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近代幕府的变化与幕友的专业化
乾隆中叶以后，清朝开始由盛转衰。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嘉庆元年（1796年）终于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并波及到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清廷为此耗银二亿两，费时九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契机，此后，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再无宁日。
在内忧不断的同时，外患也日渐加深。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导致大量白银流出。鸦片战争的失败，又迫使清廷签下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此后，西方殖民者接踵而至，纷纷效尤，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
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对士人们思想的控制开始放松，文网渐疏。曾在乾、嘉时期盛行一时的考据之学（汉学）由于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已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由于世风日下，为挽救世道人心，倡导性命伦理的宋学又渐有抬头之势，学术界调和汉宋的倾向日益明显。同时，针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经世之学开始复兴。
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些经世学者均游于同样有着经世抱负的督抚学政幕府，比如张穆在祁隽藻幕府[1]，俞正燮在林则徐幕府[2]，包世臣和魏源先在贺长龄（江苏藩台）幕府编纂《清朝经文编》，后又入江苏巡抚陶澍幕府，并于道光六年（1826年）辅佐陶澍组织漕粮海运。此后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包世臣又辅佐升任两江总督的陶澍改革两淮盐政。这些工作，标志着清代幕府开始为改革行政弊政，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进行探索了。有趣的是，陶澍作为湖南人，儿子娶了湖南同乡左宗棠之女为妻，女儿嫁给了同样是湖南老乡的胡林翼。他的幕府中除包世臣外，其他的几位幕友都是湖南人，如胡林翼、魏源、李星沅等。李星沅后来任两江总督，胡林翼和左宗棠则与曾国藩同为湘军领袖。曾、胡、左三人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时代的风云际会，终于把湖湘集团推上了历史舞台，晚清的幕僚制度改革从曾国藩幕府中开始了。
面对西方的挑战，睁开眼看西方，了解西方的任务则落在了林则徐和魏源的身上。鸦片战争前，昏庸自大的满清统治集团对西方根本不了解，道光皇帝竟然问“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至新疆有无陆路可通？”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也发现“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3] 于是派人搜集当时主要在澳门出版的各种外国报刊，聘请译员进行翻译。这些译员，据考证有袁德辉、梁进德、亚林、亚孟等。[4] 这些译员是由林则徐所聘、专门进行翻译的幕友，他们在林幕中的译报活动始于道光十九年二月（1839年3月），到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林则徐被撤职后，他的幕府就解散了，幕中译员也各谋出路去了。其中梁进德（他是梁发的儿子）“也同时辞了职，虽经政府（按：指琦善）极力挽留，亦属无效。”[5] 林则徐向耆英推荐梁进德，不久他被耆英聘为译员。
这些幕友在林则徐幕中所译外国报刊，编为《四洲志》[6]、《各国律例》[7]和《华事夷言》。同时，他们还帮林则徐翻译公文和信件，如袁进德曾将林则徐的重要文告译成英文，刊登在1839年7月（道光十九年六月）号的《中国丛报》上。他还译过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致英女王的信。梁进德被认为是林则徐幕府中水平最高的译员。他的“一种工作是将那在澳门出版的英文周报译为华文，而将其中重要部分转达北京政府。”[8] 林则徐有时还要修改他们的译稿，袁德辉所译的林则徐等致英女皇的信，林则徐不放心，又请亨德再将它译成中文加以审核，认为译文质量不是很好。凡选送皇帝的译稿，林则徐每次都要做修改，以使行文更精炼文雅。林则徐对梁进德的中文比较赏识，但认为他仍须提高，并在这方面给他不少帮助。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鸦片之役，两广总督林则徐延请通西文者翻译外报，故于英人动静，了如指掌。尝将外报所论中国、茶叶、军事、鸦片四端，附片进呈。又编成《华事夷言录要》一书，见两江总督裕谦奏折中。时客林幕者为魏源（默深），倡议译报最力，至以译报为其一端。兵志言之，‘知彼知此，百战百胜’；以言译报之功，魏氏实开其先也。”[9] 戈公振并在书中引用“魏源答奕山将军书”：
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较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10]
戈公振考证有误，魏源并未入林则徐两广总督幕，而是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这封信也不是魏源写给奕山的，而是林则徐的亲笔信。杨国桢编《林则徐书柬》中收录了这封信，题为《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六条》[11]，这封信印证了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时的确组织译员，秘密译报。这种译报活动，最初的目的是情报搜集，所以最初所译报的主要内容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和中外贸易等方面的时事报道。但随着林则徐对夷情了解的深入，译报内容渐有扩大，进而发展为西方国家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了。这表明，他开始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了解夷情”的问题了。
