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与居延汉简的书法研究价值

第三节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书法研究价值

秦汉之际，是我国各书体形成的重要时期。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属于章草的范畴，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汉简书法用笔自然简洁，章草简册，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具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

在简牍出土以前，金石碑刻书法曾在中国书法史长期占据重要位置。以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为代表的大量秦汉简牍的问世，填补了秦至东汉时期书法史研究的空白，这不仅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实证，而且为研究汉代书法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敦煌汉简的书法研究价值

敦煌汉简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体现了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其结构形式的率意表达，打破了隶书创作结构的规整样式，还原了隶书原始书写造型的过程和面目，揭示了书体在发展演变中的真实性和互补性，给隶书乃至其他书体的结构创作提供了历史的参照。

汉字是书法艺术存在的基本元素，结构是汉字造型的基本形式，不同的书体具有造型规范和形态。敦煌汉简书法除了在书写性上与敦煌写经有相对的一致性外，在结构形态和造型样式上的自然率性与夸张表现，无疑给隶书书体创作带来了新的造型思路和创作契机。长期以来，传统隶书样式推崇汉碑，其造型特点的共性为基本规整的扁长方形，这一基本造型特征给传统的隶书书体形成了一个定式。当大量敦煌汉简重新面世于现当代书法创作者面前时，其肆意的、无拘无束的夸张造型特征，不断冲击着隶书研习者的造型思维，于是一个新型的、轻松的、自由的、书写性强烈的隶书结构造型创作面目悄然出现。

隶书造型的发展和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以敦煌汉简为代表的简书未揭示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隶书结构样式是隶书发展成熟并定性的最终结果。不同类型和不同时期的敦煌汉简在不断昭示并还原隶书形成、发展的基本思路，回归和复议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隶书结构原型，感召并启发隶书创作者在隶书书体结构中的不断联系、不断创新的新思维。这样我们不仅揭示了敦煌汉简在书法创作中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给现当代隶书书体创作者的新型结构样式，追寻了一个文化渊源和语言根据。另外，敦煌汉简结构的原始性，揭开了隶书规范结体的神秘面纱，它告诉我们，除了庄重严肃的庙堂之气外，历史还同时真实地存在着民间书写的基本结构之风，正是庙堂之气和民间之风，完整地构成了隶书结构的真实。今人面对这两种历史真实时，如同面对着两尊神圣的丰碑，在顶礼膜拜的同时，再做出理性的判断，或许庙堂之气应是时代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书体结构的代表。而敦煌汉简的结构面目可视为主流文化和主流书体结构的来源和形成的过程，对今天的书法学习而言，仍具有庙堂之气的神圣价值和意义。

二、居延汉简的书法研究价值

居延汉简具有重要的书法研究价值。

一是填补了秦汉之间书法墨迹的空白。众所周知，在简牍书法出土之前，中国书法史上，汉代以前的著名书迹仅以骨刻、器物铭文和碑刻形式昭世，诸如殷商甲骨文，商周青铜铭文，石鼓文，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刻石等等。至于墨迹可谓凤毛麟角，即或如晋代王羲之显赫的兰亭序，如今看到的也只是唐代留传下来的摹本而已。因此，米芾曾感叹“余阅书白首无魏遗墨”。^[16]可见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在宋代即属罕见，遑论两汉？而居延汉简的出土，填补了秦汉之间书法墨迹的空白，我们可以从居延汉简的篆书中，窥探上溯秦篆之遗意，下开隶书之先声。

二是解答了书法史上西汉书体的悬念。在汉简出土之前，汉代书法墨迹不甚了了，书史资料仅限于东汉晚期的碑刻和摩崖刻石的拓本，诸如《张迁碑》《礼器碑》《石门颂》《西狭颂》深受书家推崇。这些碑刻总体而言，结构严谨、字体规范，是成熟的隶书范本，虽然各具风采韵致，但由于斧凿痕迹明显，抹杀了毛笔书写时鲜活的天然味，“金石味”较浓，其中滋味在书法美学中终归有别。而居延汉简书法的问世，以实物资料展现了西汉书法格局和鲜活的墨迹风采，澄清了西汉书体的争论迷雾，解答了书法史上关于西汉书体的悬念。

