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幕友制的书禀（启）、奏折简析

第二节　书禀（启）、奏折

书启幕友，又叫“书禀”和“书记”，其职责主要为书写信函和起草公文。据《州县当务二十四条》载，书启幕席的工作是“多司应酬，亦兼及公事”（费山寿《官幕同舟录》卷上）。人们可能认为，代主官给上司、同僚、朋友写写信，不属于公事。但前引吏房“礼房”之职掌中，包括官吏任充、丁忧守制、考绩奖惩等。“礼房”的一个很主要的职能就是了解本省、道、府各级官员，尤其是上官之履历、生辰、婚丧等情况。其目的是四时八节时问候请安的书信和贺吊之礼能及时送上。如：杨恩寿六兄之书启幕友赴州校阅试卷，他代理书启一职，“而司道更调纷纷，办贺稿极多”^[19]，直到书启幕友阅卷回来，他才不再写应酬禀启。

可见，书启幕友所起草的主要是应酬禀启。在清代文书中，禀是上行文之一种。这种上行文的形成与“札”有点类似，都和书札有关。清代官场，除以公文处理公务外，上下级书信往来很频繁。每逢年、节及其他如贺到任贺晋升贺寿诞，甚至纳宠得子，也都要用书信。在这种情况下，书信中有时免不了也会涉及一点公务：有的须要探询请示的问题而又不便形诸公文的，可在有关书信中提及。这类私信大多用“敬禀者”或“谨禀”作起首之语，于是这类书信就被称为禀了。由于“禀”具有一种半官半私的性质，是公务而可以以私情出之，文字和结构比较灵活，可无公文的套语，行文关系也不受官方规定的公文运转程序的影响，州县官可以呈禀于总督巡抚。下级可以用禀摸上官的意图，上官也可以通过禀文了解下级的才情和能力。这样，禀就被普遍使用。上呈禀文须附送呈者的名帖（名帖上有官衔姓名，当时称衔名手本，类似今之名片），禀文纸用红色，表示对受禀者的尊敬。禀文有所请示，最初是本人亲自守候批示或委派亲信人员等候批示。正式将禀文归入卷宗，成为公开正式的上行文书，其时间大约在乾隆初年。

禀有多种类别，使用得最多的是红白禀，其形式是红禀上套白禀，白禀上叙事，红禀上列官衔，中间下半段摘录事由，以备上级官署批示。

双红禀是红禀上套红禀，用于贺节、祝寿、庆升迁等场合，此类禀，例用四六骈体文。

还有一种夹单禀，红禀内夹红单帖，用以禀报事件反映情况。红禀上只列官衔，在单帖上叙事，凡事件无须立案，不必动用禀贴，乃用夹单禀。

禀是上行文书。据澹泊居士的《官幕秘传》说，在清代，平行、下行用书、启和札；上行用禀。又说，其体格长篇为“书”，短篇为“禀”，四六为启。^[20]

书启、书禀幕友是一个意思，主要职掌起草书、禀、启的工作。其中，双红禀为贺禀，启为短篇信件（尺牍），例用四六骈文。

由于清代官场四六启禀主要用于官场交际，故书启（禀）幕友四六骈文的功底应该比较好，晚清有本官场交际指南的书，叫做《宦乡要则》，内中有这样一段话：“年节贺信，通用四六居多。如贺荣捷升官各喜事，有前后叙情只中间用四六颂扬者，亦有通体散行者，惟看交情说话”^[21]。但对上级官员，还是用骈体文保险一些。这些禀启，文字上要典雅，文句上要四六骈俪。还要字写得漂亮，以为自己增色，同时显示才情。汪辉祖在刚出道做幕友时，是一位书启师爷，他的骈文功底就是靠他十一岁时父亲授他“《陈检讨四六》一册，令每日读半篇，不得下楼。辉祖后佐幕以骈体文受知当事本于是也。”^[22] 陈检讨，即陈维崧，康熙间任翰林院检讨。其骈文秀丽无比，时人称为清代骈文开山。著有《陈检讨四六》20卷。《清史》有传。邓之诚指出，清代骈体文由陈维崧开其端，自后台阁、签表、册立、祝祭之文竞尚之，称为一代典制。^[23]。陈维崧的四六文在清代影响大、流传广。做书启幕友之人应该有许多都熟读并模仿过他的骈文，而不只是汪辉祖一人。

