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墓画取材广泛,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
一、生动的农耕业场景
酒泉魏晋墓壁画中农业生产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表现播种、耕作、耙地、耱地、打场等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场景,还有大量表现魏晋时期新式农具、牛耕、畜拉铁齿耙、碎土保墒等先进农耕技术的生动场面。
果园西沟墓画像砖描绘了翻耕整地、播种和收获的农业生产全过程。牛耕图是农耕描绘的重点,为了渲染其宏大场面,在一个墓中就用连续5块画像砖来表现:第一块绘一农夫头束髻发,身着镶黑和红缘的白长衫,左手牵牛鼻缰绳,右手举鞭,赶着一拉钉耙的白色犍牛在耙地;第二块绘双牛拉犁;第三块是单牛犁耕,农夫髻发、着束腰长衫,右手扶犁,左手举鞭吆牛犁地;第四块绘一白一黑二犍牛合力拉一钉耙,农人在后吆赶着耙地;第五块是农人右手持缰,左手举鞭身体前倾站在耱上,赶一犍牛耱地。而与其相邻还有一块绘了一犍牛拉犁,一农夫右手扶犁,左手举鞭在一棵树旁的农田中耕地。
嘉峪关新城1号墓中的耕播图,在一块砖的画面中,表现了耕耘和播种的农事场面:画面从中间分为上下两组,每组前边是二牛抬杠拖犁,一男子扶犁在耕地,下方的男子右手扶犁,左手高举扬鞭;中间各为一女子,左右持盛器,右手挥洒播种;后面一组为耕地的场面,每组也是二牛抬杠拖一耙,各有一男子以右手拽绳,左手叉腰。
4号墓的一幅播种图中,又表现了另外一种生产场面:画面前方为一名丰腴的妇女,左臂下挟持一个植物编织类筐形盛器,向前跨步弓腰、神情专注地在撒种;画面后边为一男子,双手高举木耙类的工具在平地。两者似乎为青年夫妇,因此这可能为当时一个核心家庭在不大的一块土地上简易的播种生产方式。此外,还有其他的耕作方式,如12号墓中的犁耕图,画面中一男子扶犁耕地,犁只用一头牛拖拉。从二牛抬杠到一牛拉一犁的变化,反映的是犁铧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节省了畜力,同时也因为耕得深且窄,有利于防旱保墒,这在河西地区尤其重要。酒泉西沟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其播种的画面也很独特,其中一幅绘一髻发妇女,着交领长裙,身背背篓,右臂前扬在播种,男子着交领长衫,尾随其后,右手持帚在掩埋种子。另一块画像砖绘男子戴白帻着交领短衫,右手亦持帚掩埋籽种。无论画面如何变化、组合,这种在农业生产中的男女分工显然已确定下来。
图8-1 牛耕图
酒泉西沟7号墓魏晋画像砖,在大量的牛役耕作图中还显示出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套牛犁田时即有单牛拉犁亦有双牛拉犁,犁辕均斜弯而上直接套至牛的前肩胛处。虽然双牛套犁图的犁辕用笔显得有些僵硬,但与汉代牛耕图像是有区别的,表明此时已经使用曲轭。犁的结构更为合理,犁箭由犁底近铧处斜上与犁梢相连,使犁的整体构成三角形,轻巧坚固。尖锐的犁铧冠与翻土碎土效率较高的辟土,说明这是一种轻便实用的犁具。西沟5号墓的单牛耕作图更进步,犁箭与底辕相接,在犁箭的中部加有一横木与犁梢接连,使犁坚实又便于控制。这种犁与嘉峪关新城6号墓画像砖牛耕图相近。
酒泉魏晋墓画像砖中,有很多反映耙地与耱地这种生产活动的画面。如新城6号墓两块壁画砖描绘的是衣褐披发的农夫单牛耙地的场景:耙地时,农夫蹲于耙上,风掠发飘。特别是一长发农夫,其头发夸张地向两侧飘起,牛则奋蹄前驱,动感十足。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羌人披发覆面的形象,此处描绘的很可能是羌人。新城5号墓一壁画砖描绘的则是一农夫左手持鞭,右手揽缰,驱赶二牛抬杠牵引的耙在耙地。这幅画面的农夫,头梳髻,着长衫,立于耙上。酒泉西沟7号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绘一农夫驱单牛耙地。与前述披发者相比,这种反映汉人耙地场景的画面,发梢紧贴身体,动感不强,唯有膝部微屈,鞭梢向后扬起,才稍稍弥补了动感不足的缺憾。耱地的画面与耙地大同小异,既有单人单牛,也有单人双牛,只是耙换成了耱,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画面凡衣褐披发者皆蹲踞于耙或耱上,而梳髻长衫者,必立于耙或耱上,这一点在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中也有表现,在其南壁与北壁分别绘有一高鼻深目、戴尖帽、着短衣和衣褐披发者均蹲于十齿耙上,这也许反映了由于民族差异而产生的劳作习惯的不同。牛耙、耢耱等利于在干旱地区耕作的农具普遍使用,如畜拉铁齿耙和耢进行碎土、保墒,正符合河西走廊地区天气干燥,降雨量少而需要保墒的地理特点。充分反映了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
