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曾幕幕僚秘书业务考略
曾国藩幕府作为晚清军事幕府的代表，继承了传统军事幕府与地方行政大幕的特点，并在后期开始出现“洋务”这一新幕务，为此后李鸿章、张之洞等幕府此类幕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节只讨论其与秘书有关的幕务。
一、规划大局
规划大局是辅助决策的一项内容。属于政略、战略层面的辅助决策。曾国藩核心幕府主要成员中，帮助过曾国藩规划大局的幕僚计有12人次：郭嵩焘、郭崑焘、王人瑞、李鸿章、钱应溥、李如崑、王延长、薛福成、吴汝纶、左宗棠、李元度、李瀚章。
二、献策定计
献策定计也是辅助决策的一项内容，但一般是就某个具体事情出主意想办法，属于战役、战术层面的辅助决策。曾之核心幕府幕僚中为其献策定计的，计有14人次：王闿运、赵烈文、周腾虎、钱应溥、王爱璧、方宗诚、汪士铎、罗麓森、刘含芳、陈湜、刘秉璋、刘瑞芳、陈廷经、欧阳兆熊。
三、起草奏咨函札
起草各类公文是幕府秘书业务的主要内容，曾幕中分工较细，文笔优长、深明治体的幕僚一般是起草奏折；古文及四六文体优长的，一般是起草信函。当然也有一些幕僚各类公文均可以起草撰拟，但其所起草的信稿往往会比较重要。有些幕僚前期负责起草信函，后期则负责奏折。我们分四类情况说明：
（一）起草奏折。奏折一项，尤为重要。因是为曾代拟奏稿，稍有差错，必然影响曾国藩的仕途，故曾对其要求很高。有以下幕僚:
李元度、罗萱、郭崑焘、李鸿章、刘翰清、程鸿诏、洪汝奎、蒋嘉诚、钱应溥、张锦瑞、吴汝纶、王镇墉、张树声、李鸿裔、柯铖、李榕、许振祎、郭笙陔、魏瀛、陈鼐、厉云官、陈艾、方骏谟。
（二）起草信函札件。有以下幕僚：
许振祎、罗萱、郭崑焘、郭笙陔、黄堪炳、李鸿章、冯焌光、程鸿诏、柯铖、向师棣、黎庶昌、吴汝纶、王敬恩、夏夑、方骏谟、张斯桂、王定安、陈兰彬、孙方舆、张夑昭、陈宝箴、李元度、赵烈文。
（三）文案。曾幕中有一些幕僚，委办文案，应是起草一些不太重要的公文。计21人次:
邓国恩、汪元慎、何光纶、瞿寅清、阎泰、刘崧、陈鸣凤、凌荫庭、曾惠、武守恒、吴光熊、穆其琛、王柏理、薛福成、桂中行、何源、冯元霔、陈濬、周甫文、陈泳、李炳涛。
（四）批禀。批禀是对下级来函批示意见。有以下幕僚：
张文虎、程桓生、吴汝纶、郭嵩焘、李元度、黎庶昌。
四、情报资料采集
主要是为收集太平天国战略情报而设立的贼情采编所，由张德坚负责，编纂《贼情汇纂》一书。有以下幕僚：
张德坚、邹汉章、方翊元、邵彥烺、李棥、程奉璜。
五、采访忠义
收集整理死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官员士绅的材料，以激励忠义，褒奖请旌，属于曾幕中的文宣职能。有以下幕僚：
陈戈、汪士珍、刘瑞芬、胡绍勋、汪瀚、赵世暹、柯华辅、徐子芩、方觐寰、曹翰田、杨文粹、江有兰、查贵辅、程焜、吴彬、程光国、周成、许恩培、章邦元、章逷鸿、方宗诚、孙承煕、吴斌、戴洪恩、汪宗沂、王恩锡。
六、绘刻地图
绘刻地图是曾幕行军作战所需，为军事参谋秘书的职责。有以下幕僚：
丁应南、郭笙陔、莫祥芝、袁西台、刘翰清、方骏谟、刘于浔、刘建德、陈兰彬。
七、传递文件
曾设江西递文所，用于传递公文书信。有以下幕僚：
丁应南、胡心庠。[73]
我们先看曾国藩核心幕府辅助决策的情况。辅助决策也包括建言献策。
曾国藩两次墨绖从军，都是听从朋友和幕僚的建议和规劝。曾国藩起兵之初，因营制问题与湘军另一创办人王鑫意见不合。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曾国藩率师从衡阳出发援湖北，此前王鑫率军从岳州到浦圻，因遭遇太平军进攻而败守岳州，曾国藩领军在岳州城外却不相救。陈士杰力劝曾国藩不要意气用事，应派兵往救。曾国藩听从了陈士杰的建议，出兵救援，使老湘营避免了覆灭的命运。[74]
此后湘潭之战，曾国藩能获胜，也是听从了陈士杰、王闿运的建议，“先是国藩遇败即欲死，而不知图久远之计，盖亦盛年意气方刚，有以致之。幸用陈士杰、王闿运之言，使湘军得保其根本。以后大事，系于此也。”[75]
汪士铎在曾国藩攻取南京前，献进取金陵计划书云：
“传闻大军进取金陵，……金陵城大而坚。攻守皆难。……未当力争也。……窃谓今日之势，在先分布攻守，如南岸之广信，为浙闽入江西之要道，请以左宗棠军守之，以蔽徽池。旧将江长贵，使佐舒都护军，往来应援，则江南庶可守矣。北岸请以沅师（曾国荃）守安庆，而移书志俊使守庐江，以李中丞守英霍，而以成大吉往来应援，则江北庶可守矣。明公以鲍（超）为右翼，多（隆阿）为左翼，以金逸亭为后继。左翼军责其天长六合诸地，既通扬州，既渡江而南。右翼军随公东道与金军分取城外诸垒，水军专御南北之渡，防南倚石臼诸湖及仪凤三山石城诸门外之垒。城外肃清，然后浚旧堑以困之。移咨薛中丞，使取苏常，以牵贼后援。迨外援既无，中必内溃，然后此贼始可徐图也。等粮之道，必合两湖江西安徽而为一粮台，移驻安池之间，始与金陵各处相近。南岸青阳石棣，北岸桐城舒城等，既无兵守，不若堕之，毋贻敌为垒，斯亦曲突徙薪之说欤。[76]
曾国藩采纳了这一策略，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上奏折汇报攻取金陵的作战计划时，也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77]
曾国藩奉命署理两江总督时，汪士铎又一次上书，建议“其诸先清淮肥，画复江北郡县，添设长江水师提督，肃清江淮，……”[78]，对于这一建议书中其他各条，未见曾有所采纳，而设长江水师提督的建议曾国藩采纳了，镇压完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就与彭玉麟商定章程，设水师提督及其他各官，建立了长江水师。
另如薛福成在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北上“剿捻”，于曾坐船到达江苏宝应县时，上书曾国藩，建言八策：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曾国藩阅后大加奖誉，立刻延请入幕，列为核心幕府成员，军谋机要，多所赞画。[79]
