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谋馆与荐馆
我们先从主官角度来分析，主官延访可以亲自物色。如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有一次路过邯郸吕祖祠，见祠堂墙上有陈潢所题的诗，写得非常豪迈，于是派人四处打听，最后将陈潢聘入幕府，做了河工师爷。[15]周馥说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官军收复安庆，余为湘人石姓作启事一通，时李文忠（按：李鸿章，谥号‘文忠’。）在曾文正幕中见之，招余办文案，文忠时已简授江苏巡抚。”[16]林则徐19岁中举，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21岁时在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幕中任书启，因贺禀写得出色，被福建巡抚张师诚发现，极为赏识，聘入幕府。[17]林则徐以后做官也喜欢用这种方式物色幕友，“僚吏禀牍，写作佳者，每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沈荫士尝在其幕中，询以亦嫌烦琐否？文忠（按：林则徐谥号‘文忠’。）曰：‘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荫士以会试北上，道出吴门。又问物色尺牍人才，今得其人否？文忠云：‘尝从陶文毅（澍）处知鄂督藩署书启李某，词翰当代第一。岁前托人以千金聘之，已辞馆入都会试，得馆选矣！’”[18] 但州县官新到一地上任时，一般不了解当地情况，物色幕友比较困难。除了亲朋故旧中有做幕友的以外，一般都是依靠各种关系四处打听、咨询，由别人荐举。新任州县官聘用亲朋故旧为幕友，在清代也是比较常见的。如杨恩寿担任其六兄的幕友；汪辉祖开始做幕友时是给自己的岳父做书启幕友；龚未斋年轻时在伯父的衙门中任幕友；蒲松龄是给自己的朋友孙蕙做书启幕友等。
主官可以询咨上级官员、同僚、上司幕友、亲朋故旧等。向上司咨访幕友，主要是上司历官时间长，对幕友情况较为了解。州县官得到任命时，一般都是在省会城市，督抚及两司衙门也均在省会城市，此时利用拜上司的机会咨访幕友，上司也乐于介绍。这可以有几种情况：一是上司有自己了解的幕友尚无馆地，可以为之介绍；二是上司有结交的幕友朋友，为之介绍馆地。
对于州县官来说，聘请上司介绍的幕友，一方面可以不必辛苦物色，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拉近与上司的关系，以后官场上有这一份人情，上司多少会有关照。但是有时上司也会“压荐”幕友，所谓“压荐”，是不考虑新任州县官需不需要，以官势强圧，推荐幕友。一般来讲，主官聘请幕友完全是个人行为，选择幕友必须符合主官的标准，“若所倚非人，则彼此滥竽而败事，我即复疏而负咎矣。故筮仕方新，必求品行端洁，学问优长，即历练于事情，更精卓于识见者，延之入幕，与共晨夕，资其佐理，以勤夙夜，庶几宾主砥厉，相藉有成也。”[19] 主官对于经人推荐的幕友，会有一个了解考察的程序，用今天的观念来讲，是要进行一次面试，通过交谈，了解其谈吐、人品等，然后才能订聘。幕友也借此了解主官的人品才识，以决定是否受聘。但如果是上司“压荐”，则州县官会迫于官势，碍于情面，难以推却，“循情延请，难免挟势，或不令主人改稿，或挑剔小过节，甚至圧搁公事，催即生气；尚有品不端，俗谓‘开后门’，及至不欢而散，或挟制多端，或布散谣言，宾东如此，悔无及矣。”[20]为避免这种麻烦，主官在上级推荐幕友时，要会慎重考察，如上官“压荐”，只可许以小席，不可许以刑钱大席。[21]