据黄丽镛《魏源年谱》，魏源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并协助裕谦在镇江筹划海防，进行浙东抗英斗争。七月（公历8月），魏源在镇江与已被撤职发配新疆的林则徐相见。魏源与林则徐都是倡导经世之学的学者，早就相识，并且是好友。在久别重逢促膝长谈时，林则徐将他所译的《四洲志》、《各国律例》和《华事夷言》等交给魏源，希望他能整理出版，以便国人了解夷情，早日制定抗敌御侮的良策，魏源欣然同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魏源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资料，完成了以悉夷、师夷、振兴武备为核心思想的《海国图志》50卷本。书中不仅介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况，而且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他那时代最大胆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12]
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的幕府中的译员则是帮他看清世界的人，而魏源是把林则徐看到的世界告诉国人的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冯桂芬、薛福成等人均产生了影响。
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廷令各在籍大臣举办团练，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创办了湘军并组建了幕府。由于筹饷、练兵等需要，加之当时的地方行政效率低下，官僚制度僵化，促使曾国藩幕府发展成为一个既与清代前、中期幕僚制度有密切联系，又与汉唐幕僚制度相似的空前规模的幕府，幕府人才极一时之盛，不但有许多文人，“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13] 对太平天国进行的十几年的战争，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曾国藩深切认识到西方技术尤其是坚船利炮的优越性。他的幕府中能够聘请当时一流的科学家（畴人）徐寿、华衡芳、李善兰以及早期的留学生容闳，让他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并开展洋务活动。容闳被聘请到曾幕后，曾国藩委托他赴美购买机器，同治四年（1865年）成立的江南制造局就是依据这些机器设备建立的。[14] 徐寿、华衡芳也对江南制造局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又附设翻译馆，徐寿、华衡芳和李善兰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工艺、医学、矿学、农学、化学、算学、电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等方面的科技书籍。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说：“曾国藩用容闳，为其新事业最有关系之事，不特在当时与江南制造局，其于西学东来，实辟一途径。”容闳受过西式教育，并“久欲施行其得自美国之新教育计划”，他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这一建议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不久得以实施。这是中国近代官派留学之始。[15]通过曾国藩和这些幕友们的努力，中国思想界长期的封闭状态被打开了，他们不但睁开眼看世界，并开始从西方世界“拿来”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自强运动由此在中国展开了。
李鸿章也做过曾的幕友，他离开曾幕后的第一个重要的职务是江苏巡抚，此后又任过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成为朝廷重臣，内则办企业、办海军、建学校，成为洋务派的中坚；外则办交涉、定条约，成为朝廷外交事务的实际主持者。李鸿章幕府的职能转变为主要协助他处理洋务及外交事务。所以他的幕府，“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16]
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一书中分析李鸿章幕府人员构成变化时说：“这些人的出身包括读书士子、行伍军人、行商坐贾和‘归国学生’，他们在李幕中充当谋士、将帅、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业的总办会办等。18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核心集团主要由那些有更多传统背景的人组成，他们是在叛乱年代（1862～1870）开始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但是此后领导权逐渐被那些‘归国学生’或曾在西方待过的人所掌握。”[17] 郭嵩焘和薛福成都曾是曾国藩的幕友，离开曾幕后又入李鸿章幕府，两人分别于光绪二年（1876年）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任驻外公使，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的思想变化很大，冯桂芬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在上海。他们三人对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影响极大。
李鸿章幕府在洋务方面走得比曾国藩更远。他不但建立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近代海军等，并且在他主政期间派遣了许多学生赴英、美学习海陆军、开矿、通信等近代知识。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又投入了他的幕府。曾国藩在容闳的提议下最早选派的赴美幼童（此事经容闳提议，丁日昌为之斡旋，曾与李先后促成。曾虽去世，但论功曾是开风气之先的）[18] ，在经过近十年学习后，却被清廷勒令回国。李鸿章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安置在自己手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李鸿章在天津所建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其他有些人则进了电报学堂，开平煤矿以及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医院中。留学生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在李鸿章幕府中成为其重要幕僚。马建忠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助手，曾于光绪六年（1881年）受李鸿章委派以非官方使节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同年，他帮助李鸿章拟定了准备用做美国和朝鲜（中国当时为朝鲜的宗主国）谈判的条约草案；光绪七年（1882年）进行朝美、朝德条约谈判时，他又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并在同年再次返回朝鲜，参与镇压大院君的叛乱。马建忠还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开山祖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
