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朱墨
朱墨也叫“红墨笔”或“红黑笔”，是幕府中专门负责用朱笔和墨笔抄点勾圈公文的幕席。其职掌涉及档案及文书工作。
清代自中央到地方，均有专门用于档案收藏的机构。满清进入中原后，在各级官衙中普遍恢复和建立了档案机构。地方官衙中保留了明代的架阁库，并陆续在将军、总督、巡抚衙设置“档房”，中央各部也设有“档房”，专用于档案收藏。
清制，上奏皇帝的题本，由通政司转内阁后要由大臣拟写票签（即对题本所奏内容提出处理意见），由皇帝审定。较为复杂的问题，则要拟写双签、三签、四签，并附以“说帖”，以供皇帝选用。若皇帝认为拟写的批示不妥，则需要重新改写票签，叫做“改签”。票签的拟写，初期是由内阁票签处负责，大学士审定，后来先后为南书房和军机处所接管。凡皇帝批示过处理意见的题本，应迅速发还上奏人遵办，军机处须按原样抄录一份，称之为“录副”。录副时不仅照抄原本全文，还要将皇帝的批示（朱批），包括旁注、眉批、圈点、勾、杠等均照原样抄录。由军机处章京校对后，在抄本封面上写明具奏人、事由、收到日期，若应交有关衙门办理的，则注明“交”或“随旨交”字样，如有附件则须附交，也要注明，当时称此为“开面”。录副后即将原本发还上奏人。军机处对其收受的题本（包括录副件及附件），待事情办完后收齐归档，俗称“归箍”。以每日为一箍，每半月为一包，叫“月折包”，按季入库保存，按年编制目录。
前文提到地方幕府系仿效中央集权方式，其文书运转方式也仿效题奏录副方式，地方主官聘用幕友设置幕府，本来就是为了防吏之弊。这一点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早已说过：“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盖官统群吏，而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64]
书吏与刑名、钱谷幕友一样精熟于各种例。为防其作弊，州县在处理呈词时，尽可能不让书吏过多插手，防止其从中舞弊获利，残害百姓。(www.xing528.com)
据何士祁《学治补说》和方大湜《平平言》记载，当值堂书吏收进呈词以后，刑房书吏要先把“呈词”另抄一份为“副状”之上；再将刑钱幕友拟好的“批词”送主官过目画押，即判行，然后送墨笔幕友录于“正状”之上；墨笔幕友誉清以后，再交经承书吏填榜，又回送墨笔幕友处“过朱”，最后发榜贴示。[65] 正状发回原告，副状则由书吏归档。
应该说，朱墨笔幕席产生的时间比较晚。汪辉祖《学治臆说》中提到幕府各种幕席时，并无朱墨一席。[66] 该书撰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67]，而方大湜、何士祁则是咸丰同治年间的官员，其书《平平言》和《学治补说》中均提到“朱墨”幕友，可见，这一幕席本来是由书吏所职掌，刑名幕友批词呈上官判行后，应由书吏将之誊写于正状，由主官用朱笔标判。但书吏舞弊之风已经愈演愈烈，为防止其借誊写批词之机出卖批词以获利，主官将已判行的批词交由信任之幕友（朱墨幕友）用墨笔抄于正状，并且连用朱笔标判的事也交给他一起做了。由于这些工作是在内署完成，书吏无法事先得知所拟批词。而等批词经朱墨幕友誊写于正状并朱笔标判后，书吏只能按已录好的呈词批语填榜出示，增加了保密性又减少了书吏作弊的环节。书吏的工作只是抄录副状、填写批语榜示。
要说明的是公文标朱只是在下行公文中使用。如：张鉴瀛《宦乡要则》说：凡晓谕军民人等的告示，其中“告示”“谕”“为”等字用朱笔加点，“凛遵”二字用硃圈、再用朱笔草写“遵”字，“右仰”二字用朱笔一直，年月用印。日子用朱笔标写数目字。“告示”字和“实帖”（某处）字俱用朱笔点。“晓谕”字用朱笔勾，等等。[68]
由于朱墨幕友工作只是文书工作性质，不撰稿，差事无足轻重，故为其他幕友所轻视，称之为“红鼻师爷”（与红笔谐音）。朱墨笔幕席在有些衙门分设两人执其事，用墨笔抄录批词的为“墨笔师爷”，用红笔标判的为“朱笔师爷” 。《公门要略》说，朱墨笔幕友在标朱公文时，应注意“标判之事，原系代官之劳。不可轻动朱笔。除签套应办外，非奉谕断不可轻动乱用为要。如签套一经交到，将各件查对一遍无错，再行过判。票上列拘之犯人姓名，尤为要紧，不可添注涂改挖补。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泪。执事者可不慎哉。至标朱款式，下笔处宜不轻不重，总以酌中而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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