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主要内容与价值揭秘

第二节　敦煌遗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敦煌遗书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宗教典籍，占敦煌汉文文献的90%左右。包括佛教经典、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文献、三阶教文献、道教典籍、摩尼教典籍和景教典籍等。

第二大类：官私文书。敦煌官私文书约1000件。“官文书”包括符、牒、状、帖、榜文、敕、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账以及官府往来文书等。例如所谓“告身”，是给予新任职事官、散官、勋官等的一种证书，有册授、制授、敕授、奏授、判补等多种形式；又如“籍账”，指户籍、计账、手实、差科簿等与户籍、田土、公课有关的文书。在敦煌官文书中，还发现与户部、度支、金部、刑部、比部、兵部、敦煌郡县有关的文书，也发现与法律、军制、屯田、水利、驿传与长行马、会计等有关的文书。

“私文书”包括契券、转帖、书牍等。契券中又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作人契等。此外还有遗书、分产书、物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账等。

还有一大批“寺院文书”。其中有度牒、戒牒、僧尼籍、追福疏、燃灯文、行城文、礼佛文、回向文、布萨文、布施文、道场文、愿文、借贷契、器物名簿、寺户名籍等。

第三大类：中国四部书。敦煌遗书中的古籍部分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经部遗书中，《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应有尽有，有不少都是名家注疏的珍本孤本。

史部典籍中，有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

子部遗书中，有“书仪”100余件，包括朋友书仪、吉凶书仪、状启书仪，不仅是当时的书信范本，也是研究礼学与风俗史的绝佳材料。

子部中一些古籍如医书、算经、占卜、历法等可归于今日分类法中之科技著作。

集部遗书中，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话本、俗赋、词文、诗话、因缘等。

第四大类：非汉文文书。有藏文、回鹘文、突厥文、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康居文、窣利文、吐火罗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等的卷子。

经学术界多年潜心研究，敦煌遗书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10个方面：

一、佛教经典

佛教经典约占遗书总数的80%左右，是敦煌遗书中最大宗的部分，包括佛教的经、律、论三藏要籍、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情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被人们视为百科全书式的佛学集成。其中复本最多者为《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次有《金光明经》《涅槃经》《无量寿宗要经》《佛名经》《心经》等。特别是其中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大乘入道次第》《大乘四法经论广释开决记》《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及法成译《萨婆多宗五事论》，以及中国自撰的数十种佛经（佛教正统派视为“疑伪经”者），如《佛说阎罗王授记令四众逆修生七斋功德往生净土经》等共有300多种，填补了自宋代以来由于典籍散佚而留下的空白，为佛教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尤其是《三阶佛法秘记卷上》等的发现，使人们对盛极一时而又被明令禁绝的末法宗教三阶教有了新的了解。

二、道教经典

敦煌遗书保存了唐宋时期的道教典籍近百种，计500件左右。其中，道家学说的开山著作《道德经》，各种抄本有30多件，注释本近10种。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北朝写本《老子想尔注》，被认为是三天法师张道陵注，并自系师张鲁以后流行蜀中，是研究五斗米教的宝贵资料。其他道教经典30多种300多件，从中可以考见道教的原始教义和后来佛道杂糅以及佛道斗争的有趣经历。

敦煌发现的道教《太玄真一本际经》共10卷，其中除第2卷、第9卷收入道藏经典外，其余8卷都是世间早已不存的佚典。书中反映了中古道教的“重玄”学说，把庄子影响下的魏晋以来的玄学关于本体讨论的成就，与鸠摩罗什译传龙树中观学说的佛学超越智慧结合起来，并继承了老子、淮南子的宇宙生成学说、道性自然学说。《老子化胡经》表现了中国本土宗教对外来佛教的一种反映。其他如敦煌本《太平经》《上清经》类、《灵宝经》类典籍的发现，都使人们对中古道教思辨水平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敦煌保存的道教《长乐经》，全用五言韵语写成，犹如议论体五言长诗。两卷残存320句、1600字，可以说是最长的古代诗章之一。此经至少有6卷，仅此已堪称史无前例。《长乐经》除了作为道教佚品在道教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之外，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

三、摩尼教、景教典籍

摩尼教为巴比伦帕提亚王裔摩尼在240～276年间创立的宗教，是从早期基督教襁褓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异端教派。大约在4世纪初传入中国，在民间私下流传。唐朝实行开放政策，摩尼教得到朝廷认可，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最先在长安建立“大云光明寺”，之后陆续在荆、扬、洪、越等州建寺传教。唐武宗会昌元年（843），取缔外来宗教，摩尼教亦在被取缔之列，摩尼教从此衰微。少数坚持信仰的信徒，也只能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从事活动。其经典在官府禁毁之下逐渐散亡，故其教义莫可详究。敦煌遗书中幸存《摩尼教残经》等教义经典，成为我国摩尼教绝无仅有的禁余之物。

