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五凉文化繁荣的特征

第一节　五凉文化繁荣的特征

五凉文化的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学兴盛

五凉时期，历代割据政权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积极推崇儒家思想和礼仪规范。同时，酒泉、敦煌一带学者云集，继“敦煌五龙”之后，有索袭、索紞、索绥、宋纤、郭瑀、氾腾、宋繇、刘昞、索敞、张穆、张湛、张斌、祁嘉、马岌等。他们在保存、继承和发展中原文化，吸收、借鉴西域文化，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等方面，都有十分可观的成绩，促进了酒泉文化的繁荣。

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各个割据政权出于安定邦域、维护统治的需要，都提倡儒学，并积极开办了一些公私学校，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任用。张轨统治时期，“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好为多士”。^[1]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2]张重华统治期间，闻酒泉人士祁嘉博通经史，精究大义，征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当时“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政等，受业独拜窗下者二千人”。^[3]西凉国主李暠，出身于官宦世家，“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他执政期间，注重教育，兴办学校，“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各郡设立五经博士。西凉政权继承了两汉以来实行州选秀才、郡举孝廉的政策，增设秀孝之科，重视从儒生中选拔士人，不断充实统治机构。李暠“雅好儒学”，处于战乱之际仍任命宋繇为从事中郎，招徕隐居酒泉的刘昞为儒林祭酒。李暠还经常训诫诸子，要他们“熟读周礼之教”，他认为唯有通晓儒学，才能“为国足以治安，立身足以成名”。^[4]北凉时期，沮渠蒙逊、沮渠牧犍父子不断招揽儒士，如张穆、张湛、索敞、阚骃、赵柔等，均在北凉得到重用。

河西各个割据政权均重视汉文经籍的典校和编著。北凉时敦煌学者阚骃“博通经传”，被沮渠牧犍拜为秘书考课郎中，后阚骃率文士30人进行古籍整理，典校经籍三千余卷。刘昞学识渊博，沮渠牧犍尊其为国师，令敦煌学者索敞、阴兴为助教，令国人皆从而授教。刘昞曾主持编写《略记》130篇，84卷。他编著的《人物志注》一书经近代学者翻译在美国出版后，曾经引起极大轰动，被誉为“早于西方千年的人文主义著作”。

此外，这一时期敦煌、酒泉一带名儒开设私学之风盛行，仅宋纤、郭荷、郭瑀、祁嘉、刘昞等几位大教育家的授业弟子就多达六七千人。如前凉敦煌学者宋纤隐居酒泉南山，前来求学的弟子多达三千。敦煌学者郭瑀，精通经学，擅长辩论，“多才艺，善属文”，隐居临松薤谷（今张掖市甘州区城南60千米的临松山下），专事著书授业，门下有弟子千余人。在西凉和北凉做过儒林祭酒的敦煌人刘昞，最初曾拜郭瑀为师，他隐居酒泉时，开设私馆，纳弟子五百余人。

二、史学发展

五凉时期，史学开始脱离儒学藩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之政府设置史官修史和私人修史之风的兴起，统治者的重视和大批史学家的辛勤努力，推动了五凉史学的大发展。

第一，设立史馆或置史官，撰修国史。五凉诸国都设立史馆，或置著作郎，或置太史令，负责记载和修撰国史。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恃，在东苑撰有国书。敦煌索绥被征为儒林祭酒，张骏命边浏搜集材料，由索绥修撰《凉春秋》50卷。南凉秃发乌孤时，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撰录《南凉国史》。西凉也设有史官，据《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李暠迁都酒泉后，由于敦劝稼穑，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当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齐栖园囿内，又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出，群臣认为这些都是祥兆，“请史官记其事”，李暠同意史官记录下来。^[5]北凉沮渠蒙逊时征宗钦为中书郎，撰《凉记》10卷。张衍也曾做过北凉太史令。就史学而言，五凉史学在十六国史学中占有一定地位，而且对北魏的史学有重要影响，甚至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

