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府一级幕府设置及秘书工作
清代各省司道以下的行政机构，有府、直隶州与直隶厅。府之下有县、散州与散厅。直隶厅直属布政司管辖，规制如府，下辖有县；散厅或隶属于将军，或隶属于道府。府之下辖有数州县或厅。
府的长官为知府，俗称太守、太尊、五马、黄堂，掌一府之政令，总校所属州县之赋税，狱讼等事务，并汇总于藩、臬二司。在地方行政系统中是承上启下的一级地方长官。知府为从四品官（清初时为正四品，乾隆十八年改为从四品）。萧一山在谈到知府的职掌时说：“督抚司道，专在监督下级官厅，对于人民，无直接之关系。若知府，则系牧民官，亲任抚育散养之责。至于征收租税，裁判案件，水旱灾荒之赈恤，典礼旌表之举行，亦知府职内事也。”[1] 可见，知府也是亲民之官。
厅的设置比较特别，厅最初是府分派于各地专管某一地区的佐贰官（同知、通判）的办公之处，名为“厅”，后来逐渐与辅佐知府的同知、通判区别开来，其办公之处也就逐渐成为固定的行政单位了。在一些新建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不便设置府或县的，也设厅，主官为同知、通判，俗称同知为司马、通判为别驾。其品秩，则同知为正五品，通判为正六品。一般的厅多为知府管辖。如直属于布政使管辖的，称为直隶厅。一般散厅则与州略同，或者属将军管辖，或者属道、府管辖。直隶厅与府同级，散厅则与县同级，均极少辖有县。[2]
州有直隶州与属州。直隶州隶属于布政使，属州则是府属管辖的行政衙门。州的设置有特设，也有以县升的，还有以府析置的，或以属州升为直隶州的。直隶州的规制如府，州的长官称知州，俗称刺史（但直隶州一般称直刺），牧。官阶为正五品；属州的规制如县，所谓“属州（散州）视县，直隶州视府。”[3]长官俗称也是刺史，牧，但官阶则为从五品。
直隶州与直隶厅规制如府，直隶州有属县，直隶厅极少辖县。职掌也与知府相同，被称为“统县政区”[4]。《光绪会典》卷四载：全国知府官缺为188个；直隶厅同知官缺39个，通判官缺2个；直隶州州同官缺20个，州判官缺35个。府一级主官官缺总计为284个。
知府与直隶州有佐贰官，直隶厅无佐贰官。知府佐贰官为同知，通判（厅的长官也称同知、通判，但不是佐贰，而是主官），直隶州佐贰官为州同知，州通判，均因事而设，无定员。知府衙门内部组织机构有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等。[5]各直隶厅，也设有经历、知事、照磨等，职掌与知府衙门机构相同。直隶州属官则称吏目，掌助理刑狱之事。
知府衙门与直隶厅、直隶州衙门均设有书吏人员，称为典吏。知府衙门典吏一般为十余人到二十余人不等；直隶州一般也是十几二十人不等；直隶厅典吏则较少，为一至十四人不等。分六房办事。[6] 其属官则各有攒典一人，协助属官处理文书事务。
由于“知府表率一郡，职任尤重”，与州县一样，设有六书分房办事，其幕府设置应有刑名、发审、钱谷、书启、挂号、红墨笔诸席。许葭村就出任过直隶首府的发审幕友，在给朋友沈孟养的信中说：“弟馆盐山六载，于邓明府故后，接就沧州，旋赴永郡，并诣通永；至辛未秋间，谬为节府所招，蝉联数任。始于壬午之春，出就首府发审。”[7] 在给张南奏的信中也说：“弟于壬午之春，由节署出就首府发审，事虽繁重，而进出自如，譬之海鸟林猿，适足安其逸性。”[8] 在任首府发审幕友前，他至少已有近二十年的刑幕从业经历。辛未至壬午有十一年，加上盐山六年为十七年，还不包括沧州、永郡、通永三地业幕时间。由于他多年从事刑名，精通此道。担任发审幕友后，虽然事务繁重，但不必住在府衙，办完公事可以回家，感到很自由，不受拘束。
