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蒙元时期是酒泉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酒泉为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交替统治，还产生回族这一新的民族，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民族文化竞相发展的格局。
宋夏时期，中国北方先后出现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政权（916），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政权（1038），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1115）和蒙古人铁木真建立的蒙古政权（1206）等与两宋并存的政权。特别是西夏政权，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酒泉地域先后为甘州回鹘、曹氏归义军、沙州回鹘和西夏所统治。
后梁乾化元年（911）至宋景祐三年（1036），今酒泉市东部的肃州区、金塔县一带由甘州回鹘政权占据；后梁乾化四年（914）至宋景祐三年（1036），今酒泉市西部的玉门、瓜州、敦煌、肃北、阿克塞一带由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宋景祐三年（1036）至宋宝庆二年（1226），酒泉为西夏政权所统治。其中宋景祐三年（1036）至宋熙宁六年（1073），瓜州、沙州一带由沙州回鹘政权所割据。西夏政权统治酒泉 191年，对酒泉的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下，逐渐失去了对西北地区的有效管辖，而甘州回鹘政权、曹氏归义军政权、沙州回鹘政权和西夏政权又互相攻伐，战乱频繁，酒泉在丝绸之路陆路交通中的作用明显减弱，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但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民族文化竞相发展的格局。
元朝也是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的一个重要时期。少数民族中英才卓越之士辈出，他们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不仅撰写了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史学著作，而且各族优秀知识分子通力合作，共同撰写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和佛学著作。他们的许多著述与作品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宝。撰写于13世纪中叶的《蒙古秘史》，是用畏兀儿式蒙古文创作的第一部蒙古族名著，这部史书不仅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而且含有无穷的艺术魅力，称得上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古典名著。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到二十四年（1287）夏由吐蕃、畏兀儿、汉族学者经过仔细对勘，编写出一部前所未有的佛典目录学著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共计10卷。元朝末年，在蒙古族贤相脱脱监修下，各族史学家通力合作完成了三部中国正史《辽史》《宋史》及《金史》。元朝移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华夏文化濡染之下逐渐能用汉文写诗撰文，不少人成为蜚声元朝文坛的佼佼者，为汉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当时国内各民族文人学士之间酬唱往来屡见不鲜，蔚为一代风气。移居内地的色目人，更是涌现出了大批优秀文人。如回回人萨都剌和丁鹤年、葛逻禄人遒贤、畏兀儿人贯云石、康里人巎巎、西夏人余厥等人，声名卓著，文采风流，冠绝一时，都是元朝有名的文人。其中，萨都剌、丁鹤年和遒贤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巎巎和余厥是有名的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而贯云石则是诗、文、词、曲、书俱佳。蒙古族也涌现出了不少有名的诗人，其中最出名的有泰不华和马祖常两人。泰不华著有《顾北集》，所写汉诗，各种体例均能运用自如。马祖常所作诗歌朴实平易，自然流畅，颇具艺术感染力。
元朝少数民族艺术成就可观。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戏剧音乐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元朝是我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乐曲的传播，对元杂剧的兴盛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契丹、女真、蒙古入主中原，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得以大量传入中原，为中原乐坛输入一股刚健清新之气，与汉族固有小调融汇在一起，形成一种新乐调——散曲。散曲作家中，当时最负盛名的有两人，即畏兀儿人贯云石和汉人徐再思，由于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所以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为《酸甜乐府》，并加以刊行。《酸甜乐府》的作品多描写安乐生活和男女恋情，雕章琢句，对仗工整。元杂剧所用曲调与唱腔，主要是继承北曲传统发展起来的。元曲作家中，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窦娥冤》的作者——汉人关汉卿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人，一是女真人蒲察李五，著有《虎头牌》等杂剧12种；一是蒙古人杨景贤，著有《盗红绢》《西游记》等杂剧。他们的作品浅明直率、平实质朴，颇具少数民族特色。元曲中的许多曲名，如“阿那忽”、“也不罗”等，唱词中夹杂的不少蒙语音训语词，如巴都儿（勇士）等，都说明了蒙古等少数民族对元杂剧的强烈影响。杂剧的伴奏音乐也由于输入了少数民族乐器而愈加丰富。除汉地传统乐器外，还有兴隆笙、火不思、胡琴、箜篌、琵琶等少数民族乐器。当时蒙古乐曲很受汉人喜爱，市井中已有善弹唱者。当时各民族的音乐舞蹈相辉互映，彼此渗透，呈现出“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拔胡琴”[1]的兴盛局面。
