部地区，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他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并被誉为佛陀，意为觉悟者。佛教基本教义包括四圣谛、缘起法、四法印、八正道等，注重于解释和探索人生的终极问题和世界本源及其发展问题。佛教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之后，逐渐分裂为许多派别，有部派佛教（又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

佛教大约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三国志》卷30中记载：“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佛教自传入我国开始就受到中国历史环境的影响，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走上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道路，魏晋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由于传入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大系：汉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又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座部佛教。

一、酒泉的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在酒泉主要流传于汉族之中。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在两汉间，随着商业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经中亚、西域传入汉地。酒泉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线，西域大批商旅僧人在此歇脚、休整，准备进入中原的驿站和通道，首先接触到了佛教。初期并没有在这里产生什么影响，经过东汉及三国初期，从三国后期开始，酒泉的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动荡与民族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交锋，北方区域动荡不安。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佛教信众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发展。此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五凉君主，也亟须为自己寻找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惩恶扬善、生死轮回的教义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维护统治。佛教所宣扬的教义正好符合了人们这种精神需求。因此，最终佛教在北方广为流行，并与已经在中国传播的宗教、中国本土原有宗教互相交流。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必经之地，佛教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敦煌、酒泉、武威逐渐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大德高僧，驻锡讲经，翻译佛经，弘扬佛法；民间信众，慷慨布施。这一时期，从西域到中原，沿途各地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3]

这一时期，以丝绸之路为依托，河西走廊形成狭长的佛教塔、窟、寺、庙等分布带，形成敦煌、酒泉、武威等几个佛教中心。仅敦煌文书所见西晋至北周的敦煌佛寺就有：仙岩寺、建文寺、长乐寺、龙泉寺、法海寺、普济寺、阿育王寺、梵释寺、永晖寺。还有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这些石窟和印度、西域石窟一样，修建在偏僻的山谷中。远离城镇，偏僻幽静利于修行。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石窟的大量修建，是和当时敦煌相对安宁的政治经济形势相一致的，也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直接相关。对统治者而言，兴建开凿石窟规模越大，施写佛经越多，似乎就表示自己的“功德”愈高。北魏孝昌年间（525～528），敦煌罢镇置瓜州，首任州刺史东阳王元荣非常佞佛，在他担任刺史的二十多年里，先后在敦煌莫高窟新凿建了许多石窟，以为功德。

五凉时期，统治者多信奉佛教，因此吸引了一批大德高僧，驻留河西，传播佛学，弘扬佛法，对佛教东传起过重要作用。当时从西域进入中土的僧侣，为数众多，或译经论，或弘教理。在佛图澄、道安及鸠摩罗什等高僧的推广下，佛教在酒泉地域得到发扬光大。随着佛教的传播，酒泉、敦煌出现许多高僧。酒泉僧人慧觉，不辞辛苦，跋涉西行，到西域拜师求法。前凉时期，世居敦煌的大翻译家竺法护8岁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从师姓竺，是河西佛学方面的代表人物，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晋武帝时，竺法护曾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晓36国语言和文字，熟谙印度、西域各国字体、发音等，并携带《贤劫》《大哀》《法华》等梵本佛经165部东归，奠定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晋武帝末年（274），他曾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各地僧俗前来从学者达千余人。此后，竺法护开始在各地弘扬佛法，并随处译经。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91部，208卷。围绕译经，竺法护培养出不少高僧。在竺法护的组织和推动下，酒泉、敦煌出现了以竺法护为核心的许多译经团体。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成为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许多胡汉高僧聚集在酒泉、敦煌讲经说法，译经印经，对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公元7～10世纪，随着印度佛教的经院化和密教化，佛教在葱岭以西遭受排挤。由于隋唐两朝的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在中国境内迅速传播。

