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教育是与科举制度相结合的，童子五六岁入塾读书，大约十几岁，便可去参加“童试”，由州县官初考，然后经知府及学政复考，考取的人俗称“秀才”，可以附入州学、县学或府学读书，所以有“附学生员”“生员”等名称。各学校设有“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官员，每月为生员讲学一次、考课一次。此外，生员每三年还要岁考一次（丑、未、辰、戌年考试），成绩优异者可逐级升级“增生”“廪生”。“廪生”岁考优等可以贡入太学读书，称为“岁贡生”。此外三年一次考“优贡”，六年或十二年一次考“拔贡”，考取者以及乡试副榜中试的“副贡”，也可以贡入太学读书。
除太学外，各省还有官方设立的书院，另外还有一些私人筹建的书院，都可供成绩优异的生员（俗称“秀才”）进修。这些书院大都聘请名儒主讲，书院对生员的考课也有相应的规定。
府、州、县学生员除了拔贡生、优贡生、副贡生外，每三年（寅、巳、申、亥）由学政“科考”一次，成绩优异者准许在次年八月参加“乡试”（也称“秋闱”）。“乡试”原则上以一省为单位，考取者为举人；举人在次年三月赴京参加会试（也称“春闱”），中试者为“贡生”；四月参加殿试，中试者为“进士”。进士再经朝考，分别授以官职。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仕途的起点。
在清代科举制度中，举业不成，转而学幕的士子大多是在考举人的过程中屡次挫折，转而学幕的。在童生和秀才阶段，他们所受的基础教育是怎样的呢？
学童五六岁入塾大致以《三字经》、《千字文》等书启蒙，然后读《孝经》、《尔雅》、《小学》、“四书”、五经以及一些史书、古文和诗赋。为了应考童生试，还增加了《圣谕广训》和一些“性理”之书。
这些学童基础教材的内容：《三字经》，一说宋代王应麟著，一说宋代区适子著，成书后经过多次增改，内容为三字一句的韵文，共1000余字，简略讲述若干社会及生活常识和一些粗浅的为人处世的道理。
《千字文》，梁周兴嗣著，内容与《三字经》类似，为四字一句的韵文，共250句，1000字。
《孝经》记述孔子与曾子问答孝道及孝治的内容。有古文、今文及各种注本。
“小学”，此处指《小学》一书，朱熹著，实际为其门人刘子澄纂述，分内外二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等目，《外篇》有《嘉言》、《善行》等目，主要为应对、洒扫、进退的规矩及忠孝节义的楷模。
“史书”，清代私塾一般读史家二司马的《史记》（司马迁）、《资治通鉴》（司马光）。
“古文”指历代文章佳作。清代私塾中多是在《古文渊鉴》（徐乾学编纂）、《古文辞类纂》（姚鼐编纂）、《古文观止》（吴楚才编纂）三种选读一种，供学生选读。
“诗赋”之书很多，私塾中学童多从《千家诗》入手，逐渐背诵唐诗、宋词。赋则通常诵读梁朝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
“圣谕广训”是雍正皇帝对康熙帝“圣谕十六条”所作的诠释，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颁行各地，令士子诵读。[3]
“性理”之书是指宋代理学书籍，包括《太极图说》，宋代周敦颐著，有249字，概述自然以及人事之理；《通书》，周敦颐著，凡40篇，每篇10字，讲述天理、人事；《西铭》宋代张载著，302字，述为人处世之道；《正蒙》，张载著，有“太和”、“天道”、“诚明”、“中正”、“大易”、“乾称”等十篇，讲养气致理之道。以上“性理”之书均集在《性理大全》之内。清庭崇尚理学，生员科考时，要作“论”，“论”题一般从《孝经》和宋儒性理书中出，所以必须诵习熟读。
从以上所列幼童自启蒙到考取秀才所需记诵的书籍，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学、历史、文学、伦理等各个方面。士子学而优则仕，走上仕途，也是用这些知识治理国家；科场不顺的士子，也一样是在读这些书的基础上转而习幕的。(www.xing528.com)
清初童试出题范围大致是在四书、《小学》内出题。康熙三十六年规定童生考试出四书题一，令作“时文”；《小学》题一，令作“论”。[4]所谓“四书题”，即是在“四书”中选出一句，使考生作文阐述其义。文章写作依照特定格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八段，所以称为“八股文”。这种文体起于唐、宋，与古文有别，所以又称为“时文”。焦循《时文说》称八股文体与众不同，指事类策、论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八股文格式极严，不易写作，并不是熟读四书五经就能应付的。
据说“八股文”的创始人为宋代熙宁变法的王安石[5]。又因为自唐代以来科举皆考“四书”，成为经制，所以此一考试又称“制义”。康熙二年至六年（1663～1667年）期间曾经停止八股文体（但并非停试四书），康熙七年（1668年）又予以恢复[6]。此后一直到清末再没有改变。可以说，八股文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考试。
所谓“出小学题一”，就是在《小学》里选出一句，使考生申论其文义，用比较自由的格式写成一篇文章，称为“论”。这项考试不如四书重要，雍正八年（1730年）曾被停止，改试《孝经》。[7]乾隆元年（1736年）又改为《孝经》与《小学》并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改为以五经作论。[8]
除了“四书”的“制义”（八股文）以及《小学》或《孝经》或五经的“论”之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规定加试一诗，诗题通常自经、史、子、集及前人诗文内选出一句，使考生依据所给诗句之意及所限之韵写一首五言六韵的诗，称为“试贴诗”。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后童生考试以“一书、一经、一诗，定为永例”。[9]
这三种考试主要是测试童生记忆能力和文章技巧。考生必须对应考的各书记诵精熟，记得试题出处及其前后之语句，作文才能切题；而所作之制义文，也不能自己任意发挥，一定要以宋儒的注释为依据。[10] 所以是对记忆力的测试。
士子在诵读背记“四书”的基础上，要在塾师的指导下由破题开始学起，直到完篇，有一个长时间写作练习的过程，要按照八股文的结构和步骤，一步一步地学习写作。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上百篇的写作练习，在塾师的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掌握了结构和步骤，也不能写出好的八股文，方苞在《四书文》凡例中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也就是说，好的八股文，除了形式结构符合规范，还必须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到了这种境界，则其儒学经典已经融会贯通，三代至唐宋的古文已可运用自如。正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所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1]八股文是明清两代士子们学习文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则试帖诗、论、对联及一般文章都会做了。学幕之时，处理各种公文，也有了基础。
