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藩镇幕府为幕僚制度发展的全新阶段
隋统一中国后，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收回地方自行辟署僚属的权力，规定凡进入流内九品的官概由中央任命，并改州为郡，降低地方官等级。
唐建立后，为加强地方统治，又将郡改为州，仍以刺史为长官（重要地方加称州牧），主管一州政令。以长史、司马为之副，统领州府诸曹办理具体事务，诸曹设置由于受南北朝制度的影响，州虽无军府组织，但各曹主管都称参军事，如录事参军事、司功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等。这些都是品官，而且是文官职务。地方官没有辟署这些官职的权力。这即是说，“参军”这一类名目，在魏晋南北朝时是幕职，也是官职，是可以由主官自行辟署的。但到了唐代，就只是文官官职，必须由皇帝任命，不再是幕职官了。
唐代的幕僚制度，仍然是在军事幕府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
唐初，朝廷在委任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招讨使、讨击使、按察使等名目的军将出征时，通常也委任副使等高级职务，由这些高级将领去“开府”，组织一个“使”府，也称“幕府”。这种使府除府主和副使之外，主要文职人员包括行军司马、管记（管室，即后来的掌书记）、判官、行军参谋、随军要籍等。[96]这些文职僚佐都由府主自行“辟署”，但通常是在现职官员中选拔，或由府主自行召聘或者由故友充任。“使府”不常任，战事结束后，府即解散，将领和僚佐回到各自原来的岗位。
据石云涛的研究发掘出六十多个这类使府僚佐。他们中有科举出身者，如苏味道、娄师德、郭元振三人，后来也都因为从军而回到朝中并官至宰相等高级官员。这类使府僚佐有因过免职者，有低层京官，有州佐及县官，有丁忧服阙者，有科举入第未及除授者，有考满待选官员等。总之，卑官占大多数。唐初，卑官应辟从征是“惯例和风气”，“因为幕府为他们提供了进身的机遇”。[97]
到开元、天宝年间，唐室在西北和蜀边区派驻了好几支常驻大军，形成十大节度方镇。方镇使府的幕僚，也跟唐初行军使府一样，由府主自行辟署。只是此时的方镇，由于军队是常驻，要屯田耕战，方镇幕职已不是临时职务，而成为固定职位，要长驻边区。石云涛把这种幕府称为“方镇幕府”。其幕职有两个特色：一是幕主多辟当地州县官员；二是边镇地处偏远，对士人的吸引力不大，他们不愿从军。据石云涛考证，这时期的幕僚，约有七十余例。如：高适在天宝十三年（754年）安史之乱前曾任哥舒翰河西节度使幕府。《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高适传》：“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主翰府掌书记”。[98]《全唐文》卷三二五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而上将有哥舒大夫者，……开府之日，辟书始下。”[99]
岑参则先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掌书记（天宝八年，749年），天宝十三年（754年）又赴北庭节度封常清幕府任判官。其著名的《白雪送武判官归京》，即是在轮台幕府雪中送人归京之作。[100]
安史之乱期间，为平定叛乱，出现了临时性的行军元帅、行营都统以及招讨使等幕府。这一时期幕府的最大特点是，幕主和幕僚的那种“宾主”观念已经形成。僚佐常被称为“幕宾”、“宾佐”和“宾僚”，得到幕主的尊敬和礼遇，有别于一般官员。他们是以一种“宾”的身份，应幕主之“辟”，到幕府工作的，来去自由。[101] 这与清代幕友制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晚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幕府。
安史之乱后，全国各地开始设立大小不等的方镇，盛时达到约五十个，其名目不一，有的称节度使，管当地军政，有的称观察使，有的称团练使，有的称经略使。
这些节度使都可辟署僚佐，幕府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增，士人入幕的机率大大高于开元、天宝时期。戴伟华《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一书，从史书及墓志材料中，发掘出三千多幕僚的名字和事迹，其中绝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的。唐代幕僚制度走向了盛兴，并持续到五代。到宋代仍有余絮。
这一时期的方镇幕府，对士人的吸引力大大增加，由于幕主常在聘请幕僚的同时，为他们奏请各种中央官衔，担任幕职还不必守选。
这些方镇幕府文职僚佐，以节度使幕府为例，主要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要籍、随军等。其他使职如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经略使等，幕府文职僚佐，也大同小异。（据《册府元龟·幕府部》记载：“节度使之属，有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随军四人；观察使有判官、支使；经略使有判官等员。其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围练皆有推官、巡官之职，兼度支营田招讨使者，又有度支、营田等判官。自是正为幕府之职。”[102]）
