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丝绸之路的雏形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路贸易就已经存在。
《穆天子传》及注本记载，周穆王曾经西巡，经陇西、兰州、武威、张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驱驰于阴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最远至葱岭、中亚一带。周穆王的众多随员携带大量宝物，驾车浩浩荡荡向西，给西域诸部落带去丰富的物品，不但有丝绸、金银器皿、贝饰、药材、漆器，甚至还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各地少数民族首领也热情地为穆王提供所需的大量马、牛、羊、猪、狗、骆驼和穄酒，并以当地最精美的特产白玉回赠穆王。
周穆王西巡，是西周民族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穆王西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汉朝设置河西四郡、据两关之前，过往商旅很难径直沿河西走廊西去，而是必须在经过武威、张掖后折而北上至居延，然后再折而西行到鄯善，进而南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经于阗、叶尔羌，越葱岭而西入中亚。此即后世所谓“丝绸之路”南道。而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出土的许多丝绸织物也说明，早在汉开河西以前，这条经过居延的商路确实是存在的。《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沿途赐赠各部落首领的物品主要有丝绢、黄金、白银、贝带、车辆、肉桂、生姜等，而沿途各游牧部落献给周穆王之物，亦即他们同中原交换的商品则有良马、牛、羊、骆驼、玉器和毛皮等。当时双方交换的商品不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与两汉时期内地与西域贸易往来的情况大致相当。这也说明，丝绸之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更不会是在汉代才突然出现的，而是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东来西往的各国商队走出来的。中外文献记载说明，由中国内地经河西走廊和新疆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路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中西交通路线由开辟而不断完善，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先秦时期丝路贸易的存在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证。20 世纪初，波斯、蒙古国和中国额济纳河流域及古楼兰等地发现的大量残绢表明，在公元前5 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米尔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输入欧洲。可见，至迟在公元前5 世纪中国丝绸已从陆路传入波斯，再转贩至罗马帝国。公元前4世纪西方古文献中已对蚕丝有了记载，并指明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由于先秦时期中外居民之间主要是通过丝绸贸易进行交往与联系的，因而，古代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其拉丁语意为“丝之国”。当然，中西方经贸文化往来并非直接进行，而是经过沿途各国、地区及不同民族间的中间环节辗转进行，尤其是在游牧地区，丝路交通更是多有不便，就连商贾自身安全也难以保证。因此，在汉武帝之前，丝绸之路虽然已经存在，但由于山川阻隔、道路艰险以及沿途各族分裂战争等人为因素，通行极为困难，东西方之间没有正式通使，也并没有形成一条畅通的交通线。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丝织业已相当发达，丝织品贸易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1976～1978 年，在天山峡谷鱼儿沟、阿拉沟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中，发现大量彩陶、木器和毛织衣物、铜器、铁器等。其中出土的一件素色绢上，有用绿色丝线锁绣的凤鸟图案。其同墓出土的木质葬具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2600年左右，不论是此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纹图案，都是出自中原地区。在这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除发现有来自中原的丝织物以外，在多座墓葬中还见到了木胎漆盘、漆耳杯等漆器。这些墓葬的朝代，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多的漆器出土，说明汉代以前，曾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地区漆器西来新疆。
二、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
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甘肃敦煌境内)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至地中海地区，包括中亚、罗马帝国等地。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开拓了从中国陕西、内蒙古、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丝绸之路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交流，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当时，匈奴控制着西域的大部分地区，汉朝通西域的路线也被匈奴控制，张骞在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在匈奴十多年，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后来，张骞寻机率部逃离匈奴到达西域，但此时的西域各国，有的不敢得罪匈奴，还有的如大月氏等国在匈奴的压迫下已迁往别处，不再想和匈奴发生战争。张骞回到汉朝以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成为《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只是增进了双方了解，探明了路线，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西汉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时，匈奴已被汉朝打败，西域各国也摆脱了匈奴统治，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增进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未能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此后，汉朝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受到了各国的欢迎，中原丝绸、瓷器等物品以及先进生产方式传到了西域，西域名马、香料及水果等特产传入中原。同时，西域各国也纷纷谴使来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返回汉朝时，乌孙就曾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回到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推动了汉朝与西域及中亚各地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从张骞“凿空”西域到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构筑以长城为主干的军事防御体系，保障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安全和畅通，以及与乌孙联姻，清除匈奴对西域的奴役，移民屯田，为东西方使者和商旅提供安全和粮食保障，这条东西通道就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开拓，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当时，各地丝绸和其他商品主要集中在长安，再由各国商人把一捆捆的生丝和一匹匹绸缎，用油漆麻布和皮革装裹，然后组成浩浩荡荡的商队，从长安出发，西行经过咸阳、陕甘高原，越陇山至陇西高原，通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到达西域及欧洲。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此外，大宛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的技术，后来汉朝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时，中国丝织品在欧洲享有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将中国的丝织品当做珍贵物品，称中国为“丝国”；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凯撒身着丝袍现身剧场曾一时轰动欧洲，后来穿中国丝袍成为罗马及欧洲上流社会的时尚。
