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丝绸之路：历史作用简介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

丝绸之路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一、丝绸之路是一条对外开放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丝路沿线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所以又称之为友谊之路。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一线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古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等，丝绸之路将此与中华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在丝绸之路来往的大宛人、康居人、印度人、安息人、阿拉伯人、西突厥人等对中国丝绸西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为争夺丝路贸易权发生多次争斗，尤以波斯与东罗马之间的斗争最激烈。丝绸之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汇，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汉代张骞凿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后，各国使者、商人在这条路上来往穿梭，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西域各国各派使节来汉，密切了中原王朝与西域的政治联系，这对汉唐对西域实行行政管理打下了基础。在中外交流中，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政治工具：中国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阿拉伯、波斯湾及中亚等国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为了睦邻安边和“扬威异域”，通过“互市”、“赏赐”等渠道大量输出丝绸，这种特殊的背景导致更大规模的东西交通，隋炀帝派出大臣出使波斯、罽宾（今阿富汗）、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西南）、史国（今乌兹别克）等地，沟通了数千千米的丝绸之路。唐代由于西部疆域超过了汉代，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丝绸之路畅通提供保证。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各国进入长安的使节中，新罗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东罗马7次，波斯、婆罗门（印度）、朝鲜、泥婆罗等不计其数，“丝绸之路”的联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广阔。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此后直到19世纪初期欧洲海上强权时期，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

二、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流通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畅通，来往于西域的商人和使者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商品贸易的发展。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沿着这条路运往西域和西方，西域地区苜蓿、葡萄种植技术，胡桃、石榴、胡萝卜、大蒜、西瓜、骆驼、汗血马等相继传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种经济交流不但促进了西域、中亚、西方的经济发展，对中原经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公元1世纪初，中国丝绸经过丝路远销到欧洲罗马帝国和中亚波斯等地。其中，波斯帝国、大食历来为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其派遣中国贸易使团的次数频繁，仅唐贞观二十一年至宝应元年（647～762）的一百多年间，其遣使23次，大食（今阿拉伯地区）在此间遣使31次。中亚、欧洲、北非、南亚诸国直接派遣到中国的贸易使团或商人为数不多，中国丝绸大多是通过漠北民族或中亚粟特胡商大量转运。比如漠北的匈奴、突厥、回鹘、西域诸国商胡及吐谷浑、吐蕃等，均先后充当了丝路贸易的中继者或向导的角色。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内地获得大量丝绸，再远销至欧洲等地。再如漠北游牧民族所建政权与内地政权的战争或和平交往，均围绕着丝绸贸易这个轴心而转动。他们与内地政权的和亲、茶马、绢马贸易及使团的往返等，都获得大批丝织品。匈奴与汉朝和亲后，狐鹿姑单于要求汉朝“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6]隋代，突厥启民可汗降隋，帝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妻之，可汗“前后献马三千匹”，帝“赐物万二千段”。^[7]南北朝时，北周、北齐两政权争与突厥和好，并每岁赠送大批丝帛。

