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幕府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幕府，它对近代历史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一幕府自咸丰二年（1853年）十二月，曾国藩出办团练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去世，前后存在了近20年，其间随着湘军的壮大以及他的地位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鼎盛、萎缩四个时期。曾幕先后在幕人数据统计有400多人[19]。另据台湾学者凌林煌统计，有497人。[20]
曾国藩很重视幕府的作用，他充分认识到“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21] 他在咸丰四年（1854年）初发表的檄文中，攻击太平天国，并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22]这一号召，以保卫道统为名，有力地吸引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士子，他们纷纷投效曾幕。曾幕人才之盛，超越此前所有军事幕府，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提供了人才保证，也为后来推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准备了人才。曾幕是人才库，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先说人才库，曾国藩撰写过一副对联：“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23]曾国藩对人才求之若渴，他说：“求才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24]他不但自己时时访求，还四处写信，遍告亲友，随时为自己推荐人才。曾幕中人，有些是他亲自访求来的，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更多的则是由亲友或幕僚推荐来的。
曾国藩对人才是博取、慎用、勤教、严绳。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中譬喻甚为恰当：
惟公（曾国藩）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艰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柟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备其成之者，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悦，椳闑启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廻乾轴而变风气也。[25]
他用人以德为先，“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26]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偾事，曾国藩对人才总是反复测试，反复考察。曾国藩曾作一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27]他从做京官时起，就无时无地地注意观察人才，后来带兵打仗，封圻一方，入世越深，观人越入微，无论相貌、言语、举止、行为皆仔细观察，以定取舍。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任职之后，还要长期观察，确有把握后，才委以重任。
他很注意培养人才，对委任办事的幕僚，经常利用通信、批禀的方式指点、教育，在《曾文正公全集》的《书札》与《批牍》中，有大量鼓励、鞭策幕僚的文字。对在身边工作的幕僚，则进行定期考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对此有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二十二日记：“揆帅合试幕僚，每月二期，今当第二试，应教撰《对策》一首”，并在日记中详细抄录了自己所撰的《对策》。
他还注意随时督责幕僚，使之不敢懈怠。正如他日记中所说，求才之道约有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28]