清代州县幕府，简缺衙门只聘刑钱一人和书启一人。如只聘一人，也必是刑、钱、书启均兼。可见，在州县衙门中，书启为必不可少之幕席，相比刑钱大席，书启只是小席。且收入只是刑钱幕席的几分之一，汪辉祖担任书启幕友时，月薪三金，一年才三十六两银子，而当时刑名，最高者为三百两。汪辉祖说：“余初入幕时，岁修之数，治刑名不过二百六十金，钱谷不过二百二十金；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号为‘董三百’。”^[24] 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小视，《公门要略》说：“书禀一席最为清苦，但为公门中第一流人物也。”^[25]

在州县衙门中，“禀”是一种较为方便且自由的公文文体（红白禀、双红禀等），除了官场庆贺等作用外，还可以咨商政事，上官也可通过禀文了解下级的才情和能力。乾隆以前，禀主要用于贺禀，即双红禀。禀成为公开正式的上行文书，其时间大约在乾隆初年，主要原因是禀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即红白禀出现，并成为使用最多的禀文类别。

上文所讲禀之三种主要类别中，用于庆贺的双红禀不必候批，而红白禀、夹单禀要由上级官员（包括督抚）批示。乾隆前期著名督抚陈宏谋（1696～1771年），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字汝咨，号榕门，雍正进士，乾隆间历任甘肃、江西、陕西、湖北、福建、湖南、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久任封疆、均有建树。官至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在任陕西巡抚时对下属使用禀文曾规定：“凡禀贴到院，本都院将白禀存案，即就衙名红禀批发，各属奉到批禀，有应回复者，于回复时将批叙明；奉谕查复者，亦将原谕叙明，庶可一阅既批，以省检查旧卷之烦，如批、谕太长，或另抄一纸夹入，凡衙名红禀，亦须填明年月坐日，本都院将衙名红禀存衙备案，则本都院接到属禀批发及各属奉到，俱有日月查考。凡原批之禀，不必缴回；凡谕帖亦俱存衙备案，不必缴回也。凡红白禀帖内字划不妨稍大，不可细小，碍难阅看。”^[26] 这套规定，后来被广泛采用。

据汪辉祖说：“申上之文，曰验、曰详、曰禀。验止立案，详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内署核办，自道以上，皆经承拟批，上官有无暇寓睹。禀则无不亲阅，遇有情节繁琐，不便入详，及不必详办之事，非禀不可，宜措辞委曲，叙事显明，上官阅之，自然依允。凡留意人才之上官，往往于禀揭审视疏密，虽报雨请安各禀，亦不可不慎。蒙头盖面之文，土饭尘羹之语，最易取厌，尽汰为佳。”^[27]上司对验、详等文不一定会看，但对禀文则无不亲阅，并据此考察下级的才情与能力。所以在写禀文时尤须注意，即使是“报雨请安”一类的禀文，下级官员也不可不慎重对待。虽然，“书启一项，凡略通文义者，皆谓胜任愉快。然其要总在知彼知己，方能心人之心，口人之口，言皆巧合，非但以华膽见长。”^[28]如果有些书禀幕友“更有抄撮肤词，妄填故事，触犯忌讳者，尤见哂于大方家也。”^[29] 州县主官对于书禀幕友的选择，也有较高的要求，除文采较好，应长于四六骈文之外，“书禀一席……书法贵乎圆润干净，无错无漏，快而且好，方为能手也。”^[30]

林则徐非常重视批禀，并借此物色人才“虽羽书旁午，亲切函扎，从不假手书人；僚吏禀牍，写作佳者，每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沈荫士尝在其幕中，询以亦嫌烦琐否？文忠（林则徐谥曰文忠——引者注）曰：‘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31] 由于督抚大员借禀文看下属之才干，下属官员一定会加意选择好的书禀幕友，以为自己增色。

这说明不只是基层官员在刻意物色这样的人才，就是林则徐也通过陶澍打听到湖广总督幕府一位李姓书启师爷，“词翰当代第一”，并托人以千金聘之。可惜该幕友已辞馆入都参加会试，并得馆选，入国史馆做官了。^[32]

真正优秀的书禀（启）人才，会有更高级的督抚、公卿将其招致幕中，金安清《水窗春呓》云：

往时官场承平之际，上下皆重文字，凡贺禀贺启，皆骈丽绝工，一记室，修有千金者。即才学之士，得以遨游公卿，得高价。其好声气者，则书札遍天下，幕客率数十人，各司一枝，又蓄善书少年一二十辈，时尚楷书，所谓欧底赵面，皆华实挺秀，十数人如出一手。每有长函，则分手缮写，刻许已就，合而观之，不知为众所书也。^[33]