“发审”是专门处理发审案件的幕席。清代凡“自斥革衣顶，问拟徒杖以上，例须通详、招解、报部及奉上司批审，呈词须详复本批发衙门者，名为‘案件’”。[9] 即是说州县除处理民间词讼之外，凡是“案件”，均在州县初级审理之后，要报送府再审，然后由府报送道和司，由按察使司审核定案。对于其中的较为重大的案件，还要经藩臬会议，报督抚批准。而命盗重案，还要由督抚报刑部审定，由刑部报大理寺核准。如果是特别重大的案件，则要“三法司”会审，由皇帝定夺。
由于这一过程极为繁复，也反映出清代对事关人命的案件极为慎重。若因处理不慎而造成冤假错案，尤其是百姓不服审判而造成省控、京控，各级官员均要承担相应责任。所以按察使司对到省的案件（包括由道府上送和由刑部和督抚衙门驳回的），如需要重新审理，一般是交由首府审理。但由于首府事务繁多，抽不出精力再做这项工作，所以一般是由按察使司委员在首府设“发审局”，以富有谳狱经验的同知、通判、知县来充任委员。首府设“发审”幕席协助各委员办理司法文牍。此幕席只有各省首府设置，其他府不设。
由于发审案件以按察使为督办，由首府知府为总办，并委员协助首府会办，所以在臬司看来，这些委员是臬司的幕友。而首府为办理发审局事务，又要聘幕友来佐理发审案件的各种公文文牍，在幕友看来，他是由首府所聘，故将发审视为首府幕府的幕席。[10]
府幕处理的公务较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察吏
知府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较有特色，既有与州县官相同的亲民官的特点，也有与督抚司道相同的察吏的特点。当然，其察吏之权并非是除授升黜，而是对府属州县官的调职建议权。在吴宏的《纸上经纶》一书中，就有他代知府所拟的几篇详文，分别是向上司建议对调歙县与祁县知县和建议绩溪知县继续留任的。吴宏于康熙二十九年前后在安徽徽州府做刑名幕友，他代知府所拟的这两篇详文，是知府行使察吏之权的明证。兹录一份“歙祁更调”的详文如下：
为请酌地方之繁简，就近更调，以收人才之实用事。窃照征（按：应为徽）郡属在岩疆，领邑凡六，而地方之辽阔，事务之殷繁，人民之难治，钱粮之难完，则惟歙邑为最。必得精明练达之员，始克胜任。今歙令李国统虽于邑务不至废驰，然必大声疾呼，方能办理。职府念地方关系重大，於属员中时为留意，因其治理，觇其才具。则有祁令祝兆骥实为干练能员，凡奉行一切上件，及地方公务，遇事辄办，钱粮岁内通完，听讼片言立决。而祁邑方隅狭小，事务简约，该令绰有余才，反缘地限。应请以祁门县知县祝兆骥调为歙令，即以歙知县李国统调为祁令，庶得人地相宜。职府因地方起见，不得不急议更调，而二令以知县就近互更，不过量才易地，品级相当，并非希图升转者比。查康熙二十四年九卿会覆左都张条奏，江南属吴县等十三县，地方凋敝，钱粮难完，将本省属员内，循良慈爱，征粮有法者，保题调补奉旨依议在案。歙县原系题定调补之缺，伏乞俯准转详，特赐题请，一转移间，二令既得各称其才，而于地方又两克有济矣。[11]
歙县应为繁难之缺，祁县为简缺，由繁调简，本有惩罚性质，但吴宏在所拟详文中强调祁县知县的任职能力强，并引旧例说明更调是有例可循的，申请更调是量才使用。一般来讲，对于知府的这种用人建议，上司是会认真考虑的，因为这是知府对其府属州县官员的考察和使用意见，作为州县官的直接上级，他对他们的了解和认识比督抚司道更直观，也更全面，所以上司往往会采纳。
二、督办各种公务
