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幕修收入及支出
一、幕修收入
读书人由于仕进无望，转而弃书业幕。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如汪辉祖所说：“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52]
由于幕务主要是处理各类公文，整日与文字打交道，所以“与读书为近”。但教书也一样与读书为近，且这两种职业均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准备科举考试。所以，这不是读书人选择幕业的根本原因；其二，“寒士课徒者，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百金。…… 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53] 游幕的收入是教书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同是谋生的职业，收入差距如此之大，这才是读书人选择业幕的主要原因。
清代幕友的收入，据陈天锡说：“刑钱生活，惟取给于修金，及岁时之年节敬，皆出自主官之清俸与廉泉，视缺分之肥瘠，与事务之繁简，而定其数额，大抵修金每月银百两为最丰，等而下之至三四十两，岁时另致送年节敬，数为四两递至十两，或不致送，则于关书内订明。其府道以上之刑钱，遇年节并例有属辖州县年节敬可收，其数亦自二两至八两十两不等，亦视州县缺分及与主官交谊之厚薄而定。”[54]
陈天锡的这段记载，有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幕友收入由幕修、年节敬两项构成。一般幕修要在关书中订明（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六编中陈天锡例举关书程式：关书内要写明“月俸修金若干，到馆起修”字样）[55]。年节敬，如果不送，则在关书中订明。如关书中不写，则主官要致送年节敬。府以上官衙，其幕友除主官个人的年节敬之外，尚有下级官署致送的年节敬。这些年节敬视幕友与主官的交谊深浅和官署缺分肥瘠而有差别，多至十两，少的仅为二两。
实际上，幕友收入还应包括伙食一项。据《清稗类钞》记载：“粤省幕友，束修与火食并送，与江浙等省修金之外另送火食者不同。”[56]
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官负责幕友的伙食，幕友吃住均在官署中，陈道《官戒示长儿》说：“幕中诸友，须情意亲洽，礼貌周到，不可疏忽，饮食酌定数品，只一二席稍丰，时常陪饭，便令厨子不敢损减。”[57] 万枫江也说：幕友“以饮食细故，动辄龃龉，席不暇爝，甚无谓也。”[58] 都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主官把伙食费交给幕友，他可以自己雇人做饭或在外包饭。陈天锡在新宁县幕做刑名幕友时，即有“包办伙食之厨司。”[59] 许葭村在《谢永平太守秦招入幕》一信中说道：永平前太守（祝与亭）聘请他时，除修金1000两外，“膳费月廿金，不在其内。”[60]
其次，同是刑名、钱谷幕席，官署缺分肥瘠不同，事务繁简不同，收入也不同。一般以月修一百两，即全年修金一千二百两为最丰。简缺州县，幕务清闲者，月修三四十两，即全年三百六十至四百八十两。
陈天锡的材料反映的是清末湖南的幕友收入状况，他在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三年（1907年～1911年）在湖南做了五年幕友。比他早四十年做幕友的杨恩寿同治四年（1865年）～同治五年（1866年）出湖南在邻省广西做幕友时，在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广西幕友的收入情况：“接得省信，有朱君号镜湖者，来就刑席，岁奉修金六百两。余得替人，归有日矣。粤西久苦于兵，吏治极坏，而幕府中更无高手；各州县亦极穷，不能奉修脯，甚至有以八十金聘一人，综办刑钱书启者。六兄出此重金，为通省所罕见，虽以辽远乱薮，亦不远千里而来也。”[61]广西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地，由于战乱，久苦于兵，地方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各州县“穷极”，主官无力支付过高的幕友修金，一般州县要聘两三个幕友，但当时，广西有些州县只聘一人，“综办刑钱书启”，修金仅为八十金。这样低的修金，自然没有好的幕友来应聘，导致“幕府中更无高手”。杨恩寿的六兄出六百两修金，为当时通省罕见，所以能聘到好幕友。可见，不同省分之间，幕友修金也有差别。
同是清末，四川省幕友收入情况，据周询《蜀海丛谈》卷二《幕友》记载：
总督及布、按两司暨盐茶道，皆管辖通省，其刑、钱修金，岁均约一千数百两。此外各道、府、厅、州、县，刑、钱一席之修金，则例以地方公务之繁简为等差。最高者每年一千四百四十两，次为九百六十两，又次为七百二十，又次为五百六十，最低为三百六十。……各小席之岁修，大署亦不过二三百两，州县署则百两，且有数十两者。……[62]
可见，在清末四川幕友的收入，也有等次之分。这种等次，有三层意思：首先，自督抚司及盐茶道至州县，有等次，如督抚司及盐茶道，其刑、钱修金，岁均约一千数百两。而各道、府、厅、州、县，最高者为一千四百四十两（月修120两），最低三百六十两（月修30两）。不同级别的官署，其幕友的修金等次不同。其二，同为一级的官署，幕友收入等次也不同，有一千四百四十两（月修120两）、九百六十两（月修80两）、七百二十两（月修60两）、五百六十两（月修46两）、三百六十两（月修30两）五个等次。其等次划分，有的是根据公务之繁简，也有的是根据幕友的业务能力。幕友初为刑、钱，一般是在简缺衙门做幕，自然收入低。即使在繁缺衙门做幕，也多是“副席”，如许葭村在游幕的最初几年，是“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63] 龚未斋也说他初做幕友时“曾有邀余作副者，婉词却之。盖鹪鹩一枝，飞鸣已难自主，若又从而半焉，则俯首低眉，更当何似？”[64] 许葭村与龚未斋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在直隶游幕之初，应是在乾隆末年，当时直隶省（河北），初做幕友就“副席”，收入是正席的一半，年收入不过百金。