对于荐举人才，曾国藩更是不遗余力，《清史列传》论其：在京师做官时，即“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一材一艺，罔不甄录，又多方造就以成之。……其荐拔贤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义。”[29]其幕僚中经曾国藩举荐，获得实任者，有26位督抚，52位三品以上官员，至于道、府、州、县官员，则难以统计。这在中国幕府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曾国藩幕府经历了草创、发展、鼎盛、守成四个阶段。分别述之：
一、草创阶段
约为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出办团练，到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3月）弃军奔父丧。这一时期，曾国藩手中没有节制地方与察吏的权力，处处被动。湘军初创，兵员少，人数不过万人上下，幕府机构也少，主要有粮台、营务处、审案局、军装局等。粮台分水路粮台和行营粮台。粮台设置于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最初是综合办事机构，分为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察所、发审所、采编所。各所设委员若干名，上设总理事务一人。其文案所，是曾国藩近身工作人员，即秘书。曾国藩称之为“幕府”，朱东安先生称之为“秘书处”。[30] 贼情采编所成立于咸丰五年（1855年），是由原湖北巡抚衙门的巡捕官张德坚任总纂，专门负责搜集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编辑《贼情汇纂》一书。情报工作是体现曾幕秘书职能的一个方面。从其设置情况来看，粮台最初是综合办理事务的机构，后勤、秘书及参谋机构均在粮台所属的八所。后来军事参谋机构独立为营务处，粮台则逐步成为专司粮草筹集转运的机构，而文案所则始终为曾国藩核心幕府成员组成，曾国藩称之为“幕府”，在曾幕存在的近二十年间，这一机构始终存在。可以说，在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中，它存在的时间最长，地位也最重要，在“幕府”任职的幕僚与曾的关系也最密切（秘书本来就是领导的近身工作人员），情面最厚（在曾的日记及信函中常被提及），得保最易，待遇也不错，他们随行有专门的车、船、轿，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曾国藩日记》中经常有“至幕府久谈”，“至幕府鬯谈”等记载，有时曾国藩一天两三次“至幕府一谈”，可见他们与曾国藩接触最多。
这一时期，是曾国藩最不顺利的时期，与地方官关系不顺，筹粮筹饷难，军事上则连遭恶仗，逼得他几次想自杀，幸有李元度等幕僚在身边及时救护，否则曾国藩早就丧命了。这样糟糕的处境，使幕僚们看不到希望，曾本人也深感孤立无援，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感慨：“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时至交如冯树堂（卓怀）、郭云仙（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除李次青（元度）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想诸弟亦深知之也。”[31]加上这一时期，由于幕府规模小，好的秘书人才不多，“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32]
这一时期，曾国藩幕府中秘书人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出谋划策者
郭嵩焘，是曾幕最早的成员，曾国藩丁忧在籍时接到圣旨帮办团练。当时他犹豫不决。同是在家守制的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驰吊文正公家，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至张石卿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召语文正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33]曾国藩出办团练，与郭嵩焘的劝说不无关系，郭嵩焘在曾国藩死后所撰挽联中有“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就是说这件事的。入幕之后，作为曾幕高级秘书，郭嵩焘建议曾氏治水师，“拟具疏，请饬湖南、湖北、四川各选长龙快蟹船二十艘，即令广东购大炮千尊，配给各船，奉旨允行。”[34]与刘蓉一起辅助曾国藩训练兵勇及策划维持湖南地方秩序的方略；与曾国藩商定湘军营制，“立水路各十营”，并向曾推荐黄冕担任编练湘军水师总指挥。在曾国藩为筹措军费头疼之时，他又建议曾氏仿效雷以
在江浙一带创办厘金的成例举办厘金，并为曾氏筹饷十余万金。