作为监督州县工作（治官之官）的第一级，知府的督办工作由府幕代行。汪辉祖说：“申上之文，曰验、曰禀。验止立案，详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内署核办。”[12] 州县各类上报公文，除禀文外，均要逐级上报，不得越级。所以府幕成为各州县上报公文的第一层审核机构。上报公文中，主要涉及刑名、钱谷等事项。对于刑名事项，州县凡案件均要用详文通报知府衙门。州县处理词讼，如当事人不服，上控到府（府控），一经准理，即成为“案件”，此类案件，称为“府控案”，要发回原州县衙门重新审理。案情较重，则要委派府属其他州县主官与原州县官会审，其结果也要详覆知府衙门，由其认可后才能销案。凡重大案件，也要由府幕反复驳诘，事无可疑，情罪相当，才能向道、司、巡抚、总督逐级上报。县幕友对此深有体会。汪辉祖说要慎初报，“狱贵初情，县中初报，最关紧要。驳诘之繁，累官累民，皆初报不慎之故”。[13]“或奉上台驳诘，尤须详绎。”[14]万枫江也说：“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15]所以州县幕友在详文中会小心谨慎不留破绽，因为“大凡上司驳案，多因其案内尸伤情节、口供及罪情，较勘实有可驳之处，方加批饬。若案无疑窦，处处妥协、周密，无隙可入，上司幕友断不肯于情理之外苛求于人，虽欲苛求，无从措词。”[16]但也有一些府幕的刑名幕友会吹毛求疵，许葭村在盐山县幕时与主官邓知县“五载宾朋，本相浃洽”，但因为“祗以民俗好讼，而郡友又喜吹求”，而感到仿佛“置青毡于荆棘丛中，何复恋此鸡肋。”[17]
府幕刑名幕友，除府控案外一般不办案，他们主要是通过批详文审核州县的办案结果。所以对他们的任职要求比州县幕友高，王又槐说：“州县之幕友在于能办；院司府幕在于能识而又能办，见识须高人一著，方可无负斯任也。”[18]府幕的刑名幕友，一般要有几轮州县刑幕的任职经历，才能锻炼出识案的本领，高人一著的见识，否则难以从州县上报的详文中分析和鉴别出案件疑窦。许葭村和龚未斋均是从幕几十年的刑名老幕，均有过在府幕做刑名幕友的经历，许葭村在直隶永定府，龚未斋在直隶天津府。天津府地当繁剧，幕务繁重，刑名一席既使两位幕友分办，仍然感到忙碌不堪，龚未斋却一人独办刑名幕务，工作一年后，他就累得吃不消了，他在写给天津知府杨兰如的辞幕信中说：“惟津门为繁剧之区，闻幕中向以两友分办，而尚多丛脞。某无过人之才，何能一手经理？所以不敢遽言退者，因知己之感激于中，思竭力以图报也。乃一岁以来，顿形劳惫；年届花甲，精力日衰，若可强勉鞠躬，必致尽瘁而后已。惟祈另访高明，克襄治剧。言虽近于无情，势实出于境迫。”[19]
府幕的刑名幕友是如何批驳详文的？吴宏的《纸上经纶》中有他在徽州府幕中的几份驳稿，现录一份如下：
地方人命事(www.xing528.com)
据该县申报吴子开身死缘由到府。据此查保长姚永宁报呈，并无打死移尸字样，甲长凌达呈内，则称吴姓一人失足落水，比吴国救起等语。及阅吴阿方之词，称阿男吴子开木棍活活打死，太阳重伤，死后移尸隔岸，与保甲报呈互异。或系阿方诬捏，或系保甲隐饰，其中显有情弊。又据阿方词称，阿男同径迎娶，土豪程善荣喝令凌大位等五十余凶，截夺处女。而凌达报呈，则称吴姓数十余人，至程家抢亲，情节亦各不符。程善荣既系喝令之人，则是事由荣起，自应列为首犯。乃阿方开置第三，反以凌大位首列。既称太阳重伤，自应开明凶杖现在何处，当场谁人下手，何得止云木棍打死，并不注明木棍下落，及下手人姓名，蔓告多人，明系希图吓诈，种种情弊，合亟驳查。仰县官吏文到，即带仵作亲诣尸所，唤集尸亲、犯证，检验吴子开太阳有无真伤，是否木棍打死，伤杖果否相对，止告伤痕一处，因何牵涉多人，有无网诈情弊。保甲呈报与阿方告词，因何互异，或系落水，或系殴毙，曾否移尸，逐一研审明确，填报尸格，加具切看，星飞报府以凭核转，慎勿迟延干咎。[20]