摩尼教在中世纪之时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一带，在亚洲是流传广远、势力强大的教种，对东西文化交流有较大贡献。摩尼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是回鹘人的国教，对古代回鹘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更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摩尼教的研究，也是回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派，即希腊正教，或称东方基督教。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到“会昌灭法”时已流行两百余年。但传世的景教经籍极少，其教义及活动，我国文献记载中寥寥无几，难窥其究竟。幸在敦煌遗书中发现有数种景教古经和要典，其中《尊经》除著录景教经目30多种外，还载有景教在我国流传情况和景教经典的中译情况。此外，斯坦因还从藏经洞拿走一幅景教人物画像。敦煌发现的景教遗物，为古代景教教义和中国古代景教流行情况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

四、儒家经典

敦煌遗书中，有六朝至唐宋古写本儒家的《诗》《书》《易》《礼》《论语》《孝经》《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尔雅》等多种，连同各种注疏本在内，总数在320件以上。

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时代学术文化的大宗主流。敦煌本儒家典籍的发现，不仅使已佚的古本、古注失而复得，而且可以据之订正今天的衍脱讹误，恢复典籍的本来面目，从而去追索它产生的时代，探求当时政治、哲学、制度、风俗、语言、历史等有关问题。

五、文学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有不少填补我国文学史空白的佚典。它包括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变文、故事赋、曲子词、佛家词赞、白话诗、原始诸宫调、原始歌舞剧本、礼俗歌谣，以及当地文人作品和中原及周边地区作者的散佚作品。

除通俗文学外，还有相当可观的正统文学资料，其中有不少是文学佚集或佚篇，给我国文学史增加了许多新材料。(www.xing528.com)

六、语言、文字、音韵方面的资料

敦煌遗书中关于语言学、声韵学方面的资料有几十种之多。自宋至清，语音学者主要依据先秦韵文创立了汉语上古音系。敦煌遗书中大量唐五代敦煌韵文以及汉文与西域各少数民族语言对音译文卷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敦煌中古音韵史料。据此整理研究，将对我国汉语音韵学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训诂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梵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B龟兹文）、佉卢文、窣利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无疑是各有关古代语种语言文字、历史资料的遗珍。对各有关民族和语种的研究，是极为难得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有大量书法作品。其中有唐代临本王羲之《十七帖》，有唐太宗《温泉铭》、李百药《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及柳公权《金刚经刻石》最早的拓本，还有六朝、隋、唐、五代、宋代千百位写经生、书手遗留下来的大量手迹。敦煌保存的古代书法作品，可以布置成一座规模宏大、跨越千年的书法博物馆。且诸体纷陈，编年有序，在我国堪称无与伦比。

更为难得的是，敦煌遗书中居然保留了为数可观的汉晋到宋元时期汉字及多种古代民族文字的硬笔写本，是用韧性良好的木杆、荻苇或细竹削作笔尖，蘸墨书写的。推翻了毛笔是中国古代唯一书写工具的定论，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白，为古代汉字书法新增一体，也找到了近世钢笔、圆珠笔的远祖。

另外，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丰富的关于古代标点符号存在与使用的资料。以前学界都认为“标点符号传自西方”，但西方使用标点符号的历史早不过11世纪，而我国在9～10世纪及其以前早已广泛使用，所用符号种类多达十余种，体式则多达二十余式，表明我国古代不仅早已使用标点符号，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我国近世的标点符号，不过是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标点符号的优点，使固有标点符号系统进一步完善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科学化。

七、史地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史地资料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价值极高。有的可补载籍之缺憾，有的可正纪传之讹误。如敦煌均田、户籍、差科、税赋、借贷、质典、买卖方面的资料；敦煌大姓的世族传记资料；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王朝史料；敦煌及周边州县地志资料等，丰富了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并且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有些资料的研究（如瓜沙地理、水利），已经发展为专科之学。

有关古代少数民族如吐蕃、回鹘、于阗和哈拉汗王朝的史料也值得注意。例如《吐蕃历史文书》残卷，记载了7～8世纪吐蕃逸史，还涉及回鹘、于阗等若干民族王国的史实。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都是十分宝贵的。

八、古代乐舞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古乐舞资料数量不多，但其内容及价值意义堪称一绝。

遗书中有古舞谱6件，曲谱3件，古琴谱1件。这批谱本的抄写年代最迟不晚于五代，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谱本。这些古代乐舞谱为我们保存了极为珍贵的指法符号、音节符号、记谱符号和身段语言、歌舞术语，是一笔珍贵的遗产。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的曲辞之作，这些曲辞之作原是可以合乐起舞的，是乐谱抄本的姐妹篇。敦煌遗书中还有敦煌当地乐舞机构、乐舞活动、乐舞道具、乐人生活及身份地位的资料；敦煌遗书某些类书残卷中也有一些有关乐器、唱奏、舞容、声词的条目，为我国古代敦煌乐舞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九、科技资料