陈士杰，曾国藩的同乡、学生，以丁忧在籍户部七品京官于咸丰三年（1853年）被曾氏招入幕府，“任以谋议，唯以用舍人才为大计，反复进论，他人或未知也。”[35] “文正名能知人，独谓俊臣有识鉴，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诣俊臣，阴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36]在“用人”之事上，他是曾国藩重要的咨询对象，他与李元度在曾国藩靖港兵败自杀时，拯救过曾国藩。
（二）治文书章奏者
刘蓉是曾氏最早的至友，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率师东征，蓉从戎幕，笔翰如流，国藩赖之。”[37]
李元度于咸丰二年（1852年）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言兵事，国藩深韪其言。咸丰四年（1854年）入幕相见，曾氏询知上书是李元度所为，大为高兴，说“吾固知非子莫办，引为规画军事。靖港之败，曾想自杀，是李元度与陈士杰等人拯救之。靖港败后，曾国藩被剥夺专折奏事之权，元度代草奏疏，请出湖南境后，仍准专奏以速戎机，国藩疑焉，元度力持之，卒奏请，朝廷即许国藩单衔专奏。”[38]李元度与曾国藩同住一舟，专司奏折笺牍等， 是曾核心幕府的成员，除了起草奏折笺牍外，在大政方针的策划方面也可以参与谋议。咸丰五年三月（1855年4月）在经历了岳州、靖港、湖口三次败仗后，曾国藩在李元度、罗泽南等人护卫下移营于南康府（南昌附近），在与幕僚们讨论三次败仗的教训时（此时曾身边幕僚不多，李元度一直患难相从），李元度直言曾国藩不知兵且不听规劝，曾氏不但不怒，反而夸奖李元度的分析句句在理。此后曾氏用兵讲稳、讲退,他在给罗泽南的信中说：“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而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39]就是采纳了李元度的意见。
许振祎于咸丰三年（1853年）由曾国藩辟置幕府，襄军事，在幕府中治官书，起信稿，任书启。咸丰四年（1854年）水师败于湖口，大军困于江西南康府。“国藩宾从四散，独振祎不去左右，尝一夕治官书八十通，国藩益重之。”[40]
罗萱，咸丰四年（1854年）在岳州入曾幕，掌书记之职。“萱既入军，住帅舟，日在左右。节帅患瞀，口授萱属草，萱故手敏，刻画数纸无讹。”[41]作为曾国藩幕府的核心人员，罗不但治军书，掌书记，还善于协调关系，稳定军心，《续碑传集》卷六记载：“或敌警骤逼，势危甚，萱甘心同命，而外则美言相温，诸将或轻重不得，辄为之通怀，使各当其意以去，故营中甚倚之。”
从以上各幕僚情况可见，曾国藩身边的秘书人员，往往与之同舟，日在左右，出谋划策，草拟军书章奏。危难时，能及时救助，甘心同命，真正是“同舟共济”的关系。曾氏也习惯地称他们为“幕府诸君”，每有大事必与议，重要公文则交给他们起草，他们的意见，曾氏也常会采纳。此一时期在幕中的秘书人员还有“委办草拟咨、札、函、奏”的程桓生，“委办书启”的胡心庠等。
二、发展阶段
从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曾国藩第二次“夺情出山”直到咸丰十一年年底（1861年）。这段时间，曾国藩所率湘军总体上打仗比较顺利，其战功逐渐得到清廷的重视。士子们看到了希望，奔赴大营投效的人逐渐增多，幕府开始壮大，机构日益增多，职能也开始细化。幕府机构除营务处、“幕府”（秘书处）外，还相继成立或接管了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湖南东征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等筹饷机构，并增设了祁门粮台、吴城——湖口报销局、江西总粮台、东流总粮台、安庆银钱支应所、江西支应局以及西江采访忠义局、江西递文所等机构。需要说明的是，采访忠义局是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于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7月）设置的，主要负责搜集整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阵亡、被杀或自杀的官员士绅资料，由曾国藩汇总奏请清廷建祠堂、牌坊，以扶持名教，维护风化，“以彰忠义而示激劝”。[42]这是褒扬封建道德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曾幕秘书职能的一个方面。采访忠义局，曾国藩往往用崇尚气节，讲习宋学之人充任。先后有陈艾、汪士珍主持，另有方宗诚、汪瀚等人在其中任职。递文所主要职责是递送书信、文件，于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在南昌设立，由胡心庠、丁应南负责。