西汉后期，丝绸之路因中原内患增加而时断时续，但中原王朝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西域的控制和交往。西汉哀帝以后，车师与匈奴连年不断的战争更令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为防止西域动乱波及汉朝边境，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交通陷入半通半停状态。新莽时期（9～23）丝路彻底中断。公元97年，班超（32-102）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的主导地位后，重开丝绸之路，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经条支（今中东伊拉克）、安息等国，至安息西界（今波斯湾）。甘英出使欧洲，熟悉了沿途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情，为日后中西交通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探险开辟欧亚交通的人，他到达的终点也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到达的最西面。班超出使欧洲，拓展了中欧联系的渠道，此后双方交流日益频繁。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到中国，还带来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献给东汉桓帝。这是东汉同大秦的第一次直接联系，也是中国同欧洲的第一次接触，为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
汉代以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条大通道。
丝绸之路全长8000千米，在中国境内约4400千米。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 主要的三条线路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线路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补给容易，但路途较长。中线：从泾川、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路线，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中段在西汉大体有南北两条道路。南道：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东西通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楼兰、且末、尼雅（精绝）、和田、莎车等，越葱岭（今帕米尔），向西或向西南，可到达大夏（今阿富汗）、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最后可到达大秦（罗马帝国）。北道：从玉门关向西，经车师国（今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沿天山南麓向西南，再经危须（今新疆和硕）、焉耆、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再往西有两条岔道，一条西行过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再向西过阗池南，沿纳林河向西到塔拉斯河中游的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另一条则是由龟兹向西南行，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越葱岭上的休循到大宛（今费尔干纳）。东汉时，又开辟了新北道，即由玉门关西行，过莫贺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吾，再向西北行，到蒲类海、车师后部，西通乌孙。
西段：自葱岭以西经中亚、西亚直到欧洲。西段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唐朝中期开辟的。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经过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中线：自喀什起，经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会合。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
三、隋唐丝绸之路的繁荣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屡次对突厥用兵，一举控制西域各国，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关隘，并打通天山北路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丝绸之路贸易迎来了繁荣时期。
裴矩开中央政府主持贸易之先河，在西北民族尤其河西民族贸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隋炀帝时，西域各族或政权使者纷纷前来河西地区从事贸易，为发展与西域的商路交通，中央政府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前去张掖主持中原与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间的相互联系、贸易及交流等事宜。隋大业元年至九年（605～614），裴矩利用和胡商接触的便利条件，倾心结交西域各国官吏、商人等，注重了解西域各国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服饰物产等，尽力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君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绘画各国王公庶人服饰仪形，“丹青摹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1]《西域图记》还详细记录了当时从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即北道（又叫新北道）、中道（即汉代的北道）和南道。这三条大道“故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辏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三条道路具体走向为：北道从伊吾出发，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廷，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出发，经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出发，经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河西，成为中外交往史上的一次盛会。隋炀帝此行的意图包括以武力解决吐谷浑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亲赴张掖巡视西域各国贸易情况，接受各国君王及使者朝见，举行盛大集会，宣扬国威；沿途访风问俗，优抚耆老等。大业五年正月二十日，炀帝一行离开洛阳，经长安、扶风旧宅（今陕西凤翔县）、陇西（今陇西、渭源一带）、狄道（今临洮）、武威，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渡过黄河到达西平 （今乐都），过星岭（今青海大通县北）、浩门河 （今大通河），收降吐谷浑十余万口。六月初八经大斗拔谷（今民乐县扁都口），十一日至张掖。二十一日在张掖举行盛会，“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3]充分显示了隋王朝与河西的繁盛。(www.xing528.com)
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十百里，这是举世创举。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敦煌、酒泉的国际贸易市场更加繁荣昌盛，还促进了中原一带贸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隋炀帝西巡和对吐谷浑征伐的胜利，彻底解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威胁，隋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且末、鄯善、伊吾等广大地区。中原与西域、西亚交往的所有道路全部畅通，南北门户洞开，为后来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张掖盛大商品交易会的举行，不但向域外各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更重要的是向各国表达了与之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大业五年，炀帝西巡两次盛会西域诸国首领后，次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大献方物”。因之向诸国展示中原深厚文化的歌舞活动在这一年达到顶峰，洛阳、长安两地万人空巷。在洛阳“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烯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撅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4]通过规模宏大、精美绝伦、喧腾欢跃的艺术活动，隋朝自豪地向周边各族及域外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多彩，将自身艺术成就完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呈现。大业十年（615），又有“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来朝”。