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的妻子或母亲，在重视家庭伦理和血缘宗法关系的封建专制王朝里，后妃们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一群极为重要的角色。她们的所作所为对官员队伍的素质、风气、选官用人是否能相对的规范公正、整个文官队伍的地位——这种地位对他们怎样效忠皇帝、效忠到何种程度等具有重大影响——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每一朝代皇家对后妃的治理都是与治官紧密相关的大事。它是天子“齐家”水准的体现，将直接影响臣子们如何“齐家”。而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这是本问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一）宋代后妃与政治
在《宋史》后妃列传中，共记录了55位后妃的生平。综合评价她们的政治生活有以下特点：
1．在皇帝身体、心理基本健康，能正常掌握朝政的情况下，后妃们没有向皇权挑战、挟制皇帝以满足自己欲望的行为。两宋时期基本都是这样。
2．太后（和太皇太后）们明显拥有比皇后大得多的权威，皇帝对太后（包括只具有抚养和非血缘的伦理关系的太后）普遍十分尊重。这与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干预皇位传承得到赵匡胤尊重从而开创了皇帝敬重太后的先例有关（当然太祖究竟是否真心答应了将皇位传于太宗以及赵普是否真的是此遗诏的记录收藏、见证者，太祖究竟怎么死的此处只能存疑）。宋朝皇帝普遍孝敬太后，尤其是一些皇帝不仅在宫内，而且在朝堂上都以太后们为跪拜的对象，以至于有时引起文官们的反感和谏阻。不管是否是亲生的关系都孝敬。典型的例子如：（1）“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尔后太祖兄弟对杜太后训导和遗训是尊重的。（2）天圣五年正旦，真宗刘皇后（此间为太后）御会庆殿，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寿。是岁郊祀前，出手书谕百官，毋请加尊号。礼成，帝率百官恭谢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寿，范仲淹力言其非，不听。（3）仁宗直到章献太后刘氏去世才知道自己是李宸妃所生，而李宸妃已先刘氏而死。“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4）仁宗曹皇后“拥佑两朝”，神宗对她“致极诚孝，所以承迎娱悦，无所不尽，从行登玩，每先后策掖。”后“晚得水疾，侍医莫能治。元丰二年冬，疾甚，帝视疾寝门，衣不解带。旬日崩……”[108]（5）神宗向皇后，“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听”。“明年正月崩，帝追念不已，乃数加恩两舅，宗回、宗良，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6）高宗对孟太后和生母韦太后的孝敬则登峰造极。先看待孟太后——“帝事太后极孝，虽帷帐皆亲视；或得时果，必先献太后，然后敢尝。……绍兴五年春，患风疾，帝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夕。”对韦太后他是把她的生命的价值和是否快乐放在国家的最高利益之上的。为了她有可能从金国被放回来，他不惜“曲己讲和”，是战是和，以金人是否归还韦后来决定。多次遣使赴金讨价还价，最后成为杀害岳飞、放弃大好的收复中原的时机与金人签定绍兴和议的原因之一。韦后回归南宋时，高宗率领皇亲、宰执、两省、三衙管军于途中奉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尔后，“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减，辄不胜忧惧。”告谕下属一切不好的消息都不要告诉太后。绍兴二十九年9月，80岁的韦后得疾，“上不视朝，敕辅臣祈祷天地、宗庙、社稷，赦天下，减租税。俄崩于慈宁宫……”[109]两宋皇帝对太后在礼仪上极尊，但对一般皇后和妃子则可以轻松控制与废立。
3．后妃们都没有主动援引外戚来壮大自己的权威，相反，多数后妃都自动约束外戚，不允许他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势以及仗着太后干预朝政。
4．后妃追求奢侈生活方式的少。