在语言文字方面，各民族间互相影响、相互吸收表现得也很明显。以蒙古语文为例，原来蒙古“其言语，有音而无字”，[2]“俗无文岌，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3]文化水平较为低下。金泰和四年（1204），蒙古攻灭畏兀儿毗邻的乃蛮部后，开始“以畏兀字书国言”，[4]才有了自己正式使用的文字——畏兀儿式蒙古文。当时有大批畏兀儿文士参与过推行这种文字的活动，这些人被称为“畏兀儿八合赤”（畏兀儿教授）。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认为“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5]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创制的以梵藏字母拼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正式颁行于天下。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有41个，后人称之为“八思巴文”。经朝廷颁行后，八思巴文得到广泛使用，举凡儒家经籍、史书、佛典等都曾以这种文字大量翻译。此外，如公文案牍、碑文、货币等也有不少以这种文字书写与镌刻。尽管后来渐不通用，但作为历史产物，八思巴文具有传播文化、保存语言与历史资料的不可磨灭的功绩。14世纪初，畏兀儿人搠思节斡节儿著成《心箍》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论述蒙古文语法的著作，它对畏兀儿体蒙古文加以改进，制定了规范的蒙古字正字法与正音法，使畏兀儿体蒙古文成为更便于推广的文字。经过改进的畏兀儿体蒙古文经久不衰，沿用至今。
一、回鹘
回鹘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3世纪称为丁零，南北朝时称高车，又称铁勒。铁勒部落很多，回纥仅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北魏时，铁勒族的一支称袁纥，隋朝以后称韦纥。他们游牧于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一带，由药罗葛等九部组成。韦纥人善骑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处于原始氏族制发展阶段。自西汉至南北朝时，韦纥同其他铁勒部落一样，先后受匈奴、鲜卑、柔然人的奴役。突厥兴起后，又被突厥征服和奴役。
唐贞观初年，回纥与薛延陀部联合唐朝攻灭东突厥，在独乐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建起了根据地。贞观二十年（646），回纥酋长吐迷度配合唐朝消灭薛延陀部，吞并其土地、部众，成为漠北唯一的强部和铁勒部落联盟的首领。次年，唐朝在漠北推行羁縻府州制度，以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吐迷度一边接受唐的称号，一边又模仿突厥制度，设立官属，建立回纥汗国。
唐高宗时，回纥助讨西突厥与高丽有功，龙朔三年（663）后，部分回纥获准进入唐朝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定居。唐德宗贞元四年（788），顿莫贺可汗以自己骏健如鹘，请求唐朝改汉字“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此后，回鹘与唐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河西，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于总章元年（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向南迁徙到甘、凉之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占有河西，当地回鹘成为吐蕃部属。唐开成五年（840），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到甘州。唐光化三年（900），回鹘设立牙帐，正式建立甘州回鹘政权。
天圣六年（1028）由李元昊（德明子，1038年称帝）率精兵袭破甘州，甘州回鹘政权灭亡。
回鹘文化兼有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来源于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创制于8 世纪后期，但在漠北回鹘汗国并不流行。公元840 年回鹘西迁河西以后，回鹘文被广泛使用。当时，回鹘民族虽然居于统治地位，但汉族占大多数，所以汉文也是通用的。
沙州回鹘的文学作品多已遗失，现仅存诗歌两首。其中如：“……层。所谓备用品不要囤蓄九十层，那是说我们汗国不让奴隶负担过重多，我们的汗国尚未昌盛，切勿视奴隶无足轻重。所谓栗色种马的笼头上缀有珍珠，那是说他的七十万畜群有福；所有的马鞍都会齐备，尽管他有六十万马驹。所谓战士每天为我可汗征战，那是说他的七十万士兵有福不浅，猎人六十万，每人都有事情可干。约翰书写。”其音节数目比较严整，反映了早期维吾尔诗律的特点。全诗语言优美，比喻生动。