地方发生命案，因抢亲强娶，双方冲突，男方家人阿男被打死。但县里的详文中对死亡原因、冲突事由、谁人主使、凶手为谁、凶器下落等均未详尽交代，且各人口供不一，相互矛盾。吴宏在批文中一一指出，并要求该县（该县刑幕）详细踏勘现场，认真检验尸体，查明死亡原因，逐一研审各犯证人等，确定真凶，要在上报详文中加上切实看语，使案情眉目清楚，情罪相符，并要附上准确详细的现场勘验和验尸报告。府幕刑名的“识案”，在此体现无余。所谓识案，应是对办理案件的程序、案件构成要件等非常熟悉，并以此要求来审核州县刑幕的办案详文，并从中寻找漏洞，加以批驳。其目的是要求州县认真办案，严格程序，不能造成冤假错案。只有案件各构成要件完整、证供相符、情罪相当、看语切实，办案程序符合要求，才能通过府幕的审核。这样的案子，才能办成铁案，上司才不会轻易批驳。可见，府幕刑名的识案，是对州县办案质量的审核，通过府、道二司及督抚幕刑名的层层“识案”审核，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府幕督办作用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州县赋税征收等钱谷事务的督促检查。在吴宏的《纸上经纶》中，也有一份代知府拟写的驳文，是专门督办州县钱谷事务办理情况的，题为“立法清查钱粮等事”，录如下：
据该县申送第一号日报单，并缴环字月报簿到府，据此除将循簿换发外，为照月报簿，原以稽察该县经征解支细数，自应按月登填，申送查核。诚恐一月一报，旷日持久。故又设日报一单，令其按日填注。或五日或十日填完一单，随时申送。此已通饬各县，久经遵行在案。惟该县循、环二簿，填至九月即止，自十月初以后，竟抗不填簿报查。即据九月以前，共收过银二万三千六百三十二两零，除解支外，应存库银三千一百七十六两零。何止开二千五百一十三两零，计少开银六百六十三两。既未解支，又不存库，此银作何着落。为此仰县官吏照牌事理。即将发来循簿，限文到日，通查本年十月十一月征收解支细数，按月分款，逐一补填。并将两月日报单，照依收银红簿，按日填注，铃盖县印，仍拿正身经承交付来差，星飞投府，立等查比。事关钱粮，难容含混。非惟该县考成所系，本府亦有察盘之责，断不能代人受过也。如敢空文搪塞，除锁拿经承重处外，定据实详揭，该县大干未便。凛之。[21]
征收钱粮是州县官的主要任务，各州县每年冬末，要将第二年应征钱粮，造具征册，并铃盖印信，这就是“红簿”。红簿中刊发征收易知单，单上首列每户田地数目，应纳地丁、漕截数目、漕白米数目，各户名头下地丁加耗数目，白粮米加耗数目，加耗是如何均摊、匀扣的，都要在单内一一注明，同时易知单中还应注明遇灾蠲免数目，于征收时一并发给花户。并以保甲为经，以实征册为纬。按五名一单，编定滚单。每年分上忙下忙两段，二月开征，五月农忙停征；八月到十一月全部征完。州县征收时，预先将各里、各甲花户按五户一滚单编定名册，滚单为三联单形式，一联给花户作为完纳证明，一联发经承销册，一联存州县查对。滚单由首户开征，完纳后，在三联串票上盖印后，即交给第二户挨次传滚，直至最末一户。
对于州县完成征纳情况的检查，则由府道藩司不时抽查。抽查时，取州县征收清单，与民间输粮串票，与底册查对。各府为督促检查府属州县钱粮完纳情况，则要求其填报循环册与日报单，按时在申文中附册上报府衙。吴宏代知府所拟的，就是对州县申文附册中对方未按时填报循环册和日报单的驳文。
从府幕督办事项中可以看到，知府虽为亲民之官，但其一般不直接审案，不征收钱粮，而是监督州县审理刑名案件和征收钱粮事宜。府幕完成上述工作，主要是通过审核州县的申、详、验等上报来的公文实现的。通过批文，督促和指导州县完成谳狱和征输两项主要工作。这是府幕刑名、钱谷幕席的主要工作。
三、辅助知府表率一郡
知府要表率一郡，即要转移社会风气。转移社会风气，加强思想文化引导，强化思想文化控制，无非是通报旌表忠孝贞节来宣扬封建道德，通过禁约事项来限制社会不良风气、不良倾向。幕友辅助知府实现表率一郡的目标，则是通过拟写旌乡贤、贞节、孝义等公文和各种禁约告示来完成的。吴宏的《纸上经纶》中有一份“请入乡贤”的申文稿。