考虑到清代物价水平的变动，乾隆末年（1794年），一两银可换制钱一千四百五十文，一斗米为三百三四十文[65]。而至清末，据《筹笔偶存》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左右，一两银兑换制钱二千四百八十文至二千五百二十文之间[66]。这说明在10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一倍。幕友收入也自然随物价上涨而增加。所以许葭村、龚未斋在乾隆末年刚业幕时，刑、钱“副席”为百两修金，到光绪中后期，刑钱“副席”则到了三百六十两[67]，即使物价上涨了近一倍，幕友收入还是有增长。我们简单计算一下，按银钱兑换的比率，光绪中后期（1900年左右）比乾隆末年（1794年前后）物价上涨了172%。乾隆末年的百两修金相当于光绪末年的一百七十二两。而“副席”收入三百六十两，与乾隆末年比，即使考虑物价上涨因素，还是几乎上涨了一倍。
整个清代，物价是在逐步上涨的。仍以银与钱兑换比率看，清初，“顺治三年（1646年）又更定银值，户部议定，制钱行使，原系每七文准一分。钱价既重，小民交易不便。应改为每十文准银一份，永著为令。”[68] 清初，一两库平纹银可以兑一千文制钱，到乾隆末年为一千四百五十文制钱，清末则为二千五百二十文制钱。我们用米价来衡量一两银子的购买力，据汪辉祖于乾隆五十七年记：“是年食米一斗，制钱二百八九十至三百十余文不等。忆十余岁时，米价九十至一百文，间至一百二十文，即共讶其贵。乾隆十三年（1748年），价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树皮俱尽。地中产土如粉，人掘以资生，名曰观音粉，有食之至死者。十余年此为常价，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69] 到嘉庆十年时，“秋收丰稔，惟石米值钱三千文未减。”[70] 汪辉祖十余岁时，当为乾隆四年（1739年）～十三年（1748年），米价为九十至一百文一斗，则一石（100市斤）为九百至一千文，当时一两银为一千文，则一石米折银为九钱至一两；乾隆末年至嘉庆十年，一石米为二千八九百至三千文，当时一两银折制钱一千四百五十文，则一石米要二两银。米价上涨了一倍。这是浙江地区的米价。清末光宣年间，湖南米价，在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为每石四千文（以银钱比一千六百文计），宣统二年（1910年），为每石七千文（以银钱比一千七百文计）。[71]而此前较长时期，湖南米价均保持在每石二三千文上下。[72] 如以银一两换钱一千七百文计，则到清末时，一石米要2.35两到4.1两。银子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
我们再来看幕友收入，据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记载：
余初入幕时，岁修之数，治刑名不过二百六十金，钱谷不过二百二十金，已为极丰；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号“董三百”。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以后，渐次加增。至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有至八百金者。[73]
汪辉祖的记载反映的是江浙地区乾隆年间幕友的收入情况。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土地开垦已达极限，粮食压力逐步显现，物价水平日益增长的时期。幕友的收入也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汪辉祖业幕初时的二百二十至二百六十两，经过三十几年，逐步增加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时的八百两。
嘉庆、道光年间在直隶游幕的龚未斋、许葭村，幕修收入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之间。龚未斋为朋友钱亦宏谋到东昌府海阳县的一个馆地，写信告诉他：“居停仰攀之切，形于寤寐，敢致一言为介。名世高贤，即以名世之数奉敬。”所谓“名世之数”，即为五百两。许葭村在嘉庆初年入直隶永平府幕，任刑名幕友，修金达“千金”，他在《谢永平太守秦招入幕》的信中说：“至千金重币，愧无以当。”[74]可见，当时在州县衙门担任刑钱幕友，收入为五百两，在府及府以上衙门，则为一千两。
与汪辉祖的记载相比较，在清代不同地区间，幕友收入也不相同，大致是北方逊于南方。许葭村在《托沈孟养为婿谋事》一信中说：“向闻幕游之况，北逊于南。”这应该是指幕修收入北方逊于南方。[75]
同一幕馆中，不同幕席收入不同。汪辉祖说，在州县衙门，“幕中数席，惟刑名、钱谷岁修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只四五十金者”。[76] 他刚做幕友时，是江苏金山县幕中的书启师爷，“月修三金”，岁修为36两银，这与教书的束修基本一样。两年后，又入江苏常州府幕做书启，“岁修二十四金”，比在金山县幕中还少。又过了一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文伯升任江苏督粮道时，汪辉祖想辞幕，胡文伯“留益坚，许每月增修八金，盖一岁不啻倍蓰矣。”[77] 幕金由每月二两，增加八两，则为每月十两。蓰，五倍的意思。这表明，在道员幕府，书启的修金可以达到每年一百二十两。书启幕友，越是在高级衙门，修金越高。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往时官场承平之际，上下皆重文字，凡贺禀贺启，皆骈丽绝工，一记室，修有千金者。”[78] 林则徐访到一位书启幕友，“岁前托人以千金聘之。”[79] 按汪辉祖所说除刑、钱大席岁修较厚，其余各幕席，如征比、挂号等多则百金内外，少的就只有四五十金，每月修金当在4两～9两。
高级幕府的奏折幕友，收入也在千金，邬思道在浙江抚幕，“年享千余金”。[80]
综上所述，我们归纳清代幕友收入情况有以下几点：