除了书、经、诗三项之外，童试还有一些附加项目和自选项目。前者是自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默写的《圣谕广训》——依此规定，童生复试不能默写若干条者，不得录取。[12]后者是康熙及咸丰二朝所定背诵经文及性理之书，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规定，学政于主试院考之时，童生中有成诵三经、五经者，得酌量优录。[13]咸丰元年（1851年）规定，学政考试正场之前，加考“经古”一场，增添“性理论”。生童中愿意应试，有所发明而正场文字通顺者，即予录取。[14]
儒童考取秀才后，在府、州、县学所读的书，比童生时又多了。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各省学校生员都应诵习“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这是朱熹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的整理评述）、《大学衍义》（是宋代真德秀阐述《大学》之义而作的书）、《历代名臣奏议》（是明代杨士奇等奉旨编辑商周至元代历代名臣之奏议，分64门，内容重于探究政治得失、制度变迁）、《文章正宗》（宋代真德秀所编，收录春秋至唐历代言理之文章）。此外还应该读史、诗；雍正七年（1729年）又规定生员须读律例。[15]
虽然清代生员真正前往府州县学修习的不多，但是因为要应付各种考试，这些书籍都要自行研读。
生员的考试有月课、季考、岁考、科考，都以写作四书文、五经文为主，四书文前文已述，五经文考试是从五经中选一句为题，由考生申论其义。乾隆二十三年后增试“五言六韵诗”一首。此外还要试“策”或者“论”一篇。前者是针对某一问题提出对策，后者是对某一问题加以论述。“策”或“论”要求“晓畅古今，切中时务”，“必论断有识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而后可以为策”[16]。所以作答时要博引经史，方为佳作。生员考廪生、贡生，更须作“判”，选大清律例门目为题，由考生作一判决。[17]
凡由各种考试或因“恩”“荫”“捐纳”而得入国子监的贡生及监生，在监的课业及考试与各府、州、县学大致相同。传统的书院大多是私立的，清初，鉴于明代书院与党争的关系，一直抑制私立书院的兴建与发展。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赐帑各省，令督抚于省城设立书院，其他私立书院也令其报官查核。[18]于是书院也被纳入了官学系统，受清庭管制。乾隆四年（1739年）规定，书院应讲授“经学、史学、治术诸书”[19]所用课本也以钦颁者为主。书院每月也要课试诸生，也以八股文为主。此外或论、或策、或表、或判，酌量施行。但是因为清代之前书院大多是饱学硕儒的讲学之所，士子入院是以研习学问为主，虽然清代对书院管制较严，但这一传统仍有存留，士子可以研习学问，也可以科举仕进为目的，书院讲学之师，多以汉学、宋学之名师担任。
在太学及府、州、县学的诸生（秀才），和在书院读书的秀才，大多企望在科举之路上继续前进，考举人（乡试）、考进士（会试）。这两种考试的命题范围及方式大致相同。顺治三年（1647年）规定乡会试“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通，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20]康熙二年（1663年）曾停止八股文体，但并非不考“四书”、五经，只是改作“论”，另外考策、表、判。但七年（1668年）又恢复以八股文取士。[21]
“论”题一直从《孝经》（共十八章，每章数句，共计不到二千字）中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因《孝经》论题太少，规定以后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性理”之书一并出题。[22]这些书的内容比《孝经》多，容易出论题。
“诏”“诰”是由考生以前代皇帝的口气草拟诏书、告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明令删去不考，四十五年（1706年）又规定：“嗣后愿作五经之人，其第二场仍复诏诰二题，令其兼作，阙者不录；其习一经者，仍如现行制。”[23]
“表”是由考生以臣民口气向皇帝陈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规定：“嗣后乡试第一场止试以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其论、表、判，概行删省。至会试则……其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表文一道。”[24]次年又删会试表文，改考“五言八韵、唐律一首。”[25]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为纠正士子专习一经则不读其他四经的弊端，规定自次年起乡、会试轮流用《诗》、《书》、《易》、《礼记》、《春秋》出题，俟轮试完毕，乡、会试第二场改为五经各出一题，以使士子兼通五经。这些规定直到清末才发生变化。
从上述各项规定来看，清代的基础教育内容是很广泛的，除了儒家学说，文学、历史之外，还有法律（大清律例）和各种社会科学（如士子读《历代名臣奏议》，则对历代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有了认识和了解）。士子们在研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自然就具备了各方面的综合知识。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的考察推论。实际上，清代“制科以四书文取士。”[26]而四书文（八股）所考查的主要还是记忆和组织材料的能力，加之八股文格式及字数要求严格，考生作文只能“代圣贤立言”，[27]如须对圣贤原意加以诠释，则必须引用“先儒传注”，[28]不能自行臆说。所以八股文又成为束缚士子思想的工具。士子们为了中试，只须熟记几十篇课艺文章，娴习若干写作技巧，便可以应付科考，八股文成了“敲门砖”，至于其他学问，更是无关紧要。这是清代科举考试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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