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养士之风，促进了战国幕僚制度的发展
养士之风，始于春秋。据《史记·晋世家》卷三十九，载：“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重耳遂奔狄。……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33]（第）重耳出奔时，为晋献公二十二年，时为公元前655年。为春秋中前期。之前更有齐国“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已，故次弟纠奔鲁。……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34]小白在与公子纠返国争位斗争中胜利，登位为齐桓公，时当春秋早期。到春秋末期，被养之士中更是形成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的观念。豫让是被养之士中此种观念的提出者和实践者。豫让在其主智伯被赵襄子与韩、魏合谋攻灭后，发誓为主报仇，并几次行刺赵襄子，被捕获后赵襄子不解地问：“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35]
到战国时，养士之风更是大盛。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周王朝的旧统治秩序日渐解体，新秩序逐步建立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传统的“王——卿——大夫——士”的格局发生了变化，随着春秋五霸的相继崛起，大国吞并小国，各国卿大夫势力大增，权力逐步下移。公元前562年，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三分公室。公元前481年齐国田成子杀齐简公，《春秋》绝笔。
到战国，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公元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392年，田和把齐康公迁到海边，自己作了齐国的国君，齐由姜姓转到田姓手中。
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36]
当时，“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纵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37]被攻灭的各小国，诸侯不血食，大夫及士流亡他国，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奴隶，失去了原有的权势和地位，而没有失去的是知识和文化。
由西周建立起来的“封建宗法”体制是一种严格的宗法等级社会体制。贵族和庶人有严格的区分，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38]接受教育是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学在官府”保证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和控制，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39] 随着国破家亡，一部分原有的贵族下降为士，他们把所学知识传授于人，以得到衣食（束修）之养，所以出现了由“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的转变。这种知识的传播，又使一部分平民接受教育而上升为士。这些士已不是分得小块禄田的，有“隶子弟”可供役使的，从事军职的宗法性武士，而是具有知识、身份比较自由、从事政治或学术活动的“士”了。
宗法制控制的削弱，各国为图存于兼并之世而纷纷谋求富国之术、强国之道，不惜“千金买马骨”，求用贤才。这就为游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大批寻求职位的士纷纷来到各国谋求发展。有些士以其才华为君主所赏识，跻身于“上卿”“客卿”等官僚之列。齐恒公、魏文侯、鲁缪公、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昭王、燕易王等均以养贤闻名各国。如魏文侯先后招纳的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一批政治、军事人才。“是以东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40]“秦尝欲伐魏，或曰：‘魏晋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41]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環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42]
魏文侯师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宣王对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均与今日之学者与智库组织相象。西方学者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思想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中，将智库定义为“一种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非营利的组织，依靠专家及其思想获得支持，并对公共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在经营运作上，智库属于501（c）非营利组织类别，实施和发布有关公共政策议题的研究；在政治上，智库是激进的机构，积极寻求公共信任的最大化，并寻求其专家及其思想进入并影响政策制定。”[43]现代政府决策对专家与智库的倚重程度相当大。而稷下先生们对齐宣王及齐宣王之后代则有备咨询、议政等作用。
另一类游士以策干君王，则可以拜相，命将。如蔺相如，本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愿以十五城交换和氏璧。就在赵惠文王与众臣议论不下，左右为难之时，缪贤举荐了他。赵惠文王任命蔺相如为赵使奉璧入秦，蔺相如果然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被拜为上卿，位在大将军廉颇之右，实际上是相。[44]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后入秦说秦昭王被拜为客卿，后又被拜为相；蔡泽，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后入秦，为范睢上客，又说秦昭王，“昭王新说（悦）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45]
孙武，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46]
这一类的记载在《史记》中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这些客卿、相、将所起的作用，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得极为透彻：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拨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地，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47]
春秋时期，各国普遍设立总理全国军政事务的长官，担任者多是贵族，但已经出现非本国贵族来承担此职的现象，如百里奚“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48]贵族辅政制也就开始向宰相开府辅政制转变。战国时期，确定了文武分职的官僚制度，以相和将分别作为文武职之首。相是百官之长，君主对此的选用非常谨慎，如范睢、蔡泽先后入秦游说秦昭王，秦昭王均先拜其为客卿，以后才拜其为相[49]。由于贵族制度的衰落和中央政权的加强，大批寻求职位的士纷纷到各国谋求发展，有些士以其才华或者机缘为君王所赏识，任为相或将，多数是任为客卿，跻身于官僚之列。