1.清代不同时期，幕友收入不同。随物价上涨，修金在不断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
2.不同地区，幕友收入不同。总体上南高北低，东高西低，这是与各地经济水平相一致的。
3.不同缺分的衙门，幕友收入不同。繁缺衙门幕友收入高于简缺衙门的幕友。
4.不同级别的衙门，幕友收入不同。一般高级衙门，幕友收入要高于州县衙门的幕友。
5.不同幕席之间，幕友收入不同。刑、钱大席要高于其他各席。
6.业幕经验及知名度，也影响着幕友的收入。经验丰富、知名度高的幕友收入自然要高。有幕师资格的幕友，还可以有授徒的收入。名幕师甚至可以得到幕徒的“分润”。而初入幕之幕友，一般只能在简缺衙门做幕，或者就“副席”，收入较低。
二、幕修的支出
汪辉祖说：“处幕馆者，章身不能无具，随从不能无人，加以庆吊往还，亲朋假乞，无一可省，岁修百金，到家亦不过六七十金，八口之家，仅足敷衍。万一久无就绪，势且典贷无门。”[81]
可见，幕友的幕修收入，除自用外，还要用于社会交往，赡养家庭。自用部分，主要是治办衣服，雇佣仆人；社会交往，则是应酬庆吊往还，亲朋假乞；家用部分，则是家庭衣食住等消费。我们分别来看：
（一）自用
幕友游幕在外，身处官衙之中，平时往来多官员士绅。衣服不能太简朴。清代官场礼仪繁琐，官员有常服、盛服，冬有裘，夏有绸；士绅也要在不同场合穿不同服装。与他们交往时，幕友自然不能太显寒酸。虽不能“平日华美彰身”“骏马轻裘”，但“羊裘敝体”[82]总还是应该的，幕友穿体面一些，在官场交往时，不但自己不会被人看轻，主官也会有面子。
汪辉祖曾回忆乾隆至嘉庆年间官幕等服饰情况：
年二十二客游（按：应为二十三岁，汪于乾隆十七年二十三岁开始游幕生涯），携竹笥，冬夏（衣服）兼储。是冬严寒，外舅以裘衣余，谢却之（按：汪初入岳父幕，月修三金，无力治办裘衣）后入胡公幕，止服高丽布袍褂（高丽布，丝为经，木绵为纬；簇簇有皱纹，如蚕壳然，今久不见矣）。时幕风朴素，重裘尚少，即衣表也未尝有红青色也。已卯、庚辰［乾隆二十四、五年（1759年～1760年）］间，或衣反裘马褂，群耳目之。已卯，胡公赠余灰鼠褂；辛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孙师赠余羊皮袍，余始得重裘，然皆盛服，非敢常服也。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叨乡荐，制山羊皮袍褂，为公车之饰，其余棉夹衣，无红青褂。宦途服饰之华，亦始于戊子、已丑［乾隆三十二、三年（1768年～1769年）］，至是益丽。[83]
汪辉祖入幕的前几年，由于幕修太少，无力治办裘衣，最多止服高丽布袍褂。他的裘衣还是主官所赠。而到了乾隆三十二三年，官场服饰开始逐渐奢华，幕友修金也由汪辉祖业幕之初的刑名二百六十两，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以后“逐次加增”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至八百金者”。[84] 刑、钱幕友治裘衣，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此时的裘衣，也不是大场合才穿的盛服，而是平常的御寒衣服了。但幕修的上涨是与主官的支付能力挂勾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在逐步上涨。所以幕友收入可以使其及家庭维持一个较体面的生活，却无法支撑更高的消费。前文所引龚未斋“答友”信中，他就说得很清楚：
仆在直几三十年矣！鹤料所入，诚有如来谕之数，然而一贫如故，十口难归。如果平日华美彰身，肥甘适口，高门大厦，骏马轻裘，或纵酒、或呼卢、或暱童、或挟妓，此皆自处于穷，夫复何憾；而一身迂谨，俭约自守，羊裘敝体，徒步当车，不饮酒，不杀牲，征歌选舞之场，富室贵游之地，足迹不一至也。此足下之所目见而耳闻之者！惟伦理中应尽之事，不肯稍遗余力。即交际一端，虽不能添锦上之花，亦未尝不送雪中之炭。计一年佣值之资，仅敷南北交游之地，坐是金尽床头，依然四壁耳！[85]
可见，幕友真正自用的部分并不大，治办四季衣服，雇佣一个仆人，再就是偶尔朋友间喝喝酒，买一些书籍等。伙食要么是主官供给，要么是伙食费由主官支付，幕友自己包饭。总之，花费不大。比较多的花费，除了寄归家用外，就是“伦理中应尽之事”了。
（二）寄归家用
幕友要赡养家庭。传统社会，家庭规模较大。龚未斋的“十口难归”，汪辉祖的“八口之家，仅足敷衍”都说明了这个问题。8～10口人的家庭，花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衣食住。幕友自用俭朴，持家也必俭朴。家里的人，布衣、蔬食，平时偶尔吃点肉，花费也不是很大。
穿上面，据清代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及《食货六》记：（摘录）
棉花者，……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今大概以二钱为上下也。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每匹上上者价仍纹银二钱上下，粗者一钱三、四、五分而已。
柴，……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年），柴价甚贱，十四、五斤之柴，值银不过六、七厘耳。
盐，……（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年），每斤不过六、七厘。
豕肉，……至十九年庚申夏（1680年），价至每斤五分。豆、菜油价，向来视肉价为低昂，故不另列。
茶，……徽茶之托名松萝者，于诸茶中犹称佳品，顺治初，每斤价一两，后减至八钱，五、六钱，今上好者不过二、三钱。
茧绸，……今最上者，价不过钱许一尺，甚而有三、四分一尺者，则稀松甚于绵绸，嘉、湖、苏、松，在在皆织，故用者俞众，而价俞贱。
葛布，……康熙二十八、九年（1689年～1690年）洋船贩至，至精者官尺不过一分五、六厘一尺，至粗者每尺七、八厘耳。[86]
