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明朝治官：道德文章还是专业技能的解决危机

七、解决危机：靠道德文章还是专业技能

——王安石变法成败新论

仔细阅读有关宋朝的史籍，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看法。

一、王安石面对的是强大的祖宗成宪和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的是刚性严重不足、国家政策法令难以一以贯之到底的国家机器。

二、宋代的制度、体制、主流价值观念、皇帝（太后）之性格等均对改革派极为不利。

（一）宋代从未承认“祖宗成宪”不足以治国。而祖宗成宪构建的是一个观念、利益和制度紧密衔接的静态的平衡系统，具有极强的排它性。维持它是一件轻松的事，打破它太难了——除非有一套同样权威、从技术上可以取代它且天下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新的制度。而变法正是要打破这静态平衡，建立动态平衡。

（二）宋代选官用人历来看重的是道德、文章和声望，而非怎样对付国家、地方顽症的能力和体现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可以数据化的政绩。道德、文章、声望突出者比专业技术水平和政绩突出者永远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及其所伴随的荣誉和尊严是要腐蚀人的，它会使人走向狂妄和不容冒犯。正是因为相对比较年轻后进的改革派获得皇帝的很大信任并推行改革不仅损害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动摇了司马光、文彦博这样的道德、文章、声望都属顶尖一流的人的社会地位，引起他们的极端嫉恨，对改革的反对和抵制就变成了由政见分歧到非常情绪化、不计后果，甚至不择手段的行为，与这些人道德、文章中表现的人格和追求大相径庭。比如，王安石掌握朝政之后，他和司马光都发现双方在政见上的差异无法调和。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说：“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王安石回信说，虽然两人过去私交甚笃，但在政策的每一点上都存在分歧，“所操之术多异故也”。^[154]此间，双方真的还开诚布公并很有风度。可是，随着改革的铺开，这两个都很自信的曾为朋友的重量级人物的矛盾终于大为激化，最终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走向了极端情绪化的对抗之中。元代大学者马端临就对后来司马光执政时连新法中的募役法也要废除提出了批评。首先，此法原是司马光首先提出的，他跳出来反对是出尔反尔；其次，本法在执行中有弊端，但它毕竟是良法。马端临的原文是：“温公（司马光）……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既曰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于官，当役者合输之，则助役钱岂容于不征。……盖荆公新法大概主于理财……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民，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敛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无弊，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155]

（三）旧的制度、体制既豢养大批庸官、贪官，也产生虽然人数少但却影响大的且得到社会公认的道德、文章、声望方面的极品官员（如司马光、文彦博、有“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这“三难”之称的鲜于侁等等）。这群官员中不乏在旧体制下表现得高尚能干的人物，因此他们以为在旧体制下，只要更多的官员像他们一样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国家就可以治理好。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oart）在其《儒家思想的几个极点》一文中认为：王安石与反对派争论的焦点是虽然双方都不反对君子修身必须注重道德，而“平天下”必须要依靠专门机构、专门知识和技能。但双方显然强调的重点完全对立。“如果王安石深信社会只能通过改革僵硬的制度和颁布新的法令来取得进步，如果他深信职业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是主要的，他却从不曾因此而放弃自我实现的目标。……王安石的更为杰出的政敌们，尽管强调自我修养的品德和道德的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手段，但在可以称为国家政策（治术）的领域中，他们仍有明确的见解。”“在双方对两个极点都声称奉行的时候，他们却趋向于指责对方（常常是很恰当地）明显的片面性。在他的政敌们的眼里，王安石是一个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和部下的道德修养都漠不关心的人，是一个只依靠机构而达到社会目标的人。而且，他的目标不是儒家的‘平天下’，而是法家的‘富强’。在王安石看来，他的对手们最好也只是自私地专心于他们自身的自我修养，或者最坏则只专心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愿支持对于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改革。”“朱熹确实会论证说，一个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的高尚能干的榜样，对于社会的治理而言，要比精心制作制度变革的蓝图更为重要。”^[156]可是反对派要么不知道要么不愿承认在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官员必然走向平庸和贪渎，他们的榜样力量影响不了多数人。变法并不是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只会连带地间接有限地损害他们的属于个人的受到极度推崇的社会地位），但恰恰是他们反对改革尤其卖力，这就证明了他们不是出自公心。这里面有一个错位的现象——变法主要的受损者是庸官、贪渎官，若变法者与他们较量，比较容易对付；但却是极品人物们出于私欲起来坚定地与改革派为敌，庸官、贪渎官们成了这些极品人物们的后盾。其掌控的势力、左右舆论（宋朝皇帝本来就多疑，皇帝、太后不可能不受影响）的能量非改革派可比。如史载王安石变法展开前后，在朝廷上遇到司马光的攻击和否定，他与安石、吕惠卿等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过难见高低的辩论，使得皇帝产生犹豫。“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157]在神宗面前王安石将重用司马光比作可能使改革派人士为之夺气的反对派的旗帜，是十分生动和真实的。