这些幕职中，副使和行军司马属于较高职位。判官为中层官员。参谋不常设。其在幕府中之地位，据史料观察，有时在掌书记之上，有时又在掌书记之下。支使这一职位出现于采访使时代，在后来的观察使府中比较多见，到唐末时仍有史料记录。但比之巡官、推官、掌书记等常见的职位来，要少见得多，且不如掌书记那么重要和清贵。衙推、要籍和随军都是非正式幕职，职位很低，通常是由无科举功名者或无出身者担任。[103]
节度使有辟署之权，不须通过中书门下的委任，或吏部的铨选，但在程序上仍须向皇帝“奏”请批准。《旧唐书·郑从谠传》载：唐僖宗乾符年间，沙陀都督李国昌入据振武、云朔等州。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为三军所杀，朝廷为忧，僖宗欲宰臣临制之，于是下诏令郑从谠担任河东节度等使。
诏曰：“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充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从谠，自处钧衡，屡来麟凤，才高应变，动必研机。朕以北门兴王故地，以尔尝施惠化，尚有去思。方当用武之时，暂辍调元之职，伫歼凶丑，副我忧勤。可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兼行营诏讨等使”。制下，许自择参佐。乃奏长安令王调为副使，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充推官，前左拾遗李渥充掌书记，前长安尉崔泽充支使。开幕之盛，冠于一时。时中外瞻望者，目太原为“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104]
从上述记载来看，朝廷任命郑从谠为节度使，允许他“自择参佐”，这是一种自己请人用人的权力，但在程序上，请谁任何职，要“奏”请，“表”请[105]，经皇帝批准。皇帝一般也不会就节度使用人加以干涉。且本传记中郑从谠“奏”请的长安县令王调等人为现任官员，前进士刘崇鲁应为中进士后尚在等侯吏部铨选的士子，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等，应为考满侯任的官员。
唐代史料中有大量节度使辟署幕僚的记载，辟署的程序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府主先物色人才。一般是在自己的亲朋故吏中“辟”，包括门生、下属官员等，或者是同僚朋友推荐人才，或者由士人或官员自荐，府主选择考察。
如《新唐书》卷二○三《李商隐传》：“令狐楚帅河阳，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岁具资装使随计。……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106]
《刘禹锡集》卷三九《子刘子自传》：“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注：杜佑）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107]
李商隐，文章好，令狐楚文章也好。因为爱其文才，所以令狐楚在长庆四年（824年）至大和二年（828年）任宣武节度使、大和三年（829年）任天平军节度使时均辟李商隐为节度使巡官。令狐楚并传授李商隐骈文、章奏之学。因使李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王茂元任河阳节度使时，“爱其才，表掌书记”。
刘禹锡与杜佑“素相知”，故杜佑任扬州节度使时，遂请为书记。
第二，选定对象后，准备聘钱和马匹，派遣使者前去受辟者的家里延请，礼仪相当隆重。
兹就礼聘时宾主双方的礼仪说明如下：
韩愈的《送石处士序》描写了幕主礼聘的隆重仪式：
河阳军节度使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辞，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耶？”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冠聚于恒，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涂，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108]
可见，幕主乌重胤求贤士，是从身边的“从事之贤者”中间了解打听，当听到温处士的情况后，担心其不肯受辟聘。为表明求士之诚心，专门写了聘书，准备了马和聘金，占卜选了吉日，派出使者专程到他家里去请他。可见礼仪是很隆重的。
《新唐书》卷一七一《乌重胤传》附《石洪传》记载了石洪受乌重胤礼聘的经过：
石洪者，……其先姓乌石兰，后独以石为氏。有至行，举明经，为黄州录事参军，罢归东都，十馀年隐居不出。公卿数荐，皆不答。重胤镇河阳，求贤者以自重，或荐洪，重胤曰：“彼无求于人，其肯为我来邪？”乃具书币邀辟，洪亦谓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礼之。[109]