丝路贸易的繁荣，使丝路沿线各国、各地区经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地域经济区域。首先是沿途城镇人口猛增，商业繁荣，农业、手工业等经济部门也随之发展起来。如河西走廊一带的凉州（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域的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于阗（今和田）等地，就是如此。自汉代张骞出塞后，中原内地运销到西方的商品，除丝织品外，还有铁器、粮食、漆器、茶，后期瓷器也很重要；西方的许多农作物，诸如苜蓿、葡萄、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甘蔗、胡麻、胡豆、胡桃、石榴等传入内地，并首先在丝路沿途的河陇、关中一带种植，为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选择。长安城离宫别馆“尽种葡萄、苜蓿”。《汉书·西域传》记载：“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进而推广到各地。绢马、茶马贸易所获得的大量马匹、牛、驼等牲畜，也促进了河陇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西汉长安是中外交流的得益者，又是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集中地。天马（大宛马）、西极马（乌孙马）被成批运入关中，促进了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仅中央掌管的军马就有40万匹之多。到3世纪时，盛传“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印度的胡椒、生姜，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琉璃，罗马的火浣布、夜光璧、明月珠等，也在长安皇宫内不时出现，充作贵族的生活奢侈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三、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包括文学艺术、科技、医药、宗教、习俗等。中原的服饰、梳妆用具、造纸术、礼俗等传入了西域，同时，西域音乐舞蹈、制作面食的方法、佛教、绘画雕塑艺术、杂技等传入中国，经过几千年吸收融合，使中华文化更加绚烂多彩。如西方乐舞，从汉至隋唐影响极大，主要有两大乐系：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两大乐系的乐舞由中亚或印度传入，先在今新疆地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乐舞，再传入内地，称为“胡乐”“胡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汉族的礼乐崩坏，甚至官方的太常乐也杂用胡声。隋唐时胡乐成分更多，就是国家大典、庙祭的雅乐，也杂以胡戎之伎；至于用于宴会、庆典的隋九部乐、唐十部乐中，胡乐占了大半。其后，太常坐、立部伎均与龟兹乐、西凉乐有关。散乐百戏，即歌舞杂技，自汉代以来，西域、天竺、罗马杂技、幻术传入中国内地，历代均有，唐代更盛。唐代软舞、健舞中，大多源于胡乐，最为流行的是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等。上述这些乐舞形象，大多在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壁画、佛座、陶俑等文物上得以再现。还有流行于唐代的马球，即由波斯或吐蕃传入。绘画、雕塑与乐舞一样，内地也深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随着佛教传入内地，致使内地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带有印度健陀罗风格。唐代京师长安有许多西域画家驰骋画坛。如今丝路沿途存留的众多石窟寺内，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壁画雕塑，再现了东西方艺术交融的光彩。西方和印度医药也经丝路传入中国，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内，就记载有波斯、大秦的药方。隋代天文历法如印度历算书陆续传入内地；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就利用了《九执历》的某些成果。西方各国各族使节、商人、工匠、僧侣等，经过丝路往来定居，因而使风俗习惯得以相互传播、相互影响。以中国汉唐时长安为例，当时居有许多西方各色各等之人，于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无不习染西方各民族的特点，唐代尤盛，所谓的胡服、胡乐、胡食、胡马、胡风等，皆主要指西域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中国文化，如养蚕丝织技术、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制瓷等科学技术，对西方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养蚕、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大致在魏晋时期。《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及藏文本《于阗国史》等文献就记载了丝织、养蚕传入古于阗的动人传说。自从公元前1世纪起，中国式造纸术率先在中国发明，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到8世纪中叶为止，只有当时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纸制品开始在西域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经在楼兰遗迹考古中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率唐军与大食（阿拉伯）在今江布尔（怛罗斯）交战失败，长安人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一书就清楚记载了其被俘虏期间看到唐军战俘在当地传播绫绸、金银业、造纸工艺的情形，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了中亚，后来在14世纪传入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15世纪传入西欧和中欧。大约到7世纪，养蚕、丝织技术才传入欧洲。古代中国的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8世纪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不少欧洲传教士和使节沿丝绸之路来到蒙古帝国的都城拜见蒙古大汗，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450年，欧洲人古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整个欧洲。英国人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这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种（指印刷术）表明在学术方面，第二种在战争方面，第三种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起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宗教，任何个人在人事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科技史学家英国人李约瑟说“中国的发明曾为欧洲人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

儒学是汉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内容，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把儒家学说带到了西域，并一度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据《北史·西域记》记载：高昌有《诗》《论语》《孝经》，“置官弟子，以相传授”，说明儒家经典是当时高昌贵族子弟学习的重要内容。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在西域汉人聚居地设立了比较完备的汉文化教育机构，各级学校均教授与内地相同的大经《礼记》、中经《毛诗》、小经《尚书》以及《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唐政府还把考核儒家经典作为朝廷在西域科举取士的一项标准。儒家文化在西域乃至中亚的传播，使当地人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据《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记载：突骑施首领哥舒翰“能读《左氏春秋转》《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土归心”。^[8]可见，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思想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学思想正是适应了人类普遍的道德要求，“和而不同”的思想又蕴含着融合冲突的积极因素，这使它具有很强的普世性。西方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儒家文化介绍到欧洲，“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学说，认为当代人类的主要矛盾将发生在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过，在冲突之外，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文化模式是缓解和最终淡化这一冲突的有利因素。中国儒家和道家崇尚以人为本与理性为根本特征，以道法自然、心性觉悟为旨归，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文明，曾经融化了佛教文化，又与伊斯兰文明和平共处，提供了不同宗教文明之间共生共荣的经验。

四、丝绸之路是一条宗教传播之路

在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宗教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三大宗教都是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而儒学、道教等中国宗教文化也是由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西方的。因此，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宗教传播之路。

西汉后元二年（前87），佛教传入西域于阗国。此后，佛教自于阗向西或北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耆等地，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地。东汉时，佛教由西域传入内地，至唐代佛教逐渐中国化，中国佛教八大宗的六宗均在丝路起点长安形成并传播到全国各地，对中国传统儒学、道教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僧侣与信仰者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着佛法，其中既有鸠摩罗什这样东来中土的大师，也有玄奘式西天取经的巨擘。佛教传播与丝绸古道息息相关。佛教僧侣是第一批不辞劳苦，奔赴亚洲各个角落传播宗教的旅行家。对于早期传播佛法的僧人而言，长期旅途安全最可靠的办法是与商人为伍，因此有的商人也就因此成为宗教传教者。随着佛教的传播，一些僧人逐渐在丝路沿线上安居下来，建立了最初的寺院。而最初支持这些寺院的也正是丝路上奔波的商人，在佛经中称他们为“长者”或“大商主”。古代东西方宗教信仰传播途径与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走向相同，丝绸古道上的来往商人是最初的宗教传播者。波斯、西域商人是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宗教传播使者，他们在中世纪分布于从安息到大夏再到中亚的河间一带，并长期奔走跋涉于直到中国长安的丝绸古道，从中原往西域直到伊朗的各地定居点和著名城市，都是其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所及之处。为了加强商业联系，波斯、西域各国商人不得不学习当地语言，接受当地风俗以至宗教习俗，有的直接信奉了当地宗教。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在改信当地宗教后，就将宗教信仰及活动随之传播到所到之处。经过传播者的不懈努力，最终使佛教融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儒释道三家之一。(www.xing528.com)