（四）极品人物们的精力多用在道德修炼及表现、钻研学问撰写文章和主要依靠大胆犯颜直谏（在极其优容的背景下“直谏”也可以是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只要把对方视为“小人”或“侥幸”或使君王相信改革者“专擅”、“朋党”等即可）而建立的节操上，然国家机器的整体锈蚀和运转失灵从技术和中微观管理的角度该怎样解决既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也非他们所擅长。而实际上，宋代治国治军的许多问题都是专业技术上的。比如宋代防范将领专兵剥夺了他们拥有贴身保护其安全的亲兵，造成的后果是：战场上一有不利，将领容易考虑率先逃命；如果是勇敢的将领，在战场上容易死亡。但这一问题直到宋夏“三川口之战”和“好水川之战”损兵折将惨重后才开始加以调整。“两次战争中，主将临战皆因部属奔逃而相继阵亡或被俘，允许主将依据各自的官衔高低，各设七十、一百、一百五十名亲兵不等，专门保护主将。” 显然是严重迟到的调整。陈振先生总结宋军对西夏战争三次大败的原因道：训练只注重形式而不关心实效是造成宋军战斗力低下的首要原因；武器质量低劣是宋军战斗力低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是第三个重要原因。^[158]页显然，重道不重术的用人传统是很有害的。此外，极品人物们论人，多采用非此（君子）即彼（小人）的思维和逻辑，不明白或不愿承认，在官场中纯君子和纯小人都只能是极少数（因为前者是“水至清”后者是“水至浊”），大多数人是介于两者之间。动辄以进君子、去小人或二者决不同朝共事而发起弹劾、上奏和争议看上去正气凛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评判的绝对优势，使朝廷上下的关注点很难停留在寻找切实解决治国治军治民中的突出问题与矛盾所必须的技术、管理的与时俱进的方案上。还浪费大量时间和机会。（典型的可见司马光列传中他与王安石的争议）改革派对此相互弹击、争辩中的不利局面是曾试图从争取有人望者来加以改变的。“王安石当国，患一时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俞汝尚，大约是仁宗后期进士，熙宁初为签书剑南西川判官）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弹击。驿召诣京师，既知所以荐用意，力辞，章再上得免。”^[159]显然，这些有“清望”之士是不喜欢加入重视功利实效的改革派的，毕竟改革事业本身的需要和追求不符合他们的人生价值、生活方式和既有社会地位的需要。

（五）旧体制使官吏为官轻松，道德、文章、节操之名声本身也需要时间去积累，两者互补。这种静态平衡使社会上不乏声誉极高的极品人物，他们始终被主流舆论视为国家的中流砥柱。然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在制度、体制的僵化而必须变革的改革派不仅必然要打破这静态平衡，而且他们必然侧重于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去寻找振兴国家之术，他们必然多为新锐人物，不可能已“德高望重”，也没有时间去积累出符合旧体制的名望；必然讲求效率而使旧体制下的运作系统根本没办法适应，旧体制下四平八稳、悠闲度日的官吏必然反感、反对（或阳奉阴违）；必然繁忙而容易出差错，因为改革意味着创新，创新必然挂一漏万，被攻击的把柄少不了。特别是从技术、管理和严格执行法制的角度追求的富国强兵行为难逃“功利”、“掊克”、“与民争利”等指责，它们怎能与道德文章节操相提并论呢。还有就是有这种专业见识的官员即使在需要专业见识的机构眼中也常被排挤——章衡，嘉祐二年状元。在任盐铁判官时谈到三司财政收支混乱时说：“三司经费，取领而无多寡，率不预知。急则敛于民，仓促趣迫，故苦其难供。愿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数，即有所赋，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济。”结果呢：三司忌其能，出知汝州、颖州。^[160]

（六）旧体制的极品人物多有为“爱民”而减少（有时是擅自）百姓赋税徭役之行为，似乎他们总是站在贫困小民一边。可是国家在旧体制下财政开支难以为继的顽疾怎么办？总不能让国家破产吧。改革派想另辟蹊径解决这一问题却遭到他们的反对。(www.xing528.com)

（七）宋代统治阶级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整体风气是讲雍容和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改革必然意味着争吵、争斗。不易嬴得好感。

（八）宋代言路畅通，言官极为大胆。制度允许风闻奏事——如哲宗时宣仁有追废之议，陈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勿诘其所从来可也”。^[161]在政治生活中封驳之权经常发挥作用。对神宗这样的支持改革的君王构成巨大阻力。