这一阶段，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着手重新组建幕府办事机构。其幕府秘书机构也开始运作。先是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九日“请意诚（郭崑焘）代作起程日期折稿一件”[43]，十七日起程时就有“文案一船”[44]，七月初十日江西耆龄、都兴阿的来函“均请意诚作缄答之”[45]，七月十一日记：“总理书启一人，总理文案一人”，每位总理之下，必有委员若干人，这表明幕府中秘书机构的职责也开始细分了。十八日记“随身各员”，其中“管公牍：郭意诚；管书启：许仙屏（振祎）、郭笙皆、黄训埏；文案：阎泰、陈鸣凤、刘嵩”，“湖口报销局及转运局”，“委员……凌荫庭……兼管文件。”[46] 幕府中郭崑焘主要为曾国藩起草折稿、信稿，李元度为曾国藩起草四六（骈体）信稿，许仙屏（振祎）起草信稿。
郭崑焘离幕后，李鸿章入幕，起初掌管文书，之后负责拟批稿和折稿。曾国藩夸奖他：“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然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47]
由于战事繁重，加之咸丰九年（1859年）江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攻破，清廷意识到绿营与八旗武装根本无法对抗太平军，只能更加倚重曾国藩。曾国藩的湘军实力因此大大增强，达到十三万人的规模。兵多，事务就繁杂，各办事机构自然也就扩大了。而幕府中每天往来公文信函，要批示的各种禀稿很多，但此时曾国藩目力已大不如前。“清理文件颇多，至暝时始毕，倦甚。夜，不愿作事，来文十余件，不敢多看，盖心劳而目又疼也。”[48]“眼蒙颇甚”[49] 、“目力大坏，不能不加花矣。”[50] 一方面是“目力大坏”，另一方面每日又要“清理文件颇多。……清理文件百余起。”[51]他对秘书人员的要求就有了变化。以前主要由自己拟写公文、信件，现在改用口述，由秘书记录。“办咨稿、札稿三件，口授，令人写之”[52]“早饭后，口占复毓右评信、官制军信、左季高信……”[53]
由于每日公事很多，必须规定一个工作日的日程表，“夜，写一谕单谕文案：上半日核稿，分为三束，一曰奏咨札稿，二曰信稿，三曰拟批稿，于早饭后送上，未初领下归卷。下半日打到，分为三束，一曰军务新到文书，二曰地方新到文书，三曰信函，于中饭后送上，灯初领下归卷。核稿者，办前数日之旧事者也；打到者，阅本日之新事也。各有一定时刻，庶逐日清理，有条不紊。”[54]曾国藩给文案幕友规定：自己每天上半天审核由幕友起草的各类要发出的公文稿件，分为上行的奏、咨稿，平行的信稿，下行的札、批稿，中午1点多（未初）核完后由文案幕友领下归卷；下半日，处理收文，也分三类:军务、地方、各种信函，曾氏阅后批示处理意见，傍晚时由文案幕友领下归卷，并按批示要求在晚上分别拟稿。上半天所核稿件为前一天下午所收到的各类文书，下半天所批示的是当天新到的各类文书。这样，就可以使公文逐日清理，幕府中文书处理就可以有条不紊，不会造成积压。同时，文件的归卷工作，也是每日必清。这说明曾国藩所称“幕府”（即秘书处）的日常公文处理及文书档案工作有制度化的规定。在《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中的收函部分，信后多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自复”等处理意见。这些就是“打到”。信件上的“复”与“不复”，谁来“复”，“复”什么，这应该是曾国藩的处理意见，信后所注的收函时间、编号，则应是幕友在收信后登记上的，即“打到”“筱”“旉”等印章，应是具体负责信稿的幕友自己盖上的，表明这封信函是由自己处理的，以示负责。
到咸丰十一年（1860年）左右，曾幕每日往来文件极多，这种规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七日”，曾国藩记：“中饭后清理文件极多，至二更始毕，
约打到三百件，核稿批稿各数十件”。可以看出“打到”的办法无疑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一时期，曾国藩对于幕僚的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咸丰十一年（1860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又思委员之道，以四者为最要：一曰习劳苦以尽职；一曰崇俭约以养廉；一曰勤学问以广才；一曰戒傲情以正俗。”[55](www.xing528.com)