隋文帝“雅好符瑞”，非常佞佛，认为佛能“生养万物，利益兆人”，^[4]尊佛教为国教。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登基后，即令境内之民听任出家，在河西营窟造寺。开皇十年（590），著名翻译家达摩笈多游历敦煌，后至长安，先后译有《药师经》《起世因缘经》《金刚经》等9部46卷，这些经卷多在河西长期流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去敦煌供奉的隋宗室成员书写的经卷。此时，佛教宗派除已有的禅宗、净土宗外，三论宗、华严宗也开始流传于河西，寺院、石窟的造像艺术也有新的发展。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杨坚下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5]隋文帝以封建王权和封建法律命令来保护佛教造像，提倡佛教事业，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当时佛教及相关文化事业的发展。仁寿年间（601～604），隋文帝三次诏令诸州建舍利塔，派遣沙门中“谙解法相，兼堪宣道者”分送舍利往诸州起塔。仁寿元年（601），亲诏遣僧在敦煌建塔，葬神居舍利。隋文帝又派遣中使至瓜州崇教寺（即敦煌莫高窟）建舍利塔，以推动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兴盛。正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隋代敦煌莫高窟的开窟造像出现了超越前代、规模空前的记录。隋朝立国的37年中，敦煌莫高窟所开凿的洞窟现存有94个，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而且有些洞窟规模十分宏大，绝非一两年能够完成。可见当时敦煌莫高窟各族民众开窟造像、绘制壁画、传诵佛教经典轰轰烈烈的场面及各国各地僧徒相互交流学习的文化大融合情景。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杨广西巡，经陇南至河西张掖，往返历时半年，有众多僧、尼、道士、道姑相随，所经州县大寺，均受巡视，赐钱修葺，并派僧尼讲经说法，佛事活动极为兴盛。

这一时期，保存于敦煌莫高窟隋代的雕塑、绘画艺术品，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现实，为研究敦煌历史乃至隋朝历史，特别是佛教及相关文化发展史提供了真实、生动而丰富的资料。隋代敦煌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唐朝敦煌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初，朝廷两次下诏各地普度僧尼，设僧官掌僧尼事务。在河西，设置的僧官中，现可知姓名者有河西郡僧统洪 ，沙州大蕃国都统三藏法师法成。唐太宗还亲自颁发《佛遗教经》，令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沙州、凉州刺史直接主持石窟寺的开凿和寺庙的修建。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西行取经的玄奘路经酒泉，对当地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路过瓜州时，曾在此讲经说法一月有余。说法地点在东距锁阳城城址1千米的塔尔寺遗址区。遗址区建有大塔1座，小塔9座，寺门南向，东西两侧分置鼓楼及钟楼各一座、僧房数间，院墙平面呈正方形。寺院中心有大型庙宇建筑台基，其北面有一座高14.5米的大塔，用土坯砌成，白灰抹面。塔顶为覆钵式结构。塔形庄严雄浑，十分壮观。20世纪40年代，塔身被俄国人掘开，盗走大量的经卷及字画，数月内，散落的经卷还遍地飘零。贞观十八年（644），玄奘载誉而归，沙州、凉州均举行了盛大的迎接活动，并请玄奘开坛讲经。^[6]

唐载初元年（689），武则天敕赐沙州、凉州《大云经》各一部，并敕令各地修建大云寺。至唐代中期，寺院佛塔遍及河西各地，佛教广泛传播，仅莫高窟开凿的石窟就有126个。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先后占领凉、甘、肃和瓜、沙等州，统治河西地区长达80年左右，吐蕃在河西地区大兴佛事，寺院经济也得到空前发展。在吐蕃庇护下，敦煌躲过了会昌灭佛之灾，使敦煌佛教艺术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不断得到发展和繁荣。吐蕃统治酒泉时期，仅沙州一地就有报恩寺、净土寺、莲台寺、三界寺、兴善寺、永寿寺、金光明寺等14所僧寺，同时还有安国寺、普光寺、灵修寺、大乘寺、圣光寺等5所尼寺，有僧尼近千人。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2年间（786～848），新建洞窟55个。第159、112、360、236等窟都是吐蕃时期的代表窟。窟中塑像造型准确、生动、精巧细腻、比例适度，且大方美观。例如第159窟南北两侧的菩萨塑像，其神态端庄、慈祥、文静，身躯秀美、典雅，活脱脱再现了“菩萨如宫娃的美姿”。另如第112窟，其壁所绘壁画结构严谨，笔墨精湛练达，线条流畅如云，其中乐伎画像“反弹琵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堪称敦煌莫高窟艺术的上品。