图8-2 耙地图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中,反映脱粒的画面往往是使用一种叫做梿枷的农具,梿枷由柄及敲杆铰链构成,工作中,持柄使敲杆绕短轴旋转,敲击铺于地面上的植物穗荚,使之脱粒。新城5号墓一砖画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劳动场景,但其为了强调工作对象,未将植物铺于地面,而是堆成一堆,以突出动作对象。实际上,梿枷这种农具直到目前在部分地少人多的农村还在使用,只不过敲杆变成了敲板,敲打面积增加,提高了劳动效率。在酒泉魏晋墓的画像砖中,反映打梿枷这种脱粒场景画面并不多见。
图8-3 打梿枷
酒泉魏晋墓画像砖中还有表现扬场与护场的画面。如果园西沟墓表现扬场的画像砖共有4块,其中在同一墓中出的3块画像砖较为突出,绘的是农人扬晒粮食的内容,为了突出扬场时人手众多、粮食丰富,在画面中对农人和粮食堆采取用不同的着装和色彩加以渲染。第一块砖绘农人髻发,着红、黑相间的镶边交领束腰长衫站在粮堆扬晒;第二块绘农人头戴白帻着镶黑边的长衫,扬晒的粮食堆上点画红色;第三块绘农人穿着镶着黑、红色的长衫,在扬晒的粮食堆上绘有较重的深灰色圆点表现粮食品种的差异。这些连续出现的扬场晒粮画面,渲染了当时粮食丰收景象和粮食品种的丰富。扬场与护场的内容,往往与其他相关的劳动场景成组出现,类似连环画。如新城3号墓及5号墓一画像砖分别反映了两种扬场情景,3号墓一画像砖画面右侧为一头戴角巾、着长衫农夫,手持四齿叉,作欲抬臂扬场状,其身前粮堆已很小,在农夫身后,一高发髻、着长衫农妇持簸簸粮,簸前绘麦榖洒落状,这幅画面表现了这对农人的扬场工作已接近尾声。5号墓一画像砖是表现了扬场工作刚刚开始,画面的中间一戴角巾、着长衫农夫,面对齐人高的粮堆,手持四齿叉正奋力扬起,叉间草榖洒落,在农夫身前背后,饲养的家禽正跃跃欲试,做前驱扑食状。与扬场相联系的画面是护场,从出土的画像砖观察,当时的家禽饲养是普遍存在的,但凡有反映农业收获场景的画面,在粮堆的周围,往往出现家禽的影子。如酒泉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描绘在两棵大树之间的空旷场地上堆放着5堆粮食,两只鸡飞奔着经过粮堆,好似被驱赶而受到了惊吓。
图8-4 扬场图
酒泉西沟魏晋墓画像砖中描绘的农户出工时的情景亦十分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当时农家勤于劳作的情景。
荷锨图绘二农夫身着红与黑缘的白长衫,前者头束髻发,后者戴白帻,二人右手握柄荷锨,相随而行。
赶车图表现了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牛车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手持镰刀的农人站在白花犍牛拉的露车上与旁边一手持草杈的农妇相互问候,描绘出农人在劳作时愉快洒脱的神情。
图8-5 赶车图
收工图是用两块画像砖,第一块绘一戴白帻的男子在前,一着裙、髻发女子紧随其后。第二块表现的是两男子,跟在这两夫妇之后,前面带圆顶帽的男子右手提袋,左手拎着灯笼在前,后面的男子双手拿着农具,刻画出了当时在河西走廊农民夫唱妇随的小康农家平静和谐的生活。
自从西汉王朝将河西地区拓入版图以来,经移民屯田后,内地迁入的农耕民族与当地的游牧民族杂居一起。随着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农耕与畜牧生产并举。因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即汉族的农耕业与游牧部族的畜牧业。酒泉魏晋墓画像砖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表现民族的区别,在绘画中对二者的衣着做了细致的区分,形象地描绘了农耕与畜牧差异。通过对不同的民族群体的生产和生活习俗的描绘,形象地反映出当时酒泉农牧杂居、和睦相处的经济社会生活。虽然画像砖不一定原原本本地、一丝不差地对当时生活情景进行描述,但是绘画者就是当时的艺人,其画笔所描绘的场面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环境的。因此,画像砖中所表现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场面,是我们形象认识当时社会的珍贵资料。