书禀幕友除了写各种信稿外，还要对来往禀启立档建簿，以备主官随时查阅。据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引《公门要略》讲：“凡不答复之禀信，只可放在一处。每月作束存。凡已发之禀信各稿。亦每月作一束，用签标明某月份字样，存于案上，以备翻查。凡关乎银两公份等项之件，书禀应提出另存一处，或存帐房。总有一定之处，俾易翻阅，不可杂乱。凡关乎刑钱案件之事，非书禀所能办者；发房之件，亦要提出。分别刑钱，放在一处，亦每月作一束。事简之区，亦签标明白，置于案上。应立号簿三本。一、来信禀，二、发信禀，三、公份银两。”^[34]

清代地方基层州县主官所用上行文种“禀”来看，它与奏折有许多类同之处，如：奏折所奏内容也公私不分，可以谢恩颂圣，也可以与皇帝商量政事。且比题本使用方便、保密性强。题本要由通政司转内阁，并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再由皇帝认可。而奏折却由皇帝直接御批。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地方督抚大员在军政大事上往往先用奏折与皇帝沟通意见，得到认可后再用题本正式上奏，这使内阁的作用进一步降低，最后成为具体执行部门。奏折中谢恩颂圣之类也用骈体文，咨商政事时则以散体文为主。皇帝也通过直接批阅奏折进一步加强了专制，并借此了解地方督抚的办事才能。雍正六年通令全国直省藩臬一体用折奏事，上谕说：“今思藩臬乃地方大员，应准其各就所见所闻具折陈奏，且既可以观其人之居心办事。”而从前文中对于禀文的分析，它也具有这些特点。

所以州县幕府设置书禀幕席，是仿照督抚等大员设置奏折幕席的做法，是为了加强与督抚大员的直接沟通。

清代地方官制完全效仿皇帝专制的制度，从幕府位于衙署中之内署，以制衡外署之六房，系仿皇帝秘书部门南书房，军机处位于内延以制衡内阁与六部；到州县幕府设置书禀幕席；通过禀文直接向督抚汇报请示工作，系仿照督抚等大员设置奏折幕席，通过奏折直接向皇帝汇报请示军政大事，均可看出这种专制特点。

奏折幕席，一般地方督抚两司才设。顾名思义，这是专门负责起草奏折的幕席。在清代，大臣向皇帝上奏文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清初上奏文书沿用明代制度，有题、奏、表、笺、揭帖、启等。乾隆十三年后，归并为题、奏、表、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题为奏，处理政务一律用奏折，庆贺文书用贺本。

清代奏疏文书中，最重要的是题本、奏本和奏折。这些文种的产生和变化，都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及政情的变化有关。

题本创始于明代，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功令规定：“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其题本投递，若诉私事，乞私恩者，不许。”其他例行各种公事、奏贺、个人承请，又许用奏本。清代则相反，所谓急切机务用奏折封寄上呈，例行各种公事则题本，私人事务用奏本。《大清会典》载：“国朝定制，臣民具疏上闻者为奏本，诸司公事为题本。”奏折为清康熙皇帝所创。他为了察访官场，洞悉民情，令亲信将所了解的情况，秘密奏闻，这种文书称为“密折”或“奏折”，所奏内容不分公私。规定具奏人必须亲自缮写奏折，并由具奏人亲自派人径送宫门，交奏事太监进呈御前，由皇帝亲自批阅。这与题本奏本要经通政司呈内阁，由内阁票拟经皇帝阅定的处理办法有很大的不同，奏折保密性强，而题本奏本由于要交通政司，再交内阁，保密性弱，且题本由内阁大臣阅定票签后再进呈，对其不合意者，皇帝固然可以命令“改签”，但终究不能完全摆脱开大臣而自行批答。对于一般政务来说，这些不便表现得尚不明显，而对于那些事关机密或涉及封建统治的重大事项，便较突出。所以雍正时，借口内阁位在外朝，离街市近，人员又多，往返递奏本章容易泄漏机密，而在内廷乾清门外靠西之处设立了军机处。并在继承前朝密折制度的基础上，正式确定其地位，在新设置的军机处中建立奏折录副记档封发廷寄的工作制度。

雍正六年通令全国直省藩臬一体用折奏事。如果说康熙时的密折以请安问好、谢恩表忠之类居多的话，则到雍正时，密折主要用于反映各种情况了。而题本主要成为请示例行政事的上奏文书。奏折取代题本的趋势与军机处取代内阁的趋势是一致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谕云：“内外各衙一切题本均着改题为奏。”正式宣布废止题本，改为奏折。可见，笼统地把臣下上皇帝的书称为“奏折”，当是清末之事。(www.xing528.com)