罗丰禄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在该学堂第一届学生中名列前茅。他曾任郭嵩焘驻英公使馆随员。回国后进入曾幕，是李鸿章的机要幕僚和海军事务幕僚，同时是翻译和内勤总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时，罗丰禄作为翻译和机要幕僚随行。他以出色的翻译，准确地表达了李鸿章机智的谈吐和得体的措词，使李鸿章受到英国公众的喜爱。他把李鸿章在维多利亚女王留言簿上写的一首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英文，获得了女王的欢心。李鸿章对他深为赏识，回国次年即施加影响，使他成为驻英公使。
伍廷芳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在英国学习法律并被允许进入英国法律界的人。他曾在香港开办律师事务所，光绪八年（1882年）接受李鸿章聘请，做了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在幕府期间促成了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并成为其总办。与马建忠、罗丰禄一道陪同李鸿章去马关谈判。
李鸿章幕府中还有洋幕友，是“他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19] 如充当李鸿章私人助手的马格里，充当他的秘书的毕德格等。他使用这些外国人，“为的是增加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并培养出可以代替他们的中国人。”[20] 李鸿章幕府中的专业人才很多，当他为了经营和管理这些企业而将幕僚制度进行一步扩大时，幕府就完全失去了传统幕府小而紧密的特征。这种变化曾国藩幕府时已有体现，在李鸿章幕府中则表现得更充分了。他所采取的方法是聘请专业人才为幕友，然后让他们捐官或经李鸿章推荐由朝廷授予官职，这样，就将专业人才纳入到了以科举取士为标准的官员体制中。
晚清各督抚中讲洋务渐成风气，各地设厂、开矿、建立新军，开办各类学堂，这些洋务活动促使幕府对新型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由于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的声誉一落千丈，而当时张之洞已经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时成为众望所归之人。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前，张之洞南洋大幕与李鸿章的北洋大幕就已在国人心中难分轩轾。时任镇江知府的王仁堪对梁鼎芬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21] 作为洋务派大臣，张之洞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就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办洋务。除了造兵轮，建立粤洋水师，筹办枪炮厂，制钱局、电灯公司等之外，还大力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所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开设了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洋务五学”，开创了后来兴办各类专业学堂的先河。到任湖广总督后，更是创办了汉阳铁厂，毛泽东在纪念范旭东先生逝世20周年时曾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可见，张之洞是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义和团运动后，清廷被迫实行变法新政，张之洞与张百熙等议订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又与袁世凯等联衔奏请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型人才或是留学人员或由各类学堂所培养，他们纷纷投效于各地督抚幕中。如张之洞幕府中的辜鸿铭，早年赴欧洲游学，在英、法等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务文案。许同莘自日本留学回国后，也在张之洞幕府，师从施理卿学习洋务文案等。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学堂有：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商务学堂、算术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铁路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存古学堂等。各学堂总办、监督等，均由张之洞的幕僚担任，如张斯恂、曾广镕、钟天纬先后任自强学堂总办或监督；陈问咸任师范学堂堂长；罗振玉任农务学堂总办等。他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主要为培养近代人才，这些学堂多延聘东西洋教习，并为补洋教习不足，还以各种洋务实业中所延聘的矿师、工师、军队教官等兼任教习，以期培养人才。同时还积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待他们学成回国后逐步取代洋幕友。如留日归国的陈文国与陈英才担任了两湖完全师范学堂理化专科学堂堂长，刘邦骥担任了湖北陆军测绘学堂督办，金华祝、吴锡高担任了两湖总师范学堂教育学教习等。对于大批新式人才，官员体制很难吸纳他们，而幕府却有吸纳并使用他们的灵活性。但这些人才如不能吸纳到政府体制之内，必然使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和归属感降低。各督抚呼吁清廷给这这些专业人才正途出身以便将之纳入官员体制。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就在《奏请递减科举折》中建议“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22] 清廷采纳了这些意见，在《各学堂奖励章程》中明确规定“奖给出身，须按程度，所以别学业之等差。