二、兴旺的畜牧业景象
酒泉魏晋墓画像砖中,反映畜牧业及狩猎题材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新城出土的与生产活动有关的89幅画像砖中,反映畜牧业题材的就有38幅之多。此类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牧人与牲畜处于同一画面,具体地表现放牧生产状态;另一类是在空旷的场景中成群的牲畜自由觅食,或坞前门旁被拴于树上及槽前的成组牲畜。在这两类题材中,既有单一畜类的画面,也有两种或多种畜类共存的场景。因为农业与畜牧业的空前发展,此时的狩猎,已经不是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画像砖中所展现的狩猎场面多是炫耀骑射技艺或纯属游戏娱乐活动。
牧马是画像砖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从反映马的画像砖数量来看,当时人们很重视马的饲养及繁殖,新城7号墓砖画、西沟5号墓前室西壁群马图都是单一表现马的画面,前者的马是一种静态,而后者马头高昂,马鬃飘起,奋蹄奔驰,十分生动。其中5号墓编号为10的牧马图最靠上的两匹天马,与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特点相似。此种马跑起来前后脚步一致,即两前蹄一起向前,两后蹄一起向后,善于奔跑且速度快。
在坞前门旁井边拴于树上或槽前的马匹,一般是经过精心驯养、便于骑乘的。3号墓编号47的配种图:红色母马与白色红斑公马正在交配。母马表现温顺、害羞,公马则懒散、自在。画面非常注意两马的体态和面部神情,表达惟妙惟肖。这些壁画说明酒泉地区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良马培训基地,为全国提供马源,正因为如此,也使河西地区成为军事要地。
图8-6 牧马图
新城1号墓的二牛二马井饮图,马与牛分别拴于井的两侧槽前,由农夫从井中汲水侍弄,很显然,这种马与放养状态的群马是有区别的。除此而外,酒泉壁画墓及河西地区画像砖墓中大量表现出行场面的题材也充分说明了马的重要性。在河西地区出土的所有画像砖中,马、牛、猪、羊出现的比例大致相同,屠宰牛、猪、羊的场面屡见不鲜,但绝无屠宰马的场景。可见作为骑乘工具,人与马的感情是很亲近的,屠马还是人类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事情。
酒泉西沟画像砖墓中用羊群和马群来表现兴旺的畜牧业生产。绘羊群时连续用了6块砖,并采取了叠画的手法以表现羊只数目的众多。马群图则绘群马威武雄健,抬蹄奋奔。特别是将一位于画像砖右侧的马,仅绘马的前半身,采用这种构图处理,更形象地给人以群马奔跃而出的效果,表现了在宽阔的原野上万马奔腾的气势。西沟画像砖墓中唯一的狩猎图,更是匠心独运,绘有一身着短衣、裤的披发男子,右手持弓左手拿箭站在一群受惊欲奔的羊群旁,向四周观察,极为形象地绘出了酒泉当时农牧混作的经济状况与生活环境。
图8-7 牧羊图
在表现畜牧业的题材中,牧牛与牧羊也是重要的内容。牛不仅广泛用于农耕和运输,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酒泉魏晋墓壁画中大约有十余幅牧牛的场面。从数量看,每幅画面上绘有牛3~7头。从外形上看,有大牛、小牛,有低头吃草的牛、昂首行进的牛和奔驰的牛。从颜色上看,有黄牛、黑牛和花牛。如新城5号墓前室东壁的牧牛图中绘有一牧牛人,右手持弓,左手握箭,注视着前面的7头牛,似乎在吆喝着牛群。此外,壁画中还有很多牛车图像,其中的露车一般多用来载物负重,贫民也有乘坐露车的现象。在有牧人的情况下,牛与羊往往共同出现在一个画面中,以新城1号墓和酒泉西沟墓出土的放牧图画像砖为例,在这两组画面中,牧人仅占画面的最边缘,却以大量的篇幅来表现牲畜的数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为突出表现放牧这样一个主题。在嘉峪关新城1、5、6、7号墓室中都有描绘放养大量牲畜和大型牧场的壁画。典型代表为1号墓编号为32的放牧图:两头牛、12只羊,牧官手持皮鞭,还有朱红色“牧畜”字样,生动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牛羊成群的情景。通过此图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的发达以及水草的茂盛。在畜牧业题材中,经常会在牲畜的一侧有一手持弓箭的牧人,弓与箭分执左右手,一幅警惕的神态,所反映的是牧人保护牛羊不受天敌侵害的情形,与狩猎无关。