唐代有饯别赠诗的习惯，石洪受辟后，韩愈和他的朋友设宴欢送他赴幕府任职，大家都写诗以赠，韩愈写了这篇《送石处士序》，以序诸诗。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唐节度使幕府辟署和礼聘的珍贵资料。
但这不是唯一资料，中晚唐时像石洪受礼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温造，也曾受辟聘为河阳节度使幕府，韩愈的另一篇文章《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写道：“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110]
在此之前，张建封就曾“致书币招延”温造，并“动静咨询，而不敢縻以职任。及建封授节彭门，……。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111]不但书币招延，还妻之以兄女，可见待之甚厚，礼之甚恭。
这样的例子还有：李商隐，佐王茂元河阳幕时，“王茂元镇河阳，表掌书记，以子妻之”。[112]
幕主的聘书，还不像清代聘师爷的聘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全唐文》中有一篇《请符载书》，极可能就是当年的聘书。这是贞元年间李巽任江西观察时，为聘请符载而写的一封信：
数月不面，延企为劳。夏首渐热，惟动履安胜。巽弊屑推遣，疑昨者不揆薄劣，辄上荐贤之书。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礼郎，充南昌军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庆。巽不任忻惬。足下义高德茂，文藻特秀，栖迟衡茅之下，藉甚寰海之内。信儒者之徽猷，圣朝之公器，而元纁束帛，偶未至者，盖匡阜则迩，符君甚远。巽谬临此地，闲接清风，激扬多矣。向非章疏上达，则麟足无由绊，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层之资也。但以俯倅吾军，为执事者之累。幸当猥降，允副夙诚。冀即倾展，差浣勤矣。谨差押衙任进朝奉侍官人马，驰状进迎。[113] 信写得礼貌恭敬，言辞恳切。并且特别申明“差押衙任进朝奉侍官人马，驰状进迎。”
在唐代辟署的程序，学界一般根据权德舆在《鄜坊节度使推官大理评事唐君墓志铭并序》中所言“辟书既至，命书继下”[114]的说法，即先下聘书，然后才有朝廷的任命书。
接受了聘书和聘金的受辟者，会写一份谢启，交使者带回。然后自己准备行装赴幕府任职。如李商隐的《上河东公谢聘钱启》：
某启：伏蒙示及赐钱三十五万以备行李，谨依荣示捧领讫。伏以古求良材，必有礼币……。[115]
这封谢启是李商隐受河东公柳仲郢辟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收到聘书及聘金后亲笔所写的一封谢启。
另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还有三篇他代别人所写的谢启，分别为《为桂卢副使谢聘钱启》、《为东川崔从事谢聘钱启》和《为同州张评事谢聘钱启》。[116]
上引李商隐为自己所写谢启中，提到了这些聘金，“敢将润屋、且以腾装”，“润屋”之典出自老子《道德经》，“德润身、富润屋”，表示这笔钱除了准备行装外，还可以使居室装饰华丽，表明这是一笔不菲的聘金。
中晚唐时，在幕府任掌书记这一幕职，聘金为三十五万，这还只是安家费和旅费。任职后还有每月五万的官俸。据 《新唐书·食货志》载：(www.xing528.com)
“唐世百官俸钱，会昌后不复增减”，“秘书省、崇文、弘文馆校书郎、正字……万六千”；“秘书郎、著作佐郎……二万五千”；“观察、团练判官掌书记……五万”。[117]
可见，三十五万聘金，相当于校书郎两年的官俸和掌书记半年多的官俸。中晚唐时在节度使幕府的收入要远高于京官。
唐代官制和选举制度规定，进士或明经等科举出身者需守选三到七年，才能获得第一个官职。中进士后又要去考制举，考中制举后，可以马上授官。由于得官较难，中进士后的士人往往会选择到幕府任职，然后由幕主为自己奏授官职。以韩愈为例，他在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后，守选四年，不得官。不得已赴汴州董晋幕任推官，大约两年后，在贞元十四年（798年）才由董晋上奏，得到朝廷正式任命：“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118]
在中晚唐史料中，这一类记载很多。如：冯定：“权德舆掌贡士，擢居上第，后于润州佐薛苹幕，得校书郎。”[119]
正式官员每一任官结束后，也需在家守选等待几年，才能补下一任官。但唐方镇使府的幕佐不必守选，且任过幕职后入朝任京官，也不受守选约束，可以直接任京官。如：李德裕任河东节度使张弘清的掌书记数年，元和十四年（834年）府罢，即随张弘清入朝任监察御史，没有在家守选。[120]
杜牧于大和三年（834年）任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后，次年即“真拜御史”，开成三年（838年），他在崔郸宣州观察使幕。同年冬天他即迁左补阙、史馆修撰。两次均未守选。[121]