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三》中有这四条的详细内容。《杂著》中第一条为“习勤劳以尽职”，强调了一个“勤”字，他认为“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就是要求幕僚要不辞辛劳，注意调查、实践。“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观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要求幕僚在接待工作中，要注意观察；阅文时要认真审阅，吃透文意。“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要求幕僚要细心谨慎，对于领导交办的工作或过手的文件、材料，要及时收好，为避免遗忘还应随时记下来，以备查找。实际上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七日日记中，曾氏就“与次青谈，嘱其作军中札记，分门别类为之。”[56]当时只是对李元度这样要求，现在则对身边幕僚都这样要求了。“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这实际上是要求幕僚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苦思所积，鬼神亦近。”办事要有诚心才能办好；办文，要苦思细构，才能“笔落惊风雨，文成泣鬼神。”
第二条，“崇俭约以养廉”，要求幕僚“欲学廉介，必先知足”，“不特当廉以取利，并当廉于取名”，不能“贪保举”，“好虚誉”。
第三条，“勤学问以广才”，曾国藩认为于“军事”“吏事”“饷事”“文事”之中，秘书人员主要是“习文事”，应认真研究学习“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研究它们的文种特点，学习它们的写作技巧。另外“吏事”“饷事”也是刑名及钱谷幕友的工作内容，“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学习方法有两条：“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幕僚只要勤习不已，能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增广。
第四条，是“戒傲惰以正俗”，他与幕僚约法：“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
这四条规定，曾国藩是分别从幕僚的职责、道德、才具、责任等方面来分别要求的。
这一时期，由于曾幕逐步扩大，美国学者波特（Jonathan Porter）在他的《曾国藩的幕僚》一书中，用了“内幕”（Inner Mu-Fu）和“外幕”(Outer Mu-Fu)两个词来描述。他说：
“内幕”这个词，在这里将用来指包括朋友、建议者和顾问的松散群体，他们是曾国藩所信赖的最为重要的密友和同事。内幕区别于由低级人员和随从人员组成的“外幕”，这些人尽管是必需的，但很少卷入幕府的高层活动。[57]
波特所说的“外幕”，主要是指曾国藩幕府中的筹饷、粮台、报销局、支应局及忠义局等机构，“内幕”则是在曾身边参谋策划、撰拟文稿的人员。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曾国藩幕府进一步细分为：核心幕府、内幕府、外幕府。如图所示：
划分依据是，秘书学理论认为一个机构中，领导是决策者，秘书部门是直接辅助领导决策的部门，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而各职能部门是执行决策，完成具体业务的。按照这一划分，曾国藩的“核心幕府”，就是他在日记、书信中常称的“幕府”，是指参与机要、出谋划策、咨询顾问、撰拟军书的幕僚。他们一般是曾幕中的高中级秘书人员，地位较高，名气较大。曾国藩日记中首次提到他的“幕府”，是在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59年1月29日）：“早清理文件，饭后与子序（吴嘉宾）及幕府诸君久谈。”[58] 最后一次提到“幕府”，则是在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1872年2月10日），“中饭请幕友小宴，凡十一人，孙方与莘畲，张埏昭晖垣二人，因有服辞，不入座。入座者钱子密（应溥）、任棣香（伊）、陈筱浦（方坦）、薛叔耘（福成）、孙澄之（文川）、李竹君（？）[59]、周小云（？）、程柳堂（？）及叶亭甥（王镇墉），共九人，两席，酉初散。”[60]其日记中所提到的“幕府”“幕中诸友”等，均是指其身边的“核心幕府”。
“内幕府”是指内银钱所、内营务处、内军械所、（山）内（行营）粮台（也称祁门粮台）、内文案所、签押房、审案局等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部分是参谋及文书机构，一部分是钱粮军务等机构，“内”则指其机构也在曾身边，但一般不参与谋划军政大计，而主要起沟通联系的作用。其中内营务处、内文案所、签押房等则为参谋部门（军事秘书）和秘书部门，但在曾幕中是具体处理文书的中低级秘书机构。