5．虽然有8位太后先后垂帘听政（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在仁宗初年以太后临朝称制11年；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因英宗感疾“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一年；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在哲宗初年执政8年，她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在徽宗本人的请求下“权同处分军国事”半年；哲宗昭慈圣宪孟皇后在苗傅、刘正彦叛乱、逼高宗退位立皇子期间被迫临朝“听政”不到一月。安抚苗刘，暗中召韩世忠平叛成功即撤廉还政；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在孝宗崩、光宗因病不能履职、宰臣请求的情况下主持丧事、又用枢密赵汝愚请于梓宫前垂帘解决了嘉王即位问题即撤廉；宁宗恭圣仁烈杨皇后与史弥远勾结，利用宁宗的懦弱，诛杀韩侂胄；信任史弥远导致这个奸臣专权，后被史弥远在宁宗去世时设计逼迫同意废皇子赵竑而立赵昀，而后同听政8个月；理宗谢皇后在瀛国公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在大臣们多次请求下垂帘同听政。宋亡后死于北京），但除英宗高皇后和宁宗杨皇后在政见和依靠大臣上有所偏听偏信、其所作所为在后人那里受到一定非议外，其她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固执的政见，撤帘还政都很自觉。像宁宗杨皇后，听政仅8个月，便主动放弃这一权力：宝庆元年夏4月丁酉，“皇太后手书：‘多病，自今免垂帘听政。’壬寅，帝两请太后垂帘，不允”。[110]因此，是她们帮助宋朝度过了多次危机。
6．南宋后妃在政治生活中发生过恶劣影响的主要有两位：宁宗杨皇后，光宗慈懿李皇后。其中李皇后是有宋最凶狠、对皇家政治生活和治官活动都发生过最恶劣影响和巨大震动的一个皇后。其“生平事迹”是：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中女。有善相人之道士皇甫坦认为此女当母仪天下并告知高宗。由高宗聘为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为太子妃。“性妒悍，尝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宫，高宗不怿，谓吴后曰：‘是妇将种，吾为皇甫坦所误。’孝宗亦屡训后：‘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后疑其说出于太后。及太子即位，册为皇后。光宗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三宫。会帝得心疾，孝宗购得良药，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诉于后曰：‘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觇药实有，心衔之。顷之，内宴，后请立嘉王为太子，孝宗不许。后曰：‘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尝宫中浣手，睹宫人手白，悦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启之，则宫人两手也。又黄贵妃有宠，因帝亲郊，宿斋宫，后杀之，以暴卒闻。是夕风雨大作，黄坛烛尽灭，不能成礼。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后益骄奢，封三代为王，家庙逾制，卫兵多于太庙。后归谒家庙，推恩亲属26人、使臣172人，下至李氏门客，亦奏补官。中兴以来未有也。是时，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骇。绍熙四年9月重明节，宰执、侍从、台谏连章请帝过宫。给事中谢深甫言：‘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之爱陛下，亦犹陛下之爱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帝感悟，趣命驾朝重华宫。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饮酒。’百僚、侍卫相顾莫敢言。中书舍人陈傅良引帝裾请毋入，因至屏后，后叱曰：‘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傅良下殿恸哭，后复使人问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遂传旨罢还宫。其后孝宗崩，帝不能亲执丧。”这个时候，宰相赵汝愚借助高宗吴皇后在孝宗梓宫前垂帘，宣光宗内禅手诏，立嘉王为皇帝，尊李氏为太上皇后从而使之失去实权才终止了她为了满足自己私欲与刁蛮个性挟持光宗扰乱皇家和朝廷秩序和风气的作为。[111]