唐大中二年（851），张仪潮趁吐蕃内乱之机，起兵驱逐吐蕃，于大中五年建立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建立伊始，佛教备受重视，发展较快。唐咸通八年（867），张淮深继掌归义军政权。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进行限制、诱导和利用。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北大像（今莫高窟第96窟）最初建于武周延载二年（695），窟前建有四层楼阁，到张淮深执政期间，楼阁经历了近200年的风雨，已栋梁摧毁、破败不堪。张淮深为了庆祝自己的“乾符之政”，决定对其进行重修。将北大像外的楼阁由原来的四层扩建为五层，还在北大像附近凿窟一所，即今天的莫高窟第94窟。在94窟完工之时，张淮深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曹氏归义军统治瓜州、沙州的一百多年中，与中原、西域联系的加强，各地僧人频繁往来，促进了各地佛教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很多僧人经酒泉、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随同内地僧人返回中原或随同西域僧人东行，甚至混杂于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频繁出入中原。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将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地方政权中的地位。

这一时期，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较大。在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支持下，当时敦煌的佛教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区汉传佛教的最高水平，对西州和于阗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更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延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大规模建造和重修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礼佛营建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虔诚仰慕的圣地。

甘州回鹘迁居河西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原来被奉为国教的摩尼教虽继续流行，但势力越来越弱，佛教由此取代摩尼教而成为甘州回鹘国最为流行的宗教。甘州回鹘可汗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州，其中不少都在敦煌莫高窟从事佛事活动。敦煌文书记载了节度使府衙经常设酒、支油面来招待甘州回鹘使节及使节赴莫高窟礼佛等事。金山国政权也常派遣佛教高僧大德出使甘州，如P.3633《辛未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中，也有这类内容，说明佛教僧徒在甘、沙州的政治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汉金山国所遣使者中有高僧大德与官府宰相、贵族耆寿同往，而且，在状文中希望甘州回鹘所派遣的回报使者应为“大臣僧俗”。P.2992后晋天福八年（943）《曹元深致甘州回鹘众宰相书》提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派遣僧政庆福和都头王通信携带礼物，出使甘州，以求“结欢通好”。敦煌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记：“释门法律临坛供奉大德沙门庆福一心供养。”这些记载证明了佛教僧侣在回鹘和归义军政权中地位的特殊与重要。

甘州回鹘重佛，在河西地区的诸石窟中也有反映。敦煌石窟中留有不少与瓜沙曹氏联姻的甘州回鹘公主像，如莫高窟第61窟回鹘公主供养像题名为“姊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并有一列回鹘装女供养人像。第100窟也有回鹘公主题名“女甘州回鹘国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该窟除了回鹘装女供养人行列外，并绘有回鹘夫人出行图。108窟南壁有题名曰：“故侄女第十四小娘子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的孙一心供养。”在酒泉文殊山石窟中可以看到不少的回鹘文供养人题名。

西夏政权建立后，一方面不断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崇奉佛教，到处修建寺庙，对其境内的各民族进行思想统治。西夏建国前，佛教就在党项族内部流行。西夏统治者一方面向宋朝求赎佛经，一方面大量翻译刊印经典。从元昊时起到崇宗时止，用53年的时间，译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共820部，平均每年译出67卷，这在我国译经史上和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创举。这些经典的翻译，极大地推动了西夏境内佛教的传播和经典的交流，酒泉境内佛教同样受到重视，并广泛传播。西夏攻占瓜州、沙州之后，对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进行重修和改建，窟内有些壁画也经过重新绘制。西夏在莫高窟新开洞窟17个，重修96个，在榆林窟重修洞窟11个。增修内容有装銮石窟、修造佛像、修建佛寺、清除积沙等。此外，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石窟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都有西夏时期修建和抹壁重绘的洞窟。西夏新建的洞窟形式一般为覆斗形或平顶，也有个别为人字披顶。多数在西壁开一龛，又在窟前营建木构建筑，规模宏伟壮观。(www.xing528.com)

西夏对有名望的僧人封受帝师、国师、法师、禅师等名号，中央和寺院的僧职多由有此名号的僧人担任。西夏还专门制定法律，保护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圣地、佛像及僧人的佛事活动，并施舍钱物，大加赞助。在其大力提倡佛教政策推动之下，佛教寺院和僧人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西夏僧人成为一个不劳而获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特权，僧人不负担摊派杂役，不纳税；僧人犯罪后，可以减免罪刑，可以不受黥刑，寺院环境亦受到法律保护。