看得故绅程子谦，懿德堪型，芳徽足式。笃家修于门内，孝友性成；阐理学于寰中，天人义著。葺文庙而置学田，郡邑两庠并赖输赀之力；活饥民而平米价，城乡万户均沾移粟之仁。与文萃之会，子姓振起科名；崇敦本之谋，族党威蒙赒恤。独成堤岸，居民永籍奠安，再造石梁，行旅因无病涉。身备远尊，生前既列宾筵之盛；事久论定，殁后宜增笾豆之光。所当请配乡贤，诚合荣膺祀典者也。[22]
吴宏的这份申文只保留了看语。看语前详列的各种事迹均是由书吏所写，他没有收录。从文中可以看出，程子谦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读书阐理之外，修葺文庙，修桥造堤，为学校购置学田，荒年平价卖米，全活万民等。的确是一位体现了儒家道德的好乡绅。请入乡贤祠，可以得到后人的祭祀与怀念。这是宣扬封建道德，激励人们行善的一种方法。清代各地方志中有大量的乡贤、烈女、贞妇、孝子、节义等传记，此类载入志书的传记，均是各地方衙门为宣扬封建道德而表彰和树立的榜样。曾国藩幕府中专设忠义局，也是为了收集整理为剿灭太平天国而死的所谓忠义之士的材料。所有这些材料，大多是由幕友收集整理，上报旌表的。
至于禁约事项，则有禁止民间赛会、淫祠、钻营、游惰等。这是地方官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持地方安定的一种手段。各级地方官均要做此项工作。但知府表率一郡，则要针对府衙所在城市的特点，禁约相应事项。府城人口多，经济也较发达，故民禁约事项与州县相较有所不同，如州县禁约事项多为禁讼，讲约（定期在城乡集讲圣谕广训）、劝农等。知府禁约则主要是“禁钻营”，因为府衙受理的是不服州县审理而上控到府的词讼事件，一旦府衙准理，则成为府控案。州县官处理起府控案来要小心谨慎得多，所受压力会较大，因为如维持原审判意见，担心会通不过府幕审核。所以一些健讼之徒借此给州县官施加压力。吴宏所拟的“禁钻营”，就是针对这一现象所写的告示：
为再行劝谕，以免骗害事。照得本府家传诗礼，清介性成，铁面水心，毫无假借。岂尔徽民健讼成风，人思争胜，百计钻营。陋弊相沿，由来已久。历年在城积歇，揣摩官府之批词，妄谓神通之有准。乘机诓骗，谓之撞岁，亦曰金钟。逞强好讼之徒，往往误堕其术。殊不知讼胜者以理直，其不胜者以理屈耳。何关线索之灵，而乃执迷不悟，甘心受骗。以有用之财力，徒饱若辈无餍之囊，何愚至此。本府访知地方从前有此陋弊，业经明白剖示，严行禁绝。近闻尔民因仍故习，恬不知悔。除奸歇另示饬禁外，合亟再行晓谕，为此示仰府属投词人等知悉，嗣后凡有告词，一经准理，不论原告被告，祇宜静候公断，毋得听信奸歇，簧言蛊诱，致遭骗害。倘有仍沿陋弊，甘堕术中，污我清白者，除本事不与审理，仍行严究尽法痛惩，决不姑贷。明谕谆切，各宜凛遵，毋悔噬脐莫及也。[23]
府城住着一些专门揣摩官府批词的人，号称线索灵通，指导来府投词的人怎么写状词，如何才能告准，并借此簧言蛊诱，骗取财物。吴宏所拟的这份告示，是晓谕军民人等打官司靠理，理直自然准，理屈自然不准。要相信官府会秉公办案，不要上这些人的当。如果听信他们，污我（官府）清白，不但上控词讼不与受理，还要追究上控人，“严究尽法痛惩，决不姑贷”。希望以此杜绝此类弊害。