以上种种优越条件，幕主礼节隆重，待遇高于京官，且任官不必守选，均使中晚唐幕府成为士人的良选。他们通过在幕府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理政经验，回到朝廷，升迁的机会也多，有些人最终还升为卿相，当时人们把士人的这种仕途历程总结为“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122] 这同时也说明了何以在中晚唐外重内轻、藩镇势力大增的一个原因。方镇幕府，因为地方及军务的繁重，必然使他们对幕僚的倚重大大增加。
幕府僚佐之受到幕主重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骈体文在唐代官场使用频繁。唐代官场上庄重的诏令敕制，书奏启表和判案所用的判文等，主要以骈文为主。
柳宗元的《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说掌书记之职能要像当年张良替刘邦那样为长官出谋划策，又要将众人商议的计谋、策略如实地撰制成奏章，上呈皇帝，供皇帝选择，并要确切地宣读，解释皇帝颁下的诏令等文书内容，还须在庆功宴上赋诗作文作贺。同时，还要为长官拟定各种文书公告。只有慎重考虑文书的措辞，才能写出有效果和影响的公文。而这些都是需要用骈文的。
李商隐文集中的表状，几乎都是骈文，连普通的书启也基本上是骈文。骈文写作难度大，用典、对仗均有讲究，不经刻苦学习、记诵、习练，是难以有所成就的。任职中枢秘书职务，也是要写骈文的，杜牧在大中年间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时所撰的制诰，全是骈文。杜牧曾任过好几个幕职：1.沈传师的江西团练使巡官[123]；2.于敖的宣歙团练使判官[124]；3.崔郸的宣歙团练使判官[125]；4.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多年幕府的磨炼，他的骈体文写作功底达到了相当的造诣，否则不可能担任知制诰和中书舍人这样的职务，这是唐代士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身边的高级秘书，是登上宰相的必经之官。虽然杜牧只做到中书舍人，但他从幕府任职中央，“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多次采纳他的谋划建议。[126]
“令狐楚本工章奏”[127]，《新唐书·令狐楚传》说：“令狐楚……生五岁，能为辞章。……既及第，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材，将辟楚，惧不至，乃先奏而后聘。……李说、严绶、郑儋继领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书记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之。儋暴死，不及占后事，军大欢，将为乱。夜十数骑挺刃邀取楚，使草遗奏，诸将圜视，楚色不变，秉笔辄就，以遍示士，皆感泣，一军乃安。由是名益重。”[128]
后来他也任“知制诰。其为文，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帝亦自闻其名，召为翰林学士，进中书舍人。……俄出为华州刺史。后它学士比比宣事一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材。[129]
可见，一个工于章奏，长于骈文的幕僚，节度使必会礼敬有加，争聘入幕。所草章疏可以上达帝听，并使皇帝留下深刻印象，实属难得。所以王拱在辟令狐楚入幕时，害怕他不来，就先为他奏请朝衔，再礼聘他。
于公异也是这样的，“于公异，……进士擢第。李晟表为招讨使掌书记。朱泚平，露布于德宗曰：‘臣既肃清宫禁，祗奉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帝览泣下，曰：‘谁为之辞？’或以公异对，帝咨叹一再。”[130]
李商隐的骈文本来就好，“令狐楚……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岁具资装使随计”，“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131]
王茂元不但爱其才，甚至妻之以女，可见他对李商隐雅爱之重。但这也为李商隐后来的仕途困顿埋下了祸根。
幕主与幕僚，在唐中后期已经发展为一种密切的关系，幕僚始终追随一个幕主，或幕主移镇他处，幕僚也跟随任职的事例，在中晚唐已相当普遍，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刘三复与李德裕的关系。
李德裕，“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十一年，张弘靖罢相，镇太原，辟为掌书记。……十四年府罢，从弘靖入朝，真拜监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学士。……既见德裕，尤重之。禁中书诏，大手笔多德裕草之。”[132] 李德裕是个文章高手，任过掌书记、翰林学士，很受穆宗重视，禁中大手笔（重要公文）多由李德裕起草。因为文章好，所以他所器重的人，也一定是文章好的人。“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嫉恶，虽位极台辅，而读书不辍。有刘三复者，长于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镇浙西，迄于淮甸，皆参佐宾筵。军政之余，与之吟咏终日。”[133] 刘三复因为长于骈体章奏，受知于李德裕，李德裕“尤奇待之”。