大学章程程度甚高，应奖给进士。高等学堂程度次之，高等学堂及他学堂程度相等者，均应奖给举人。中学堂程度又次之，中学堂及他学堂程度相等者，均应奖给优拔等贡生。”[23] 给予专业人才正途出身，初衷是给他们社会承认的地位，但旧的科举入仕是官本位的体制，这与新型专业人才需要学有所用和自由流动的需求有天然的矛盾，清廷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合理地接纳这些专业人才，虽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给予学堂毕业的专业人才以科甲出身，但这使大部分专业人才学非所用。所以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御史陈曾佑就已指出，大学堂分科之实科毕业奖励规定，对于考列最优等者，作为举人，以直隶州州同的官职尽先补用；考列优等者，作为举人，以州同的官职尽先选用已属不合理，因为“实业学堂系农工商医四门，今此等实业之学，而作直州同、州同等官，仍于所学无涉，徒以官级意为支配而已。”[24]
难以纳入官制，又必须用其所学，用其专长，清末在官制改革中终于迫于各种压力向近代政府体制转变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改革官制，预备立宪。次年，颁行地方官制改革方案，要求各省督抚衙门设立幕职，佐理文牍，分科治事，并明文规定督抚衙门幕职员数，职掌如下：“一、秘书员一人，承督抚之命，掌理机密折电函牍，凡不属各种之事皆隶。二、交涉科、吏科、民政科、度支科、礼科、学科、学政科、法科、农工商科、邮传科参事员各一员，承督抚之命就主官事务，掌理各项文牍。……”[25] 这些新机构中，有些职位适合于传统幕友，如法科、度支科可以对应刑、钱幕席，书启、章奏、挂号等可以对应秘书一职外，其他对农工商科、邮传科、交涉科、学政科等均要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能担任。
实际上，根据当时《两广总督衙门幕职章程》，其改革的办法中如度支科、吏科“仍以刑钱幕席充之”，这些是传统幕职，而交涉科、参事员、“本署向称洋务文案，今照章更正”；学科参事员“本署向有学务文案，今照章更正。”[26] 可见，在清末官制改革前，地方督抚大幕早就因为各项新事物的出现不得不用增设幕职的方式来吸纳新的专业人才，如洋务文案、学务文案等，而农工商、邮传、法科等则更要专业人才担任其事。清末各省学堂及留洋学生均是学习专业的。他们不同于科举取士的“通才”，而是受过近代化专业教育的“专才”。所以清末官制改革是对专业教育与专业人才已成趋势现状的认可，清廷终于放弃了科举取士，存在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结束了。
实际上，早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就已经“废山长制度而为分校制度，师道不尊矣；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幕宾制度永除，幕僚制度流行矣。……张之洞莅鄂，第一改革，不聘刑名师爷，署中只有教读一人准称老夫子。另设刑名总文案。司道府县效之，皆改设刑名为科长，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衙门从此无商榷政事之幕宾矣。”[27] 可见，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就已经开始探索官制改革了。“科长”之设，就是将幕职纳入官制，不但湖北省的司道府县效之，而且各省纷纷效之。废除刑名、钱谷师爷，改行文案制度，是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粤省幕友，刑名、钱谷有分办，有兼办，……张文襄（之洞）督粤汰之，改委文案委员。”[28] 在张之洞督粤期间，蔡锡勇被委为洋务局文案委员，赵凤昌任机要文案，辜鸿铭任洋务文案和翻译委员。张之洞到湖北任湖广总督后，据许同莘说：张之洞任南洋通商大臣， 署理湖广总督时，“幕僚之职特重，有四大文案之目，谓洋务、军务、盐务、吏治也。”[29]《世载堂杂忆》的作者刘禺生任过张之洞的机要文案，许同莘在张之洞幕府任文案，并师从施理卿学习洋务文案。这段时期在张之洞幕中任文案的还有：李葆恂，任总文案；张曾畴，任机要文案；梅际郁、李坚任督署文案；钱恂，任洋务文案；施肇基，洋务文案；梁敦彦，洋务文案等。
应该说，正是张之洞对幕友制度的改革，使得幕友制向晚清官制改革转变，并最终促成了向近代官制的演化。民国以来各官署纷纷改用秘书、秘书科长等官职，张之洞就是这项改革的先行者。清末的许多幕友也在这项改革中被纳入官员体制之中。陈天锡在入民国后，结束刑钱幕友生涯，先后任过重庆关监督署总务科长，广东三水县总务、民政、建设三科科长，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秘书，福建省政府政务厅总务科科长等职，后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30]。许同莘入民国后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佥事，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31]。可见，幕友变为文案，文案成为秘书，名称的变化也体现着官制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某位官员的幕友或幕僚，而成为拿国家薪金的政府官员。
督抚们选派官费留学时，也有幕职人员参加。据陈天锡《迟庄回忆录》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湘省端午桥方抚部举行官绅幕三班考试，录取后送往日本官费留学。二兄……即以幕班报名应考。二兄本未就幕，亦未尝学幕研习法律，惟逆料应考之时，幕班试题必于现行律例有关，因之在试期前穷若干日之力，赶读大清律例，全部精要所在，研讨甚熟，受试之日，主司命题果不出所料，兄本能文，加以律文精义，又能发挥透闢，遂获录取，全班考取十人左右，兄名次甚高，录取后曾被传见，旋偕全体同人于秋间起程赴日，兄入私立日本大学速成班一年半毕业。”[32] 湖南巡抚端方选派官费留学生时有幕班，考试内容为大清律例，赴日所学应为法政。可见在清末，刑名幕友可以由法政专业学堂或外国大学进行培养了。新的专业人才进入幕府，也一定会带来新的工作思路和措施。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预备立宪，规定各省进行选举，陈天锡当时在湖南新宁县幕，这一年办理新政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选举，二是填报调查表。这些新政对于基层州县衙门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办理选举事宜是奉湖南省咨议局下发的文件，陈天锡接到文件后，“悉心披阅，如何设立机构，如何委任人员，选举之人积极资格如何，消极条件如何，皆了然于心，然后与居停相互研讨，彼此意见皆趋一致，即着手进行。”[33] 选举工作最重要的几点：首先是任用人员，悉取材当地士绅，绝不参用官吏，以符合民治的精神；其次是担任初查复查选举人资格的人选，必须以干练公正为标准，尤其要重视复查的人选，以防止选举的弊端；第三是整个选举过程，全部要依据文件规定的程限，选举中的各种情况要有预先的准备，以免考虑不周，临时忙乱。由于新宁县准备比较充分，本次选举中，初查具有资格的人选，约在千人左右，复查时因染有鸦片嗜好而被除名的，约四分之一，实际核查后确定七百余人具有资格。由于邻近各县所确定的选举人员均多于新宁，县中一片哗然，认为新宁县对选举人核查过严，陈天锡认为“然居停主持此案，事事公开，恪照定章办理，且皆取决于在事之人，而此在事之人，又皆为当地公正之士绅，其心固甚坦然。平情而论，本案新宁人数之少，适见其认真，其他地方人数之多，其冒滥固可知也。”[34]