[5]这说明，炀帝西巡彻底清除了丝路障碍，以文化活动和优惠待遇大力招商，中原与西域各国，尤其是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关系在受阻数百年后全面恢复。这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努力，为丝路贸易在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保证了河西丝路贸易的正常开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更加密切。河西地区是多民族居住区，有汉、突厥、吐谷浑等民族，又是外来商人往来的必经之地，农耕区与畜牧区犬牙交错，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异常活跃，构成了河西地区经济的一大特色。尤其重要的是，丝绸之路贯穿全境，使得中原地区的纺织品尤其丝织品、纸张、瓷器等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通过河西地区流入西域、中亚、欧洲等世界各地；西亚、欧洲等地的马匹、金银珠宝等奢侈品又通过河西流向中原地区。隋代丝路贸易分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两种形式；从贸易经营者身份可分为民间贸易和官府直接控制的各国贸易。形式多样的丝路贸易，一是加强了民族交往，使各民族间得以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优势互补，促进了民族团结，有利于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形成。二是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影响，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民族新鲜血液，并为盛唐时期的开放风气及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三是活跃了丝绸之路沿途的社会经济。国内贸易和国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丝路贸易的活跃，扩大了商品贸易范围，丰富了贸易内容，有利于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服务业开发，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注入了一定的商品经济成分，因而更具活力。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全面繁荣，唐政府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参与东西方交流。当时，丝绸仍是丝路贸易的主要过境商品。西域诸国使团来华进贡名贵的土特产，唐的回赐也很丰盛，其中以丝绸为大宗。胡商也携带大量珍宝来贩取丝绸及丝织品。《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汉之财物往运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普通的吐蕃百姓也能穿上上等丝绸，证明运至瓜州的丝绸数量很多。唐代诗人张籍曾作诗描述丝路的繁盛：“边城暮雨雁飞低，芦苇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除丝绸之外，西域商客还需要瓷器、药材、粮食、驼、马等物。大批胡商因丝绸贸易客居敦煌、酒泉等丝路沿线城镇，商品经济十分活跃。
唐代丝路贸易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西北民族贸易中的茶马贸易逐渐取代了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成为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主体。茶马贸易主要指我国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换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集市性贸易活动。少数民族的饮食结构，决定了其对于茶叶需求的迫切，不仅吐蕃如此，其他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也大体相同。但是受交通运输工具的限制，进入游牧民族的茶叶数量毕竟有限，交易成本比较高，因此茶叶一开始只是作为少数民族上层的高级奢侈消费品，社会下层一般与茶叶消费无缘。茶马贸易的兴起，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在西北游牧民族中普及茶叶饮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唐代部分边境贸易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还具有禁榷的性质。禁榷制度是把诸如盐、铁、酒、茶等商品的经营，从私人手中夺取过来，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实际上这是将私营商业变为官营商业，使私人商贾失去牟取暴利的机会，或者说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茶马贸易中政府对于茶叶的控制，不仅仅只是出于对这种资源垄断或配置的考虑，它同时还涉及国家安全、国家职能、民族利益、经济均衡发展等诸因素。
唐代，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在中外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外使节、客商聚居和频繁交流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敦煌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外来商品极为丰富，仅市场上常见的就有几十种之多。这一时期，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大都从外地进口，进行中转贸易，这主要依靠粟特人来完成。从敦煌带出的物品以丝绸居多，贩来的物品有银器、棉布、铁器、药材、化妆品、消费品等。这些外来商品，既有产自朝鲜的高丽棉，又有来自波斯和拜占庭的胡锦和蕃锦；既有从印度进口的香料，又有从今蒙古高原一带流入敦煌的兵器。在众多的外来商品中，胡粉、棉布、玉器、珠宝等商品极具西域特色。传入敦煌贸易市场的珠宝比较常见的有琉璃、玛瑙、珊瑚等，琉璃原产于波斯，是波斯倾销于唐代中国市场的主要商品；珊瑚主要出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和南亚地区，是敦煌地区的典型进口商品，可见敦煌对外贸易的范围之广。敦煌设有供胡商贸易的“市”。敦煌周围还设有清泉、白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21个驿站、邸店。《沙州图经》所记的“石城镇”是外国商人聚居之地。敦煌以西百里的兴胡泊，则是通过玉门关往返的胡商居住之地。
插图5－1 莫高窟第96窟商旅图
四、元代以后丝绸之路的衰落
元代以后，丝绸之路贸易整体上趋向于衰落。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二是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数百年间，北方地区战火纷飞，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直接服务的黄河流域丝绸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同时，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贸易安全难以保障，丝绸之路因此逐渐衰落。北宋靖康二年（1126），金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次年五月，北宋灭亡，赵构即位称帝建立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政治中心南移对经济中心南移有一定影响。南宋建立后，人民抗金斗争阻止了金军南进，北方劳动人民纷纷南迁，补充了江南的劳动力，并带去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南方相对和平稳定，这些条件促使南方经济在原有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农作技术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形象地反映了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在全国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南方棉花的种植推广、棉纺织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至于元朝开通漕运和海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首先产生于江南地区，更是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了宋元时期，随着欧洲海权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特别是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此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开始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陆上丝绸之路，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元代中央政府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和允许私人出海贸易的开放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海上丝绸贸易的繁荣。