曾国藩核心幕僚参与谋划、辅助决策、出谋划策或建言献策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
1.会议讨论
对于军政大事，曾国藩会召集幕僚会商讨论。在会上分别听取各位幕僚的意见，每条意见都由幕僚们充分讨论，曾在汇集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如咸丰十年接谕旨北援勤王一事，曾国藩拿不定主意，于是“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李鸿章则“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然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他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80]曾采纳了这一建议。
这一类例子还有很多。如曾组织的总结岳州、湖口、靖港连败教训的会议，李元度在会上大胆批评曾“不知兵”。曾不但不生气，反而大加赞赏。
这种会议有时比较正式，有时比较随意。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而且必须在等齐幕僚后一起开早饭，有时还要与幕僚共进晚餐。边吃饭边谈工作，是曾的习惯。同治二年（1863年）秋天，就如何扩建和改进机器制造厂的问题，就是曾在与幕僚共进晚餐时讨论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录了这次讨论，他留美归国后入曾幕，也参加了此次晚餐，“某夕，诸友邀予晚餐，食际即以此机器厂问题为谈论之资。在座诸君各有所发表，既乃询予之意见”。于是容闳在席位上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锉等物；由此车床、锥、锉，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81]
席间的这一番讨论，尤其是容闳的意见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他不但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此后不久（同治二年十月）他就委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这些机器（制器之器）后来并入江南制造总局。
2.征集意见条陈
有时曾国藩为解决疑难问题会设置意见箱，向幕僚征集条陈，以便收集各种意见。如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东征出师不利，自岳州败退长沙，太平军则对长沙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下一步如何打，选什么目标？曾国藩除了召集各营营员讨论会商外，还设置意见箱，幕僚们可以将自己的书面意见投进去，以书面形式参与讨论定计，当时陈士杰、李元度、彭嘉玉三人都提出了书面意见。陈与李主张进攻湘潭，起初曾国藩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决定派主力进攻湘潭，后来经不住别人怂恿，采纳了彭嘉玉以主力进攻靖港的意见，结果湘潭之战取胜，而靖港败绩。
3. 幕僚面陈意见或呈递说帖
有时幕僚可以就某一事向曾面陈意见或者呈递说帖。幕僚向曾国藩面陈意见的机会很多，曾国藩习惯与幕僚共进早餐，且“必待幕僚到齐乃食”[82]。有时他还设席邀几位幕僚共饮，这种场合，可以谈学论道，聊轶闻趣事[83]。当然他也会谈工作，这是幕僚面陈的机会。
曾去幕府主要是谈工作，布置任务，或与幕僚交换拟稿意见，这也是幕僚面陈的机会。如果是比较正式的意见或者较严肃的话题，幕僚还会主动去拜见曾国藩，以便当面陈述。如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李元度帅师守徽州，八月下旬，李元度因不听从曾国藩坚守不出战的规定，出城与太平军战，结果军败，徽州城也失陷了，使曾所驻守的祁门面临着生死一线的危境。而李元度军败后很久才回大营，回营后又不留营听候审查，径自离营出走。曾国藩极为恼怒，决定上奏折弹劾，“傅相（李鸿章）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按：此人为陈鼐）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84] 这次面陈意见，曾国藩没有采纳，李鸿章话也说得过硬，难以回旋，于是辞幕而去。直到一年后，才又回到曾幕。
说帖是幕僚不便面陈或言语难以周详时，用说帖的形式提交书面意见。同样是为李元度说情，陈鼐选择了用说帖，以书面意见的形式规劝曾国藩，“作梅写一说帖，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旋与之面谈，渠复再三婉陈，因将奏稿中删去数句。……夜与作梅围棋一局。复鬯谈人情之厚薄，读书人之多涉虚浮。作梅所陈，多见道之言，余所发多有激之词。”[85]此后几日，陈鼐又利用与曾国藩鬯谈的机会，劝说曾国藩，平复其怒气，为李元度委婉说情，陈鼐不但用说帖系统地申说自己的意见，还多次委婉面陈，从性格上来讲，他比较宽柔。在曾国藩盛怒的情况下，同样是为李元度说情，李鸿章是刚硬直言，陈鼐是委婉劝言；李鸿章一次谈不拢，反而使自己都无回旋余地；陈鼐则知道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决定不会更改，他只争取让曾国藩在弹劾奏章中不要写得太重，以为李元度将来复出留有余地，他达到了目的，曾国藩将劾稿中出言较重的几言删去了。从说服技巧上讲，陈鼐更高人一筹。