第二，官修、私修史书数量可观。五凉史学著作除官修之外，一些文人学士私家著述也不少。而且，除五凉史家所修外，也有少量为别国史家著录，或后朝续撰。五凉史学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据《隋书·经籍志》《史通》《旧唐书·艺文志》及《太平御览》等史书记载，五凉史学家有11人，其中曾修撰过前凉史的史学家就有索绥、刘庆、刘昞、索珲，张谘、喻归等6人。

索绥，字士艾，敦煌人，为儒林祭酒。索绥作《凉国春秋》50卷（又作《凉春秋》），记前凉张轨事，今佚。

刘庆，前凉张重华时在乐苑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12卷，记前凉张氏事，今佚。

刘昞，敦煌人。隐居酒泉多年，潜心于典籍，是五凉时期的一位史学大师。刘昞一生著述甚多，内容丰富，总计著书5种共118卷、注述4种（本）。其中：著《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3卷，《靖恭堂铭》1卷；另注《周易》《韩子》《人物志注》《黄石公三略》。刘昞著述颇丰，受到西凉李暠的重视，曾“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6]北凉统治时，刘昞仍“专管注记”，备受沮渠蒙逊父子恩宠。《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体编年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略记》是删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书而成的一部通史著作。在魏晋以前，还没有一部直接叙述上古至魏晋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是其内容只记载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班固的《汉书》只记载了西汉的历史，《东观汉记》也只断断续续记载了东汉至曹魏的历史。刘昞对此3本书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削，去繁就简，加工整理成一部系统而又全面反映几千年的纪传体通史，可谓对史学的一大贡献；《凉书》是专门记述前凉史实的纪传体国别史，也是第一部详细记载公元4世纪河西历史的一部史书，成为专门记载河西历史的第一人。

索晖，敦煌人，著有《凉记》10卷，记前凉张轨事，今佚。

张谘，敦煌人，著有《凉记》8卷，记前凉张轨事，今佚。

喻归，晋御史。著有《西河记》2卷，记前凉张重华事，今佚。张澍《二酉堂丛书》中有辑本。

除上述前凉史书外，由史学家所修撰的其他凉国的史书也很多。其主要著述有以下几家：

后凉史一家。段龟龙，后凉著作佐郎，著有《凉记》10卷，记后凉吕光事，今佚。张澍《二酉堂丛书》中有辑本。

北凉史二家。高道让著《北凉》10卷，记北凉沮渠氏事，今佚。宗钦著《凉书》10卷，注云“沮渠国史”，记北凉沮渠蒙逊事，今佚。《魏书·宗钦传》云：“[宗]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蒙逊记》即《凉书》之异名，实为一书。

南凉史一家，为佚名撰《拓跋凉录》10卷，记秃发南凉史，今佚。

西凉史一家，即刘昞（敦煌人）所著《敦煌实录》10卷，记西凉李氏事，今佚。

以上所列合计250卷。此外，还有北凉时阚駰所撰《十三州志》10卷，刘昞的《三史略记》等著作。

第三，促进了与东晋、南朝的学术文化交流。五凉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政府设立史官组织修史和成书卷帙之多，而且表现在他们与东晋、南朝的学术交流方面。前凉张氏统治期间，曾“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7]这说明名义上隶附于东晋王朝的前凉，与东晋王朝保留着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北凉与前凉一样，不仅在政治上与江南的东晋、刘宋王朝信使往还，而且在文化上的联系也特别密切。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北凉遣使至宋，“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合四百七十五卷。”^[8]元嘉十四年（437），沮渠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三国总略》20卷，《十三州志》10卷，《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汉皇德传》25卷，《皇帝王历三合记》1卷，共154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9]由此可见，河西地区与江南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其相互赠送书籍以史书最多，这种学术文化的大规模交流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五凉史学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五凉史学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重要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五凉历史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我国西北地方史、西北民族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