题本主要是上奏寻常事件或例行公事，指的就是地方刑、钱事务，一般由督抚衙门的刑名、钱谷幕友主稿；^[35] 奏折，奏紧要公事和私事，由奏折幕友主稿。

奏折制度刚推行时，要求臣工必须亲自缮写，不得假手于人。但在雍正时，大臣请奏折师爷代劳，已不是什么秘密，皇帝对此也不加制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雍正八年九月初六日，福建巡抚赵国麟奏称：

蒙皇上天恩，赐臣本籍四个，凡地方机密事件，臣自当详悉密奏，恭请圣训指示遵行。其摺稿皆臣亲撰，不敢假手旁人，惟缮写奏折，臣因素不工小楷，又年近六旬，眼花手拙，字迹老草疏纵，恐涉不敬。臣有幕友刘光煜，系浙江山阴县生员，随臣十年，为人诚实谨慎；臣处以密室，凡有奏折令其代臣敬谨缮清，可无疏漏之虞。

雍正在原折上朱批：“此汝干系，何必奏朕闻也。”^[36]

可见，臣下只要保守好秘密，不发生泻密事件，奏折由幕友代写是皇帝默许的。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之得到雍正的信任，据说就是他们分别聘用了邬思道和鲁锦这样极有才情的幕友。“时世宗亦知邬在田幕，请安折至，有时辄批：‘朕安，邬先生安否？’”^[37] 郑天挺认为“雍正知道田文镜的幕客邬思道，李卫幕客有鲁锦，必由于造册报部所以知道”^[38]。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是督抚于上奏折时声明，让皇帝对其奏折幕友有个了解，如前所引福建巡抚赵国麟的奏折。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韩城王文端公杰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殿试进呈时，阅卷诸臣置公卷第三。高宗亲擢第一。盖公夙在尹文端公幕中司奏折。高宗识其字体，尝蒙嘉奖也。^[39]

王杰是乾隆朝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汪辉祖的座师。他曾于乾隆二十一年在尹继善陕甘总督幕府任奏折幕友。^[40] 王杰不但代尹继善草拟奏折，连正式上奏的折子也是他亲笔缮写，乾隆皇帝不但熟悉他的字体，还对其代拟的奏折进行过嘉奖。所以殿试时乾隆皇帝认出了王杰的笔迹，亲自拔擢他为状元，因为乾隆早已通过王杰所拟的章奏了解了他的才识。这也证明皇帝对有专折奏事权大臣使用的奏折幕友的情况是了解的。

奏折的文体，骈散不一。据书成于同治六年（1867年）由豫章饶崧生所撰《奏折谱》说：“赏寿奏凯及重赴鹿鸣、琼林、鹰扬等宴，并福字鹿肉年老诸生等摺，则可全用骈体。其余升授谢恩及请饗祀、颁给匾谥等折均宜散行，即或叙字间有排偶之句，亦必出于自然，断断不可过炼，恐致词不达意，转误事机。”

奏折幕席在幕务上，需要与刑、钱幕席相互配合；在奏折的缮写上，则与“书启” 一样，也有许多要求与繁文缛节，字体上要求楷书，行文上有许多讲究，或禁忌，不小心触犯了，则严谴立至。如本内不能用“尽数”“年终”字样，此有影射清朝寿终之嫌；“朝乾夕惕”四字禁用，“阅历”的历字不可用，因触犯乾隆帝的年号和名字（弘历）；“旨”字因上部是“匕”字，冠于抬头地位，很觉碍眼，要改为“上”形。“御”字在奏疏中常用，但中有“止”“岁”字繁体上部原亦有“止”，这些都不吉利，涉嫌“正”字去头。因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出为江西正考官，用《诗经》上的“维民所止”这一句诗作为考题，有人诬告：“维”“止”是“雍”“正”二字去头。于是被雍正关入大牢，瘐毙后，仍被戮尸，儿子被杀，家属流放。在奏折上不小心写上“止”字，或字形中包含“止”字，都得获罪。所以御和岁字中的“止”，改为“缶”和“山”。试想，当时的大吏，大部分是由满人担任的，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汉人比，本就不高，奏折中仅用字上就有这些繁琐的要求，要想不出错，不获罪，怎么能不聘请文字功底和文学功底好的人做奏折幕友呢？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高手如云，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41]。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42]最令曾国藩满意的奏折幕友还是李鸿章，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傅相（李鸿章）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李鸿章字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43]