三是提供了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居延汉简虽属民间“俗书”，但其天真烂漫的书法韵致和艺术魅力却震撼人心。同时，居延汉简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贡献，它上承秦篆并由秦篆而开创汉隶，或称“古隶”，又古隶开八分（今隶），再由八分创章草、还有介乎隶书与章草之间的草隶等。因此，居延汉简书法又可归纳为篆、隶、章草、草隶四个类型，若从形体结构和用笔上细加分析，则有如下特点：篆书，形体狭长，中锋用笔，平稳圆转多盘曲，在秦篆“玉筋”笔法的基础上，又有大胆的拓展和张扬；隶书，占据延汉简的绝大部分，形体扁阔宽博，用笔方圆兼济，奇正互补，逆劲干练，起笔、收笔中藏露兼施，并时有抢笔。笔画的顿挫、粗细、长短变化莫测，而反差幅度极大。尤其捺、竖笔画的“一意孤行”，藏中有露，厚重滞留中又有意味深长的飞动和延伸，形成独特风范。总之，有一种长枪大戟、横刀立马雄健的气势美以及意态恣肆，妙趣横生、奔放豪迈的韵律美，视觉张力强悍得撩人心目；章草，是由草隶演变成熟的书体，字字独立而意气相连，隶书中的波折强化了章草的力度和厚重，点画随意而精到，字距、行距开合在劲利中透着空灵气息，自由急就，真率朴实，天趣盎然；草隶，是隶书的潦草写法，介乎隶书和章草之间，因其正在向章草演化，故显得生辣，朴拙，虽在书体上有时难以界定，但也有一种随意活泼的蓬勃生机。从以上四个书体类型特点和演变可以看出，居延汉简书法提供了清晰自然的书体发展脉络，开启了后世书体演变的心智之门。

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书法艺术的审美特点

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书法艺术，源于汉代边塞文书档案，是在时代背景、民族精神、地域环境以及戍边将士的人格魅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的书法艺术，有以下审美特点：

（一）粗豪率意

粗豪，是豁达不羁的洒脱；而率意，则是一种果断的大气和豪迈的自信。粗豪率意源于三个方面，即地域、时代、人格。以地域而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书法艺术的创造者，长年累月担负戍边的重任，在月黑风高、金戈铁马的环境中，有时醉卧沙场，但更多的却是血雨腥风。“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尘埃”（高适《蓟门行五首》之二、《答侯少府》）的悲壮生涯，使戍边将士的情感世界变得苍凉而凝重，边塞的关山明月、大漠白云、长河落日的自然景观也给戍边将士的心灵以深刻陶冶，并打上粗豪率意的烙印。以时代而言，汉朝派雄兵猛将筑塞防御，痛击匈奴，遂引出卫青、霍去病酒泉的传说以及路博德筑居延塞，飞将军射杀敌酋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的心境，苍凉沉郁中透着乐观和豪迈，视死如归的悲壮气度升华为捍卫祖国疆土的献身精神，绝非一般文人学士堪比。以人格而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其思想境界，也非投机钻营、沽名钓誉者能相提并论。若论心态，书家既没有为参展而处心积虑制作的负担，也不做名利双收的美梦。试想，戍边将士在戎马倥偬之时，有的只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气概和以身许国、昂扬乐观的爱国情怀。因此，粗豪率意反映了地域、时代、人格的最强音，也谱写了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书法艺术审美特点的主旋律。因此，粗豪率意是居延书法艺术审美特点的灵魂所在，并贯穿始终。其势与神采不让榜书，竖可贯通，横有联络，既为均齐，又宜参差错落的章法，均是在轻松自然的心态下率意写就的。例如“始建国木牍”，是居延肩水金关的出入“通行证”，此简共有两行，寥寥26字，结字扁方，取横势，间有篆隶之结体，波挑中带有八分书之新意，用墨浓重、垂笔长伸，势如长矛大戟，最后三字“如律令”的“令”字，收笔长拖，有一泻千里之势，垂直而下又略向左偏，避免了布白上的均等板滞，在章法中起到了疏密对比，平衡与不平衡的对比，展现了雄浑的气势美和刚健的力度美，其竖笔粗豪率意的表现力，为后世行草书所宗法。又如“居延误死马驹册”，是典型的章草书法，率意为之，毫不造作，有着飞动风发之姿，“启迪了敦煌张芝草书之‘狂’，索靖章草之‘峻’，开拓着草书长河之源头”。^[17]