五凉史学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中原史学的影响。一些著名的五凉史学家在北魏进入中原，成为北魏史学界乃至学术界的重要人物。敦煌史学家刘昞在迁魏之后，被拜为乐平王从事中郎，潜心著述百余卷，以史传为主，兼涉文学和诸子哲学；宗钦入北魏后，拜著作郎，著有《凉书》10卷；阚骃入北魏后，被拜为乐平王从事中郎；索敞入魏后为中书博士；宋繇入魏后拜著作郎，参与撰修国史。他们的成果既是当时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后来中原史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是对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后世研究五凉史主要依据是《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北魏崔鸿依据十六国旧史，利用15年时间写成《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唐代官修的《晋书》除了取材于18家的《晋书》外，还兼引《十六国春秋》，因此，五凉诸史也成为《晋书》的间接史源之一。正是由于它们不同程度地取材于五凉史家的著作，才前后相继，得以保存五凉史的珍贵史料。

三、文学繁荣

自西晋中期开始，中国北方处于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文学创作整体处于低迷的状态。这一时期，居于西北边陲的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宁，其间虽然也有政权的更替与相应的战乱，但仍以稳定为主，并成为北中国的文化中心，学者云集，人才辈出，著书立说，文风大振，在河西本土文士与外来英才的联袂创作下，开创了五凉文学的繁荣局面。

五凉文学上承建安，下启隋唐，表现出典型的儒家文学特征，其创作成就居于当时北中国之首。这在《晋书》《北史·文苑传》《十六国春秋》《隋书·经籍志》等都有记载和反映，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两处对三位（张骏、谢艾、王济）五凉文人的创作给予充分肯定，说明五凉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北方以至南朝也有较高声誉和一定影响，反映出河西文学创作的水平。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文化中心主要在武威、酒泉、敦煌三地，就作家、作品而言，敦煌居多。五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君和文武群僚的创作成就较高。前凉张氏诸君在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才华和成就，特别是张骏，实为文才高俊，创作颇丰；后凉吕光，北凉段业，西凉李暠等都是文坛高手。张骏为前凉国主，在位22年；李暠为西凉国主，在位18年。张骏、李暠都是政治上有作为的国君，他们现存的诗文不多，但都是五凉文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佳作。

诗歌创作方面，五凉诗人首推张骏。张骏擅长写五言诗，《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张骏集》8卷，作品题材多为咏史与感怀两类，代表诗作有乐府诗《薤露行》和《东门行》。其中：《薤露行》系咏史之作，悲叹晋朝亡乱，模仿建安风格的曹操作品而成篇。主要抒发诗人对西晋“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表达了“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侗。三方风尘起，猃狁窃上京”的扼腕之情，抒发了世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忧心和作者本人欲荡戎狄、复中华、澄清乾坤的志向。《东门行》是对前凉政治清明、安居乐业景象的描写，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满心喜悦，但很快思绪又转入对乱世中盛衰不定的忧虑，表现了政治家的眼光与气度，尤其是“春游诚可乐，感此白日倾。休否有终极，落叶思本茎”两句表达了作者居安思危和心怀故国的凄凉感情。此外，五凉时期著名的诗作还有马岌的《题宋纤石壁诗》，宋钦的《赠高允诗》，段成根的《赠李宝诗》，张湛与崔浩的《酬唱诗》以及后凉段业的《七讽》《九叹》等表志诗等，均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五凉时期的民歌以谣谚为主，感情苍凉悲壮，后凉时期的《朔马谣》是代表作。这首民谣产生于吕光麟嘉六年（394），当时吕光曾徙西海郡人于诸郡，谣曰：“朔马心何悲，恋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10]表达了河西各族人民对吕光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和被徙离家园后的悲愤心情。这一时期的谣谚还有张骏时的《凤凰鸣》，沮渠牧犍时期的《破带石》等，内容都与政治有关。

五凉时期有6篇赋传至后世：前凉张斌的《葡萄酒赋》，西凉李暠的《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后凉段业的《龟兹宫赋》，南凉秃发归的《高昌殿赋》，北凉张穆的《玄石神图赋》。其中，《龟兹宫赋》《高昌殿赋》《玄石神图赋》等作品为典型的汉大赋，而李暠的三篇作品是抒情小赋。

前凉著名的赋作家张斌，代表作有《葡萄酒赋》，《太平御览》卷972说他“作葡萄酒赋，文致甚美”。以辞赋成就而论，西凉刘昞的《酒泉颂》堪称这一时期赋的典范，也是河西文学的代表作，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北史·文苑传》认为“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唯有文章黯焉……唯有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11]