这本书主要反映的是顺治、康熙年间的物价变动情况。另据《李煦奏折》一书，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七月，李煦给康熙皇帝的奏折《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说：“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初四日，《苏州米价并进晴雨录折》说：“米价上号一两一钱，次号九钱一分。”[87]可知，在康熙年间，米价维持在七钱至一两一钱上下，波动不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乾隆中晚期。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涨）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年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六为常价也。……至（乾隆）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或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88]米价长期稳定，则各种物价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至于课子教读，子女婚嫁，开支会比较大，也应计算在内。幕友为了子弟读书，要独立延师课读，给塾师的束修要占幕友收入的几分之一，这是一项较大的开支。婚嫁之事，则可用家中历年积蓄。总之，幕友收入可以维持一个中产之家的生活水准。
幕友伦理中应尽之事，除养家外，主要是周济亲朋好友。我们先来看周济亲戚，汪辉祖所说的“亲朋借乞”，属于此类。中国传统社会，个人之上有家庭，家庭之上有家族。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则除了血缘关系外，还有亲缘关系的纽带。幕友对家族的周济，也是其开支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沈复《浮生六记》中说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幕友）“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侠，急人之难，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抚人之儿，指不胜屈，挥金如土，多为他人。”[89] 沈复没有详细讲述他的父亲“挥金如土，多为他人”，是否都是为家族中的人，但如果其“急人之难，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抚人之儿”都是在帮朋友，也不大可能。章学诚曾写过一篇传记《汪泰岩家传》，其中说道：
启讳宗鲁，家泰岩，号继元，世居萧山之大义村。……方君游幕有名，馆谷所入，不使有余蓄，三党宗亲，有孤弱者植之，老而贫者瞻之。汪氏数氏同一宅居，宅毁于火，众力不给，君为其辑堂构，以为毋失先人旧。继母邱，有弟行贾远去，数十年不复相闻，君游山西，微得之，时邱年已五十，未有室家，君亟使使持金，往助其昏（婚）……[90]
章学诚为之作传的汪泰岩，是汪辉祖的同族，都是萧山大义村汪姓家族之人。他的幕修所入，用于周济三党宗亲，帮助族中孤弱者，老而贫困者，为同族人修缮住宅等。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凡做官、经商、业幕之人，在赡养家庭之外，都有周济同族的义务，这是古代家族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业幕者以绍兴籍为多，游幕在外者，又有相互汲引之助。一人业幕，可能会带动同乡、同族之人共同业幕。比如鲁迅家族中有十多人当过幕友，姻亲中也有若干人当过幕友，如表兄阮和荪、阮久荪等。周恩来的近几代祖先和外祖父都是幕友。[91]
龚未斋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92] 这表明在同一省游幕的绍兴师爷不但是同乡、（幕中）同学，还有可能是亲戚。所以幕友相助时，有朋友之情在，也有亲戚之情在。如许葭村的亲戚章槐卿[93]去世，许葭村为他告帮：
槐卿之病，旁人咸以为危，屡劝南还，绝无转计。重九后，赵明府招之赴乐（按：直隶永平府乐亭县），明知残灯熄，尚谓余烬可延。不意到馆未及兼旬，即于十月初一丑时作古。弟于初八日驰往，已承赵明府妥为备殓。所存行李，遣其仆人送省。少年浪迹，异地招魂，言之实堪酸痛。惟是槐卿数年幕囊，尽作捐资，身后所遗，仅数十金耳。上有白头之母，下有绿鬓之妻，弱息孤儿，悉皆幼稚，其所恃以为活者，惟指槐卿一路。今生机已绝，则待哺何来？恐死者不能复生，而生者行将就死。弟为再三筹策，拟将遗存之银，岁内寄回接济，再于其戚好中，纠集二百余十金，除明春送柩之外，存起二数，交其外舅沈君，代为生息，每年存本动利，庶事可经久，而家以苟全。永属如赵明府，并弟接荐之友，皆许佽助。此外可告语者，亦甚寥寥，将来缺少几何，计惟弟为包贴。因思足下与二槐先生，古道夙敦，而与槐卿交尤挚。念兹存殁，应亦恻然，在足下自处非宽，初不以有无分疏密。惟祈转垦二槐先生，从厚赙赠。俾得集腋成裘，拯其颠沛，即不啻足下赐之矣。[94]
死者章槐卿也是一位幕友，因病去世。许葭村与他即是亲戚，又是朋友，为给其办理丧事并安排善后，许葭村在章的亲戚朋友中告帮。这些亲戚朋友中有些也是幕友。许葭村担心达不到认捐的两百多两银数，表示“将来缺少几何，计惟弟为包贴”，不足的数量，由他补足。可见，幕友对家族的义务，还包括游幕在外的亲戚。
游幕在外，同乡之间、朋友之间的帮助更是普遍。沈复在妻子死后，穷愁潦倒，“江都幕客章驭庵先生欲回浙江省亲，倩余代庖三月，得备御寒之具。”三月期满，另一位失馆赋闲的幕友张禹门要沈复住在他家。为相互周济，沈复拿出刚刚得到的三个月幕修中的“二十金倾囊借之。”[95]
在《秋水轩尺牍》中，收录有许葭村向别的幕友借钱和还钱的信件，如“向陆缄之借银”“向陈含辉借银”“还陈友徐银”[96]。可见，幕友之间相互帮助，在困难之时，或荐馆地，或借房子或者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而在经济上的帮助，往往是雪中送炭，这是幕友开支中的一个较重要的部分，也是维系幕友之间“结拜兄弟”关系的主要方面，朋友为五伦之一，“结拜兄弟”也是兄弟，帮助朋友，也是幕友“伦理中应尽之事。”
【注释】
[1] 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6～7页。
[2]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第90页。