在曾幕全盛及守成阶段，“外幕府”指外银钱所、外营务处、外军械所、机器制造局、船厂、轮船局、枪炮局、杂械局、火药局、子弹局、善后局、支应局、后路转运粮台、火器所、侦察所、贼情采编所、江北粮台、江南粮台、盐饷督销局、盐饷督运局、盐饷招商局、递文所、报销局、米局、钱店、牙厘局、采访忠义局、湖南东征筹饷局、粵厘局、招抚局、盐务总栈、书局、书院、工程局、西征局、甘黔统捐局、导淮局、保甲局、茶捐奖局、桑棉局、洋务局、出洋幼童肄业局、筹饷局等。这些机构，均是具体业务部门，是协助曾国藩进行军政事务管理，执行具体业务工作的部门，其中的递文所和采访忠义局有秘书机构的职能，但一般很难参与谋划，在曾幕中处于“外幕府”的地位。实际上各“外幕府”业务部门除主办、委办之外，还有各委员，其中许多机构中都有文案委员，这又是“外幕府”各机构的秘书人员。如：何光纶于咸丰六年（1856年）入幕，咸丰十年（1860年）出幕，办理江北粮台文案；凌荫庭咸丰八年（1858年）入幕，在湖口报销局任委员，兼管文案；武守恒，咸丰八年（1858年）入幕，同治八年（1869年）出幕，办理浮山行营文案及支放事宜等。
这一时期，曾国藩核心幕府中除上文所提到的郭崑焘、李元度、许振祎等人外，还有程鸿诏、吴嘉宾、何铖、郭笙陔等人。程鸿诏最初以办团练有功，曾国藩驻军祁门，闻鸿诏名，聘入幕府，幕中主章奏，甚见优礼。何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入曾国藩军幕，办理文案，殚心民事，尽夜劳勚。毎治军书，动中窍要。郭笙陔咸丰八年（1858年）入幕，在幕中管书启。在曾的核心幕府中，还有一些幕僚，在营中不具体任职，或只是参与策划军政大计，例如欧阳兆熊，王闿运等。欧阳兆熊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至祁门入曾幕，在幕中谋划大计，有时兼拟文书；王闿运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就曾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八年（1858年）曾再次出山时王闿运在曾路过湘潭县时拜晤，“语及入浙宜从皖南徽州进兵，不宜从玉山入。”半年后又在赴京会试时特地绕道至江西曾国藩大营，就湘军进止方略与曾连日长谈。曾深知王的脾气，始终未委任其幕府职务。
三、鼎盛阶段
自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位任两江总督到同治五年（1866年），曾奉旨北上剿捻，这是曾幕最兴盛的时期，一是因为曾国藩位任封疆大吏，民政事务及战乱平息后两江地区的恢复与建设，百废待兴，事事需人，加之此时为应对西方挑战，洋务开始成为曾幕的一项重要工作。此时期，曾的核心幕府职能也进一步细化。
我们以曾所列军事、饷事、吏事、文事来划分曾幕机构：
军事类：船厂、杂械局、火药局、团防局、招抚局、营务处（清江浦）等。
饷事类：盐务招商局、盐务督销局、盐务总栈、江南粮台报销局、安庆粮台、山内（祁门）粮台、金陵粮台、江北粮台、安徽牙厘总局、淮南盐局、江西总粮台及牙厘局、饷票分局、筹饷局、安庆报销总局、金陵报销局等。
文事类：文案所（处、房）、递文所、采访忠义局、敬敷书院、安庆书局、金陵书局、钟山书院、尊经书院等。
吏事类：发审所（局）、善后局、行署六房、签押房、工程局、保甲局等。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初五，曾国藩在上海成立了机器制造厂，即后来的江南制造总局。由丁日昌负责，这是自强运动的先声，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后几年，分别有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上海），徐寿负责；成立于金陵的翻译馆，以及同治十年（1871年）成立于上海的出洋幼童肄业局等，介绍西学学术，培养留学预备人才，这些都为后继的近代化努力奠定了基础。
同治二年九月廿八日（1863年11月9日），曾氏幕僚王家璧奉札委办营务处尚未满月，在给其父的信“上家大人书”中，谈到此时曾国藩幕府及其机构的设置及运作情况，很有史料价值，可以使我们借此一窥曾幕之情况：
此间事权所寄，内则幕府（按：指核心幕府）、（内）文案处、内银钱所；外则善后局、总粮台。分其任者内军械所、外军械所、子弹局、火药局、枪炮局、采访忠义局、团防局。江（忠濬）方伯总办总粮台兼营务处；署臬司万（启琛）箎轩方伯总办牙厘兼善后局；庐凤道何（璟）观察坐办善后局、营务处；王少岩（延长）太守坐办总粮台。营务处专以巡城阅垒、看探查夜为正务，即奉行文书亦有转行有不转行，以揆帅（曾国藩）公牍多自内文案处所直下各营，并知照营务处，而营务处并无吏役供任使也。张（凤煮）炼渠观察前在营务处时，兼希帅（李续宾）营务处，所用皆希帅旧人，今已另在一处。何观察坐办善后局，有必不能不行文者，即借善后局小委员代办，未请另派。而局务繁纷，故文件介在两可间者，每多阅而存之，恐不能无废务也。所用亲兵，方伯有本署吏卒，观察有局勇，协戎有营兵，璧则即先后来人而用之耳。揆帅行台不用门丁，传帖用巡捕，守门用亲兵。幕府多系京外官绅，虽各分职掌，不同往时席面。文案处即用小委员缮文，不用堂吏。[61]