纵观两宋，宁宗杨皇后和光宗李皇后之所以能够对政治生活发生一些恶劣影响，主要是利用了两个皇帝的懦弱和惧内的个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典型性，且危害也远远小于汉、唐后妃的所作所为。总之两宋后妃中的绝大多数对宋代的政治活动和整个官僚队伍发生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如忠于国家和皇帝，克己自励，拒绝奢侈浪费，尊重以宰相、枢密使等为代表的文官士大夫的意见和意志；豁达大度待人等。这些对整个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为官为人都是发生了正面影响的。
那么，“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卓然而可尚”[112]的决定性因素有那些呢？
第一，前已述及，北宋开国君主决心终止唐末五代以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相互血腥争斗、迫害，他们要在自己的“齐家”活动中首先体现，后妃们首当其冲，自然不能例外。因此，皇帝和皇族“齐家”的主要手段是：高度尊（孝）敬太后从而使其没必要揽权，有力钳制皇后（妃）使之难以揽权。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普遍相互优容的形势下，后妃们即使暂时大权在握，要打压政敌，也不可能用什么血腥的方式。如神宗去世，高太后有意立反对新法的歧王或嘉王为帝，遭到辅臣蔡确、章惇的坚决抵制而不能得逞。高太后对蔡确恨之入骨。哲宗初年，高太后掌控朝政，她罗织蔡确的罪名时连守旧派的右相范纯仁、执政王存、中书舍人彭汝砺也不支持。最后将蔡确远贬，几次大赦均不赦，确竟死于贬所。但也仅此而已。哲宗死，宰相章惇以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113]为理由反对徽宗即位；而后又在如何看待神宗变法、如何办理哲宗丧事和对待哲宗刘皇后用什么礼仪等问题上与向太后叫劲，逼得向太后违心作出让步。徽宗亲政后，厌恶了自元祐以来互相报复的党争，对章惇仅罢相而已。
第二，宋代对后族广泛推恩，其亲属都能获得官职和优厚待遇，锦衣玉食没有问题。因此几乎无人怂恿、推动后妃们去争斗冒险。下面我们来看看宋代后妃的亲属们从皇帝那里得到的推恩和封赠（见于记载者）：
太祖母亲杜太后的父亲杜爽赠太师。（太祖的3位皇后均寿命短，其亲属的情况无记载）
太宗李皇后，其嫡母吴氏封卫国太夫人；生母陈氏封韩国太夫人。
真宗刘皇后，仁宗“令天下避太后父讳”。追赠三世皆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父封魏王。李宸妃，其弟用和，仁宗拜其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赍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杨淑妃对仁宗“拥佑扶持，恩意勤备。及帝即位，尝招其侄永德见禁中，欲授以诸司副使。妃辞曰：‘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更命为右侍禁”。“后父祖皆累赠至一品，知信赠节度使。”
仁宗曹皇后，有恩威于三朝。神宗推恩曹氏，拜其父佾中书令，进官者40余人。张贵妃甚得宠爱，31岁死，仁宗哀悼之，追册为皇后；又追封其父尧封清河郡王，谥景思。尧封兄尧佐也“因缘侥幸，致位通显”。苗贵妃拥佑英宗有恩，“赠其父至太师、吴国公，母陈，楚国夫人”。
英宗高皇后，其母乃仁宗曹皇后姊。所以“后少鞠宫中”。其弟士林，供奉内殿崇班久，帝欲迁其官，为后谢绝；帝累欲为高氏营大第，后不许；其从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确欲献谀以固位，乞复其官，被严词拒绝。高宗时，澄清蔡卞等在高皇后死后的不根之谤并暴其罪后，“褒录后家，赠曹夫人为魏、鲁国夫人，弟士逊、士林及公绘、公纪皆追王，擢从孙世则节度使。他受恩者，又十余人云”。[114]
神宗向皇后，生前严厉控制族党邀恩求职，认为这是“以私情挠公法，一不与”。去世后徽宗“追念不已，乃数家恩两舅，宗良、宗回，皆位开府仪同三司，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朱皇后（哲宗生母）的生父、后父、养父“皆至师、保”。
哲宗孟皇后，不为族党谋私恩。死后，高宗“推恩外家凡五十人”。
徽宗郑皇后，被掳北迁，5年后崩于五国城。绍兴七年，高宗始知徽宗与后皆死。“高宗大恸。诏立重成服，谥显肃。后亲族各迁官有差。”韦贤妃“从上皇北迁。建炎改元，遥尊为宣和皇后。封其父安道为郡王，官亲属三十人”。绍兴十九和二十九年，韦太后70和80大寿，其亲属两次迁官一等。去世时，“亲属进秩者十四人，授官者三人”。
钦宗朱皇后，亦死于北方，但“不知崩闻。庆元三年上尊号，谥仁怀……推恩后家十五人”。“兄二人：孝孙，靖康中以节钺换授右金吾卫上将军，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孝章，一曰孝庄，官至永庆军承宣使，卒赠昭化军节度使。”