元代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成为元帝师，藏传佛教在酒泉境内传播日盛，很多汉传佛教寺院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此时汉传佛教在与藏传佛教的融合下继续发展。

明朝尊崇佛教。明朝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体系。明初对元代毁于兵火的寺院进行修复，并对喇嘛教实行优待政策。到明代中期，佛教在酒泉已十分兴盛。当时，仅酒泉文殊山一带就有寺院300余座。肃州城内寺院也很多。如建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观音寺，建于天顺年间（1457～1464）的弥陀寺，建于隆庆年间（1567～1572）的观音堂等。据明李应魁《肃镇华夷志》记载，明代在肃州卫内建有宣圣庙、城隍庙、玄帝庙、马神庙、关王庙等庙宇15所，建有金佛寺、文殊寺、归华寺、钟楼寺、西峰宝寺等寺院15所，还有众多的祠堂。明代的莫高窟孤悬关外，长期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其“佛像毁坏，龛为沙埋”。^[7]明代在敦煌地区无开凿和修窟活动，只有几条游人题记，记载了他们在莫高窟的活动。明政府二次关闭嘉峪关后，佛教活动逐渐萧条。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据敦煌以后，对佛教教规礼仪异常排斥，以破坏佛教寺院的方式打击佛教和佛教信仰，敦煌莫高窟遭到严重破坏。

清代，酒泉的佛教变化不大，基本保存了明代时的佛教寺庙。清朝初期，实行民族高压政策，激起包括西北地区在内各民族的反抗。乾隆以后，清朝统治者为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逐渐放宽民族宗教政策。酒泉各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并存。寺院靠自有田产、房屋经营收入、政府赏赐、民间信众布施发展。佛教在管理上仍沿用明制，中央设僧录司，各省、府设僧纲司，县设僧会司。清末，因教义通俗化、简易化，信教人只要悉心参悟，既不需要深研很多佛典，也不需要累世修行，甚至连礼佛上供都可以精练，就可以修炼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无论上层人物，还是文化很低的民众都可以成为信徒，使信佛人员和佛教寺院有所增加。汉传佛教首先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为受苦受难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对人们产生实实在在的安慰和激励，从而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其次是它的教规如不淫、不盗、不妄语等，对人们也有一定的教化熏陶作用。同时，通过庙会活动，活跃文化生活，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于社会安定。政府对佛教活动不仅不加限制，还在多方面积极倡导和扶持。因此，晚清时期，酒泉佛教盛行，各县均有庙宇。

肃州，被称为“汉族的肃州城”。^[8]据乾隆时期《重修肃州新志》记载，肃州城内及周围有16处寺院，除此之外，在肃州所属境内，还分布有14处寺院，这些寺院大部分为汉寺，仅从肃州州治所拥有佛寺的数量看，也可看到其佛教发展的规模。当时寺庙有观音寺、弥陀寺、好生庵、延寿寺、钟楼寺、吉祥寺、观音堂、西峰宝寺、文殊寺、归化寺、石佛寺、清泉寺、宝善寺、玉塔寺及西沟寺、金塔寺等。^[9]其中，仅文殊山的石窟寺庙等古建筑共有70余院，360座，有石窟18洞，占地（山崖）约长两千米，素有“小西天”之称，并设僧纲、僧正、僧会各1人。肃州远近数百里之内，各族善男信女，每逢朔望，特别是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四乡八堡，山泽草原，各族教会堂等，赶来文殊山参加佛道盛会。整个山寺人山人海，香烟缭绕，鼓乐齐鸣。坐落于今酒泉中学之内的“钟楼寺”，是肃州城内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它坐北面南，临近西大街，修建在分层筑起的四级高台上。山门内由低渐高依次建有四大天王殿、八大金刚殿、侧座观音殿、卧佛殿、佛祖殿，两旁有三层殿、娘娘殿、药师佛殿、山神殿、土主殿等，还有僧众的居住、炊灶、饮膳的厢房客舍，各殿内都有泥胎彩塑的像生，墙上布满了彩色壁画。寺内一年365天都有高僧主持佛事活动，接待四方来酒泉的“活佛”、大德高僧和其他游方僧侣，成为僧众的聚散地，故称“僧寺”。当时每年的正月初九日“上九会”和五月的端午节期间，寺内除僧众的佛事活动外，其他各族信教民众纷至沓来，香烟缭绕、人头攒动，热闹异常。寺门外还有楼阁叫“玉皇阁”，东侧还有佛、道两教的建筑，寺、庙和庵、观共处其间，和谐有序。其中的药王宫、五圣宫、关帝庙等建筑都建于清光绪年间。至晚清时，肃州大部分寺院为同治年间战火所焚。在清光绪、宣统至民国初年，虽有重建，但总体成衰落趋势。