王家璧也将曾的核心幕府称为“幕府”，内幕府则是（内）文案处、内银钱所。曾国藩发公文是由（内）文案处直下各营，同时知照营务处。善后局等机构均有文案小委员。（内）文案处缮写公文的，也有小委员。小委员，是曾幕中的初级秘书。至于曾国藩的核心幕府，刘秉璋、薛福成、吴汝纶、洪汝奎、赵烈文等人是可以参与机要、谋划军政大计的幕僚，薛、吴、洪、赵等人还负责起草章奏咨札；同时，幕僚起草文件还有分工：赵烈文负责起草涉外（洋务）的咨、札、函、奏；陈方坦负责起草与盐务有关的咨、札、函、奏；张锦瑞主要写折件，洪汝奎则缮写密片，密片是曾国藩在奏折中之夹的机密夹片，由曾本人起草，洪汝奎负责缮写。由于事涉机密，这种密片不由文案处小委员缮写。与洪汝奎一样，程鸿诏主章奏，专任机要，可见程与洪二人是机要秘书。程鸿诏淡于仕进，虽被曾国藩推荐擢升至山东补用道，但仍留在幕中。同治五年（1866年）曾奉旨北上剿捻时，程鸿诏也跟随北上，幕中依然任机要。负责起草奏折的还有钱应溥，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安庆入曾幕，“佐治奏章，参赞戎机”，李鸿章离幕后，其所管行营事务，曾国藩委任钱应溥管理，“凡所赞画，悉合机宜”。南京被攻克后，“飞章入告，两宫览之感泣，皆应溥手笔也。国藩督两江，有大兴革，上奏时皆嘱应溥属草。所定江苏减漕及安徽各州县漕价，亦皆应溥手订章程也。”[62] 吴汝伦在同治四年（1865年）入幕，“共谋大事，参章奏”，曾后来调任直隶总督，吴汝纶随同前往，曾死后，吴又入李鸿章幕府，“时中外大政，常决于曾、李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63]
书写信稿的则有方元徵、柯晓泉等人。这表明曾核心幕府的主稿人员是各有专司，并有具体的主稿范围，如涉外、盐务等。
曾国藩对奏折起草很重视，他在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家信中写道：“好奏折手竟不可得。（余亦久思觅一高手，殊难其选。……其有号称名士，眼高手低，不切事理，不合时宜者，却不可请。）”[64]刘翰清自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入曾幕时就负责草拟函牍、奏稿。同治四年又随曾北上剿捻，被委以草拟奏章等事，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65]
所以，在起草奏折时，为了保证质量，曾也注意使用激励方法，“曾文正之督两江也，大事章奏，必令幕府诸贤各创一稿，然后审核点窜，亦有一字不易者，……论者谓曾谦谨。”[66]这也是曾幕被称为“人才磨砺所”的一个方面。同治四年（1865年），李榕自愿解兵权，再入曾幕，从事笔札。他在这时写给李鸿裔的“致眉生五弟书”中描写曾国藩的核心幕府时这样说：“幕府八人，比屋而居，酷似村塾，文书之暇，师相（曾国藩）散步庭院中，八人者列左右，肃然有父兄子弟之仪，欢然为宾客僚吏之好。……集清任和三者，而为时中大成之幕府矣。”[67]
四、守成阶段
自曾国藩同治五年（1866年）北上剿捻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这一时期曾国藩老境渐至，在其日记中多处感叹自己老了。精力大不如前，视力更差，到后来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加之剿捻不顺，办理天津教案又被千夫所指，而清王朝日暮途穷的现实又使他“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68]。查曾国藩这一阶段的日记，可以看到曾国藩常常工作到三更，睡眠又不好，到五更天又起来了。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得他“虽见客时亦渴睡成寐，治事则神怠甚矣，气衰而志亦靡矣。”[69]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给曾国荃的信中写自己的苦况：“惟目疾日剧，右目久盲，左目亦极昏蒙，看文写字，深以为苦，除家信外，他处无一字亲笔，精神亦极衰惫，会客久谈，即已渴睡成寐，核稿时亦或睡去，实属有玷此官。”[70]
这一阶段，幕府规模大不如前，自同治五年（1866年）北上剿捻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幕府新设机构按时间顺序有河南山西粮台、陕州粮台、清江导引局、金陵通商局、徐州善后局、上海翻译馆、印书处（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惜阴书院、金陵翻译馆、内江水师粮台、保定莲池书院、保定保甲局、天津发审局、金陵军需总局、苏州甘黔统捐总局（另在上海、扬州有分局）、皖南茶捐奖局、金陵保甲局、桑棉局、交代局、火药局、工程局、洋务局、上海出洋幼童肄业局等。
其核心幕府，据同治九年（1870年）曾纪泽致李榕信写道：“幕中惟与吴挚甫（汝纶）常聚，贵乡（四川）唐伯存（焕章）、萧廉甫（世本）亦可朝夕晤谈，要之，迥无向时之盛。”[71]同一年，曾在办理天津教案时，据李兴锐日记载，幕中除李兴锐外，另有唐焕章、丁寿昌、吴汝纶、陈兰彬、萧世本、方宗诚、陈宝衡、李沛苍、吴大廷等九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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