高宗邢皇后为王妃时被北掳，“王怜之，及即位，遥册为皇后，官后亲属二十五人”。吴皇后被“追王三代，亲属由后官者三十五人”。
孝宗夏皇后，“亲属推恩十一人”。谢皇后，“亲属推恩十人”。弟渊，从武翼郎开始，光宗、宁宗朝步步高升，直至保信军节度使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夏皇后崩，“遗诰赐渊钱十万缗、金二千两、田十顷，僦缗日十千。后累升三少，封和国公。嘉定四年薨，赠太保”。
宁宗韩皇后，父同卿，由知泰州升扬州观察使；母庄氏，封安国夫人。杨皇后，其兄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阳郡王。次山二子：谷封新安郡王，石永宁郡王。自有传。侄孙镇，尚理宗女周汉公主，官至右领军卫将军、驸马都统。宗族凤孙等，皆任通显云。”
理宗谢皇后，在尊为太后后，父、祖、曾祖皆封为王。“宗族男女各进秩赐封赏赍有差”。
度宗全皇后，在咸淳年间被“追赠三代，赐家庙、第宅。弟清夫、庭辉等一十五人，各转一官。……推恩姻族56人，进一秩。咸平郡夫人32人，各特封有差”。杨淑妃乃亡国殉难者，咸淳三年，进封淑妃时，“推恩亲属幼节等34人进秩有差”。[115]
可见对后妃亲属给以尽可能多的荣宠是宋朝坚定不移的国策和传统。
但是，实质性的权力是不会交给外戚的。如仁宗皇佑二年闰11月，“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任”。[116]后妃族人是不能随便与朝廷官员往来的，如哲宗元符元年2月戊辰“吏部郎中方泽等坐私谒后族宴聚，罚金补外”。[117]也不允许有人利用与后妃家的婚姻关系谋取官职，如治平四年神宗上台才半年，“秋7月庚辰，诏察富民与妃嫔家昏因夤缘得官者”。[118]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代对可能的外戚干政问题采取的是外松内紧的控制策略。
第三，宋代以宰相、枢密使为代表的文官们一直感觉是在与赵氏共同坐江山，皇家对他们十分优容，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任何势力扰乱这一统治秩序——每当皇权受到某种威胁或潜在威胁时，他们都坚定地比较一致地站在皇帝和秩序一边，有力阻遏后妃特别是太后们企图完全享有最高权力的企图。
在两宋的历史上，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吕端在真宗即位前夕挺身而出先软禁有异谋的宦官王继恩，接着又一番争执后说服动摇中的李太后，同意太子真宗即位。在“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时，吕端却“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119]吕端不仅大事不糊涂，而且其胆识和果断为后来的宰相树立了榜样。仁宗年间事更多，但寇准、冯拯、范仲淹、王曾、鲁宗道、晏殊、薛奎等人在仁宗与太后刘氏（此人当时以褒宠拉拢获得了王钦若、曹利用等在人数上居于少数的奸佞的支持）的关系中坚定站在幼弱的仁宗一边。毫不犹豫地阻止着刘太后的许多擅权企图。张揆在仁宗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判太常寺，“一日，进读汉《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可见君臣是相当有共识的。[120]明道元年（1032年）北宋宫廷发生两个重大事件，首先是仁宗生母李宸妃可疑而死，刘太后说这是“一宫人死”，拟简单出葬了事。但宰相吕夷简坚定站在宸妃和仁宗一边，甚至不惜与太后正面发生语言上的冲突：“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廉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121]接着是该年8月，内宫莫名地发生大火，连烧八殿，靠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锁”，才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惊魂未定的仁宗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122]火灾后的首次早朝，对太后保持警惕的宰相吕夷简以强硬的方式向太后表明了他坚定拥戴仁宗的态度：“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仁宗）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帝使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123]由于刘太后权势很大，所以吕夷简此时显示的决心和胆量是超过当年吕端的。钱惟演在仁宗即位后任枢密使，此人好攀附，先附丁谓排陷寇准，后见丁谓在官场形势不妙，又将丁氏挤走。