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道教：历史悠久的中国本土宗教

第一节　道教

道教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本土宗教。《道德经》是道教的主要经典，以“道”及“道德”为基本信仰，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虚无之乐，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由此思想出发，道教将“道”衍化为“洪元”、“混元”、“太初”3个世纪，人格化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位最高神，为道教的“三清尊神”。道教的基本教义是长生久视、全性保真，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道教认为，通过修道，使人返璞归真，与道合一，就可以成为灵魂常在、肉体永生的神仙。具体的修道方法有内养功夫和道术。内养功夫主要有清净、寡欲、息虚、坐忘、守一、抱朴、养性、存思等；道术有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神丹、药饵服食、符箓斋醮等。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道教早期有五斗米道、太平道、南北天师道、上清、灵宝、净明、符箓、金丹、武当等许多派别。元代以后，众多的分支逐渐归并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别。

东汉末年，道教传入酒泉。曹魏时期，天师道在酒泉已广泛传播。《敦煌汉简》中收录有一枚道教木简，其正面上书：“仙师敕令三齑都星镇定空炁□”，反面书：“金木水”三字。^[1]据专家考证，这枚木简是非常典型的天师道的符箓，大约为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之物。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道教广泛流行，除上述天师道外，方仙道、黄老道等道教支派都曾在河西传播，其中尤以方仙道最盛。方仙道包括方技家中的神仙，占卜家中的杂占和葬式，均见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这种方仙道在当时的葬仪和镇墓文中均有反映。早期方仙道信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在敦煌莫高窟第249窟（西魏时期）窟顶壁画中绘有西王母、东王公、开明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风、雨、雷、电以及羽人等道教思想的画面。酒泉魏晋十六国壁画墓葬中也多次发现西王母、东王公的图像，最具代表性的当为酒泉丁家闸5号墓中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此外，丁家闸5号墓前室南壁第二层还绘有飞翔的羽人，北壁第二层绘有腾空飞驰的天马。魏晋时期，中原动荡，干戈扰攘，而酒泉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远离中原，社会较为稳定，汉文化传统在此得以保存并延续，因此，这幅羽人图像可以作为魏晋时期羽人图像的代表作品。天马图像和羽人图像一样是汉代传统图像，一般是用来表示升仙成仙的象征图像，为研究河西汉晋之间的道教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中，也有丰富道教塑像、壁画、经籍。

隋朝统一全国后，原在江南地区流行的上清、灵宝等符咒道派，与北方关洛地区的天师道派，在教义与科仪方术上开始交流融合，促进了道教在全国的发展。敦煌遗书中有隋大业八年（612）经生王俦写《老子变化经》官本（S.2295）、大约写于隋代的未知名道书（P.3435）、有关开皇时期应始天尊传《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道教传说的记载（P.2461）等。敦煌写本S.5448《敦煌录》记载，在敦煌西北256里处有石膏山，以出产石膏而得名。“开皇十九年（599），乌山变白，中验不虚，遣道士皇甫德琮等七人祭醮，自后望如雪峰。”

唐朝建立以后，奉行佛道并重的政策，中原文化便伴随着强大的政权力量进一步向酒泉以至更远的地区推广，道教作为受到唐朝特殊青睐的本土宗教，推广的力度相对更大一些。 吐蕃占领酒泉以后，对道教进行打击和压制，道教走向民间。归义军时期，道教重获发展。上海博物馆藏有时属归义军初期的上博8958/2号《敦煌平康乡索铁子牒》，其中讲到索铁子兄索定子，囚盗马而被“合家官收，充为观子户”。“观子户”就是道观的依附人户，表明当时敦煌道教仍有一定的势力。

西夏除把佛教作为国教广泛推行外，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为西夏所信奉，其地位仅次于佛教。西夏政权对道教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西夏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置道士功德司，管理全国的道教事务。《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中，列有上、次、中、下、末五品职司，道士功德司属其中的次等司（二品），仅次于掌管全国行政和军事大权的上等司（一品）、中书、枢密之下，而与殿前司、中兴府、僧人功德司等17个机构同级，可见其品级之高。司内职事官为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2]此外，西夏还在各地道观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道观内的具体事务。(www.xing528.com)

元代道教与佛教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斗争，最后都以道教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其他教派如正一道、太乙教、玄教等在一些的权要者的支持下，也能有一定的影响。全真派创始人金代的王喆提出的道、释、儒三教合一的理论以及教派所主张的“清除去欲，忍耻含垢”，“弱柔为本，清净为基”，以及“屏去妄幻，独全其真”等思想，对处于动乱中的人们来讲，都有一定的吸引力，甚至一些文人也加入其中。在这一形势下，各教派纷纷修造道观、开凿石窟，道教艺术也借此得到发展。当时酒泉主要的道教流派是全真道。元代，酒泉文殊山是河西地区道教传播的重要道场之一。据传，文殊山是因文殊菩萨显圣于此而得名，后经地方政府和民间不断增修，逐渐成为佛、道两家分域修炼聚会的场所，善男信女云集朝拜之地。一些有名的儒士也隐居文殊山学道，并以道人自居。文殊山道教庙会活动主要集中在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和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两个时段。庙会活动期间，今肃州、嘉峪关、玉门、金塔及张掖肃南、高台等地的各族信教群众都前来“赶庙会”。

明朝对道教基本采取保护和扶持政策，明政府在中央设立“道录司”，地方的府一级设立“道纪司”，州县一级设“道正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教管理行政体系，大大地促进了道教的发展。酒泉道教盛行，信教群众增多。

清政府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是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道光十一年（1831）刊《敦煌县志》记载，敦煌城西3里有雍正八年（1730）建西云观，城东南有乾隆五十年（1785）建太清宫。这一时期，敦煌西云观、月牙泉、王母宫、老君庙等道教宫观相继修建，有殿堂住房289间，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庙地360余亩。说明道教之兴盛。

民国时期，道教的信教者自称为龙门派，宗奉长春真人邱处机为宗师，均为正一道派。道教在敦煌有西云观、月牙泉、王母宫、老君庙等道观，全县有道士30多人，信教群众740多人，有殿堂住房289间，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庙地360余亩。1928年，住敦煌三危山的道士王永金，在山顶废址上修建王母宫，有正殿一间，遥对莫高窟，殿堂后建重层阁楼一座。观内有殿宇7座，错落有致；南北斗楼耸立，高峻挺拔，前后垂柳花亭，别有情趣。观内的《西游记》故事彩色悬塑、鲁班窗和花鸟屏风画在当地号称三绝。安西县有药王庙、狐仙庙、桥湾永宁寺、榆林窟、东千佛洞等道观。酒泉县有玉皇阁、上帝庙、火神庙、龙王庙等十多处，东庙、关帝庙、仙姑庙、王母祠、地母宫等有道人修道。文殊山寺有翠云观、牛王宫、五龙宫、灵官殿、药王宫等道教宫观多处。文殊山寺、定湘王庙等都有出家道人。玉门有老君庙、东岳庙、祭公台等道观。民国晚期，酒泉道教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地方政府成立专门的登记处，对相关的道观、道士、道教团体进行登记入册，道教信仰受到保护。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寺观多余的土地予以没收。1958年宗教改革后，道教宫观停止活动，道士纷纷改业务农。酒泉城区及文殊山一部分道观被拆毁。“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部分道观遭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酒泉境内的道教道观逐渐恢复活动。1986年，敦煌市西云观开放，有道士两人，信徒130人。2004年后，酒泉市有正式开放的道教活动场所4处，有道士29人，信徒1068人，敦煌市、金塔县各有道教协会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