州县官的另一个主要咨访对象是上司的幕友，他们一般是“名幕”，也是幕师，有自己的幕徒。这些幕师往往会借此机会推荐幕徒。陈天锡拜邬同寿为师后，由于邬同寿是湖南名幕，任职于巡抚衙门，州县官赴任前，均会向他咨访幕友，陈天锡几次得到馆地，均由其师推荐。如陈天锡尚未出徒，就受邬同寿推荐，到长沙府浏阳县“帮馆”，后来他三兄陈天骢（当时在武冈州任刑钱幕友）因为体力不支，希望陈天锡前去帮忙，并“请命筱师（邬同寿字筱亭）荷蒙许可”，陈天锡即前去帮助三兄分理馆务。[22] 这时的陈天锡尚未独立业幕，“帮馆”只是“实习”的性质，并非主官延请，而是幕友之间的私事。直到他从武冈州帮助回来，“王聘卿国珍大令奉檄署理辰州府属之辰溪县篆，求友于筱师”，邬同寿因为武冈州同知孙司马即将期满卸任，陈天骢即须重新觅馆，“为吾兄弟计，兄可移砚辰溪，而以残局之武冈馆务，由吾接替，则两人皆得其所”[23]，这是陈天锡独立处馆的开始。从以上邬同寿的安排可以看出，幕师在推荐幕徒就馆时较为谨慎。王国珍向他求友，他本来可以推荐陈天锡，但陈天锡毕竟刚刚出徒，如果直接推荐“新手”，王国珍可能不太会接受。而陈天锡三兄，已是出师多年，业幕经验较丰富的“老手”了，推荐“老手”给王国珍，他一定会欣然接受。又由于陈天锡早先在帮其三兄馆务时，已与孙司马相识，“孙司马知吾有素，由吾接替馆务，亦所欢迎”[24]，并马上要求陈天锡早点赶去就馆。
此后陈天锡几次就馆，均与邬同寿的推荐有关。可见，幕师（尤其是任职于督抚两司大幕的名幕）推荐幕徒，不只是推荐一次。当然，这也造成了督抚大幕把持一省幕席的局面。陈天锡的幕师邬同寿是任麟的徒弟，任麟当初在湖南巡抚幕中就把持了湖南各郡县的幕席。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引用《清稗类钞》中的记载，说他“久幕于湘，郡邑幕僚，大率为其门徒。幕例：师荐徒于人，月必以所得馆谷分润于师。习以为常，贤者不免，以故任之岁入殊巨，遂积资数十万……”[25]。
正是因为郡县各幕府刑名大席均为任之幕徒，一方面他可以获得“分润”，另一方面，各郡县往来抚幕的公文实际上是在师徒之间往来批发，一省政务完全由他们说了算，上至巡抚下至州县的各级主官只有“画诺判行”的份。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以“植党营私”“气焰之盛”为由将已捐官至道员的任麟“参劾”落职，[26]但任门弟子依然把持湖南各级幕府。陈天锡在《迟庄回忆录》中说：“唯足以自豪者，湘省名幕有‘邬一王二潘三冯四’之称，……四人者，皆为任小棠（麟）之高足。任门弟子众多，吾人能从四名幕中之第一人受业，得不谓为荣幸乎？”[27]陈天锡拜邬同寿为师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可见十年之后，任门弟子在湖南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至于陈天锡是否也按月“分润”其馆谷给邬同寿，他在《迟庄回忆录》中没有写，但他和三兄的馆地均为邬同寿所荐，按“幕例”，自然少不了“分润”，否则邬同寿也不会一次次地为陈天锡荐馆。
除了咨访上司幕友外，主官还会咨访同僚的幕友，或自己的幕友。这些幕友或以同乡，或以同学（相同幕师的弟子）结成团体。周洵在《蜀海丛谈》中说：“川省刑、钱幕友，十九皆为浙籍。浙籍中又分绍兴、湖州两帮。两帮中颇各树党援，互相汲引。大致督署及布、按两司之刑、钱，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人中得馆较易也。”[28] 龚未斋和许葭村在直隶做幕友，他们就有许多幕中朋友，书信往来，相互打听馆地消息，并时常相互引荐馆地。龚未斋以“生平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29]自许，他在给谢丙南的信中说：“昨吴桥杨明府，因公来临津，道及莲幕需贤，仆即以足下应。杨公知曹邱素无虚誉，即备关聘路费，专人奉迓，嘱仆一言为介。”[30]龚未斋与谢丙南是幕中朋友，曾在居庸关外同一幕府共事三载。所以当吴桥杨知县来临津办事，与龚未斋说起要延聘幕友时，龚即推荐谢丙南，杨知县立刻备下关书专人奉请。