北凉时期的著名作家张穆，在辞赋创作方面亦很有成就。《晋书》记载：沮渠蒙逊因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拜为中书侍郎，委以要任。不久，沮渠蒙逊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12]

西凉李暠的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其《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多篇作品，以表现对兵难繁兴、世道沧桑、时俗喧竞的感伤为内容，文辞绮丽，对仗工整，在五凉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以《述志赋》为佳，全文一气呵成，意蕴悠长，气势浑厚，表现出作者很高的文学造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五凉文学的真实水平。《述志赋》载于《晋书》本传，是存留至今的五凉乃至整个十六国时期唯一完整的赋作。这篇赋文长920余字，共分6段，追溯了河西自张轨以来的治乱历史，分析了重新统一河西的现实可能和面临的困难，表达了李暠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总奔驷之骇辔，接催辕于峻峰”的勇气而完成河西统一的宏图大志。也有“榛棘交横，河广水深，狐狸夹路，鸮鵄群吟”的艰险；既能“思留侯之神遇”、“想孔明于草庐”，亦能“嘉关张之飘桀”、“绍樊韩之远徙”；但放眼河西，“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面对这种局面，只能是“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令人无可奈何。全赋中，作者使用了比兴手法，如“秽鸥鸢之笼吓，钦飞凤于太清”；还引用了神话传说，如“将戢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骥；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渌浆”。纵观全赋，一方面呈现出李暠作为政治家的那种波澜起伏、跌宕回环的宏伟气势；另一方面，全赋古奥典雅、情笃意切，字里行间表达出作者壮志难酬的心情，读之使人悲怆，可谓十六国时期北方文学中难得的佳作。(www.xing528.com)

李暠重视文学创作，对繁荣酒泉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李暠曾在敦煌、酒泉等地组织过三次较大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是敦煌靖恭堂图赞，二是勒铭酒泉，三是曲水诗宴。这三次活动，李暠都亲自参加，或勒铭颂德，或赋诗为宴，说明他极为热爱文学，其僚佐也大都具有相当的文学才能，他们作文赋诗，曾创作了大量作品。这种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在河西五凉政权中绝无仅有，在当时北方十六国乃至北朝时期，也属罕见。

五凉时期的名士散文作品极其丰富，大到子集类，小到表章、疏文、政论、铭文等各类散文一应俱全。其中，李暠的《诫子书》与西凉建初元年《上东晋朝廷表》、刘昞的《靖恭堂铭》等都是名篇。这一时期，大部分散文作品见于北凉末年献给刘宋王朝的一些文集。前凉国主张骏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与张重华的《上疏请伐秦》两篇文章是五凉散文的代表作品。这两篇文章都是前凉较强盛时期的作品，记述了凉州张氏以地方臣属的身份请缨讨伐胡虏政权的内容。其中，《晋书》列传中就记载有前凉张骏写给晋成帝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奏疏：

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而江吴寂蔑，余波莫及，虽肆力修途，同盟靡恤。奉诏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辉渥，即以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秦雍凉州诸军事。休宠振赫，万里怀戴，嘉命显至，衔感屏营。

……

臣闻少康中兴，由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满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阳栗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在于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13]

《上疏请讨石虎、李期》一文情感真挚，颇有苦谏的意味，责斥东晋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现状。张骏在疏中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用兵可获成功；建议东晋北伐，他将东下积极配合，使得“首尾俱至”，胜券“在于掌握哉”。但积弱不振的东晋王室却对此置之不理。该疏文风犀利，行文略带骈俪气息，也颇能恰当地引用典故，情真意切，富有气势，被刘勰评为“文致耿介”、“陈事之美表”，^[14]是五凉文学的代表作品。

李暠的散文也很有名，以《诫子书》和《上东晋表》为代表作。在《诫子书》中，李暠借教育子弟表达自己的处世思想。他在《诫子书》中写道：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案，听诉讼。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之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咨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