清代康熙注重经营西北，河西一带渐渐复苏。从雍正至乾隆年间，清王朝通过移民、屯田、垦荒等措施，使敦煌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向恢复，这也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清代在莫高窟开窟极少，主要是对原有洞窟进行重修、重塑。清代在莫高窟开凿的石窟有第10、228窟，重修的石窟有第1、2、3、4、5、7、9窟等27个。清代在榆林窟还开凿有第1、7、8、9、11、37窟，重修第2、3、4窟等30个，占现存洞窟的近90%。另外，在敦煌西千佛洞重修有第7、9窟；在东千佛洞开凿了第1、3、8窟，重修有6、7窟。^[10]清代在敦煌、安西修建的佛寺有沙州城西大佛寺和沙州城西三里大佛寺、安西永宁寺。玉门所属寺院不多，其佛教发展远不及肃州、敦煌。据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玉门县《祠庙》载：玉门县设靖逆卫、赤金所，靖逆卫有佛寺一，即观音寺，在南门外一里，碧瓦朱栏，门外一带长堤，植高柳数十株，类以杏花三四树。初夏开放，映带回环，游人毕集，胡琴羌笛，歌唱喧阗，为塞外名刹。赤金所有佛寺一，即红山寺，城南八里，山上有古洞，塑佛像，不知建于何代。雍正六年（1728），善士募化，起造献殿，并置山门，招僧香烟。又铸大钟鼎，极其壮丽，为赤金第一胜景。玉门人口稀少，且为羁縻外族之所，有重兵把守，佛教发展规模不大，但从仅有的几处寺院看，此地的佛教信仰还是很流行的。

民国时期，敦煌佛教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佛教文物被毁或被盗，并流失海外，佛教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27年，由敦煌商人出资修建莫高窟大雄宝殿，于1935年建成9层楼，成为莫高窟标志性建筑。同年佛教界在酒泉钟楼寺筹备成立中国佛教会酒泉七县联合分会，开展扶持教育、开办诊所、赈济灾民，为支持抗战进行捐献等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酒泉境内有佛教寺庙140多处，僧尼340人，佛教徒5998人。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些佛教经典著作整理出版。1958年，宗教活动被停止。1979年后，相继开放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酒泉念佛堂（今肃州区法幢寺）、敦煌雷音寺等佛教活动场所。2005年后，全市有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13处，执教人员45人，信徒16884人，有县级佛教协会6个。

二、酒泉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

藏传佛教自传入河西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当地佛教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04年，今瓜州县发现西夏时期藏传佛教遗址——坛城，这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坛城之一，也是我国佛教最大的室外坛城。坛城遗址位于瓜州县城东北面，距县城约6千米。坛城坐北向南，外部形状为正方形。正方形坛城墙有两层，分为外墙圈和内墙圈。坛城的正门为南门，东、西、北三面也分别开1门，共有4门。东、西和北面的3个门口，均有瓮城状墙体。东、西两面的瓮城门都向南开，似与正门的朝向有关，对正门有所照应；北瓮城门则向东开启。在外墙之内又有一方形内墙，也呈正方形。在坛城内墙圈正方形的中央，设有一个大的金刚圈。在金刚圈中央，有一方形台基。在方形台基北侧3米处，建一圆形坛基，是安放主尊的位置。从该遗址的形制、规模、建造材料和工艺推断，是藏传佛教密宗的高僧大德们举行大规模佛事活动所留下来的。按藏传佛教仪规，此类立体坛城用于自受灌顶、予他灌顶、修行供养、接受悉地和成办事业等方面。可见西夏时期酒泉境内藏传佛教的氛围是很浓厚的。