东光知县赵青圃本来与龚未斋约定上任后要聘他佐理刑名，但龚未斋在天津府幕任刑名三载，宾主情谊日深，不便辞幕，于是推荐自己的朋友孙位三给赵青圃，“莲幕需才，有孙位三先生者，品纯学粹，燕赵名流中，当屈一指，与仆交最契，老棣台谅亦有所闻。如以仆为庾公之斯，则竟备聘关相邀，水乳之融，不待下榻而可知也！”[31]龚未斋在推荐孙位三时，不但说他才识很高，人品也像自己一样完全可信，以坚定赵知县聘请的决心。龚未斋在海阳县幕时，由于当地旗民交错，涉及旗人的案件很多，其主官想再聘一幕友，商之龚未斋，龚未斋推荐朋友钱亦宏，“居停仰攀之切，形于寤寐，敢致一言为介。名世高贤，即以名世之数奉敬。幸星言夙驾，慰我调饥，并开茅塞。”[32] 主官有意聘请，先让龚未斋与钱亦宏商量，并许以“名世之数”（一年五百两修金，按：“名世”，语出《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除了主官咨访外，幕友也会主动推荐。比如幕友与主官曾有宾主之谊，相处融洽，主官调任后，幕友到他处就馆，但双方友情仍然持续。有时幕友会向原居停推荐幕友。许葭村在清苑李知县幕中任刑名幕友时，与李知县结下深厚友谊。后来李知县升任顺德府同知，许在直隶盐山县做幕友。他的朋友章秋漪一时无馆可就，许葭村给李写信推荐“友人章秋漪，与弟为莫逆交。其申韩之学，迥非管窥蠡测者所能企及。……倘蒙赐以颜色，加以吹嘘，俾鹪鹩一枝，得所寄托，则尤推屋及乌之盛怀，而非弟所敢请也。”[33]幕友之间相互援引、推荐，也是谋馆的一种方式。这种推荐是幕友之间利用同乡之情、朋友关系相互帮忙荐馆。清代幕友中江浙两省人居多，江浙人中，绍兴人居多。以致有“无绍不成衙”之说。这些幕友大都背井离乡，游幕在外，同乡关系使他们结成幕业集团；另一种幕业集团，则是在幕学同学之间结成的，但其规模较前者为小。龚未斋与许葭村都有许多同乡朋友，有幕友，也有官员，但以幕中朋友居多，《雪鸿轩尺牍》和《秋水轩尺牍》中，最多的就是“托谋馆”“求提挈”的推荐信函。许葭村的朋友余竹泉托许为自己的表弟谋馆，几个月后，许葭村回信写道：“承嘱令表弟馆事，时时在抱，冀得一当，以报台命。无如有心插柳，偏不成詺，致令抱空而返。然楩楠杞梓，到处见珍，亦不必楚材楚用也。” [34]
陈天锡谈到幕友状况时说：“刑钱之出处，绝对凭一己之能力操行，能力优而操行谨者，自可席珍待聘，拥篲争迎，隆隆直上。其落落无所短长者，仅是保持现状，难以跻身通显，自哙以下，或竟无从插足。因其有关于主官之利害至巨，故殊无人事关系之可言。惟另有例外，初出茅庐或出山未久者，必有赖身居津要广通声气之师友，为之揄扬说项，诚以师之于弟，有传道解惑之功，同道为朋，有切磋琢磨之助，均有提携义务，一经推挽，更有维护之责，未事可能为未雨绸缪，既事亦可期补牢于既晚。在主官一方托延宾之美名，一方图固位之实益，为计甚便，自可乐于礼罗。若师友而非其人，虽奇材异能，亦有难逢伯乐之叹。”[35]
可见幕友就业，主要是靠个人能力操行。能力优操行谨者，主官会争相礼聘，幕馆前后相继。如汪辉祖就是这种状况，他佐幕三十四年，换了十六位主人，如果算上刚开始业幕时的主人，他的岳父王宗闵，则有十七位。三十四年间，几乎是馆事不断，很少有较长时间歇馆在家，无业可就的情况。这在幕友之中是较为少见的。我们依据汪辉祖《佐治药言》和《病榻梦痕录》将汪辉祖的业幕经历列表如下：(www.xing528.com)
从上表统计可以看出，他每次解馆在家的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次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到四十年九月，长达一年，这一年中汪辉祖中进士（赴京应试来回五六个月），接着丁母忧，在家办理丧事。他几次参加会试均是在十二月辞幕，次年五月再受聘就馆。平均每次在家赋闲只有一两个月，许多时候则是前脚辞幕回家，后脚新聘书就到。汪辉祖是“名幕”，所以州县主官争相延聘。
龚未斋的侄子龚甘林，学幕出徒之后，就馆情况则不太理想。龚甘林学幕出徒，在元城县幕做刑名幕友，龚未斋对侄儿叮咛周至，写信鼓励他道：