由于奏折是上呈皇帝亲阅，更要一丝不苛。澹泊居士《官幕秘传》云：

奏折一席，必须学问渊深，阅历周遍，贯彻律例，洞达事宜者为之。若专办此席，凡一切题本、稿案皆归刑、钱办理，无须寓目。然案情重大、要用摺呈者，则刑名、钱谷开具节略，连卷迭至，然后具稿。大率识见要透辟，主意要高老，辞意要温柔，笔下要软熟，叙述要详尽，行间要爽直，语句要慎择，所谓时文之清直、画家之白描是也。^[44]

除了用字，写作等一些要求外，奏折缮写也有要求，奏折尺寸较小，一般宽二寸八分，长六寸一分，纸张极佳，首尾共十二版半，“一左一右为一开，除绫面外，表四开，里五开”。^[45] 奏折每两版称为一开（也称一扣），左右共十二行，每足行二十字，平行十八字，三抬出一格书写。字较绿豆略大。第一行写具奏人衔名并“跪”字或“谨”字，第二行奏字单抬，“为”字下写事由。正折写完，后有“伏乞皇上圣览”等套语作结尾，不能过简也不能过于堆砌。

由于奏折受折面和行文格式限制，不能长篇大论，上奏重要事项时要文约旨丰，就要靠奏折幕友的写作才能了。清咸丰时有个叫刘树森的奏折师爷，“其叙事之奏牍，虽极繁赜琐屑，他人数十语所不能尽者，辄以数语了之，曲折奥窔，无不毕举”^[46]。所以名动九重，受到咸丰皇帝的青睐。

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谈到清代上奏文书时说：“奏折则必择能书者书之，即翰苑之白折小楷也。厂肆有小册子曰《奏折谱》，言奏折缮写、校对、包封及避忌之例甚具，偶一不慎，谴责随之。”^[47] 许同莘是江苏无锡人，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入封疆大吏张之洞幕府。与他同时代的周询在清末也曾做过四川总督的幕友，兼理过奏折的缮写与封发工作。他在《蜀海丛谈》一书中专门叙述过“奏折”的缮写及包封制度，奏折缮写完后，用黄绫鞔过的小木板二方夹之；再用油纸加护，装入黄色小皮箧内锁之。他也提到“清时有《折谱》一书，凡奏章之规程避禁，备载无余。”^[48]

他们二人所说的《奏折谱》一书，成书于同治六年（1867年），作者饶崧生，同治年间曾入闽浙总督幕，专职缮写奏折，他说自己“奉公数载，历任数宪，故于折奏事件，靡无深悉”。《奏折谱》一书，内容包括奏折的体载、禁令、制度、核勘、造作、缮写、酌发，包封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奏折的造作，说：

一、寻常请安折面版同底版均用黄绫裱褙。摺身裱里用黄粉笺。一左一右为一开。除绫面外，表四开，里五开，长六寸一分，宽二寸八分。

一、请安折封套，外用云龙黄绫，内有黄粉笺裱，长六寸四分，宽三寸一分。上下掩首各宽五分。

一、贺元旦万寿及一切喜庆事并彩服期内，请安折及封套均用鹤顶条魁红纸为底。

一、奏事白折纸，以细洁坚光为上，大小与黄绫请安摺同，自首至尾共十三版半。折首第一版为掩首，封时应向后折转，第二版为面，正中第二格书奏字，其中左右十版五开即书折之处。第十三版不写字，后有半版为折尾，封时亦向后折转。

其他还有夹片、清单、印花、包折黄纸、夹板、折匣等，也是奏折的附属物，均有一定的程式，文繁不录。

不同内容的奏折，用纸和封套颜色均有严格规定，这是为了便于皇帝一看颜色就知道是哪一类的奏折，以便择要批阅。

奏折拜发也有规定，许同莘说：“端方为湖北巡抚日，以万寿节递请恤折，致干吏议。故发折时必须计到京之日，有无庆典，预戒折差，有应避忌者，勿于是日投递。”^[49]

可见，奏折幕友除了文章、书法之外，对于奏折从制作到拜发的各个环节的各种严格规定也必须掌握，才能使主官与皇帝顺畅沟通，而不至于谴责立至。

光绪年间，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奏折师爷的粗心造成的。前任湖广总督李鹤年，因事遭革职，他的奏折幕友被新一任湖广总督李瀚章延聘，继续做奏折幕友。一次他在起草一份奏折时，很习惯地写下了“湖广总督李鹤年”几个字，结果新总督李瀚章也没仔细检查，径自发出。皇上看到奏折后，大加指责，并下令将李瀚章“交部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