基督教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大秦（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使团到了长安，他们带来了基督教经典，并很快译成中文本，不过里面渗入了不少中国固有或者先传进来的佛教理念，这再次显示出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文化观念的交相混杂，相互融通。公元7世纪的中期，在今天乌孜别克中部的撒马尔干和中国新疆的喀什喀尔，都有了基督教聂斯托尼亚派的主教。在中亚大草原，甚至往东直到蒙古草原，都有聂斯托尼亚派的基督教神父在突厥人的游牧部落施法。公元781年，长安当地的基督教团体还竖立了一块石碑《大秦景教流行碑》，碑文刻有儒、释、道三家的语言。

伊斯兰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西部兴起，大约30年后即传入中国。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阿拉伯商团就到了中国。这一商业渠道以后一直掌握在波斯人和粟特人的穆斯林手中。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受到唐人的礼遇，娶妻生子，修清真寺，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穆斯林—回族。伊斯兰教在西域及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道教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沿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公元5世纪初，高昌地区道教已经比较流行，吐鲁番出土的几份文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信息：一件是西凉嘉兴二年（418）高昌墓葬的“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文书的后面写有：“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另一件夏承光元年（425）的“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中，末尾写有：“辛（幸）关津河梁不得留难，如律令。”还有一件北凉永和五年（437）“翟万随葬衣物疏”中，也写有“延寿里民翟万去天入地，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9] 这几件随葬衣物疏中的“青龙、白虎、朱鸟（朱雀）、玄武”是道教的四大护卫神。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青龙、白虎、朱鸟（朱雀）、玄武，原本是对天上星辰二十八宿的概括，古称四灵，后被道教吸收，成为道教老君的护卫和仪从。“律令”、“急急如律令”为道教常用的符咒用语。律令是道教中的鬼神、行走如飞。衣物疏中这些道教用语，是表达死者灵魂有四方神灵护佑，直达天宫的意愿。1998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古楼兰一处遗址内发现两具时代不同、人种各异的干尸，其棺材的两端分别绘有朱雀和玄武的图案，生活的时代为3～5世纪。棺材的主人应该是信仰道教的汉人，这表明，在魏晋时期道教已经在高昌和西域其他地方十分流行了。

道教传入西域，主要是随着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在西域的活动而传播开来的。秦汉时期即有大量的汉人在西域活动。汉族为西域诸族之一。魏晋时期，高昌地区成为汉人在西域的主要活动区域，出现了由内地四大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又有大批内地的汉人迁入。汉人不仅将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也将道教信仰带来西域。因此，魏晋时期至隋唐，是道教在西域特别是高昌比较流行的时期。道教传入西域，也必定有供道教信徒修道、祀神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即道观。唐代伊州（哈密）三县共有三座道观，即伊吾县的“祥麰观”、“大尹观”，柔远县的“天上观”。又据大谷光瑞文书记载，高昌有“周楼观”、“口汤观”等。此处既有道观，说明高昌、伊州的住观道士亦有相当的数量，而居家的道教信徒则为数更多。道教传入西域后，与内地的情况一样，很快与佛教和儒家思想互相融合，吸收佛教的教理及修行仪式，“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道、释、儒三教合流，融为一体，并修不悖。这同时也是西域道教思想传播的主要特点。特别是高昌人在道教信仰上，已经完全融合了佛教的内容。元代初期，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过程中，有大批内地汉族士卒、工匠、商人等，随蒙古军队迁入西域各地，其中有不少人是道教徒。成吉思汗为求“保养长生之秘术”，邀请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前来中亚。公元1220年，丘处机率18人从山东莱州经蒙古草原、别失八里、阿力麻里（伊犁）到达撒马尔罕。行至别失八里时，丘处机受到王官、士庶、僧、道数百人的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后来，丘处机在阿力麻里遇见了留驻在那里的汉族道士张公。张公为察合台汗的大臣，他请求这位全真教首领为这里的道教徒布道，并且汇报说：“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10]在撒马尔罕也有许多汉族工匠杂居城中。可见，元代西域的道教也很活跃，传播到了汉人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

【注释】

[1] 《隋书》，卷69《裴矩传》。

[2] 《隋书》，卷69《裴矩传》。

[3] 《资治通鉴》，卷181。

[4] 《隋书·音乐志》。

[5] 《隋书·炀帝纪下》。

[6] 《汉书·匈奴传》。

[7] 《隋书·突厥传》。

[8] 《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中华书局。

[9]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10]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