[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4]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90页。
[5]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六，“立誓减寿游庠”条，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6] 郭润涛：《官府·幕友·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7] 郭润涛：《官府·幕友·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8] 郭润涛：《官府·幕友·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9]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65页。
[10]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11]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同学诸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
[12]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贺孙香育入幕”，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13]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韫芳六弟”，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48～249页。
[14] 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4页。
[15]王钟翰：《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64页。
[16] 周馥：《玉山诗集》卷四，《忆少年事效白香山体十一首》中“偶觇启事许人豪”诗句，自注。转引自周一良为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所作序。周馥为周一良曾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7]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www.xing528.com)
[18] 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林文忠访延记室》，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3页。
[19] 田文镜、李卫：《钦定州县事宜》“慎延幕友”条。
[20] 方戊昌：《牧令经验方》“刑幕不可循情延请”条。
[21]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段初任知县时，知府推荐刑钱大席，段回答：“大抵人情可施之小席，不可行之刑钱两大席。”知府只好荐了一位小席幕友。中华书局，1960年，第13页。
[22]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2页。
[23]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3页。
[24]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3页。
[25]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5282页。
[26]《光宣列传》卷二十九，《陈宝箴传》。
[27]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9页。
[28] 周洵：《蜀海丛谈》卷二《幕友》。
[29]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谢丙南”，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30]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谢丙南”，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31]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东光明府赵青圃”，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32]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钱亦宏”，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33]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托顺德司马李荐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34]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与余竹泉托谋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5] 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见《迟庄回忆录》第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8～49页。
[36]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寄甘林侄”，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44～245页。