《诫子书》辞质朴而无雕饰，言简意赅而说理清晰。李暠在回顾了自己一生做人行事之后，对儿子们在待人接物、理政为民诸方面做了非常具体而又不显冗杂的要求。其中“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案，听诉讼……赏勿漏疏，罚勿容亲”等内容，让人想到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今读之，仍觉面前一位长者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地娓娓道来，真可谓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教子格言和千古文学名篇。

四、佛学盛行

五凉时期，北方民族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佛教信众日益增多。同时，五凉各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希望利用佛教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加之这一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发展。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必经之地，佛教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地区传播过程中，敦煌、酒泉、凉州逐渐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大德高僧，驻锡讲经，翻译佛经，弘扬佛法；民间信众，慷慨布施。这一时期，从西域到中原，沿途各地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据《魏书》卷114《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当时统治者多信奉佛教，佛图澄、道安及鸠摩罗什等一批大德高僧，驻留河西，传播佛学，弘扬佛法，使佛教在河西地区发扬光大。佛图澄为西域僧人，他精通经文并擅长幻术。道安为佛图澄的弟子，他致力整理和翻译佛经，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中的《凉土异经录》搜集流传于河西而失译的佛经59部，79卷。他还为僧团制定法规，为寺院制度奠定基础。道安的弟子后来分布各地，成为传教的重要力量。前秦统治时期，苻坚尤其佞佛，他听从道安建议，于东晋太元七年（382）命大将吕光西征龟兹后，迎接鸠摩罗什到长安。后吕光割据凉州，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共17年。东晋隆安五年（401），后秦姚兴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以国师之礼相待。当时僧人群聚长安，在鸠摩罗什主持下共译出《槃若经》和大乘中观学派的论书《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法华经》等35部200余卷经典，成为后来佛学教派和宗派所依据的主要法典。北凉时期译经之风盛行，成就卓著。据《魏书》卷114《释老志》记载，北凉主沮渠蒙逊“亦好佛法”，甚至为其子取名“菩提”。随着佛教的传播，酒泉、敦煌出现许多高僧。酒泉僧人慧觉，不辞辛苦，跋涉西行，到西域拜师求法。前凉时期，世居敦煌的大翻译家竺法护被称为“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者”。^[15]

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世居敦煌。他8岁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是河西佛学方面的代表人物，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竺法护曾游历西域诸国，通晓36国语言文字，熟谙印度、西域各国字体、发音等，并携带《贤劫》《大哀》《法华》等梵本佛经165部东归，奠定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竺法护自武帝太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七年（266～313）先后译经47年，除他后来去长安、洛阳等地的时间之外，大部分时间在敦煌与酒泉，他翻译的经典，据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91部，208卷。他所译的《光赞盘若》《法华》《维摩诘经》等在敦煌一带颇为流行。在竺法护的组织和推动下，酒泉、敦煌出现了以竺法护为核心的许多译经团体，形成西晋时期酒泉译经活动蓬勃发展的局面。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成为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竺法护围绕译经，培养出不少高僧。如竺法护的弟子敦煌人竺法乘，在敦煌“立志延学，忘身为道，悔而不倦地宣传佛法”，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16]众多胡汉高僧聚集酒泉、敦煌讲经说法，译经印经，对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北凉昙无谶少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专攻大乘。他由印度去罽宾，辗转龟兹、鄯善到敦煌、姑臧，开始译经。据《高僧传·昙无谶传》记载，当时参加译经工作的僧俗有数百人之多，疑难纵横，独有谶（昙无谶）“灵机释滞，清辩若流”，加上他的文字功底深厚，能使翻译完成得十分出色。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11部，104卷，均属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佛经。其中《大涅槃经》40卷，是中国涅槃宗的根本经典。此经译成后在河西广为流传，对大乘教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使河西成为佛经翻译和传播中心。这一时期，河西僧人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前往西域，求取真经，中原与江南也有许多僧人经河西前往西域。如东晋的法显、智严、法勇、支法等。五凉佛学的兴盛，得益于这些文化使者的传播，他们带回大量佛学经典，首先落户于河西，然后传到中原和江南地区。

