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幕友制与儒道关系分析

第一节　幕道与儒道的关系

要讨论清代幕友的职业道德，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首先，幕友群体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与“学而优则仕”的官员们的价值观相同还是不同？自幼习读的儒家经典（包括理学）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其次，举业不成，转学“刑名”“申韩之术”，以游幕为谋生之选择，实际从事的又是“刀笔吏”的工作，职业的选择对他们的道德有什么影响？

第三，综合以上两个问题，前者可以概括为“道”，后者可以概括为“术”，在幕友群体的价值观及职业道德中，是道统摄术，即“君子谋道不谋食”？还是术反过来影响道，在幕言幕，“匠作主人模”？^[1]

第四，在清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幕学书《入幕须知五种》中，汪辉祖的著作占了五分之二的内容，与其他各种侧重谈幕务的幕学书相比，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入幕须知五种》中还包括汪辉祖的官学书《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主要总结入幕经验、心得，论述幕友的从幕之道。事实证明，他的幕学书流传最广，不但在他有生之年即多次刊印，他去世后，上述几种书还被收入多种官箴书中出版；影响最大，在他有生之年，多位名宦硕儒为其作序作传，推崇不已，他去世后，仍有许多名人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同是幕学著作，境遇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

幕友群体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群体。一方面，作为“外来人”的官员出治地方需要幕友佐理幕务。清代官制的特点是叠床架屋，地方官仿效皇帝专制的模式，在身边安排自己的长随（仿内宫太监之制）、幕友（仿南书房、军机处之制），以监督六房书吏（仿六部之制）。但与中央官制不同的是长随与幕友是非正规的政府雇员，他们共同监督的书吏和衙役是正规的政府雇员^[2]。这也就是汪辉祖所说的幕友的职责，“第一要事”是“佐官而检吏”^[3]。但幕友在幕中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幕客……名为佣书，日夕区画，皆吏胥之事”^[4]。与书吏一样，每日工作就是“草拟公牍、填制例行报表，拟制备忘录、填发传票、填制赋税册籍和整理档案”。^[5]正是因为这种叠床架屋的政府架构模式，瞿同祖才认为，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效益差，他将其归因为组织不善和缺乏协调，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幕友，吏役和长随之间职责的重叠^[6]。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存在着这些问题，清代地方幕府却与清王朝相始终，在清代大部分时期中发挥了维护地方行政运作的积极作用。

正因为此，地方官到任前就首先要聘幕友、选长随，组织好班子，才能上任。而聘请幕友，尤为重要，陈天锡说：“普通官署之幕宾，刑钱以外，原有帐房、书启、教读、阅卷、征比、朱墨笔等类别，惟刑、钱幕席最为尊崇。良以刑、钱掌握衙署行政实权，主官之荣辱隆替所关，民间之生命财产所系，其负荷之责任，特为严重，其知识技能，有一贯之师承，受相当之陶冶，非寻常所能为，以现代名词言之，即专家之谓。”^[7] 对官员佐政有如此帮助的“专家”，官员延聘必须用关书，致修金，礼节隆重。官员对幕友，礼之以宾，尊之以师，幕宾统称师爷，刑、钱幕友地位重要，“则视主官之地位而异其称，如主官称老爷，亦老爷之；称太爷，亦太爷之；称大老爷，亦大老爷之；称大人，亦大人之；均加一师字於其上，为师老爷、师太爷、师大老爷、师大人。”^[8]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领导者对人民，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政教合一，天、地、君、亲、师是民众敬拜的对象。皇帝是天下百姓的父母，作为亲民之吏的州县官，更被称为父母官。为民父母，他要爱民如子，教民以礼。对于屡教不改的百姓，才能惩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不教而诛”。

幕友虽不是官，但他得称“师爷”，则是身兼“师”与“爷”（父母）两者的职责。汪辉祖说：幕友“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9]民生之利害要靠幕友维护，人民之生命财产也要靠幕友保全，他必须爱民，“分当与民一体”^[10]休戚与共。处理幕务时，要心中想着百姓，“幕中襄理案牍，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画。”^[11]

作为师，他不但是百姓之师，负有帮助主官教化抚助百姓的责任，如劝农、息讼、兴学、崇善、惩恶等；他还是官员之师，冯友兰说：刑名、钱谷师爷“最瞧不起教读师爷，说教读师爷是少爷的先生，我是老爷的先生。”^[12] 作为官员的师，他“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13] 可以与官员“商榷政事”^[14] 同时，他也是官员之“诤友”^[15] “为主人忠谋”“信而后谏”^[16] 遇公事，援引律义，与主官反复辩论。正因为此，幕友要“以宾师自处”^[17]，既不可自视过高，与官敌体、气质用事；又不可自视过卑，对官员的荣辱隆替、百姓的生命财产漠然视之，休戚无关。所以幕友群体都很有自尊感，他们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对幕主则是“士为知己者死”“以国士遇之，则以国士报之”。如果主官对其“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18] 主官对幕友的意见“谏不听，言不行，膏泽不下于民”^[19] ，他们会毅然辞幕，绝不尸位素餐，贪恋馆地，因为他们认为幕友对主官“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哉”^[20]。可见，他们是用儒家观点来看待和要求自己以及幕主的。