[37]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又答甘林侄”，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
[38]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钱亦宏”，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96～197页。
[39]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与龚未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40]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复龚未斋托谋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41]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许葭村”，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42]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王言如”，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43]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复王静山”，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69～70页。
[44] 汪辉祖：《佐治药言》“就馆宜慎”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 年，第17页。
[45]《乾隆宁夏府志》卷十六，“人物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4页。
[46]《乾隆宁夏府志》卷十六，“人物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5页。
[47]《乾隆宁夏府志》卷十六，“人物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91页。
[48]《乾隆宁夏府志》卷十六，“人物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91页。
[49] 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50] 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138～141页。
[51] 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4～15页。
[52] 汪辉祖： 《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4页。
[53] 汪辉祖： 《佐治药言》“范家”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页。
[54]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7页。
[55]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5页。
[56] 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粤省幕友”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1页。
[57]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一。
[58] 万枫江：《幕学举要》“总论”，见襄人编译《为官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
[59] 陈天锡：《迟庄回忆录》第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8页。
[60]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谢永平太守秦招入幕”。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61] 杨恩寿：《北游日记》“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34～135页。
[62] 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63]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与陈天度”。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64]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与方启明”，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65]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九年”，记：是年库平纹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四百四五十文，番银亦增价。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一历史档案馆：《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204、247、146页。