佛教在北凉达到极盛。蒙逊并不满足于拜僧译经，他又在凉州南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使河西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河西一尊又一尊神秘大佛的出现，及其雕塑、绘画、建筑、书法（写经、石刻）艺术的同步发展，既是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兴盛的实证，也推动着五凉文化的发展。自五凉时期兴盛起来的佛教千百年来经久不衰，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成为五凉文化甚至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艺术成就突出

五凉时期，河西艺术形式多样，瑰丽多彩。

（一）绘画

五凉时河西绘画多取圣贤、神仙、高士的形象，以人物画为主。《山海经》里的神话传说，也成为画工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晋书·张骏传》引有酒泉太守马岌给张骏的《宜立西王母祠》的疏文曰：“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而《太平御览》和《初学记》中，也保留有张骏所作《山海经图赞》的零星佚文。这就说明，在张骏之前，酒泉南山已有“珠玑镂饰，焕若神宫”的石室王母堂，其中所绘制的显然应有《山海经》记叙的西王母故事，张骏也看到过画工们取材于《山海经》的画作，因有图赞之文。北凉沮渠蒙逊所祀西王母寺，位于金山（今甘肃山丹县南）以西，也应该在南山（即今祁连山），是否即前凉所立西王母祠，很难判定，但其中有玄石神图，则说明从前凉至北凉的各个时期，河西在尊奉西王母的寺中是绘有图画的。

1977年，酒泉、嘉峪关发掘了一批晋墓，其中酒泉丁家闸5号墓的年代大致在五凉后期，墓室中的彩绘壁画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艺术高超，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墓室除顶部的莲花藻井图案外，四壁分五层，分别描绘了天、地、人间的内容。第一二层绘的是天上的符瑞图，四壁上部各有一倒悬龙首，龙首两侧是庆云，下部是山峦，山峦间分别绘有青鸟、神马、神兽及汤王纵鸟等形象，中部绘的是东王公（东壁）、西王母（西壁）、神马（北壁）、白鹿和羽人（南壁），还有陪伴的侍女，以及映衬上下左右的日月、神树、华盖、九尾狐、三足乌等形象。第五层四壁各绘一龟，象征四方之地。第三四层是表现人间的内容，绘有燕居行乐、出游图以及坞壁内外饲养、耕作的场面，具体反映了墓主人日常生活起居的环境。

丁家闸5号墓壁画的彩绘技法十分讲究，很有特色。以用色而论，除用土红或墨色作底色、勾勒线条外，尚有朱砂、朱磦、石绿、石黄、白、灰等色，同一色的浓淡处理（如山峦先以淡墨染色，再用墨线勾勒）和几种色彩的配合运用（如墓主人及其周围乐工、舞伎的衣着器物的用色）都给人一种和谐匀称的感觉。以运笔而论，庆云的飘浮变化，神马的昂首奔驰，山峦的叠嶂起伏，人物的动静神态，都显得刚柔相济，粗细得当，流畅自如，显示了娴熟的技巧。再从构图来看，诸凡天上人间、虚构符瑞和现时场景，都要集中在有限的画面来实现。画工的高明处在于：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使整个画面错落有致，构成了气象万千而远近高低不同层次的绚丽图画。可以说，南北朝时期谢赫总结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在壁画中融为一体，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比如西壁所绘的墓主人燕居行乐图，除跪坐榻上的墓主人外，服侍主人的男女侍仆、演奏乐器的乐工乐伎、百戏演唱的舞伎，多达十余人。壁画既反映出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又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神态动作，甚至连人物的须眉鬓发和飘拂的衣袖都有细腻的描摹刻画，给人以构图严谨而生动传神的深刻印象。这样众多的人物容纳在小小的画面中，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才能，是无法合理摆布的，更不可能达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的地步。

酒泉文殊山和敦煌莫高窟，均有五凉时期的壁画遗存。酒泉文殊山石窟群中的千佛洞，其西、北二壁所绘的千佛和佛说法图，与炳灵寺169窟的壁画风格近似，在用色和画法上比较接近。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三窟开凿于北凉时期。第268窟南北两侧壁绘的是坐佛和药叉，其上部为飞天形象。第272窟的侧壁绘画分三段：上绘天宫伎乐，中绘说法图、千佛、供养菩萨，下绘三角垂帐纹。第275窟侧壁的中段和下段绘有壁画：中为佛传和本生故事画，并有一列供养人像；下绘三角垂帐纹。总之，以现存的河西石窟壁画来看，这一时期佛画内容为佛说法图，并绘有千佛、飞天和供养人（或菩萨）像，构图比较简单，线条较为粗犷，风格上受到西域的影响。