据《旧唐书·刘邺传》：“刘邺……父三复，聪敏绝人，幼善属文。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事。……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大和中，德裕辅政，用为员外郎。居无何，罢相，复镇浙西，三复从之。汝州刺史刘禹锡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尝为诗赠三复，序曰：‘从弟三复，三为浙右从事，凡十馀年。往年主公入相，荐用登朝，中复从公之京口，未几而罢。昨以尚书员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辕而东。……因赋诗饯别以志之。’又从德裕历滑台、西蜀、扬州，累迁御史中丞。会昌中，德裕用事，自谏议，给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三复未几病卒。”[134]
刘三复与李德裕由宾主关系发展到私人关系，《刘邺传》还记载，刘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李德裕不但对刘三复有知遇之恩，在朝中用事时，保举提拔刘三复，对其子也视同己之子，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读书学习。后来，李德裕被贬死珠崖，唐大中年间牛党令狐绹当权，“累有赦宥，不蒙恩例”。直到唐懿宗即位，咸通三年，刘邺乘令狐绹出任淮南节度使之机，上奏皇帝，请求为李德裕冤案昭雪，得到皇帝批准。终使李德裕平反。[135]
此事在《北梦琐言》中有记载，在《唐语林》中也有记载。《唐语林》：
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有才学。时中使齎（赍）诏书赐德裕，德裕谓曰：“子为我草表，能立构否？”三复曰：“文贵中，不贵速得。”德裕以为然。三复又请曰：“中外皆传公文，请得以文集观之。”德裕出数轴，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尤喜之。遣诣京师，果登第。其子邺，后为丞相，上表雪德裕冤，归榇洛中。[136]
刘三复与李德裕的关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他几乎一生都追随李德裕，等于是李德裕的私人秘书。李也待他如知己。幕僚称幕主为“主公”[137]。又如符载入江西观察使李巽幕府后，在《送崔副使归洪州幕府序》中说：“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军倅辟于崔君，真得贤也。”[138]，他称府主为“我主君”。
在唐代史料中，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有很多例子。如《旧唐书·窦巩传》：“巩字友封，元和二年登进士第，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139]
《旧唐书·白敏中传》：“敏中……，居易从父弟也。……长庆初，登进士第，佐李听，历河东、郑滑、颁宁三府节度掌书记。”[140]
回过头来看李商隐，与刘三复则有很大的不同，从他的经历来看，他跟随过令狐楚、崔戎、王茂元、卢弘正、郑亚和柳仲郢六位幕主。令狐楚对他应该是“恩重如山”，不但传授他章奏骈体写作技巧，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交游、学习，并因他家贫而资助他的家庭。《旧唐书·李商隐传》较《新唐书·李商隐传》为详。兹节录《旧唐书·李商隐传》如下：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拨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王茂元从事，宗闵党大簿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南累载。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以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途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141]
李商隐，（813～858年），生于元和八年，年才及弱冠，以文章干谒令狐楚。当时应是16岁【《唐才子传校笺》卷七云：“两传（指新旧唐书李商隐传）又云楚镇汴州（即宣武）时辟义山巡官，亦误。楚镇汴在长庆四年至大和二年，时义山十二至十六岁。其《樊南甲集》云：‘樊南生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盖义山十六岁时曾至宣武（汴州）谒楚，张采田以为《旧传》所谓楚镇河阳义山以所业文干之，河阳必系河南之伪[142]，甚是。”《校笺》辨证可从。[143] 大和三年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李商隐从令狐楚之辟，署巡官，所谓‘受知’当在此时。新旧《唐书》本传叙在令狐镇河阳时，冯浩《玉谿生年谱》和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都加以辨证。[144]】时受知于令狐楚，并从令狐绹等游。应该说他与令狐绹的友谊不浅。否则后来令狐绹也不会对他成见很深。李商隐于令狐楚去世后的开成三年（838年）入王茂元幕[145]，时年25岁。在此期间有9年时间，他与令狐家族关系密切。按理应与令狐家族相始终。王茂元妻之以女，成了他岳父，从此他就走向了令狐家族的对立面。陷于牛李党争之中而“名宦不进，坎壈终身”。秘书史研究专家眭达明在其《秘书生态》一书中为李商隐辩解：一、“要说私人关系，令狐楚是李商隐的大恩人，崔戎是表亲，王茂元是丈人，他们岂有不想推荐和提拔李商隐的道理，只是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而已。”二、“牛李党争”害了他。”[146]