说到这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晰可见了，幕友与官员一样，都是读圣贤之书，学儒家之道走上科举之路的，不过是官员们较为幸运，“学而优则仕”，而幕友们却是“科场不顺”，弃举子业，才转行从事幕业的。由于所受基础教育相同，他们与官员有着同样的价值观，都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有忠君、爱民、行仁政、重礼慎刑的观念。(www.xing528.com)

矛盾的另一面是既然有重礼慎刑的观念，而幕友（尤其是刑名幕友）所学又为“刑名之学”“申韩之术”。从事幕业，终日所做只是“刀笔吏”的工作。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伦理道德成为社会的高阶规范，“申韩之术”早已沦为低阶规范，前者是道，后者只是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21]，意思是刀笔吏只会深文周纳，陷人于罪，不识大体。虽然“以宾师自处”，有自尊的一面，但社会以及他们自身却摆脱不了对“刀笔吏”的偏见，都认为幕业（主要指刑名幕业）是“造孽”之业。汪辉祖做了六年书启幕友，“而见入幕诸君，岁修之丰者，最刑名，于是跃然将出而自效”，其生母徐太孺人，嫡母王太孺人同声诫止，“惧其不祥”。在汪辉祖发誓“不敢负心造孽”，绝不拿负心钱之后，二母才勉强同意。^[22] 他作刑名幕友的二十六年中，时时以此告诫自己，“衙门中事，可结便结，情节之无大关系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丝不肯放过，则枝节横生，累人无已，是谓己甚，圣贤之所戒也”，他的幕学老师骆炳文的这番话，汪辉祖用心记下，不敢忘记^[23]，幕师骆炳文告诫他不要以察察为明，深文周纳，切忌刀笔，要识大体。他不但记下了这些话，并且身体力行，每当处理案牍时，总是反复为犯事者着想。^[24] 从事刑名二十六年，“入于死者，六人而已。”^[25]正是由于儒家慎刑的观念，使得整个社会对幕业存在偏见，“谚云：‘作幕吃儿孙饭’。”^[26] 幕友作为社会成员，也深受这一看法的影响，担心自己造孽，所以“幕道不可轻学”^[27]。龚未斋的侄儿刚开始做刑名幕友时，龚未斋告诫他：“吾乡业于斯者，不可胜数；不及秦二世而亡者，亦不可胜数，岂尽由于心术不正哉！即此侈然自放，而造孽无穷。”^[28]

所以，为了避免造孽，幕友们常常会“自儆”，并“时时省察”，^[29]他们在刻意摆脱“刑名之学”“申韩之术”对他们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汪辉祖就强调，幕友在读律之时，还应该读经史，他的幕斋中“经史鳞比”，而幕学之书却“百无一二”，^[30]他不但强调读经史，并且倡导幕友在解决疑难案件时，用经断案^[31]。这种倡导，无疑是为了克服“刑名之学”所具有的求名责实、墨求成规、察察为明、深文周纳等弊端，而回归崇高宏大的儒家理想和目标，即仁道、忠道、恕道。说到这里，本节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就有了答案，幕友们所学虽为“申韩”“刑名”，但这些对于他们只是“术”，而不是“道”，他们所坚守的“道”，依然是儒家之道。为克服“术”的影响，避免幕友在处理刑名案件时只会依律例办理，太过明察，一丝不肯放过而可能造成牵连过多，累人无已。汪辉祖的幕学老师告诫他，不要过为己甚，不要造孽，“衙门中事，可结便结”。汪辉祖也告诫幕友们，读律时除了要明习律例，还要解悟其中的各条“精蕴”，理解律中所包含的“仁至义尽”，才能达到“融会贯通”，用律时才能神明律意，“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能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32] 能做到神明律意，并能在律文用尽的时候，用经断狱，幕友就超越了“刀笔吏”，而站在儒家仁政、仁道、慎刑的高度了。

矛盾的第三个方面，是幕友虽然读圣贤之书，行儒家之道，但毕竟科场不顺，为谋生才选择了幕业；他们在幕中处于宾师之位，佐官治民，馆谷修金却是由主官从官俸中支付的，实际上是官员雇佣的行政助手，“彼藉我佣，我贪彼值，此中有利交而无道合”^[33]。龚未斋是在发牢骚，可他也讲到了实质。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幕友们一方面坚持“素位”^[34]，君子行其所素，素贫贱行乎贫贱，不因贫贱改移其志，与主官商榷政事，谏不听、言不行,即辞馆而去。他们业幕谋生而不谋富，造福而不造孽。“且幕而贫，尚不失幕之本来面目；若幕而富，则其人必不可问，而其祸亦必旋踵！”^[35]“幕而贫，清且贵也；幕而富，浊且贱也。良田美宅，肥马轻裘，仅祇快于一时，必致贻祸于没世，曷若以贫始者以贫终，仍不失本来面目为愈！”^[36] 汪辉祖要求幕友要“自爱”，“幕之自爱与否，去馆日毕露”“幕之自爱，要在廉慎公勤”^[37]，自爱，就要廉洁、谨慎、公平、勤政，这都是以儒家道德规范来要求幕友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并非所有幕友都安于清贫，所以“匠作主人模”^[38]者有之，主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不去谏争、献言；甚至“从而利导之”，替主官谋利，这样的幕友也有。龚未斋所说的“幕而富”之人，就在其中。这就逐渐出现了劣幕化的倾向。汪辉祖在谈到他的业幕经历时，曾经说过：“往余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其时司刑名、钱谷者，俨然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公事，援引律义，反覆辩论。间遇上官驳饬，亦能自申其说。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39]