第二件事情是填报各种调查表格。清廷预备立宪，各省分设调查局，调查局的首要工作是调查所属府厅州县地方情况，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属于天时者，有属于地利者，有属于物产者，有属于人口田赋者，有属于政制民情者，有属于士习文风者，总之是应有尽有。陈天锡正在办理选举事宜时，又接到省调查局的各项调查表格，要求按期限调查填报并上交。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新知识的幕友来说，填报这些表格真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此项表格，有应查定案者，有应查志书者，有应临时实地调查者，有无从调查者。”[35]有案可查的，可以查档案；有记载可查的，可以翻县志资料。有些要深入实地调查的，也可以去调查，这些都比较好做。无从调查的，陈天锡说：“如每年雨量若干公分公厘，人口生育若干，养成者若干、夭折者若干，流产者若干之类，根本无从记载可资查填” ，“又如县志所载县境幅员东西距离若干里，南北距离若干里，而表格则须填载面积若干方里，究竟如何核算，其时其地，亦无人能精此道”[36]。我们可以看出，所调查的内容是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降雨量及县境的面积等。在今天看来，这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数字，但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没有定期气象记录，没有基础医疗统计等，西方现代社会已经建立完善的各类基础数据的收集平台和体系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各省调查局的委员中应该有受过教育的人，否则不会采用这些“现代化”的调查表格。而州县幕友们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现代知识，加之地方上也根本没有这些基础数据，自然不知如何填报，“故其时曾流行二语曰：‘临表泣涕，不知所云’，可谓刻画之至。”[37]不得已，陈天锡只好和县令商量，凡是遇到难填的问题，如果随意妄填，会闹笑话，如果空着不填，又难以交差。于是决定既不妄填，又不能空着不填，只是注明不能照填之理由。这一件难办的差事总算敷衍过去了，没有遭到调查局的驳复。当时遇到此种情况的州县幕友，“必甚普遍，在当局或能量情，不责以所难矣。”[38] 清末各省调查局进行这种调查的目的是一次国情、省情调查，本来的目的是为经济建设、开发资源做准备的，但由于新知识尚未普及，社会基础条件根本不具备，这些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当时还有一些幕友完全误解了这种调查的目的，不但不如实填报，甚至胡编乱造，敷衍上司，如《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
张文襄督鄂时，有振兴实业之举，分咨各省，调查物产。浙江玉山县令既奉宪檄，将以邑中所有树木茶纸之属据实牍报，幕友不可，仅举土产玉蟹、墨兰种种玩物具复。县令叩其所以，幕友曰：“树木茶纸，皆有用物品，上达宪听，势必派员查验，仿效西法，求所以改良之方。委员接踵于道，行李之借给，君且疲于奔命，况有不止于是者乎？今以一二玩物塞责，大宪将一笑置之，顾不善耶？”其敷衍之伎俩如此。[39]
清代晚期，各种新事物新知识虽然进入了各地督抚大幕，大幕中有留学生、有各种学堂的毕业生，但州县幕府中的幕友们基本还是传统幕学培养出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理解并接受新事物还需要一个过程。
自林则徐译报开始，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新的传播媒介——报纸的作用。幕友本来也有阅读邸报的习惯，比如杨恩寿在广西北流做幕友时，就时常阅读邸报，如“同治四年五月廿四日”记：“阅邸抄，知河南捻匪，势甚披猖，扰及海州，江淮惊动。僧邸全军俱没，传言临战阵亡；大局所关，朝廷左臂失矣。闻曾节相代统其余，未审确否。”“同治四年七月初二日”记：“灯下阅邸抄，王益吾、茹翰香、刘采九均入词馆，前乃传抄之讹。”[40] 许同莘也说，幕友要增广学问，“学问当知古今。知今之学，前人惟致力于掌故，其次惟阅邸报。……王麓樵[41]阅邸报，分类钞集，谓风土人情政治利病官常贤否可以周知，皆谓邸报之有益。”[42]但邸报所载内容，不外乎是上谕及各臣下所上的题本、奏本，类似今天的公报，它是清廷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随着西方势力逐步深入中国，西方人开始在中国办报。林则徐译报活动之后，知识分子中也开始有人关注报纸。此后，逐渐出现了国人所办的报纸。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近代化报纸纷纷出现。由报纸开始形成一种较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种舆论氛围必定会引起官员及幕友的重视。清末有名的四大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间，历时近四年之久。当时参与办案的刑名师爷章纶香为余杭县令刘锡彤伪造了杨乃武买砒霜杀死葛品莲（小白菜的丈夫）的假供词。他引诱药铺老板说：“仅待子一言，即可结案”，并教他编造杨乃武到他店中买砒霜的假情节。刘锡彤立即据此断为谋杀亲夫案，“毕当凌迟，乃武当论斩。”中间虽经京控，清廷下令复审，但复审仍“卒照原议覆奏”。杨乃武与小白菜至此只能“延颈待决”。但上海的《申报》，对这一案件报道甚详，“报端复缀有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43] 由于《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过程的如实报道，虽然“余杭县令以为案无可疑，……官场诸人亦皆以为铁案如山，无可平反。”浙江省官场也对《申报》进行刁难，诬蔑《申报》向来喜列谣言，意图禁止。[44] 而这些报道还是引起了浙江士子们的关注与不平，借会试之机到京城申诉，“控之于都察院”；同时，此案也引起了某国公使的关注，借此讽于总理衙门。迫于各种压力，清廷终于下旨送刑部复审。[45] 复审时，《申报》又派专人到京城进行现场采访，不断将案件真相向社会披露。此案最终平反，这与《申报》的连续报道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有一定的关系。晚清时期，报纸作为一种宣传民众，营造舆论的工具，其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幕府机要文案赵凤昌，得到张之洞的大力宠信，升任为总文案，刘禺生说：“张之洞在鄂，有要事皆秘商竹君（凤昌字），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46] 可见当时报纸舆论的影响是可以“传遍朝野”的。
