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幕友制中的就业情况分析

第一节　清代不同时期幕友就业情况分析

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幕友的就业情况并不相同。据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统计，清代士人游幕从清初到清末总体保持上升趋势，其间出现了三次高潮。分别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四十二年（1703年）间的第一次高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道光三年（1823年）间的第二次高潮；以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间的第三次高潮。^[1]

我们具体分析，清初在经历了明末大规模农民战争和清朝入主中原的统一战争之后，民生凋谢，人口锐减。清王朝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实施统治的。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后，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除边疆地区不时有较大战争外，内地则进入了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表现在江南财赋之区经济恢复并逐步繁荣，其他各地人口恢复，土地垦辟。加之康熙五十一年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据萧一山《清代史》统计，康熙末叶，全国人口不过三千万人；乾隆晚叶已超过三亿；道光中叶已超四亿。^[2] 人口增加，土地开垦数量也必然增加。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人口流动以及土地产权等经济纠纷，主客户矛盾等，均使地方州县政务增加，赋税任务加重，导致钱谷幕席需求量增加；经济纠纷及冲突，导致刑名幕席需求量增加。这是一个总趋势。

士人游幕的三次高潮，则是与清代历史上社会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相一致的。第一次游幕高潮，期间发生了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以及消灭台湾郑氏政权的战争，这是清王朝为确立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军事行动促使军事幕府产生，需要参与军谋、草拟军书、筹集粮草等事务的幕友；同时战区周边的地方衙门也有筹粮、保甲等任务，对幕友的需求量也有增加；战事结束后，清王朝在当地设置行政机构，这些衙门均有招抚流民、开垦土地等工作，也一样需要幕友。所以出现了清代第一次士人游幕的高潮。

第二次高潮，是清王朝统治进入强盛，又由强盛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经济发展，地方政务增加，自然对幕友需求量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对内、对外战争不断，如平定金川（1771～1776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1787～1788年）、臣服缅甸（1766～1770年）、臣服安南（1788～1789年）、两次攻占廓尔喀（1790～1792年）、镇压川楚白莲教（1796～1804年）、平定南部沿海蔡牵等起义（1800～1810年），这些战争，也使军事幕府对幕友的需求量增加。同时，这一时期，又是清代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如著名的乾嘉学派就主要活动在这一时期。修志、编撰各种大型政书的工作，促使许多学人幕府产生，大批有名望的学者入幕从事著述等工作。

第三次高潮，是清王朝开始面临内忧外患，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期间不仅发生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及西南、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而且屡屡发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由于内忧外患深重，这一时期军事幕府规模远超前两次。同时为了应对西方挑战，幕府均开始进行洋务方面的新探索，对西方学说、技术、机器等的引进和吸收又使得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才充实到幕府中。报纸、学校、工厂等新的幕府机构开始相继设立，引领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以上是从幕友需求量的角度进行的分析；从幕友供应量的角度来看，由于清代初期人口规模较少，而顺治初年规定大府官学40名，大州、县官学30名，小州、县官学20名。童生入学（秀才）还比较容易。而在人口已大量增长以后，这一规模却并未同步增加。清代童生与学额的比例一般为21∶ 1^[3]，平均一个县的童生数在1000～1500人之间^[4]。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无）锡、金（华）两县，于承平时，童生应学院试者一千数百人，而学额仅三十人。世俗之视秀才也颇重，而得之者亦颇难。往往有文学均优，写作俱佳，而佹得佹失，年至斑白，犹溷迹于童子军中者。”^[5]

童生考秀才难了，秀才考举人更难，据郭润涛《官府·幕友·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说：“顺治十七年（1660年），规定乡试中额照旧额减半，是清代乡试中举人数最少的一科，以后又渐渐增加；到了乾、嘉年间又恢复了清初的规模。然而，参加乡试的生员比例人数都大有增加，这就降低了科举生员中举的比例。”^[6] 据郭润涛统计，江苏、浙江两省乡试中举率为百分之一。“乾隆九年（1744年），定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广为大省，每名中额，准录送应试生员80名，即中举率为80比1；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为中省，每名中额，准录送应试生员60名，即中举率为 60比1；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每名中额，准录送应试生员50名，即中举率为50比1。”^[7] 黄均宰《金壶七墨》记载清朝末年江南乡试情况时说：“江南合两省为一，与试者多至万六七千，响应点名拥挤，停止搜检，竟一昼夜而不能蒇事。”^[8]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说：会试参试者与会试中额之比，约为30比1。^[9] 从清朝每科录取进士的数据看，据王德昭估算，每科会试应试者约7000～8000人，其中新中举者约1200人，历届中举者约6000人。^[10] 而清代会试共举办112科，中式贡士为26391名，平均每科取中约236人。