沙州回鹘的民间文学作品现存主要是几首谚语和俗语。如：“隼鸟有九雏，九雏中有一百隼是贪婪的，兽是寄生的。”“大臣的儿子生下来就有学问，鸭雏生来就能找水。”“数万劫年以来，永久神之地一片平静。”“荒山上无豹子，井水中无游鱼。”“宽松的衣服不易穿破，有益的智慧不会消失。”“黄色的金不如黑色的锅，白色的银不如充实的碗。”这些谚语含义深刻，语言生动，朴实流畅，富有哲理，具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和启发作用。它们是在回鹘文化传统的土壤上，经过世代口传，不断加工、补充、发展，经文人记录而流传下来的，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回鹘文书法形体大致可分为写经体、行书体、草书体、刻本体、硬书体、活字印刷体6种。写经体又称楷书体，是佛经中较为正规、严肃的字体形式。该体因多用竹木片书写，所以其笔画圆润、浑厚、雄健，粗细变化不大，横芽及收笔处稍细，整体布局较紧凑。行书体笔画书写较流畅，粗细变化不突出。早期文献笔画较粗，如用毛笔书写，常运用汉人书法的虚实、浓淡变化的技法。后期文献主要是元代文献，但数量很少，因使用羽管笔书写，其笔画较细，粗细变化不大。行书体不难辨读，该体介于写经体和草书体之间。该体既用于宗教文献，也用于民间文书。草书体书写十分自由，笔画粗细、墨之虚实浓淡不受限制，在书法艺术上表现了粗犷、洒脱、柔媚的书风。草书体多为元代之作，且笔画较细密。草书体，在元代既用于宗教也用于民间世俗文献。早期草体多用毛笔写成，有时也使用竹木工具，晚期（元代）草体多用羽管写成。
二、党项族
党项族是6世纪在我国西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党项族统治酒泉时期其服饰既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特色，又接受了中原汉族、回鹘、吐蕃、契丹、鲜卑等民族的影响，兼收并蓄，广收博采。党项人崇尚白色，以紫、红为尊，所以西夏官员大都着紫衣红衣，老百姓只能穿青、绿色的衣服。
党项族在归附唐朝以前，一度为吐蕃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因此，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傈僳、纳西等族同属一种语族。西夏政权建立后，李元昊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加工民间流传的文字，参照汉字形体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的特点主要有：根据汉字部首偏旁创制，借鉴汉字的横、竖、撇、捺、钩、折笔画，而独放弃单个“挑”画不用。如西夏文常把挑和点连写，类似汉字“两点水”的行书写法；一字一音，字形方正，与契丹、女真字相仿，类似“八分字”，共有6000多字；文字笔画重复、雷同的较多，笔画太繁和太简的较少（少则几画，繁则十几画），可谓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方块字。总体而言，西夏文字的笔画非常均匀规范，严谨而美观。
李元昊在创制西夏文字之后，曾大力在国内推广使用。当时，从内蒙古中部、陕北、宁夏到敦煌，从居延、河西走廊到甘南，西夏文字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应用。瓜州县境内曾经发现用西夏文书写的《瓜州审案文书》，就是西夏文字在今酒泉境内得到推广使用的重要佐证。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数量仅次于同时期的汉文题记。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宕泉河东岸的元代喇嘛塔中，发现了三部西夏文佛经，其中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为海内孤本。此件为木刻梵文夹纸本，纸质灰白，柔软细密，页面长20.5厘米，宽9厘米。《观音经》的扉页有双面通栏印刷水月观音图，经文部分分上下两栏，上栏有插图54幅，下栏印刷经文51 面零一行，共有西夏文256行2324字。经书的字体为西夏文楷书，字体肥瘦大小不等，笔画粗细也不相同，但墨色浓浅适度，印刷清晰。说明当时的西夏文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雕版印刷和版画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西夏统治时期，重视教育，大兴儒学，在河西地区行庙学制，修建了许多庙宇，“殿庭宏敞”。这一时期，酒泉境内佛教极为盛行，寺庙建筑有相当规模，敦煌、瓜州榆林窟均有这一时期的壁画，显示了很高的建筑艺术。
三、蒙古族
蒙古族是游牧在中亚大草原到蒙古高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
酒泉境内的蒙古族自蒙元时期延续下来的已非常少，大部分是在清朝中后期和民国时期迁入的。截至2010年，酒泉境内的蒙古族有6216人，占酒泉市少数民族人口的10.02%。其中肃州区381人，玉门市140人，敦煌市56人，金塔县126人，瓜州县1096人，肃北县4408人，阿克塞县9人。2008年，肃北县总人口11403人，其中，蒙古族4389人，占38.49%。(www.xing528.com)
酒泉蒙古人语言系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卫拉特方言。国内外学者一般称之为青海蒙古方言或肃北蒙古方言。由于酒泉蒙古人所居地域与蒙古主体部分相距遥远，彼此往来较少，肃北蒙古方言在历史上经历了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保留了许多方言特点。
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酒泉蒙古族人民创造了富有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的民族文化，主要有民间文学、工艺美术、文体娱乐活动和医术、历算等。