官员、幕友不但要常看报，在戊戌变法时（1898年），有些幕友甚至参与办报。当时维新派所办的《时务报》，就有洋务派大臣张之洞派其幕友汪康年参与其事。[47]《时务报》发行后，张之洞还以湖广总督的名义，札饬湖北全省“官销”，认为它“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48]，并要求善后局定购该报288份，寄送全省各文武衙门使官员、幕友得以阅读。张之洞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两广总督时他的幕友邝其照就在广州设广报局（张之洞认为“馆”字不妥，令改 为“局”），出版发行了广州的第二家中文报纸《广报》，这份报纸因为有张之洞的支持，销售很广，除广州外，在广东各地、港、澳、上海、梧州以及海外的新加坡、越南、旧金山和菲律宾等地都有销售。[49] 在任湖广总督时，张之洞幕府中还设有官报局，如《农学报》、《正学报》等，王仁俊、陈衍任官报局总编纂；罗振玉除了任农务学堂总办外，还主持《农学报》；章太炎则主编《正学报》。
在清末，报纸种类更多，不但有政论性的，还有许多专业性的。这些报纸的兴起，与清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均有关系。正是林则徐译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的倡导洋务，引进西方技术而促成了近代教育向专业化发展，各大幕府延聘各种专业人才又促使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算学报》、《农学报》等，都是在这些背景下产生的。幕府的倡导促成了变化，新的变化又为中国进一步向近代国家转变准备了人才条件和思想基础。在孙中山民主革命前，报纸和学校已经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舆论和革命力量。
最后再谈一点，晚清幕府的秘书业务中，还有当时新技术提供的新变化，那就是电报。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说：“历代之所无而近代之所盛行者，电报是也。中国之有电线（按：电报线路），始于光绪五年（1879年）。”[50] 电报作为近代西方信息传播的新手段，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西方强国早已使用，在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大东公司布设了自上海至香港的海底线路，但上海的地方官员只准其联结到趸船上，不许牵引上岸。同治十二年（1873年），丹麦大北公司在上海自黄浦滩至吴淞安设陆上线路，地方官屡次照会丹麦领事要求撤去。此后，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奏请架设电报线，清廷虽然准许，但始终没有实施。光绪五年（1879年）中俄议约，由于俄国要价太高，谈判几至决裂。当时俄国从国内发出指示到上海只要一天，而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公文传递最快也要七天。信息传递的速度相差如此悬殊。迫于这种形势，李鸿章在大沽海口炮台试设电报线路，通到天津，便于向各营传达军令。号令一发，各营倾刻响应，于是朝中大臣切身感受到电报的好处。第二年，就由天津沿运河到镇江最后到达上海布设了电报线。李鸿章并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业的人才。光绪八年（1882年），由招商局接办，将电报线从上海延伸到福建、广东。此后各省陆续效法，纷纷布设电报线路。二十四年（1898年），“有旨：‘嗣后明降谕旨，均由电报局电知，各省督抚即行遵办，毋候部文。’自是电报与公文并重。而各衙署犹以电报为私文书，去官之日，携之以行，不入于交代档册，故《左文襄全集》、《沈文肃政书》后人搜罗编辑，不载电报一门。至吴挚甫（按：吴汝纶先生编《李文忠全书》，始以电稿与奏议书牍并列。余编《张文襄集》，奏议仅五十卷，而电稿至六十六卷，则以文襄治事精神，具在于此，不宜删减，然所载仅三之一耳。”[51] 电报在清末是最快捷的信息传递形式，虽然清廷还用传统的驿传形式传递正式公文，但紧急公务往往用电报。在《筹笔偶存》一书中保留了大量山东巡抚洋务幕友起草的给各官府衙门的电文，包括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隶总督衙门等。
从这些电文内容来分析，电文在当时似乎还不属于正式的公牍文文种，它的行文非常简洁，不像禀文、申文、详文、咨文等有严格的行文规制，要层层套转，并用“等因奉此”等公文术语。举一例如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初十日，山东省巡抚衙门奉旨查办并拿解一名贪官。山东巡抚衙门在办理这件公务时，先是用电报简要汇报办理结果，又以正式奏稿详细汇报办理过程：
北京总署均鉴：亥前接漾电。奉旨：崔廷桂办理河工，闻其蚀款甚巨，著即拿解交刑部讯明治罪，并将该员寓所资财严密查抄等因。钦此。○○[52]当即不动声色，星夜密派妥员，分投查抄拿解。
现经查明禀报，该革员于四月十二日自曹起身，由水路回江南铜山原籍尚有大车四辆，装载箱包五十四件。内有衣物器具等项，寄存单县巡缉营李万昌处，当经委员如数查出解省，贮候变价归公。省城附近至东昌，济宁两处寓所，均无寄顿，容再委员确查。又悉得该员铜山原籍有田三十余顷，杮园一顷有余。所造市房，每月约收租钱七十余千。应请饬下江苏督抚就近严拿查抄。单县抄出各件，另行开单详细具奏外，谨先电请代奏。[53]
崔廷桂办理河工时由于贪污巨款被参革，山东巡抚衙门奉旨查办并拿解该贪官。由于事关重大，山东巡抚衙门在办理完后先是用电报简要汇报查办的主要情况，以求迅速回复朝廷的关切。之后，又用奏稿详细汇报该案的办理结果，这种处理方式类似今天秘书部门办理重要公务时先简报及时汇报，再用专题报告详细汇报。在今天简报也不属于正式公文文种，而报告则属于正式公文文种。我们来看山东巡抚衙门当日为此事而拟写的奏折稿：