蒙古定宗二年（1247）一月，西藏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藏传佛教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萨班携其侄八思巴与恰那多吉来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在古凉州白塔寺与阔端（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当时掌管凉州）进行了著名的“凉州会晤”。“凉州会晤”的结果，不但使西藏正式纳入了伟大祖国的版图，而且也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会谈后先是以阔端为首的蒙古族贵族在凉州接受萨班灌顶皈依了佛教，以后上至皇室，下至蒙古族百姓，都先后皈依了佛教。萨班担任阔端的祭天长老，并一直在凉州、甘州、肃州等地讲经说法。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封藏传佛教喇嘛教首领八思巴为帝师，兼管总制院事并管全国佛教，统令藏族地区政教，在全国推行处于国教地位的喇嘛教，河西喇嘛教日益兴盛。由于萨班等高僧的传教活动，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持，藏传佛教在酒泉地域内得到了快速传播和发展，肃州、沙州等地的一些蒙古贵族开始信奉喇嘛教。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内迁的畏兀儿学者成为沟通蒙古贵族与西藏高僧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众多佛教经典被译成回鹘文。从西藏、敦煌、哈密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来看，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经典都先后被译成回鹘文，又有一些藏文佛经也被译成回鹘文。特别是在至正八年（1348），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率领官员、僧尼、百姓等出资刻立《六字真言碣》（即《莫高窟造像碑》）。该碑的上、左、右三方用梵、藏、汉、西夏、蒙古、回鹘六种文字各刻“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其形式布局及内容等十分罕见。据说“六字真言”经常反复吟诵可以积累功德，待“功德完满”即可得到解脱。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在敦煌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元代中后期，大量僧、俗前往敦煌顶礼膜拜，进香许愿，敦煌莫高窟内留下了他们活动的宝贵资料——游人题记。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的记载可知：第一，元代来敦煌朝圣进香者，远自真定府（今河北省定州）、太原冀宁路（今山西省太原）、四川成都府、晋宁路临汾县，这些地方距敦煌都有三四千里之远，远隔崇山峻岭。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朝圣者能跋山涉水前往敦煌瞻礼。如山西临汾县僧人圆满在4年之内去过敦煌莫高窟两次，其勇气和对佛教的虔诚是难以想象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佛教影响之深远。第二，元代来敦煌朝圣者，多集中于至正年间（1341～1368）。这绝非偶然，主要与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后继者崇尚佛教有一定联系。第三，游人来敦煌多集中于农历三月至九月之间，这主要由于敦煌的气候因素决定的，并且与今敦煌旅游旺季的具体时间相符合。第四，大量人员前来敦煌朝拜，主要目的是焚香许愿，表现出对佛教的崇敬，反映出下层百姓贫苦无助，只好求神佛保佑，以消灾避祸的历史现状，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利用佛教来维护其封建统治，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政治目的。^[11]

藏传佛教传入酒泉以后，由于蒙古贵族和地方官员的支持，皈依藏传佛教的人数日益增多，酒泉境内一些信奉萨迦派的寺院逐渐形成规模。此外，一些寺院由于受到萨班影响而改宗萨迦派，如文殊寺（原属汉传佛教）等，形成以汉、藏结合的佛教思想和艺术特色。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文殊山等元代开凿的石窟中各种造像、壁画和建筑，都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特色。其中，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中保存着最早以表现藏传佛教密宗为内容的“秘密寺”，虽然窟内没有留下原建时代的铭文，但其壁画内容却再现了元代藏传佛教在沙州等地盛行的历史事实。