清代科举考试是一个严格的选拔过程，从童生到进士如按以上比例推算，则平均30个举人才能出1个进士；平均60位秀才才能出1个举人；平均21个童生才能出1个秀才。这是一个底部数量庞大的金字塔。它意味着从清代中期起，随着人口的激增，科举之路越来越难走，大量秀才、童生和一部分举人在无望进入官场时，必须设法择业。幕业无疑是一个较体面的选择。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中有一封《答同学诸友》的信，信中写道：(www.xing528.com)

读书不成，而去读律，其识趣之卑陋甚矣。承诸君子不鄙夷之，而殷殷劝阻，爱我良深！

惟弟二十岁时，先君见背，家无颜子之田，而有孟尝之券。因家伯宰渭阳，奉命而往，经理署务，晷刻无暇。幼时所学，已荒其半。戊子（按：道光八年，1828年）归来，重温旧业，摈斥龙门，庚寅、辛卯（按：道光十年、十一年，1830年、1831年），复遭点额。

今年已卅矣！慈母在堂，菽水无资；欲使一家枵腹，而待两年后莫必之功名，非惟不可，亦势有所不能。仲夫子伤哉贫也之叹，千古英雄，为之气阻！

昔人捧檄而喜，为亲在也。今无檄之可捧，则笔耕将母，实处无可如何！……^[11]

士子们往往因为家庭贫困或家庭变故，不能再专心攻读，龚未斋弃书读律是当时士子中选择幕业的一位代表。应当注意的是，龚未斋、许葭村所处时代正是清代士人游幕的第二个高潮期。汪辉祖晚年时也恰处这一时期，由于作幕名声远扬，亲戚朋友中欲从其学幕的有许多，在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中所说的“班生此行，无异登仙矣。”^[12] 可见这一时期，学幕的士子数量激增。传统的幕师带一两个幕徒的培养方式已不能满足学幕者的需求了，所以“习班”这样的幕学机构开始出现，幕学教育有了一定的规模。

从幕友就业状况看，虽然总体上对幕友的需求量在增加，但由于学幕之人增加更快，竞争较以往更激烈了。龚未斋说：“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至于就幕，则又有甚难者。一省只此百十余馆，而待聘者倍焉，此中夤缘以势，结纳以利，捷足者先登，下井者投石，人情叵测，世路崎岖，盖有不可胜言！而学不足以服人，品不足以信人，虽居宾朋之列，无殊门客之容，其中委曲周旋，病于夏畦之苦，更有不可以言喻！此学幕就幕之大概情形也。”^[13]

汪辉祖也说：“刑名、钱谷，谙练而端方者，当道每交相罗致，得馆尚易，其他书记、挂号、征比各席，非势要吹嘘，即刑、钱引荐，虽裕有用之才，洁无暇之品，足以致当道延访者，什无一、二，其得馆较难。”^[14]

从上述资料可见，由于幕馆有限，“一省只此百十余馆”，而竞争者却远超此数。由于幕友与主官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模式，但主官占据主动地位，幕府中请几位幕友，请谁做幕友等，均是由主官根据政务繁简程度以及官俸收入状况来决定的。延访幕友时还要考虑其能力及品行。从幕友来说，只有在被主官礼聘延访到的时候，才能考虑主官是否贤德、主宾双方是否容易合作等问题，以决定是否应聘，幕友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

主官接受任命后，首先要聘请幕友。聘请幕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从主官的角度讲，他可以主动延访，也可以由别人向他推荐。从幕友的角度讲，可以主动自荐（这种情况较少），也可以经人引荐给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