英雄史诗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壮丽璀璨的遗产。它以诗的语言、卷帙浩繁的篇幅，包容万千的内容，描绘了一幅幅古代蒙古族社会壮阔生动的生活画卷，激情洋溢地赞颂了古代勇士们战胜自然、降伏恶魔的动人心魄的伟业，讴歌了他们勇往直前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古代蒙古族人对生命的崇高赞美和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酒泉蒙古族通过口头传承保存至今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中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最为珍贵。肃北蒙古乌呼图勒陶海讲故事能手贾吉雅老人所讲述的《罕秦格勒》就是一部英雄史诗故事。《罕秦格勒》有1600多行，它讲述了罕秦格勒少年时期就立志保护百姓、保卫家乡，与侵犯家乡给万民带来灾难的“蟒古斯”（魔）英勇战斗，消灭“蟒古斯”和“姆斯”（妖），保护家乡和乡亲父老的英雄事迹。《罕秦格勒》这部英雄史诗整理出来之后，引起了省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的瞩目，被誉为“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三个高峰之一”。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肃北蒙古族先民早期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缩影。此外，还有《格萨尔》《江格尔》《格斯尔传》等长篇史诗和许多短小精悍的叙事故事。这些英雄史诗和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牧人在放牧、喝茶，出门远行，走亲访友时娓娓叙说，传承着历史文化。
神话传说是古代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宝库和土壤。在史前时期，由于文字尚未出现，没有被搜集、整理出来汇入专集，只是在一些古代典籍如《蒙古秘史》《蒙古源流》中保存了某些神话传说的片断。此外，在有关北方民族的史书和中外学者的蒙古旅游记中有一鳞半爪的记载，更多的则是流传在人民的口头上，或熔铸在古代民间故事当中。酒泉蒙古族人民勤劳且智慧，民间流传着很多神话、传说和童话。族源神话属于各民族历史的溯源神话，主要讲述本氏族、部族及部落始祖神的来历、社会组织的起源以及谱系等内容，也是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族源神话是原始民族神圣的历史，直接发挥着使组织制度神圣化和巩固现存秩序的作用。族源神话的社会性、历史性比较明显，它代代相传，有的最后形诸文字，蒙古人的远祖历史就是以这种形式流传下来的。这类作品既有历史的影像，又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他们相信神遇、天赐，总说自己的祖先与上天有某种联系，非等闲之辈。这种把现实加以幻化而出现的族源神话传说，绚丽多姿，引人入胜。图腾文化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或部落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普遍存在过的文化现象，蒙古原始人群也是如此。蒙古族图腾文化遗存虽然不像世界上有的民族那样五光十色，遍及各地，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岩画、古籍、史诗、游记，特别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口头作品中留有不少图腾文化的遗迹。蒙古人所崇拜的图腾有狼、鹿、熊、芒牛、鹰、天鹅、树木等等。
民间故事是酒泉蒙古族民间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他们把自己的精神珍品世代相传并创造了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以活的艺术语言记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其内容包括民族历史、生产斗争经验、人生哲理、思亲怀乡、社会风情等，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和情绪，表达了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蒙古族民间故事流传广泛且数量浩瀚、内容丰富，生动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愿望。由于它产生流传的时代久远、地区辽阔，自然地形成了蒙古族劳动人民向大自然斗争、向社会恶势力作斗争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这些故事生动地描绘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的狼虫虎豹、风雪雾瘴、旱涝疫疠作斗争的英雄事迹；表现了他们在统治阶级压榨下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动物寓言故事通过人格化的动物，曲折地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主题鲜明，寓意深刻。还有许多短小精悍、脍炙人口的讽刺笑话，生动地描画出统治者的穷形怪象，对某些人贪婪自私、损人利己的恶劣行迹也进行了揶揄嘲讽。蒙古族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十分鲜明，它那粗犷、质朴、明朗的基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独特的形象画面和清新隽永的语言风格，无不引人入胜，具有夺人的艺术魅力。在形象塑造上，民间故事明显地接受了英雄史诗的影响，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勇敢剽悍，力大无比，见义勇为，意志坚强，一心一意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斗争。许多故事还穿插着大段的诗歌、俗谚、格言、祝词、赞词，对英雄人物、美好事物加以赞美，对丑恶势力进行抨击。这种散韵结合的表现形式，是善于歌唱的蒙古民族心理的形象反映。