（九）重内职和京官，地方官素质千差万别，不利改革措施的推广并取得预期成效。关于这反映在熙宁初已有州县任职履历而又被推荐给王安石的黄廉与神宗的对话中：“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则一，而四方推奉，纷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尽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齐、晋旱，淮浙飞蝗，江南疫疠，陛下不尽知也。”龚鼎臣（景祐元年进士）出知兖州时，正值安石变法中。“是时，诸道方田使者希功赏，概取税虚额及尝所捐者，加旧籍以病民。鼎臣独按籍差次为十等，一无所增，兖人德之。”不同的官员执行相同法令，差别就可以这么大。^[162]

（十）宋朝之外，没有它认为的更先进、可学的参照国。虽然在军事上屡败于辽、金、夏、元，却从未认为自己的根本制度、体制比他们落后。

（十一）诸帝要么体弱多病，要么性格优柔寡断。太后受到宰相的有力约束，不可能专权，亦多宽容大度对待极品人物和谏臣。

（十二）宋代有功名（包括有太学的中高层次的学历）的文人做官容易，他们之间没有必要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才能获得官位和体面，加上皇家的优容，即使被贬斥，也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文人士大夫相交多显得宽容大度，互相欣赏、提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生活优越，时间多，环境宽松，所以在学术、文化上大有成就。但关键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是政治家或官员，但他们恰恰与百姓和真正的社会矛盾有相当距离。深入细致并且专业地感受国计民生中的问题并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非他们的长处。他们也不会喜欢谁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从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将他们边缘化。异口同声、振振有辞地反对改革变法几乎是不需要动员、串联的本能反应。而且他们人多势众以后更具有了一种心理优势；遭到打压，他们更能显得悲壮，更不会认真设身处地的考虑改革派的意见，更加受到推崇——如司马光等人在洛阳的巨大名声是也。这种在士大夫中的口碑上可以使皇帝继续优容他们或虽然支持改革但容易动摇，下则影响民众以为是他们在与操纵、蛊惑了皇帝的奸臣抗争。一旦斗垮了改革者，他们便会理所当然地回去接管政权、清洗改革派（尤其是伪改革的那些人名声本来就臭）及其措施。民间也会以为国家和百姓都有救从而载歌载舞了。

（十三）宋代文人认为祖宗成宪加他们的道德文章节操是立国和治国之本。而将领和他们的规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军事活动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祖宗成宪不信任将领，文官贬低将领和军事行动对国家的重大意义。这是宋代积弱的关键之一。如建中靖国间，为对付西北边患，“时议者欲西北典郡专用武臣，伯雨（四川眉山人。时任左正言。为当时著名谏臣，弹击无所忌讳。属劲节士极品人物）谓：‘李林甫致禄山之乱者，此也。’又论钟传、王赡生湟、鄯边事，失与国心，宜弃其地，以安边息民”。^[163]边境将领浴血奋战保卫之土地，在文官们的嘴里，不仅无功，反而有过！

（十四）宋代多数文臣的历史观是——贬低注重功利、注重法律制度和技术的法家；贬低汉武帝、光武帝、汉明帝，（因为他们颇事兴作，多所搜刮，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赞扬汉昭帝、章帝和本朝真宗、仁宗，因为他们罢去烦苛，行宽厚、恺悌之政，右文偃武等等。司马光就讨厌汉武帝^[164]；绍圣初苏辙的上书还集中予以了阐述^[165]。“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将神宗与汉武帝相比喻，宋哲宗居然不舒服——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对王安石极为不利，而王安石根本不可能予以动摇（因为王安石擅长的是经学而非史学）。由于法家是被贬斥的，“对于宋儒的更为正统的路线来说，任何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偏重都是企图达到法家目标的证据。法家的哲学家们和秦王朝已经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王安石是一个明显的法家，他对新法与制度的坚持把他置于外部王国的外围。然而，他和其他宋代的‘功利主义者’实际上却争辩说他们不是法家，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按照孔子的美好秩序的图象来‘平天下’的。毕竟，孔子自己也没有完全忽视法律与制度。王安石的这种论辩多少被这一事实削弱了，即他提倡的许多改革实际上都旨在‘富强’。但是，他争辩说，他的强调富是与保障人民生活的这一正统儒家目标相联系的，而保卫国土是达到和平与和谐所必需的。他的政敌争辩说他已经完全投身于法家的手段与法家的目标了”。^[166]

（十五）受制于宋代的制度和传统，王安石在改革过程中面对反对的官员有的安排闲职，被完全罢免的很少，更多的是贬放外地，这些人要么继续在舆论上攻击改革，要么在地方上据不执行改革措施或消极执行。由于宋代一贯对士大夫优容，这些在地方上的反对派使改革在许多地方成为一纸空文，而他们消极执行中导致的的混乱、失误通通算在改革的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