其次看幕中各类文稿撰拟情况：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1866年9月30日），曾国藩在其《家训》中说：“折片不肯假手于人，责望太重，望不能不用心也。”[86]然而考查《曾国藩日记》，却有许多处记载，证明幕僚或者代拟奏折，或者参与改定奏折。详细统计见下表①：
① 资料来源：《曾国藩日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曾国藩全集·日记·奏稿》（岳麓书社，1987年）、《湘乡曾氏文献·奏稿》（台湾学生书局）。另：在《曾国藩日记》中随处可见其核改折稿、片稿等记载，只是日记中没有写明所核之折稿、片稿为何人所拟，凡曾国藩自作之奏稿、片稿，或由其口授，幕僚记录的折稿、片稿等以及《日记》中未写明由何人所拟者，本表均未列入。
曾国藩的大量信稿、札稿、批稿也是由幕僚起草的。曾国藩亲自拟稿的信件，多为家信，以及他函复李鸿章、郭崑焘、陈湜、黄冕、周学濬、陈鼐、钱应溥、刘坤一、何绍基、王静庵、丁日昌、李鸿裔、陈源豫、朱蘭等人的信函。
据统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共收信札1841件[8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续抄》共收信札292件[88]，《曾国藩未刊信稿》共收信札461件[89]，《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中发函部分信札159件[90]，《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中收录曾国藩信札192件[91]共计2945件。其中据江世荣在《曾国藩未刊信稿》一书的“编辑说明”中说，经他1959年查对，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在同治四年（1865年）至十一年（1872年）在曾幕中所抄写的《曾国藩信稿》，共计1162件，其中有18件是曾国藩亲笔拟稿的。其余信件，都应该是由曾幕中主办书启函札的幕僚如许振祎等人所拟。查《曾国藩日记》也有多处“核信稿”的记载，可以推知这些信稿是由幕僚拟稿，经曾国藩核改后，再交给文案处小委员缮写后发函的。
曾国藩信稿[92]出版统计表：
根据江世荣的统计，薛福成所抄1162件曾国藩信稿中，曾本人所拟为18件，所占比例为1.55%。其余1144件信稿都应该是幕僚所拟，占98.45%，足见曾国藩幕府笔政之繁重，如果没有幕僚拟稿，幕府军政事务是无法运行的。
札稿也是信函的一种，曾国藩用札委委派某位幕僚或官员署理某项职务（官缺），用札派委派某位幕僚执行某项任务，用札饬命令某位幕僚办理某项差事。其幕中办理咨札的幕僚也会为他草拟各种札稿；批稿是曾国藩对各下属幕僚来禀的批示，咨稿是是平行机关的往来公文，也由幕僚们拟稿，送曾国藩核改后，交文案处小委员缮写后鉴押发出。来往公文信函由递文所负责发送传递。在《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60年9月9日）中曾国藩在当日附记中记录其日常工作安排：
早 点名、看操、查墙子
饭后 写亲笔信、改信稿、见客、改奏稿
午正 小睡
中饭后 核咨札稿、到（按：打到，对来文批示处理意见）、查核各章程、各名单
酉正 传讯候差、委员、绅士之属
灯下 温熟书、函泳夷愉
二更三点 睡[93]
可见，“改信稿”“改奏稿”“核咨札稿”是曾国藩办公的重要内容，这些稿件均为幕僚们所拟，由曾国藩改定。在曾国藩晚年，由于视力大坏，看书写字均很困难，欧阳兆熊为曾诊病后曾建议他不宜多理文案，应该多请书启幕友帮忙。《曾国藩全集》中奏折、书札、批牍中有多少是幕僚们的手笔，很难精确统计。
【注释】
[1]《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二五《王国桢》。
[2] 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七。
[3] 魏禧：《先伯兄魏祥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七。
[4] 魏禧：《先伯兄魏祥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七。
[5] 梅里鼎：《沈公厚传》，《清文汇甲集》卷五十。
[6]《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十二，《师儒传》之四。
[7] 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十一。
[8] 程嗣立：《蔡鹏传》，《国朝文录卷六十九》。
[9] 陈鼎：《稽永仁传》，《留溪外传》卷一。
[10] 唐绍祖：《谢隐君传》，《清文汇甲集》卷四十五。
[11] 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12] 夏家餕：《清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145页。
[13]《拙存堂文初集》。
[14] 王昶：《恤赠光禄寺少卿户部主事赵君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二一。
[15] 王昶：《恤赠光禄寺少卿户部主事赵君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二一。(www.xing528.com)
[16]《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五三，《王日杏》。
[17] 袁枚：《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敏恪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三。
[18] 阮元：《定香亭笔记》卷一。