魏晋十六国时期酒泉的养鸡业也有一定的规模。嘉峪关新城6号墓壁画“鸡群图”中绘有10只鸡,其中不仅有母鸡,而且还有几只羽毛丰满的公鸡。3号墓编号为38的养鸡图中,画1只公鸡4只母鸡。公鸡挺胸阔步,母鸡们小步跟随,俨然人间一夫多妻的景象。公鸡显现出它出身于富贵人家、洋洋得意的样子。4只母鸡则随着与公鸡的位置不同,姿态也不尽相同。鸡群完全模仿人类的生活状况,画者在这幅画中不但表达出鸡的心理,也含蓄表达着自己内心的一种不平感想,具有很现实的历史意义。与酒泉所处的地理环境相适应,壁画中没有发现鸭鹅等家禽,说明当时与现在一样,河西地区并不适应鸭鹅的养殖。
图8-8 鸡群图
除了马、牛、羊、猪外,画像砖中还出现有狗、骆驼等经人驯养的动物。在魏晋墓画像砖中,骆驼的形象一般都是双峰驼。酒泉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的是在一棵大树下,一只双峰驼和一头驴在树下乘凉。表明当时河西地区已经蓄养了一定数量的骆驼,并用它进行长途运输或作为其他用途。新城5号墓一画像砖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条狂吠不已、几欲挣脱索链的看家犬;另一砖画则表现的是另一种情景:在一座房前,一条龇牙的恶犬,在主人的吆喝及鞭子的威慑下,乖乖地卧于地上,但仍然目视前方龇牙咧嘴作跃跃欲试状。狗的描绘反映出六畜之一的犬在主人家的重要角色:既可以看家护院,又可以消遣娱乐,是人不可缺少的动物朋友和生活伙伴。(www.xing528.com)
狩猎的场面在画像砖墓中出现的比例很高。既有表现豪强地主围猎的壮观场景,也有表现猎手单人单骑百步穿杨本领的画面,还有只画出猎物惊恐逃窜并无猎人的情景。新城1号墓前室北壁就有两幅相关的画面表现围猎的情景,前面一幅3猎人张弓搭箭,返身施射逃兽,而后面一幅是3猎人围堵的场面。新城4号墓一幅射鹿图,策马疾驰的猎人作张弓状,而箭已射中正在逃窜的鹿身,活灵活现地表现了猎手的本领高超。新城7号墓两画像砖则分别描绘了放鹰扑兔和猎犬逐兽的场景。在这些表现狩猎的画像砖中,凡是单人单骑射猎的画面,几乎被逐的动物都已中矢,反映了当时对狩猎技艺的重视。
图8-9 射羊图
三、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
酒泉魏晋画像砖的内容,除上述农业、畜牧业和狩猎等内容外,还有大量反应社会生活的画面,如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宰杀、切肉、揉面、烧火、烤羊肉串、井饮、宴饮、蒸馍、烤饼、炊具等等。这些画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显示了当时酒泉百姓安居乐业和舒适恬静的生活,是魏晋时期酒泉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西沟、崔家南湾、丁家闸、高闸沟、新城出土的墓葬彩绘砖画中,均有许多庖厨宴饮的图画,其中有宰杀猪、牛、羊、鸡等动物的画面数十幅。这些屠宰图间接地反映了畜牧业的兴旺以及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牛、猪、羊、鸡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墓砖画中,猪、羊、牛、鸡等动物的屠宰方式各有不同。
屠牛图均用锤击方法击杀牛,而牛都像是已知将死,极力向后挣脱。新城3号墓前室东壁、5号墓前室西壁、6号墓前室东壁、13号墓前室东壁,均绘有庖丁手持铁锤右手牵牛准备屠宰的场景,4号墓前室西壁绘有一庖丁持刀宰牛的图像。果园西沟7号墓前室东壁,西沟4号墓、西沟5号墓北壁均绘有一庖丁右手牵牛,左手举锤子向牛头砸去的图像。
羊一般是倒悬,前后各一条腿被缚于两根立柱上,往往还处在挣扎状态,屠夫即已开膛活剥。如酒泉高闸沟出土的一块画像砖描绘的是一手持尖刀的屠夫,解剖被屠之羊,血顺着羊头流淌一地,旁边的架上挂满了割下的羊肉,场面十分血腥。嘉峪关新城1号墓前室南壁和前室北壁均绘有一幅庖丁宰羊图。羊四足倒悬,下置一盆盛血,一庖丁正牵羊持刀准备宰杀。3号墓的中室西壁、4号墓前室西壁、5号墓前室北壁西侧、6号墓前室东壁,均有“宰羊图”,画面绘有庖丁持刀准备屠宰一只四足倒悬的羊。酒泉高闸沟和西沟4号、5号晋墓砖画中,各绘有一只羊挂在木架上,一屠夫正持刀剥皮的图像。