敦煌遗书中的科技资料，涉及天文、历法、算学、医学、保健、药学、营建、酿制、冶炼、锻造、印刷、农业、水利、计量、体育、竞技等许多学科。

天文学文献《星占书》，有20多种抄本，最早的抄本成于唐武德四年（621）。此书备载甘、石、巫咸三家内外官星283座，1464星，与《晋书·天文志》所载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据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之数吻合，而今本《甘石星经》仅载内外官诸星160余座，可见今本残脱甚多，敦煌《星占书》则保存了《甘石星经》的全貌。

敦煌遗书中的历法残卷，上起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下至北宋淳化四年（993），500多年间残存历书50余件。其中多数是中唐以后敦煌本地特有的历法，其置闰与中原历法稍有不同，月朔干支亦往往差一两天，为古代历法特有的资料，可补传世历法之遗缺。此外，敦煌汉简中还发现不少西汉时期的历谱简册和历日残卷，保存了我国古代历书的实物，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历书的原貌，并可据以探讨古代历书的流变；通过敦煌历书的研究，又可为敦煌历史研究与敦煌遗书断年提供线索。

算学遗书有《算经》《立成算经》《田积表》《九九歌诀》等20多种，这些残卷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算学及其发展弥足珍贵。

医学遗书内容涉及医论、脉经、本草、药方、针灸、食疗、导引、少数民族医学文献，还有兽医及医药文学的著作。有些是失而复得的久佚之要典。还发现多种吐蕃医学文献和回鹘文医方一卷，都是古代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的珍品。

敦煌遗书中有大量唐朝、五代时期的印本，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存世最早的印刷品。其内容有佛教用品，也有人民生活、生产、学习用品；其性质有供佛品，也有商品；其印刷地点，有京城长安及其他地方，也有敦煌本地，说明印刷品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印刷业已经在好多地区发展起来。其品种有墨色印、朱色印，有文字单印本，又有图像文字合印本。最为突出的是唐咸通九年（968）印制的图像文字和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正文文字庄重而又柔媚；扉页上的佛说法图，刀法圆熟，线条均匀，流畅活泼，刻工精良；印刷用墨浓淡适宜，清爽悦目，充分显示出雕印技术已臻成熟，说明雕刻印刷事业早已度过初期的摸索阶段，进入了完善提高时期。

雕版印刷的前身，学者们公认是拓印。敦煌遗书中也发现我国传世很早的捶拓印品。如唐太宗自撰手书的《温泉铭》，唐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为初唐、盛唐实物，距今已1300多年。这类拓本曾经启发和孕育了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而且又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敦煌写本、印本所用的纸张，是我国造纸史上存留下来的古纸实物，对古代造纸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要。同时，与书法史、印刷史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

营造建筑方面也发现不少佚籍。存有一幅反映唐代沙州城东南隅一处屋舍、庭院、巷道平面布局的《园宅图》，十分珍贵。还有一些营造方面的包工合同及营造契约，这对了解当时建筑营造行业活动情况都是难得的资料。

十、学郎读物和学郎杂写

学郎读物和学郎杂写，是敦煌遗书中关于教育史及古代学校教育的资料。大致分为教材与读本、书面作业和杂写杂抄、学校及教师史料3种。

教材有启蒙教材、成人教材、专业教材。

启蒙教材的教学对象是少年儿童，教学目标以识字为主，通过识字教学灌输一些文化知识和人生常识，主要是《百家姓》《千字文》《九九乘法歌诀》等。成人教材的教学对象是青年，教学内容以灌输知识为主，教学目标是培养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经典、历史名著和文学名著。专业教材的教学对象是专业青年，教学内容是灌输各种专业知识，教学目标是为地方培养医生、实科人才、翻译人员及政府官吏，以满足本地区军政机关等的需要。开设的专科有医学、历算学、阴阳学、文牍学、民族语文等。

学郎作业主要是中唐至北宋前期敦煌儿童的习字作业。其中有一件很典型的唐代学童习字日课卷，老师在每日学童作业纸上写三五个范字，学童照着逐字各抄写20遍左右。每日习字作业之尾，由老师写一个“休”字，相当于现在的“阅”，表示本次作业到此为止，已经阅过。目的在于防止学生偷懒及充替下次作业。有一日作业后有老师批语“渐由少能，亦合甄赏”。意思是逐渐有了一些进步，应当酌予表扬奖励。循循善诱，亲切感人。

这些材料，描绘出中国古代敦煌地方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活动的生动画面，为我们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地方学校教育的性质、教学门类、教材的系统以及教学宗旨、培养目标等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除此之外，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我国古代文书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籍账制度、土地制度、馆驿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仓廪制度、政治史、法制史、民族史、民俗史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