一旦任为将相，就可开府施政，君王对相、将的用人权也不直接干预，将、相可以任命自己的门客。如：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50]。范睢任秦相后，被封为应侯，为报答救自己脱难的郑安平，“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后秦赵战争，“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即范睢）罪当收三族。”[51]可知，郑安平之职为范睢所任。如为秦昭王，法不当罪及昭王，言范睢罪当收三族，是因为他任用错了人。（按：相、将用人为任。荐举某人由王任命，为“举”，王任命曰：“拜”。《史记》同传：范睢向秦昭王说：“非王稽（范的恩人，为谒者，出使魏国时，受郑安平之请，帮助范睢逃到秦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52]又：穰侯为秦相时“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53]，言“举”而不言“任”，可知他只是荐举，而无权任用。）(www.xing528.com)
因为将相可以开府，于是更多无缘国君恩遇的游士，便聚集在他们的门下，成为这些权贵和其他贵族的谋士。
其他贵族门下也有宾客或舍人。如：蔺相如“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54]、范睢“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55]，甚至当时的一些富商，也养宾客，如“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嫁之张耳”。[56]战国时，以养士闻名的权臣有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以及吕不韦、燕太子丹，他们养士均多至数千人。
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在薜，招至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已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无所择，皆善遇之，各以孟尝君亲己”。[57]
此传还记述了孟尝君的宾客苏代谏其入秦；宾客中能鸡鸣狗盗者帮孟尝君脱离困境，逃离秦国；孟尝君的舍人魏子自刎于齐泯王宫前，以证明孟尝君无意谋反；最后叙述食客冯谖为孟尝君市义等事。（又：汉刘向《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记述了冯谖为孟尝君市义及营凿三窟事。记叙较《史记》详细生动。[58]）
《魏公子列传》说：“魏公子无忌者，……封公子为信陵君。……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至食客三千人”。[59]
《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60]
《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食客多至三千人，嫪毐舍人亦有千余人。[61]
蔺相如为赵相时，门下也有舍人[62]，在廉颇与蔺相如斗气时，“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等不肖，请辞去。’”言“相与”、“臣等”，可见蔺相如舍人也有很多。
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63]
苏秦、张仪为相时，也有“舍人”。[64]
以上将、相及贵族门下之“舍人”、“宾客”，流品繁杂，即有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之流，也有如毛遂、冯谖等有智谋、有才华的游说之士。这些门客的职掌为参与谋划、起草信函、处理日常事务，主人出使时随同出使，承担外交随员工作。将、相开府时，他们中的优秀者可以被任命为“郎”一类的官佐，出征时，可为将帅幕府之参谋、秘书一类的军职，军罢仍任“宾客”、“舍人”。这些特点，与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魏晋南北朝的二相、八公等开府模式相同，后者的开府模式是这一模式的沿袭，并且更加完善。[65]这些将相及贵族的宾客、舍人著书立说，提出各种学术观点以备咨询、辅助决策。“是时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说，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66] 该书兼儒、墨，合名、法诸家所长，被誉为杂家第一代表作。可以看出吕不韦宾客中各种学派杂陈，为各种思想交流与交锋提供了平台，正符合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它是又一个学术团体和思想库。与稷下学宫相映成趣。
有学者认为“这是吕不韦试图在秦国全面推行中原文化的一部施政纲领性的著作。”“《吕氏春秋》前半部分以春、夏、秋、冬四季命篇，每季又分孟、仲、季三个时段，共十二纪，以此分篇。每季五篇文章，前半部分共有文章六十篇。下半部分共有九十九篇文章，共一百五十五篇。从其安排的篇章结构来看，《春季》篇所体现的主题是儒家的民为国本、天下为公的治国思想；《夏季》篇主要是有关教育、教化的思想内容；而《秋季》篇主要体现为用兵的正当性原则问题，而《冬季》篇主要是有关民间的风俗习惯等内容。全书构成了秦统一天下之后的全部施政纲领。”[67] 正是这些学术团体和思想库，在那个时代发挥着思想交锋，学术争鸣，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作用。
宾客与主人（君王、将、相、贵族）之间无人身依附关系，主人不赏识自己，或自己认为发挥不了更大作用时，可以离去。冯谖在孟尝君处做宾客，就时常弹长铗唱“长铗归来”；主人如赏识自己，他们又可以“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与主人是相互选择的，主人择客之才，宾客择主之贤，“良臣择主而事，食禽择木而栖”。主人得势时，宾客聚集，主人失势时，宾客散去。如廉颇，“失势时，故客复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68] 孟尝君，“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69]
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幕僚制度的基本特征。清代幕友的“合则留、不合则去”就源于此。
《韩诗外传》载：“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辨士之舌端”。可见当时游士中文士以笔、武士以剑、辨士以舌来谋求富贵和发挥所长的。其中文士之笔，主要为撰拟文书、著书写文；辨士则以三寸舌合纵连横，折冲尊俎；他们中以学和术干诸侯而被拜为客卿、大夫和将相的，食国君之俸禄，游于贵族之门的，由主人供养。主人的供养之资为封邑所出。
封建制度虽然随着东周覆亡而废弃，但在汉代仍有余絮，功臣宗室还有食邑，养士之风，不仅依然存在，甚至还有发展。如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门下多士，有田仁、任安等舍人百余人，武帝“有诏募卫将军舍人以为郎”，“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70]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阴结宾客，附循百姓，为畔逆事”。[71] 衡山王刘赐与其子刘孝“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客劝之。”[72] 窦婴，“喜宾客”，汉景帝“乃拜婴为大将军，……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73] 田蚡“及孝景晚节，为太中大夫，……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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