（二）自然天趣

居延汉简，是戍边将士与西北大自然息息相同的天籁之声，是一种生命力的凸现，是自然的人化，是充满天趣活力的笔墨至宝。因此，自然天趣是居延汉简书法艺术的又一审美特点。

自然天趣，在于天籁，天籁多则朴、则拙，更近于自然；人工雕琢越多就越纤巧、华丽，近于矫饰造作。居延汉简书法中的长竖大捺、结体的大开拓、跌宕变化，豪气纵横，犹如山溪洪流，天边云霞，自在随意，自然流露。居延汉简书法艺术就是一种自然流露，表达了朴实无华的天趣之美。在狭窄的简面上，能小中见大、奔腾无羁，气象万千。在章法布局上，字字独立，又互相照应，字的伸屈、挪让、疏密、开合、粗细、大小等极尽变化，展现了戍边军旅书家群体的智慧和高超技能，其疏朗、放纵、活脱的笔法，给人以气韵生动、古意盎然的自然天趣美。例如纪年简“鸿嘉二年签”、“阳朔五年签”等，上部额首作圆形穿孔，并画有网纹，下边写字。“在用笔结字上有意强调隶书的飘逸风姿，使书体飘而不浮，展拓有度，显示了一种‘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自觉美学追求，尤其是‘鸿嘉二年签’尾‘刺’的末笔，中锋铺豪，尽情推送而又含蓄作收，真像一弯明月水中收，温润晶莹而剔透，使人叹赏不止”。^[18]又如“建武三年签”是一件草隶作品，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反差很大，特别是笔画的夸张和奇逸放纵，“年”字竖画长伸，墨色浓重，章法上“以竖破横，以斜见正，以弧托直，以疏衬密”，充分发挥了视觉张力和跌宕起伏的节奏感，形成自然天趣美的风范，展现出生命本源的活力，这正是艺术永恒的根本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博大境界

书为心画，是感情的寄托，自然也要表达境界。居延汉简书法艺术表达了一种博大的境界，如山花迎春、飞鸿鸣秋，飘荡着高远古朴的风采。居延戍边将士在穷达之际、仰俯之间，以木简记载档案文书的同时，也寄托其感性、性灵，以人生艰辛和血雨腥风的感喟和对历史环境的沉郁思考，与西北苍凉大地自然契合，势必导向内心思想的博大境界。居延汉简书法中精彩的隶书、章草、草隶等皆从大处着眼，并不计较局部如何精妙，注重高亢有力的大的气势，全篇文字，飞动灵活而又大气磅礴。

时代的特色，促成了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的书法艺术在不经意中有一种考究，有一种整齐饱满、古朴浑厚的博大境界。其书法字字遒劲峻利，古朴宽博，气格落落大方，“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迹”，善于乱中见整、整中求变，乱头粗服而生机勃勃，充分展现了书法内涵的博大境界。(www.xing528.com)

（四）墨象之美

书法的墨象之美由意象和笔墨共同体现。居延汉简书法书写工具与现代的狼毫毛笔并无大的区别，笔头大小在小楷之间，不同点是笔杆为实心。至于墨色，用的是丸墨，属天然漆烟、色泽乌黑而发紫光，一经写在竹木简上则历久不灭。戍边将士就是用这样的笔与墨，创造了纷繁多姿、万千气象的墨象之美。居延汉简书法中有两件章草珍品，一是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8～104）的“永元器物簿”，共75枚简相连的册，洋洋洒洒数百字。二是“永光元年简牍”，宽3行，共62字。这两件珍品笔线峻峭利落，中侧锋并用，字字独立而行气贯通，互为照应，沉着痛快、乱中有整，散中有聚，聚中又各具情态，均有一种“混沌里放出光明”的墨象之美。

【注释】

[1]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原文收入《晋书·卫桓传》。

[2] 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3] 徐祖蕃、秦明智编著：《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4]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

[5] 徐祖蕃、秦明智编著：《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影印本，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印行，1981年。

[7] 北京大学内部交流《图录》。

[8]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影印本，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印行，1984年。

[9] 徐祖蕃、秦明智编：《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 黄永武：《敦煌宝藏》影印本，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印行，1984年。

[11] 孙过庭：《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

[12] 吴融：《赠广利大师歌》，《全唐诗》，卷687。

[13] 黄永武：《敦煌宝藏》影印本，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印行，1984年。

[14] 张怀瓘：《文字论》，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09页。

[15] 黄永武：《敦煌宝藏》影印本，台湾新丰出版公司印行，1984年。

[16] 黎泉：《简牍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17] 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18] 刘正成：《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