汪辉祖经历了幕道由“良幕化”向“劣幕化”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与整个清代吏治由清廉向贪腐转变的过程相一致的。汪辉祖说他三十七八岁之后不几年，幕道就江河日下了。他三十七八岁时是乾隆三十一二年（1766～1767年），这是乾隆皇帝统治中期，是清王朝由盛开始转衰的转折点。由于乾隆皇帝大手大脚，好讲排场，六下江南、十大武功等，导致国库日渐萎缩，于是重用和珅，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上行下效，官员们也纷纷效仿，各种陋规层出不穷，贪腐之风日盛，吏治则日益败坏。当整个官吏队伍转向贪腐之时，幕风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江河日下了。

考察清代幕学著作的刊行出版情况，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变化，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续佐治药言》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被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鲍廷博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二集，刊刻出版。此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湖南永州知府王寰重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汪辉祖的会试座师王杰“将《佐治药言》及《续编》重刻装订，伺同人出仕者来见时，人授一编。”^[40] 印了1000本，分送同僚及新入仕者，自此，汪辉祖在全国有了影响。

在汪辉祖之前，刊刻出版的幕学著作中，名气较大的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刻出版的董公振的《钱谷刑名便览》；乾隆八年（1743年）刊刻出版的沈辛田的《名法指掌》。万枫江，乾隆年间名幕，著作很多，他的书出版最早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律例图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出版了《幕学举要》，之后的几年，又出版了《荒政琐言》、《成规拾遗》、《刑钱指南》以及《行简录》、《大清律辑注》等书。^[41]

上述书中，除律学研究书籍外，专讲幕学的各书中，除了《幕学举要》一书在“总论”部分有一些内容论述了“幕道”之外，其他各书，只是论述幕务，类似今天市面流行的《秘书实务》、《秘书工作指南》等。而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却主要论述“幕道”，正是在官风及幕风江河日下的时候，汪的“药言”取“良药苦口而利于病”^[42] 之意，希望裨补于“江河日下”的“幕道”。他并用一副对联申说其用心：“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随着他的幕学著作的广泛流传，他的幕学及吏治思想也引起了更多官幕的高度评价和推崇，他的著作相续被收入许乃普的《宦海指南》、徐栋的《牧令书》、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等政书和张廷骧的《入幕须知五种》中。先后刊刻或散发他的著作的有乾隆六十年（1795年）浙江布政使田凤仪、嘉庆十二年（1807年）河南巡抚阮元、同光年间的左宗棠等。

同样是名幕，同光年间的张廷骧评价《佐治药言》：“有本有末，有体有用，有经有权，语虽区分，意则贯串，乃先生之闲学，幕道之金针。学者诚能读其书，志其志，一动念务在慈祥，一启齿务存忠厚，一下笔务皆慎重，久之纯熟，习若性成。”^[43] 梁恭辰在《名幕》一文中说：“萧山有名幕者汪龙庄，撰《佐治药言》、《学治臆说》诸书，一时士大夫奉为圭臬，几于家置一编。”^[44]

名臣左宗棠在经营西北时，为整顿吏治，便把汪辉祖《佐治药言》和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分给属吏，后来又采陈氏施政文书、汪氏《学治臆说》和于成龙等人的论治文章，编成《学治要言》一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刊刻出版，印发陕甘地方官员，“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45]

曾国藩在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阅读汪辉祖的书，“阅汪龙庄先生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日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46] “阅本日文件极少，阅汪龙庄书，徘徊庭院，不能治事，傍夕幕友久谈。”^[47] “阅汪龙庄书。中饭后至幕府久谈。”^[48]

可以说，在嘉庆以后，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等书影响越来越大，地方大吏喜欢将汪辉祖的书赠给新入仕途的州县官，学幕之人，也必读这几本书。直到清末，陈天锡在湖南学幕时，仍然是如此，“汪龙庄之《佐治药言》，为游幕者处理业务之师资。”^[49]汪辉祖的这几部著作成了官员和幕友的枕中鸿宝。究其原因，在幕风江河日下之时，汪辉祖的“药言”专从幕道入手，给出了最为精深完备的解决之道，在整个幕业职业道德失范之时，给出了有体系的融会贯通的答案。他以34年业幕的经验，参酌读经读史的心得，把幕道与儒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如张廷骧所说的，“有本有末，有体有用，有经有权”，所谓的“本”“体”“经”是大原则，即儒道，是幕道的高阶规范，是这一职业与清代相始终的最根本原因；所谓“末”“用”“权”则是在儒道指导下的幕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