甚至还与刘太后发生亲戚关系。“宰相冯拯恶其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刘美，乃太后姻家，不可预机政，请出之’。乃罢为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即日改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124]冯拯的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禁中卫卒夜变，帝旦语二府，奖张贵妃扈跸功。夏竦即倡言：‘当求所以尊异之礼。’（三司使、端明殿学士）张方平闻之，谓陈执中曰：‘汉冯倢伃身当猛兽，不闻有所尊异；且皇后在而尊贵妃，古无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责，将萃于公矣。’执中瞿然而罢。”[125]即使是皇帝的意思，张方平也要抵制，而且能够成功。又比如没有儿子的哲宗去世，太后与宰相等大臣商议谁即位的过程也能有力证明宰执大臣们的分量：“元符三年正月乙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又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布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126]宋代有许多后妃的废立皇帝都要主动找宰相商议决断。太后也难以钳制宰相。
此外，据陈峰先生的研究，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联姻的现象（北宋九朝皇帝历17位皇后，除真宗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刘皇后外，其余14位均为将家女；北宋诸公主所嫁对象28人，明确为将门出身者16人，文官后裔4人，外戚子弟3人，其余5人不详）。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武将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嗣帝王所沿袭。[127]既然后妃多来自将领家庭，皇帝们一般不会再允许壮大后妃的势力了。宋朝文官们都很明了皇帝们搞平衡的心思，约束、阻止后妃擅权成为他们当然的目标和几乎完全一致的选择，甚至个别帝王违背这一传统他们也要坚决抵制。如孝宗时钱端礼利用符离之败后孝宗在战和问题上的摇摆，附和汤思退以主张对金妥协议和取得孝宗信任，除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闚相位甚急”。由于端礼乃是皇长子的老丈人，“殿中侍御史唐尧封论端礼帝姻，不可任执政，不报，迁太常少卿。馆阁士相与上疏排端礼，皆坐绌”。此时有一刑部侍郎跳出来为端礼张目，“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128]可以说是一个文官团队以坚定维护祖宗成宪为理由成功阻止了外戚利用皇帝的一时糊涂相当宰相的企图。在两宋历史上，包括文官担任枢密使、宰相后来逐渐扩大过问军事、财政的权力，都是皇帝有意要形成的格局。只有这样，赵氏的江山才十分安稳。
第四，宋代内忧外患多，且经常威胁到王朝生死，造成手握最高权柄者压力极大，换言之做皇帝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后妃们不容易对最高权力产生多少野心，甚至只能选择与皇帝同心协力。
宋朝先后有4个皇帝选择做太上皇，其中3个是在自己身体尚好的情况下主动的选择，这在中国历朝中绝无仅有。他们分别是：(www.xing528.com)
1．徽宗禅位钦宗。原因：金人兵临城下，徽宗对战争十分惶恐。
2．高宗禅位孝宗。做了24年太上皇。原因：高宗是意外获得皇位的。上台后长期面对战争十分惶恐；为了坐稳皇位，他要防二帝北归，便不惜杀害陈东欧阳澈，屠戮岳飞；为了打压千夫所指，他不惜进一步破坏“不以言治罪”的祖宗成宪用言论罪和文字狱来打击忠心耿耿的主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文武臣民。赵构应该是长期生活在负罪感之中的。绍兴和议之前被战争惊吓过度，在战和之间焦虑过度，是他晚年选择太祖后人作太子、他提前多年要做太上皇的主要原因。注：绍兴三十二年5月甲子，孝宗被立为皇太子。“初，高宗久有禅位之意，尝以谕帝，帝流涕固辞，会有边事不果。及归自金陵，陈康伯求去，高宗复以倦勤谕之。”6月乙亥，完成了禅位。高宗称“吾付托得人，吾无憾矣”。左右皆呼万岁。孝宗一上台，便为岳飞、胡铨为代表的遭到迫害的抗战派平反昭雪、追复故官或加以重用；并重新恢复“不以言治罪”的祖宗成宪，使言路畅通。这也可能正是高宗的本意，只不过他自己没勇气否定自己极不光彩的过去。[129]