元政府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同时，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其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元代中期，中西丝绸之路贸易曾一度活跃。从东亚到西亚钦察道—敦煌、哈密、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土库曼、克里米亚半岛；波斯道—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大不里士到土耳其，驿道纵横交错，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个时候由这些驿道来到中国的，这是丝绸之路的又一个繁荣时期。但好景不长，到15世纪初，察合台后王势力进一步分裂，新疆和中亚地区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同时，为了推行伊斯兰教并控制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察合台后王与明朝争夺哈密，这场战争前后进行了130余年。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但蒙古帝国也摧毁了以往在丝绸之路上大量关卡和腐朽的统治，令丝绸之路通行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方便。元代丝绸之路交往的主要目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为主导。
明代中期以后，闭关政策的实行，大范围的丝路贸易基本停止。与此同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上交通更是代之而起，使丝绸之路贸易全面走向衰落。
五、21世纪丝绸之路的复兴
进入21世纪，贸易和投资再度活跃，出现了复兴热潮。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重建丝绸之路也成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与中国相邻的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其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同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断呼吁，在现代交通、资讯飞速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由于远离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内陆地区比较贫穷和落后，除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沿海地区依靠全球贸易，更为发达和富裕。中国国内是这样，全球也是如此。丝绸之路经过的国家很多是内陆国家，其人均GDP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几十亿人生活的内陆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边缘，造成了发展失衡。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国内来看，可以使西部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从全球来看，可以使亚欧大陆的内陆地区更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来，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都将更为平衡。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习近平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中国和中亚国家可以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将是一个东起西太平洋沿岸、西到波罗的海、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兴经济合作区。中国政府的基本设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通过“五个沟通”逐步实施。首先，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就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交流，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措施。其次，加强道路联通。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方应该就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第四，加强货币流通。推动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和社会交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是一个多赢的构想，是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必将使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内陆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会上升，全球经济格局将随之改变，开创内陆和沿海共同发展、更加平衡的新局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为中国营造一个与周边国家的良好政治、国防、民族环境，有利于中国和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更紧密、文化更互融、政治更互信，有利于中国新疆等地区的稳定发展和周边国家安全建设；推进区域间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互联互通，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激发区域内经济增长潜力，为全球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力量；有利于构筑以开放促进中国西部大开发，以促进国内改革红利的释放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坚持全球经济开放、自由、合作主旨下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新理念，也高度揭示了中国和中亚经济与能源合作进程中如何惠及其他区域、带动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思路，更是中国站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与中亚合作跨区域效应的新举措。
从国内来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内经济稳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着力点，以填补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短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构想将西部地区推送到对外开放的前沿，将极大地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依托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建设，以综合交通通道的开拓为发展空间，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将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拓展中亚、西亚和南亚市场。从更大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中国民族复兴的新动力。
从更高层面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促进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共同繁荣，共享合作之益，共享互补之利。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活力四射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农业、旅游等各大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潜力巨大。中亚国家与我国的友好交往已有上千年历史，在现代交通、资讯飞速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中亚国家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在制造业、路桥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强大的技术力量，双方互有所需。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如顺利实施将重新打通阻滞多年的亚欧经济动脉，实现各国从交通、贸易直至投资、金融的互联互通，描绘出惠及经济带沿线各国甚而影响更深远的亚欧经济新版图。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将联动亚欧涵盖3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使辐射太平洋至波罗的海间亚欧大陆“共振”，使全球经济格局随之改变，开创内陆和沿海共同发展、更加平衡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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