奏为遵旨拿解革员，业已先期回籍，谨将寄顿东省资财严密查抄，恭折仰祈圣鉴事。窃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承准总理衙门电传谕旨：崔廷桂办理河工，闻其蚀款甚巨，革职不足蔽辜。该革员是否尚在东省，著○○迅即饬拿解交刑部，讯明治罪。并将该革员寓所资财严密查抄，毋得延纵。钦此。奴才因闻该革员交卸镇篆后，即往东昌一带，当即不动声色，是夜密派准补茌平县知县豫咸、候补知县季桂芬驰赴东昌，会同署东昌府知府王荩修、候补知县徐广照、程寿武驰赴济宁，会同署济宁直隶州知州汪望庚分段查拿。并将该革员寓所寄顿资财严密查抄，勿稍延纵去后。旋据豫咸等禀称，该革员未到东昌，城内并无该革员房产，亦未开店铺。奴才前闻该革员于省城虽有房屋，俟经查明实系租自丁姓，并非该革员之产。其省城附近有无寄顿资财，容臣再随时派员严密侦查。惟查该革员自事卸交付信篆后，即已先期回籍，原籍必有财产甚多，随带车辆亦复不少。相应请旨饬下江苏督、抚臣，就近查拿解部；并将所有财产一并查抄归公，以为化款遂私者戒。除将大概情形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外，所有遵旨饬拿革员，查抄资财各缘由，理合恭折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该革员之亲子崔○○现以道员在河南候补，与该革员并经分析，应否一并查抄之处，合并请旨。[54]
这份奏折与前文所引的电报稿是毓贤任山东巡抚时，幕府的师爷为他起草的。奏折中对奉旨交办的查抄革员崔廷桂之产的事情，汇报得很详细，从如何分派任务，查产详细情况，每项的具体情况等，均有交代。比之前文所引的电报，详略分得很清。正是因为电报只是简要报告，只取其快捷，而不将其作为正式公文，所以许同莘说，当时各衙门犹以电报为私文书，官员去官之时，将之作为私文书带走，而不是归入档案交给下一任官员。后人们编辑整理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文集时，也没有把他们的电报稿编入，直到吴汝纶编《李文忠全书》和许同莘编《张文襄集》时，才将电报稿收入文集。如果我们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细节描写来佐证，就更能看出当时官场对电报和正式公文是分得较清楚的。《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讲到浙江巡抚有一天在传见两司及道员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拆开看时，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随带司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巡抚只当一般新闻，向各位下属通报了此事。浙江臬台曾作过小军机，“成案最熟”，认为朝廷所派钦差不一定是到福建查案。果然三天后，巡抚接到京信，才知道钦差就是来浙江查案的；第二天正式接到上谕，在上谕中，才明确朝廷“着派钦差来浙查办。”[55] 可见，在正式接到上谕之前，电报只是一个不一定准确的信息来源，接到来信，也只是证明了传闻属实，直到上谕到了，才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从报纸和电报这些新的事物一出现，晚清幕府就与之有了密切的联系。报纸的主笔，在清末已经有一些是由幕友来出任了。到了民国时，报纸主笔与幕府的关系更密切。蒋介石的幕僚，被称为蒋的“文胆”的陈布雷，早年就在浙江《天铎报》任主笔，后与潘公展在上海办《商报》，任编辑主任。1926年冬，应友人之约，陈布雷以记者身份到南昌，与蒋介石相见，蒋介石请他写一篇《告黄浦同学书》，这成了他为蒋介石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此后蒋任命他为幕僚长。[56] 潘公展、陶希圣也是由报纸主笔而成为蒋介石的幕僚的。报人与秘书，均为“笔杆子”，二者之间身份的转换并不难。
而至民国，电报已经成为正式公文。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通电”“电令”等都是正式公文。“通电”是公告、通告性质的公文，“电令”则是令文的一种。
我们回顾了晚清幕府新的变化，不论是幕府职能的多样化，还是幕职的专业化，以及幕友到幕僚的变化，均是清代幕友制度向近代官制及秘书制度变化中的重要环节。清代幕友制度上承中国幕僚制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这种制度到民国虽然已逐渐衰落，但仍然承其余绪，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道镕等人所著《民国十大幕僚》一书从袁世凯的幕府领袖徐世昌到李宗仁的第一谋士黄绍竑，分别进行了评述与研究[57]。张学继在《论中国近代军阀幕府》一文中说：“近代军阀型幕府肇始于曾国藩，终结于蒋介石。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间，军阀型幕府曾经是中国政治军事的领导和决策核心。”[58] 可见，直到蒋介石时代，幕僚制度一直存在着。
从秘书学和秘书史的角度对幕僚制度及幕友、幕僚的研究，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
【注释】
[1] 张续文：《石州年谱》“道光十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见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182页。
[2] 王立中：《俞理初先生年谱》，“道光十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见尚小明编著《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第154页。
[3] 林则徐：《东西洋越窜外船严行惩办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157页。
[4] 麦沾恩著，胡云簪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刊于《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5] 麦沾恩著，胡云簪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刊于《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6] 原书为英国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出版。
[7] 原书为瑞士滑达尔所著，1758年出版，林则徐进行了选译。(www.xing528.com)
[8] 麦沾恩著，胡云簪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刊于《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97页，1986年北京第二次印刷。
[10]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99页，1986年北京第二次印刷。
[11] 杨国桢：《林则徐书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12] 魏源：《海国图志》“序”，见黄丽镛编《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13]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1年，第87页。