图8-10 宰羊图
猪的杀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从头部亦即从颈部开膛破肚,一种是从尾部刺杀。如新城7号墓一画像砖中将一只黑毛猪倒置于案上,屠夫手持尖刀刺向猪的颈部;而新城1号墓的宰猪图则描绘的是一幅十分有趣的画面:一头龇牙咧嘴的大肥猪四肢伸展,卧伏在掉了一条腿的案上,屠夫手持尖刀欲刺向猪的肛门,正应了民间的俗语,“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招”。
一种常见的画面就是杀鸡,其表现形式是妇女手拎鸡脖,在盆中作拔除鸡毛和清洗状,如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的一块砖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烫鸡图:两名妇女相向而跪,面前各置一盆,画面右侧的手脚利索,鸡毛已经褪尽,左侧的仍在全神贯注工作之中。酒泉西沟魏晋墓一画像砖,表现两妇人烫鸡做饭的情景。两妇人均高绾发髻,上穿红色圆领上衣,下着浅灰色长裙。左边妇人双手拿着已被杀死的鸡往陶盆中按下,准备烫鸡拔毛清洗。右边妇人亦双手撑在一陶盆中似乎在用力揉面,看来一顿美餐即将做成。嘉峪关新城5号墓前室西壁、7号墓中室东壁和中室西壁,均绘有二庖女相对跪坐,各在盆内烫鸡拔毛。酒泉西沟7号墓,绘有一女庖在清洗一只刚被杀的鸡的图像。西沟4号墓绘有一男庖,左手提一只鸡正欲烫洗拔毛的图像。
图8-11 宰鸡图
以上对牛、羊、猪、鸡等的宰杀和剥剖洗濯的种种场面,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宰杀好像都在室外进行,而室内大都以灶为主体,种种饮食活动非常丰富。同时还可以见到壁上成行排列、用挂钩悬挂的肉条,这也许是腌制的肉,就是今天火腿的滥觞,说明魏晋时期河西一带肉类的腌制技术已很普遍。从砖画上杀猪宰羊等情景看,人们日常生活中肉食的种类丰富,吃牛、羊、猪、鸡等是平常之事。
图8-12 煮食图
与表现农业发展和畜牧业繁荣相对应的是,画像砖中详尽描绘人们各种炊事活动及进食场面的题材也非常流行。新城8座彩绘砖画墓中出土庖厨的画面达百余幅。如3、4、5、6、7、13号的墓葬彩绘砖画的画面,均表现有一座炉灶,体积较大,呈一方体,并筑有隔烟的火墙和排烟通道。这种形式的灶,当时在河西地区很流行,甚至今天,还有不少农家使用这种古老样式的灶。画面一般在灶前也绘有一庖女,双腿跪地而坐,灶上放一钵正在煮食。庖女身着交领红衣,头梳双环发髻,左手持烧火棍,灶膛的红火焰正往灶门外喷。果园西沟7号墓绘有一庖女头梳高鬓,身着圆领红色衣衫,下穿长裙正在灶前煮食,她左手持棍拨火的形象十分生动。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绘有一幅烤羊肉串的图像。画面有一女子手持带柄的三股叉,叉上串有肉块,另一女子双腿跪坐在火盆前,正在烤肉。在北壁西侧和西壁右侧,绘有多幅进食图,画面均表现仆人手持长柄三股铁叉的羊肉串,递给主人。最具河西特点的是烤肉,除了像新城6号墓的烤肉图直接表现的饮食场景外,画像砖中大量出现的烤肉叉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这种饮食方式的普遍存在。1号墓中也绘有一仆人在烤肉,另一幅绘有一男主人坐于榻上,手持一把扇子,前面有一男仆正在把羊肉串递给主人;7号墓中绘有两女子席地跪坐,中间一张小桌,右侧一女子右手持一长柄三股铁叉,她们正在宴饮;5号墓中室绘有孩童手持羊肉串的图像。酒泉高闸沟晋墓画像砖中,有一幅绘有一女仆手持羊肉串的画面。可见烤羊肉串不仅是魏晋时期的美食,直到现在仍然是街头巷尾常见的美食之一。
和面做饭的图画在魏晋墓壁画中很普遍。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3号墓前室西壁西侧、7号墓中室北壁,均绘有一庖女用缸揉面的图像。西沟7号墓绘有一头梳髻、着长裙的庖女,高挽衣袖,双手在陶盆中揉面的图像。酒泉墓葬彩绘砖画所表现的庖女盆中揉面图像,其揉面的姿态已与今天没什么区别,可见面粉已成为河西地区民间的主要食物了。面粉制作食物主要的方法是微火烧烤与大火煮食。新城6号墓中室北壁西侧,有一幅厨师蒸饼图像。画面是一厨师持擀杖在案上制饼,右侧一庖女正包馅,左边放置五层蒸笼,笼上放有饼正准备蒸之。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制作的蒸饼形状是圆的,饼上嵌有枣子,饼内包有肉馅。新城3号墓前室西壁、5号墓前室东壁、4号墓前室西壁,均绘有庖女右手托盘,盘上有圆形食品,形似馒头。嘉峪关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还绘有一幅两庖女制作胡饼的图像。酒泉西沟7号墓也绘有一幅制饼图,画面是一庖女头梳髻,着裙,在灶前用左手在平底锅上烤饼,右手在案上取已做好的胡饼。