明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以青海为基地向外发展。永乐十三年（1415），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矢赴京途经河西地区时，曾在今武威宣讲格鲁派教法，这是格鲁派传入河西的先声。明万历六年（1578），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固始汗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后，索南嘉措便在甘、青、川等地传道布教，河西各地留下了他的足迹。索南嘉措到达张掖时，明朝令甘州提督派大军到马蹄寺迎候。索南嘉措在马蹄寺给当地官员们“授予了三要义妙法，在街市上，由翻译用汉语、裕固语、蒙古语口译了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释放了都堂属下牢内的囚徒，新剃度出家为僧者约有一百人”。^[12]之后，索南嘉措抵达肃州，在文殊山居住了三个月，弘扬和传播格鲁派教义，并亲自开挖了一座石窟。明朝认为，“河西习俗，多崇佛教，西番尤为敬……重修马蹄寺，实为羁縻控制之计，岂世之幸福，缴利于神者可列论哉”。^[13]明代藏传佛教对河西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界限，信众除蒙古族、藏族外，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撒里畏兀儿（今裕固族之先民）也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撒里畏兀儿在明初迁居肃州南山，由于地近青藏高原，受藏传佛教影响，明末在今青海祁连县境内建立了其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黄藏寺。祁连山北麓有一些信奉藏传佛教的僧侣进行佛事活动。正德年间“当诸番来附肃州之先，闻有番僧名曰普尔赞者，住居红山观音山口，带领部徒五六人，在于山口内修盖寺院，绘塑泥像。后有飞仙喇嘛，常住乌斯藏，往返勾引，番僧渐多”。^[14]

清代，藏传佛教在当地宗教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酒泉之护国寺、雷音寺、镇国寺、钟楼寺等都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文殊寺的属寺。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壁画中藏传佛教的内容也比比皆是。清政府执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宗教政策，极力扶持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达到了鼎盛阶段。清朝统治者优待僧人，在河西大修寺院，对寺院敕赐匾额，给予极高的礼遇和优待。康熙时，天祝达隆寺守主华丹土登嘉措迎诏赴京为皇帝做佛事，深受器重，被封为呼图克图，并将该寺封为护国寺，赐名“报恩寺”，御赐马鞍一副以及黑金官印、白檀香木官印各一枚，另有文书、圣旨等。康熙皇帝还将天祝华藏寺列为给其诵经祝寿和请领香火粮的护国寺之一，赐给张掖马蹄寺“青莲筏”三字匾额，送金镶紫檀塔一座。同时，由章嘉、土观两位呼图克图奏准朝廷，拨发库银一万五千两，在酒泉西南文殊寺建经堂，赐名“大海寺”，并由肃州府给每名僧人拨发经费纹银三两。清康熙十三年（1674），喇嘛苟·曲结嘉措在肃州官员庶民的请求下，建成了肃州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大寺，第五世达赖喇嘛赐寺名为噶丹磋斯林，并授了印玺。官民信仰者众多，坐夏和定期法会的倡导者托徐塞钦·曲结于法会上建了讲经院，定名为“当纳嘉扬寺”。苟·曲结圆寂后，他的侄子拉仁巴丹曾嘉措任堪布，之后，肃州郭嘉曲结·阿旺拉卜丹、巴浪巴曲结·罗桑龙珠、玛江曲结·阿旺茨成、江英曲结·嘉扬坚赞担任该寺的堪布。以上数任堪布之后由苟夏仲继任，他修建了极为宏大的大经堂，并遵循达波仁波且的教导，建立了神变祈愿法会、法王施食、跳神等。除以上寺院、佛殿外，肃州还有浦仓佛殿、曲科林等小寺院。这些大小寺院所属溪卡有6个部落，其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寺院的发展。除此之外，肃州还有拉吉阿阇黎的戛尔瓦、耶库佛殿、萨迦·班智达足迹殿、善知识佛殿、曲隆多扎喜佛殿、罗桑佛殿等。

清朝后期，酒泉藏传佛教的信仰者主要是肃北蒙古族、肃南裕固族和分散杂居的藏族等民族。肃北蒙古族历来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明清以来，在肃北蒙古族区域建有格鲁派寺院3座，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清朝中后期（约1751），肃北蒙古族先民在色尔腾地方修建了一座寺院，第二世嘉木样大师为寺院赐名为“葛尔丹全胡林”。

民国时期，酒泉藏传佛教的信仰者主要是肃北蒙古族、肃州裕固族和分散杂居的藏族等。至1940年，肃北有格鲁派寺院两座，僧众300余人，其中高僧及宗教上层人士8人，中层人士50多人。民国后期，寺庙毁于战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肃北蒙古族信众于1956年在党城湾镇修建藏传佛教寺庙一座。1958年，宗教活动停止。1966年党城湾喇嘛庙被毁。1988年重修党城湾喇嘛庙，有喇嘛183人，定期进行法会活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