五凉时期河西绘画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和西域的影响。一方面，画工们沿袭汉魏以来的传统，题材上既取古代神话和圣贤故事，又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图景，表现出儒家思想在河西具有深厚的基础。绘画的技巧显得较为成熟，在线条的处理、色彩的运用和细节的刻画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传播，佛画的绘作开始出现，技巧还显得笨拙，从形象到线条都可以看出西域画风的成分。

（二）彩塑

五凉时期的彩塑，以敦煌石窟最具代表性。莫高窟现存彩塑2400余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泥等。内容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牟尼、弥勒、药师、阿弥陀、三世、七世佛等。菩萨像，有观音、文殊、普贤、势至、地藏、胁侍、供养菩萨等。弟子有阿难、迦叶、十大弟子及罗汉，还有天王、金刚力士、地神等。可以说，莫高窟彩塑内涵丰富，堪称是一部佛教彩塑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彩塑，有主体性的圆塑，也有附属性的影塑。主体性圆塑多为佛像，放置在洞窟内的显要位置。佛像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经专家考证，第268、272、275窟为五凉时期作品。作为主像的弥勒菩萨多交脚而坐，一般在窟中心柱或南北壁上层阙形龛中，象征居于“兜率天宫”中，北凉第275窟为其典型。北凉第268窟的交脚弥勒像就是莫高窟最早的彩塑佛像。它的手臂已残损，整体造型简洁洗练，身披红色袈裟，两脚相交，垂在座前，全身和头部完好，含笑慈祥，神情庄重。这一时期的菩萨像多为思维像，他们与交脚弥勒一样高居天阙，但多半跏坐，右足叠于左膝上，显然是西域胡人的坐姿。至于右手支项，俯视下界，又似在冥思苦想中，或许属于禅定的本义—静虑。北凉第275窟的交脚弥勒菩萨，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弥勒菩萨，其面颊丰满秀雅，五官线条柔和，鼻梁高隆，直通前庭，眼珠外突，鼻翼单薄，嘴唇微抿，神态安详庄重，整个塑像造型简括，稳定挺拔，给人以动感和艺术美感。第272窟佛龛中的正坐佛，是当时西域文化影响中国内地的重要体现，佛取分腿正坐姿态，与中国传统的跪坐、稍后的跽坐、盘腿坐、交脚坐截然不同。佛着轻薄贴体的紧身红色袈裟，取秣菟罗式样，偏袒右臂，肌肉与躯体已是尽情显露，身后的背光以精美图案而吸引人。

泥塑的材料一般用木头做身架，外面用谷草，小像则用芦苇或芨芨草捆扎，塑泥两层，里层用草泥做胎，外层用麻刀泥或纸浆泥塑敷。塑造完毕后，待泥干透，再以粉彩加色。泥塑骨架制作巧妙，其中小型彩塑，用木头削成人物大体结构，表面塑以细质薄泥，木胎本身已可见人物造型、动态。大型骨架则选取弯曲适度的自然材质，再加以必要的砍、削、锯加工。泥塑相较石雕，更易于细致刻划，但敦煌泥塑则较多运用石雕手法。此外，泥塑上用阴刻线条刻划眉毛等细部的办法，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敷彩在敦煌莫高窟诸造像中极受重视，其原则是既要增色，又不破坏泥塑的雕塑感和整体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彩塑，简朴沉着，主要用土红、石绿、石青、白、黑等颜色。佛像多以土红大面积平涂通肩衲衣，菩萨的裳、裙、飘带多用石青、石绿等色，调出深浅，叠染而成。面部及手脚，则用白色或肉色。发髻、眉毛、眼睛、胡子、眼睑和人中，则描以石青、石绿、黑、土红等色。雕塑的整体效果，极为传神。佛与菩萨虽是神的形象，却并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完全依赖当时人们的理解而展示其具体形象。一般说来，佛像仪容端庄，挺然直立，神情肃穆，具体到275窟弥勒菩萨，尤其突出了庄重内省。272窟的菩萨俯首沉思，默默无语，与285窟菩萨潇洒开朗，嫣然含笑颇有差异。敦煌泥塑造像虽是在塑神，其结果体现的仍是现实人的喜怒哀乐。