图8-13 进食图
除了和面、烙饼、烤肉及灶前烧火做饭这些题材外,还有只表现灶间器具及储备食物的画面。新城5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两名厨工手持快刀,在案上切肉,切碎的肉块置于案下的盘中,厨工的宽袖舞动,一副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3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一女庖在盆里揉面,灶间墙壁上分别挂着圆案、耳盘、烤肉叉、巾等,这样的一幅画,人物及和面已不重要,其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厨房这样一个特定场合及其丰富的厨具。3号墓一画像砖的画面为一个3层橱柜,最上层放置长条形和圆形食案;中层中间置摞起的长条案,两侧置似笼屉盖状物;下层空缺。1993年酒泉城区东关外出土的一块炊厨画像砖,一炊妇双膝跪于灶前,手执火棍,专注拨火,其身前灶眼上置一大釜,灶间墙壁上,挂满了刀、叉、钩等炊具。
表现进食的题材也很普遍,有些是与宰杀、庖厨等画面相连接如连环画般出现。在这些画面中,凡主仆共存于一个画面的,主人必然高大伟岸,身板挺直,凛然不可侵犯;而仆从则往往显得瘦小谦恭。新城6号墓画像砖中,主人即使跽坐于地,也和仆从站立等高,其身形宽大更是两倍于仆从。显然,画像砖墓的主人在当时都是富足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或者说,普通民众是修不起画像砖墓的。表现进食场景的题材如宴饮,一般都安排在墓葬的前室,表现的是墓主人的社交场景。在出土的画像砖中,主客往往是分置于画面的两端,主客的身形也不相上下。也有墓主夫妇二人对饮的场面。新城1号墓一画像砖宴饮图,宾主四人坐于榻上,榻下有两乐师,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无论听众还是乐师都神情专注,栩栩如生。新城7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宾主二人对坐而饮,二人中间置案,案上置勺、斛、镟等食具,旁边另置一案,案上置耳杯。对坐的二人服饰完全一致,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也相同,可见,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宾主之间宴饮与仆从侍奉主人进食是有严格区别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划分的森严。
酒泉魏晋墓葬的砖画,还反映有许多炊庖工具,如铁叉、缸、储缸、滤罐、食案、长几、托盘、耳杯、木匣、斛、碹、箸、勺、鼎、盆、庋、铁刀、蒸笼、耳锅等。彩绘庖厨题材砖画的大量出现,一则反映了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农牧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为绘画艺术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则也反映了王公贵族、官吏与地方豪强在生活享受上的日趋奢华。
图8-14 炊事图
除庖厨内容外,还有其他生活场面的壁画。如嘉峪关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二庖女用木架抬一罐,准备取水,井架有辘轳,以绳结铁钩取水。酒泉西沟7号墓也有一幅庖女在井台取水图。她头梳髻,着长衫短裙,双手持井绳用辘轳打水。身体稍后倾,显然在用力,身后置一盛水的大陶罐。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已普遍凿井,主要用于人畜饮用。由于河西地区气候干旱,缺少雨水,地下水位较低,而这种辘轳式的井架似安了滑轮。这种以滑轮为基础,利用轮轴与杠杆原理相结合的取水方式,是一种进步的深井提水技术,即使现今农村中仍有使用。新城1号墓一幅彩绘砖画,图中有一人牵井绳从井中汲水,水井的左右为两个大水槽,两头牛在左槽、两匹马在右槽饮水。还有几只鸡正向水槽方向走去,井口周围筑有高台。这张图揭示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牲畜会交叉传染,并且提高了防疫意识。而井口周围筑台则是一种保持井水清洁卫生的有效措施,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环保意识。