[19] 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20] 凌林煌：《曾国藩幕府成员之量化分析》，《思与言》，第三十三卷第四期，1995年12月。
[21]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四册，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1155页。
[22]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岳麓书社，1987年，第181页。
[23]《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第221页。
[24]《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岳麓书社，1987年，第23页。
[25]《庸庵文编》卷四。
[26]《曾文正公批牍》卷二，第14页。
[27] 易宗夔述：《新世说》，第46页。
[28]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14页。
[29] 王钟翰：《清史列传》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第3558页。
[30] 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31]《曾文正公家书》第二册，“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与诸弟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32]《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33] 郭振墉：《湘军志平议》，“郭侍郎自序”，岳麓书社，1983年。
[34]《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
[35] 王壬秋：《湘漪楼文集》卷八。
[36]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一，“陈府君墓志铭”。
[37]《续先正事略》卷四。
[38]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43页。
[3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
[40] 王钟翰：《清史列传》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4673页。
[41]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九。
[42]《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告示》，见《楚湘营制》抄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51页。
[4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355页。
[44]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359页。
[45]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46]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
[47] 薛福成 ： 《庸庵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正公幕府”条，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4～15页。
[48] 曾国藩：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29页。
[49]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29页。
[50]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37页。
[51]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十八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56页。
[52]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63页。
[5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68页。
[54]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833页。
[55]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八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894页。
[56]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九年二月十七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494页。
[57]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58]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473页。
[59] 括号中加“？”者，名无考、只有字。