[14]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1年，第90～100页。
[15]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61页。
[16]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331页。
[17]〔美〕K·E·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18]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61页。
[19]〔美〕K·E·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20]〔美〕K·E·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21]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第82页。
[22] 朱有
行内图：《光绪政要》卷二十九，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
[23] 朱有
行内图：《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24] 朱有
行内图：《光绪三十一年御史陈曾佑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2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506页。
[26]《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文件第三章程》。
[27]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第48～49页。
[28] 徐珂：《清稗类钞》，“粤省幕友”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1页。
[29]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30]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二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80页。
[31] 李乔：《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序言”，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
[32]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7～48页。
[33]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5页。
[34]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6页。
[35]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6页。
[36]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6页。
[37]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6页。
[38]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7页。
[39] 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幕友之敷衍伎俩”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6页。
[40] 杨恩寿：《北流日记》，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53、62页。
[41] 麓樵：名王贤仪，字麓樵，清代刑名幕友，著有《稽古论略》。
[42]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43] 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杨乃武被诬杀人案”条，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4年，第1136页；杨濬《记我父亲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第155、156页。
[44] 《书钞抄王御史奏浙省大吏承审要案疏后》，刊于1874年4月7日《申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0页。
[45] 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杨乃武被诬杀人案”条，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136～1137页。
[46]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第65页。
[47] 康有为：《致汪康年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64页。
[48] 《鄂都张饬行于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896年9月27日）《时务报》第6期。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5页。
[49]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第521页。
[50]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51]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52]原文如此，下同。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55]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86页。
[56] 金达：《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48～53页，该书分析了民国十大幕僚的基本情况。
[57] 张道镕等：《民国十大幕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58] 张学继：《论中国近代军阀幕府》，见朱志勇、李永鑫主编《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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