酒泉魏晋墓画像砖的另一主要题材就是通过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传说故事和神禽灵兽,酒泉和嘉峪关的画像砖墓中这类题材虽少见,但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如李广射虎、伯牙抚琴、子期听琴之类的故事画面,羽人、神马、奔羊、河图、仁鹿、神雀、洛书、麒麟、辟邪、受福、白象等神兽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图案也大量出现,从形式和内容上均与酒泉画像砖题材有明显的区别。总之,酒泉的画像砖是一种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它既受当时中原频乱、而河西相对稳定的大环境影响,同时也是当地民族融合、物产富足的小气候的产物。
四、兴盛的蚕桑业和酿造业图景
酒泉魏晋墓中,有大量关于蚕桑业的壁画,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酒泉蚕桑业兴盛的历史。墓画中桑园、采桑、护桑、蚕茧、丝束、绢帛等图幅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蚕桑丝织工具图。画中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乌鸦;采桑的妇女既有服饰较好、长衣曳地的贵妇,又有短衣赤足的婢女;画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反映了各族老幼普遍参与桑蚕生产的景象。画面上桑树枝叶茂密,桑葚累累,且排列有序,为人工精心培育的桑园。观其树形以及树高和采桑人身高比例(妇女站立采桑,童子站立采桑,树上挂筐采桑,甚至跪坐采桑)可知,这些桑树多是质地好且低矮易采的地桑。《采桑护桑图》中一位婀娜贤淑的女子提篮采桑,一位英俊年少的男子拉弓射箭,保护桑林,生动地描绘了魏晋时期男耕女织的安定生活。
图8-15 采桑护桑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纺织技术的国家。春秋时期,亦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2]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产区扩至西北、西南地区,河西偏安一隅更是处于蚕桑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晋书·张轨传》载,西晋凉州刺史张轨“课农桑”,明确提及“桑”业。西凉蚕丝生产仍受重视,李歆时期主簿氾称曾上疏谏曰:“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3]由上疏内容可知当时妇女授田应多为桑田,“蚕绩”为其主要劳作。北魏时期,河西地区蚕丝业沿而无衰。《魏书·尉古真传》记载,西土出产的丝织品中,“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元]叉又送白绫二匹,令聿染”,可见此时期河西丝织品质量更进一筹。
从生态环境来说,河西地区地广人稀,种桑养蚕的效益较高。桑树病虫害少,可作生态林、用材林、经济林。河西春夏秋季节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生产出来的茧丝产量高、质量上佳。三季蚕的质量没有明显差别,全年蚕茧均可缫制质量极好的生丝。其次,从地理位置来说,河西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北接匈奴,羌族部众散居西北各地,因此西北地区汉族与匈奴、羌等少数民族间的贸易及西域各国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丝绸贸易都非常频繁[4]。再加上古代中西贸易的最大宗商品就是丝绸,出现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口款于塞下”[5]的景象。河西地区蚕桑业的发达不仅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更使其成为河西地区支柱产业之一。