[60]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2497页。
[61] 皮明庥等：《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壁（璧）文稿辑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234页。
[62]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45页。
[63]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45页。
[64]《曾国藩家书》第六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1786页。
[65]《曾文正公书札》第八卷，第41页。
[66]《清稗类钞》第三册，“幕僚类”“曾李之幕僚”条，中华书局，1984年。
[67] 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见蒋德钧辑《李申夫全集》《书札·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
[6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69]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同治十年二月十一日”，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2430页。
[70]《曾国藩家书上》第六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2023页。
[71] 曾国藩等：《湘乡曾氏文献》第十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6240页。
[72]《李兴锐日记》，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30～36页。
[73] 以上各类幕僚统计，依据《曾国藩日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74]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80～81页。
[75]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81～82页。
[76] 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卷十。
[77]《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
[78]《汪梅村先生集》卷十。
[79] 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三《上曾侯相书跋》，及《曾国藩日记》，咸丰四年五月初六日：“阅薛晓帆之子恭福辰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曾国藩日记》中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1534页。）
[80] 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第一卷，第20页。
[81]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1年，第74～75页。
[82]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83]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记：李鸿章谈他在曾国藩军幕中，“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喜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庚子西狩丛谈》卷四，岳麓书社，1985年，第109页。）
[84]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条，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85]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上册，“咸丰十年九月初五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43页。
[86]《曾国藩全集·家训》“论纪泽纪鸿”。
[87]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光绪二年（1876）刊本。
[88]《曾文正公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85年。
[89]《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
[90]《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岳麓书社，1986年。
[91] 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商务印书馆，1957年。
[92] 曾国藩信稿不止此数，近年还不断有新发现。
[9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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