今之所谓幕，犹古之参军记室也。第经济才华，今之人万不逮于古矣！然刑名钱谷之事，实为官声民命所关，则哀矜而勿喜，求其生而不得，方可死之。幕中人当常存此念，不仅以轻心锻炼，草率粗略为戒也。
差传片稿，亦不可轻。官府一点朱，百姓一碗血。滥差妄拘，则破家荡产之祸，自我而肇！
吾乡业于斯者，不可胜数，不及秦二世而亡者，亦不可胜数，岂尽由于心术之不正哉，即此侈然自放，而造孽无穷！吾侄品行素端，可以深慰，而精神才识，不能十倍他人，故举所以自儆者告之，惟时时省察焉！
愚漫游燕赵，几三十年。到馆以后，足不出户庭，身不离几席，慎往来所以远侮慢，戒应酬所以绝营求，而自早至三更，不使有片刻之暇，以期无负于己者无负于人，亦惟吾侄师此意焉！
元城案牍尚不甚繁，理事之余，当温习故业，以图北闱之隽。幕所以救贫，非可终身，即以愚为前车之鉴。[36]
龚未斋从“幕道”角度告诫侄儿，处理幕务要以“草率粗略为戒”，不可轻视“差传片稿”，以免“造孽无穷”；到馆之后，要“慎往来”“戒应酬”，勤于公事。同时，公务之余不可放弃举业。他以从幕近三十年的心得谆谆告诫侄儿，希望他谨慎业幕。
龚甘林刚开始业幕，尚能“宾主契合”，但元城案牍虽少，词讼却“旋结旋控”，龚甘林写信给叔父龚未斋，将这种情况归咎于“民情之刁”。龚未斋回信劝他处理词讼不可有成见，“吾侄不责之于官，不责之于己，而责之于民，则造孽多矣!”[37]
果然，不久之后，龚甘林就失馆了。为给侄儿谋得新馆，龚未斋四处写信托朋友，他给钱亦宏写信：“舍侄甘林，颇有见识，笔墨亦卓乎可观，惟脱颖为难，倘有相当刑席，仰祈长者吹嘘，渠具有心胸，必不似以怨报德耳。”[38] 许葭村也接到了龚未斋的信。出于朋友之情，他也屡次为龚甘林谋馆，但不知是龚甘林幕品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谋馆并不顺利。许葭村无奈地告诉龚未斋：“令侄馆事，屡谋屡失，降而就副，未免大材小用；静以待之，自有碧梧千尺耳。”[39] 许葭村为龚甘林谋馆，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好不容易，许葭村又为龚甘林谋到了河间县幕的幕席（也可能就是前面说的“副席”），本来是想等原任幕友离幕后，再想办法。“令阮在瀛，所以暂安短垣者，原为后图。”不想，原任幕友尚未离幕，河间县令就有了新的幕友人选，当然不是龚甘林，“今鹊未离巢，而鸠先图占，吾道非欤，可为致慨！弟虽星星荧焰，分照为难；设令推毂有缘，则曹丘一席，不敢辞焉。”[40]许葭村表示自己已经尽了力，且能力有限“星星荧焰，分照为难”，但为不使朋友失望，仍然表示如有机会，一定会再尽力。连龚未斋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舍侄甘林得馆之难，正如其伯之得子，岂其东家尚未诞生也？”[41] 由于多次谋馆或者不成功，或者馆期不长，龚甘林后来就幕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我们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在清代第二次游幕高峰时，业幕之人数量大增，每年并不断有学幕出徒的新手加入竞争队伍。而幕馆与幕席增加的数量并不太大，这就使幕友就业状况趋于严峻。龚甘林是新入道的幕友，不知师从何人，如果是师出名幕，就业的难度会小。不过从他初次入幕即在元城县幕看，也符合幕师荐徒的一般情况，元城为简缺县，案牍不多，这是新手入幕最合适的幕席。但后来屡谋屡失，甚至降而就副，则可能不是幕师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于幕业竞争激烈，龚甘林自身的原因可能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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