新城1号墓后室南壁上绘有8幅绢帛图,每幅中间均绘蚕茧,左右各画绢帛数卷,其中两幅各绘两条丝束,一幅所画数卷绢帛上方饰有日月状饰物,一幅将绢帛数卷与挂有衣服的衣架画在一起。3号墓中室东壁和后室北壁的3幅画中两侧亦绘数卷绢帛。4号墓后室南壁上几幅显示墓主人财富及其家庭日常用具的画中,6幅画面的两侧绘数卷绢帛,4幅画中绘有丝束,1幅画中还绘有满置蚕茧的高足盘,说明丝帛的多少已成为当时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5号墓前室西壁3幅画中绘蚕茧和丝束,一幅画中绘布帛两卷,还有一幅画绘蚕笼与蚕茧。6号墓前室东壁、北壁和中室南壁各画布帛一捆,后室南壁画布帛4幅,中室东壁、南壁、西壁和后室南壁共画丝束12幅。7号墓后室南壁14幅画中均绘布帛两卷,12幅画绘有丝束。12号墓后室后壁画有7幅布帛、5幅丝束。13号墓后室后壁有5幅布帛、10幅丝束。画面所见养蚕、缫丝的工器具有高足盘、扁笼、方盒、锅、鐎斗、奁、笊篱等。整个墓画中专绘采桑、蚕茧、丝帛以及蚕丝工器具的画面计有140幅,说明当时蚕丝业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魏晋墓壁画内容反映的是当时河西走廊真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场景和历史状况,这些壁画均出自当地民间画工之手,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极高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认定墓画中图幅众多的桑蚕丝帛画面,绝非外来情景的搬置,而是魏晋时期河西蚕桑业兴旺发达的真实写照。嘉峪关魏晋墓中还先后出土二十多件丝绸残片,为衣服衬里、衣面、领口、垫肩、裙带、云耳以及招幡等的残件。质地有绢、绮、锦等,颜色有浅红、浅灰和淡黄色,花纹多为八字形和菱形,图案多系套色印染,其织造、印染技术堪称上乘,可与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媲美。
酒泉魏晋墓壁画中,有不少大中型的缸瓮之类陶器,出现了酿醋、酿酒图。大量的滤醋、温酒情节和宴饮场面,反映了魏晋时期酒泉发达的酿造业。新城3号墓前室东壁砖墙上有一幅滤醋图,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酿造器具、原料和工艺过程。画面上有一长条案子,案上放3个陶罐,案下有两个盆,陶罐上有流孔,有液体(醋)从罐中流出,注于案下的盆中。案上另外一陶罐可能是用来盛水的。新城魏晋壁画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一种灰陶滤罐,罐的下部有一滤孔,与图中所绘陶罐相似。高闸沟晋墓、西沟5号、7号墓也绘有8幅滤醋图。图中的蒸酒锅与今天酒泉一带民间酿酒的器具相似,而且滤醋图中表现的制醋方法至今民间仍在使用。因制醋与酿酒的方法与原料基本相同,醋是经过21天发酵而成,醋亦被称为“苦酒”。从两字的结构也可看出,酒与醋都有“酉”。甲骨文“酉”像酒尊之形,而醋则是“酉”加“廿一日”而成,所以酿醋的这些图既可说是酿醋图,也可说是酿酒图。再结合壁画中众多的宴饮场面,墓中有酿造酒的壁画也是肯定的。
图8-16 滤醋图
先秦时,醋已成为一种贵重调味品,汉代渐趋普遍。《齐民要术》对其酿造法做了详细记载,这说明当时包括河西在内的北魏统治区域造醋业工艺水平已经很高。北魏时民间酿醋业已相当盛行。民间酿醋,用小麦和麦麸做原料,将麦子煮熟,麸子炒熟,趁热搅拌均匀,掺上醋曲,埋在屋内地下,用麻袋盖严,发酵7天左右,当闻到醇香味时,将其摊开,待晾凉以后,装在缸、罐内,然后加上适量的水,放在阳光下晒。晒过21天左右,醋料变成红紫色,把上面的一层黑皮揭去,把醋料装在滤罐里,罐底垫上谷叶或其他草叶起过滤作用,在醋料中加清水,滤出呈紫红色的液体即为醋。滤醋图真实地再现了古代酿醋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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