祝赞词是蒙古族特有的文艺形式。当牲畜繁殖、毡包落成、新婚嫁娶、婴儿诞生，那口若悬河的“珲锦”（善于辞令的祝颂者），便要为人们祝福、献上吉祥的诗章。在喜气洋洋的宴会上，好客的主人也要首先朗诵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劝客人干杯。这类富有草原气息、以朗诵诗形式出现的祝词和赞词，自古在蒙古族民间流传。它在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上不同于一般民歌。民歌多是四行一节，重叠复沓，而祝词赞词则是一气呵成，长短不拘，不一定讲究严格的韵律，主要是追求口语的自然旋律、朗朗上口，舒展流畅，是一种有一定套式和吟诵曲调的自由诗。
谚语是蒙古族农牧民实践经验的结晶，它短小精悍，在压缩、凝练的艺术语言中蕴含着有益的教训、正确的判断。句式整齐，含蓄隽永，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历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谚语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反映出劳动人民对僧俗封建统治者的憎恨，对不良行为的谴责，表现了他们朴素的阶级意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美好健康的情操。
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善于歌唱，酒泉境内蒙古族的民间乐器主要有雅托克、火不思、马头琴等。
雅托克即蒙古筝。蒙古筝与中原流传的古筝在构造和技法上基本相同，只是流行于内蒙古的古筝所奏的乐曲均为蒙古族民歌和器乐曲。
马头琴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是一种两弦的弦乐器，有梯形的琴身和雕刻成马头形状的琴柄，很受酒泉蒙古族人民的喜爱。除作为独奏乐器外，常用于说唱（蒙语说书）、民歌和舞蹈伴奏或与四胡等乐器合奏。
四、回族
酒泉回族源于唐、宋时期留居在河西的穆斯林商人和贡使。到了元代，大批戍边屯田的回回军士以及贡使、商贾等被安置在甘肃境内并形成回族。
回族基本上使用汉语汉字。但回族在本民族内部交际时，特别是在举行有关宗教仪式、经堂教育和交流思想当中，仍有其本民族的一些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
回族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叙事诗、谚语、说唱等民间文学。
回族民间神话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在内容和语言上有西亚、中亚色彩；二是与伊斯兰教典籍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三是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回族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如《人祖阿丹》《阿丹和好娃》《阿丹和海尔玛》等，一方面受西亚和《古兰经》中安拉造阿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回族人民自己的丰富想象。
回族民间传说主要反映本民族源流和形成的传说，歌颂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杰出人物的传说，以及关于地方风物、风俗习惯和动植物的传说。如《回回的原来》《回回的来历》《灵州回回的传说》《回汉自古是亲戚》，以及有关伊斯兰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传说和元代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明代航海家郑和的传说等等，这些都是回族民间众多传说的代表。
回族故事主要反映回族农民与地主老财等剥削者斗争的故事，回族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故事，有关回民起义英雄的故事等。
回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歌曲和乐器。
花儿俗称山曲子、野曲、情歌、花曲儿等，曲调高亢，节奏明快，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一定格律，一般为4句一节，偶可押韵。流行的曲令有“白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等，旧时花儿多在民间传唱，内容大多为颂扬爱情忠贞、惩恶扬善、反映人民疾苦。
火不思又译作浑不似，属波斯弹拨乐器柳特的一种。其形制如琵琶，有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盖，以皮为面，四弦。元时传入中国，为元朝宫廷宴乐之器。
胡琴形式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拉之。弓弦用马尾制作。元朝宫廷宴乐之器，为中国主要民族乐器之一。
牛头埙是回族民间乐器，又称“哇鸣”。牛头埙制作简单，取材方便，普及性强。回族聚居区七八岁、十一二岁的儿童都喜欢用泥做牛头埙，他们只要有时间，就挖一块胶泥土，用水搅拌揉成泥球，然后做成圆形、鸡蛋形、蝴蝶形、鱼形、牛头形等各种各样的形状，待晾硬后用一根粗铁丝或粗芨芨秆，钻五个小孔。有一个吹口，另有手按的四个小口。
口弦分两种，竹制的长三寸，扯线发音。铁制长一寸半，拨钩发音。口弦两端亦可系上丝穗、珠子等坠饰。口弦主要流行在回族妇女中间。她们往往用弹口弦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羊头弦子的琴身为木制，音箱呈椭圆形，上蒙羊羔皮，琴头饰如羊头。设两个弦轴，张两根丝弦，用拨子弹奏，亦可用姆指弹拨。音调清脆，可用于自弹、自唱或伴奏。
咪咪被称为春天的短笛，是过去回族男子传情达意，抒怀解忧的随身乐器。这种乐器由于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深受回族男子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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