敦煌莫高窟彩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敦煌雕塑艺术的水准。虽然佛教与佛造像均是外来文化内容，但古代中国人毕竟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将外来文化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去粗取精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创造性成果。敦煌莫高窟彩塑，足以勾画出魏晋南北朝雕塑艺术的发展轨迹。

（三）佛塔建造

五凉时期的佛塔建造艺术，以北凉时期的成就最有代表性。酒泉境内先后出土的北凉时期的造像塔，大都小巧玲珑，以高善穆造像塔、程段儿造像塔、马德惠造像塔、田弘造像塔、白双且造像塔、石造像塔残件为代表。这些造像塔一般置于寺院中的殿堂内，奉献给佛与菩萨，供人们瞻仰和祈福。从造像特点看，佛多作磨光高肉髻，面形圆润丰满，体态雄健挺拔，身着通肩大衣或半披肩袈裟，衣纹为较规则的阴刻密线。菩萨高发髻，宝增束发垂肩，上身袒露，戴项圈，臂胸前褂短璎珞，下着大裙，披巾穿肘下垂，都具有一种古朴严峻的气概。

（四）音乐

五凉时期，音乐艺术在酒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交流。

《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曾颁行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礼毕乐。其中清乐和西凉乐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保存和盛行于酒泉、敦煌的音乐。

清乐本来自中原地区，是“华夏正声”，汉魏以来就很流行。“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晋室南迁，清乐一时失传。苻坚灭凉后，清乐“始于凉州得之”。西凉乐是盛行于敦煌、酒泉、武威等地的音乐。《隋书·音乐志》记载，吕光灭龟兹得到《龟兹乐》，割据河西建立后凉后，将《龟兹乐》加以改造，既混杂了秦汉旧乐的成分，也注入了酒泉、敦煌音乐的成分，从而形成武威、酒泉、敦煌特有的音乐——“西凉乐”。所用乐器除笙以外，主要是鼓类，有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另有铜钹、贝等辅助乐器，约以15种乐器合为一部。演奏时音调高亢，节奏明快，气势磅礴。代表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疏勒盐》等。酒泉丁家闸魏晋壁画中的乐伎、乐队阵容，就是西凉乐舞艺术在酒泉繁盛的表现。

酒泉魏晋墓室壁画，记录了当时各种乐器的形状和使用情况。墓画描绘和记载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阮、秦筝、洞箫和长笛、手铃等。

（五）舞蹈

五凉时期战乱频繁，造成民族迁徙，但却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西域乐舞传入河西，最早的记载是在前凉张重华时期。《隋书·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由此可见，前凉张重华时，天竺（印度）乐舞传入凉州，并随之传来了乐器9种和乐工12人。河西乐舞的真正形成是在后凉。吕光于公元384年远征西域时，被龟兹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在班师东归时，用两万峰骆驼运送珍宝和乐舞艺人。到姑臧后，他将带来的乐人舞伎和各种乐器编成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又将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与河西地区的中原乐舞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凉乐舞集曲调欢快、舞姿矫健的西域风格和轻盈柔曼、婀娜多姿的中原特色于一身，融入大量的龟兹乐舞成分，使手、眼、步、身变化无穷，形成了舞蹈语言相当丰富的独特艺术风格。

西域乐舞传入内地，这在敦煌壁画中也有所反映。在北魏、北周壁画中，有许多高鼻深目、肤色各异的人物形象，有些乐器是西域的，有些表演者所穿的是突厥民族服饰。有的两臂高举于头上托掌；有的双手搭掌，头和腰呈曲线形扭动，这些舞姿带有浓厚的西域特点。西域舞蹈经过隋唐两代改造，融入更多中原舞蹈成分，在宫廷及民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