另外，对于民间自发的迎神赛会，要严厉禁止。清代规定此类民间自发的迎神赛会，“愚民被惑，肆行无忌，倡众为首的人，按邪教惑众律，判处‘绞监候’，其余从者要枷号三个月责打四十板。”吴宏所拟告示晓谕百姓，不得举行这类迎神赛会，“自示之后，凡奉朝廷定有祀典，编有春秋致祭银两之神，仍照常祭祀外，其余民间私奉诸神，无论城市乡村，永行禁止，不许敛钱赛会。”[24] 这份告示也是转移风气的一个方面。属于思想文化控制的范围，不许民间私自祭祀神灵，只能祭祀官方许可的神。这是清代加强思想控制，在民间祭祀方面的表现。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与民间宗教有关，如不加强控制，致使“邪教”泛滥，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还包括禁止各种舆论，严防小道消息，确保朝廷政令畅通，这也是知府一级“表率一郡”的职责。清代官府是通过邸报，告示等媒介宣布政令，通过编定保甲，定期集合人民宣讲“圣谕”来统一思想。民间的小道消息则严厉禁止。吴宏的“禁匿名帖”告示，就是一例：
为严禁投帖匿名揭帖，以申功令事。照得匿名揭帖，本朝禁令最为禁严。查律文内开，凡投帖隐匿自己姓名文书，告言人罪者，绞监侯，虽实亦坐。若诡写他人姓名词帖者，皆依此律。……合亟申明律例，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府属军民人等知悉，除从前投帖之人，概以无知宥免外，自示以后，如敢愍不畏死，仍前捏造歌谣，隐匿姓名，布帖街市者，责令地方保甲即时举首，定行通详照依律例处死。如地方保甲不行举首，一经本知目击，定拿该地保严刑根究。本府身在地方，耳目最近，期于杀一儆百，以肃法纪，止须一纸通详，奸徒即无生理。各宜凛遵，毋贻后悔。[25]
告示中充满吓诈之词，说什么本府已经知道是谁在帖匿名揭帖，但不能不教而诛，所以先前揭帖之人，本府因其无知而暂时宽宥，此后谁不怕死，敢再帖匿名帖，则以律法，立即处死。并责令地方保甲严密监视，一经发现，马上告发，否则发现匿名帖，要追究地方保甲的责任。这些告示是为了控制社会舆论，使老百姓不能议论政府，只能接受清廷的官方宣传，以便强行统一思想，控制人民。
所以表率一郡，主要是从思想文化道德方面进行引导控制，所谓扬善惩恶，转移民风，目的是通过褒扬符合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等人和事，引导老百姓学习之，效法之；通过禁止钻营，使百姓不敢妄测官府意图；禁止邪教，禁止匿名帖等，控制异端思想，钳民之口，禁锢人心。
以上主要是府幕中刑名、钱谷的秘书工作内容。府幕中书启一席，也很重要。汪辉祖在胡文伯常州府幕任书启时，胡文伯对他很倚重，汪辉祖说：胡知府“礼余在诸宾之上，每遇大事必招与议。所持论多见采纳。”胡文伯受巡抚庄有恭之命密查“宽永钱”来历时，汪辉祖可以参与密查并确实查出宽永钱为日本国钱币，胡文伯据此禀报巡抚。当然，书启的主要任务是代写各种贺禀、祭文。他为胡文伯所写的给陕西藩台唐绥祖的祭章被称为“祭章八十余，无过常州者”。胡文伯此后对他代作的各种礼节应酬的四六文“无不称指”[26] 另如：李良年（1635～1694年），号秋锦，著有《秋锦山房集》。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二十三年（1684年）在安徽凤阳府作幕，“太守自画诺外，悉伟良年。”他的传记材料中并无学刑名、钱谷的经历，只记载他是“诸生”，为童子师，而且他晚年筑有秋锦山房讲学其中。可以推测他是以书启幕友身份佐理府幕的。[27] 书启幕友如果文笔好，足智多谋，幕主往往会倚之为心腹。汪钧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入邓廷桢西安府幕任书记。邓对他始终很信任，用为心腹，后来邓廷桢任陕西布政使（1824～1825年）和安徽巡抚（1826～1829年）时，均延聘他“司记室”，两人还是诗友，公务之余“唱和甚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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