若说时间和条件不成熟，可能言之不确。李商隐开成二年（837年）中进士，在前几年中是以“白衣”身份在令狐楚幕府中任巡官，这在唐代是少有的。节度使巡官虽然是幕府中较基层的幕职，但初任者往往应有进士出身，在幕职任上由幕主为其奏请“试”朝衔。三年后守选期满授实职。杜牧任江西团练巡官时，不但已经“进士及第”，并且“制策登科”，还实任“弘文馆校书郎”[147]。魏征的五世孙魏谟：“擢进士第，同州刺史杨汝士辟为长春宫巡官。”[148]以上二人均是中了进士之后才被辟为巡官的。可见，令狐楚对李商隐礼遇有多隆重。李商隐开成二年（837年）刚中进士，开成三年（838年）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没有通过，未能释褐，必须守选。而令狐楚又于本年去世，为解决生计问题，他应王茂元之聘入泾原节度使幕担任掌书记幕职。掌书记为高于巡官的幕职，一般为唐代士子精英或有文词者的释褐之官，或作为他们的第二、三任官。在任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掌书记时，李商隐已经完成了守选三年，释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又调补弘农县尉。这一时期他如不与王茂元女儿结婚，他一生的道路可能是另一番风光， 不会引起令狐家族的仇视。令狐绹不会“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
作为当事人，令狐绹对李商隐应该不是误解，“尤恶其无行”也不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应是深深的怨恨。比之刘三复与李德裕的关系，我们从秘书学的角度会有些什么启示呢？清代李元度与曾国藩之间，也有类似的事，李元度跟从曾国藩可谓忠诚，曾国藩曾有“三不忘”之说，而最令他不能原谅的莫过于李元度的改换门庭[149]。令狐绹对这个青年时就与自己家有着亲密关系的、父亲爱敬有加关怀备至的“朋友”，也应该有类似的感受吧。
五代时是唐方镇割据局面的继续。朱温、王建、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孟知祥、刘崇都是由节度使而帝；钱镠、杨行密、王审知、刘隐、马殷、高季兴都是以节度使而王。各方镇亦争相延揽名士，以光幕府。
仅从《新五代史》中举几例：
“冯道……事刘守光为参军，守光败，去事宦者张承业。承业监河东军，以为巡官，以其文学荐之晋王，为河东节度掌书记。”[150]
“李袭吉，……乾符中，袭吉举进士，为河中节度使李都榷盐判官。后去之晋，晋王以为榆次令，遂为掌书记。”[151]
“张宪，……为人沈静寡欲，少好学，能鼓琴饮酒。庄宗素知其文辞，以为天雄军节度使掌书记。”[152]
“桑维翰，……卒以进士及第。晋高祖辟为河阳节度使掌书记，其后，常以自从。”[153]
“苏逢吉，……汉高祖镇河东，父悦为高祖从事，逢吉常代悦作奏记，悦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见逢吉，……乃有为节度判官。”[154]
“王朴，……周世宗镇澶州，朴为掌书记。”[155]
这一时期的节度使幕府权力更大，独立性更强，为了扩充势力，他们更加积极地网罗名士，幕府的功能不断强化，正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所论：“五代之初，名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袭吉为李克用书记。……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其后冯道由书记入相，桑维翰由书记为枢密使，固华要之极选也。”[156] 这些幕僚给节度使幕主们出谋划策，参与机密，帮助他们发动政变。而政变一旦成功，他们又成为新朝的功臣，这与魏晋南北朝时幕府中的幕僚们很相似。
与魏晋南北朝相似的另一点，是五代十国的统治者既是由节度使政变成功登上王位的，他们深知节度使坐大之后的结果，所以各朝均在试图防范手下各方镇的势力，如后唐以后规定节度使的主要幕僚节度副使、两使判官的人选要听从朝廷旨授，节度使本人不得自行奏辟。后周在节度使方镇僚佐的人数上又作出了限制。也曾采取过移易镇帅、分割方镇地盘，把某些方镇降为防御州、刺史州“直属京”等措施；颁布过毁城湟、拆防城之具等命令，以限制、削弱方镇势力。但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政局多变，各王朝企图改变方镇幕僚制度的努力所收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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