[67] 刑钱“副席”，不在简缺衙门设立，而在繁缺衙门设立。“副席”收入为正席之半。按《蜀海丛谈》所记，繁缺州县刑钱最高可为一千四百两，最低为三百六十两，中位数为七百二十两。可推知，一般繁缺州县刑、钱收入中间等级的为七百二十两。“副席”收入刚好与初入幕在简缺衙门做幕的幕友相当。
[68]《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
[69]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七年”。
[70] 汪辉祖：《梦痕余录》，“嘉庆十年”。
[71] 龚胜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72] 龚胜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73]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年”。
[74]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谢永平太守秦招入幕”，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75]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托沈孟养为婿谋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76] 汪辉祖： 《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4页。
[77]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乾隆十七年”“乾隆十九年”“乾隆二十年”。
[78] 金安清：《水窗春呓》“书契圣手”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
[79] 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林文忠延访记室”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3页。
[80] 徐珂：《清稗类钞》“幕僚类”，“世宗问邬先生安否”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4页。
[81] 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条，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15页。
[82]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83]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六十年”。
[8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年”。
[85]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86]（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当代著名学者来新夏在该书“点校说明”中评价说：“这部书……资料的特点是记载比较具体，议论比较平实，非若一般‘文人之笔’的空泛。如……卷七《食货》门土地及米、布、柴、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有详备的记录，比较了各年价格的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土地与民生的变化状况，实为他书所不及。”
[87]《李煦奏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印，中华书局，1976年。
[88]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米价”条。
[89] 沈复：《浮生六记》卷三，“坎坷记愁”，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9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十七，《汪泰岩家传》。
[91] 李乔：《烈日秋霜》，见朱志勇、李永鑫主编《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92]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韫芳六弟”，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牢骚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93] 按，许在《与迁安县王荐友》一信中说：“因思槐卿舍亲，……”，可见章槐卿是许葭村的亲戚。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与迁安县王荐举友”，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94]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劝牛云洋纳妾并代亡友告帮”，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08～209页。
[95] 沈复：《浮生六记》卷三，“坎坷记愁”，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96]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家常话》，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93、96、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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