3．孝宗禅位光宗。做了20年太上皇。其原因是：淳熙后期，孝宗“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130]实际上这里的“病倦”既有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精神上的。①孝宗一直是以收复中原为己任的，他“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28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131]但他的对手是同样文武兼备把金朝推向了鼎盛时期、使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已完全稳固下来、并且在位几乎与他完全同步的金世宗，孝宗和张浚发动的符离之战失败对孝宗打击很大。②他倚为国家栋梁、志同道合的虞允文于淳熙元年2月因一直在努力准备东西两路北伐收复中原劳累过度死于任上，他感到身边再也没有象虞允文那样的大臣了。③多年来作太上皇的高宗一直制约着他，高宗直活到淳熙十四年81岁才死，此时，孝宗也已年过花甲，再也不能那么雄心勃勃了。D、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去世，年仅22岁的金章宗即位，按宋金和议双方约为叔侄之国的条款，孝宗对金交往得对章宗称侄，孝宗怎愿意接受。一代英主终于完全“病倦”了。
4．光宗禅位宁宗。实际上是因重病被废。
两宋内忧外患多，严峻的统治形势和操劳使两宋都分别有几个皇帝没有生育或生育能力极为孱弱（从太祖到度宗共15位成年皇帝，居然有5位即仁宗、哲宗、高宗、宁宗、理宗无后。其中仁宗在位42年，哲宗在位17年，高宗在位36年，宁宗在位30年，理宗在位35年。高宗曾生一元懿太子，但其早夭后再也没有后代）。这进一步证明了分享或通过篡夺窃据皇权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巨大外患推动命运紧密相连的帝后和睦相处。
第五，宋代十分崇文，氛围浓厚，文人士大夫以文相交相知相宽容相尊重蔚然成风，皇帝也多有文化艺术之能力或情趣；而宋代后妃多数来自统治阶级中上层，也较有家庭教养乃至文化和艺术修养。我们看看史料的记载：
太祖贺皇后“性温柔恭顺。动以礼法”。王皇后“恭勤不懈，仁慈御下”。“常服宽衣，佐御膳，善弹筝鼓琴。晨起，诵佛书。事杜太后得欢心。”
太宗李皇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真宗生母李贤妃是太祖“闻妃有容德，为太宗聘之”。
真宗郭皇后，“谦约惠下，性恶奢糜。族属入谒禁中，服饰华侈，必加戒勖。有以家事求言于上者，后终不许。兄子出嫁，以贫欲祈恩赍，但出装具给之。上尤加礼重”。刘皇后虽生平较为坎坷，但“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以故事以对”。她在仁宗初年临朝称制11年，受到仁宗的高度尊敬，“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她还重视使仁宗能受到良好教育：“后称制凡11年，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
仁宗曹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白书”。作为仁宗之妻她患难与共、作为英宗母亲她“慈爱天至”，临朝称制一年她紧密依靠宰相臣僚，“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一一能纪纲要”。她救苏轼之举，突出显示了她对苏轼这样的文学艺术大师的爱护和尊重：因个性和政见鲜明苏轼干了不少树敌之事。“苏轼以诗得罪，下御史狱，人以为必死。后违豫中为之，谓帝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太后亲近、理解、保护文学艺术大师的佳话之一。杨德妃“端丽机敏，妙音律，组紃、书艺一过目如素习”。
英宗高皇后，由于在政见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利用哲宗初年柄政9年之机会一反王安石之作为，对外弃“不毛之地”换取与契丹的和平，抑制外戚、恩悻，“朝廷清明，华夏绥定。……人以为女中尧舜”。[132]应该说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极为敬重、依靠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这些“知名士”。同时，她也是苏轼的知音之一。哲宗元佑二年，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133]苏轼这是在封建正史上能读到的太后、皇帝和著名文豪相知相敬的最为动人的事例之一。此事也典型地说明了宋代帝后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他们的价值观念。
命途极为坎坷的哲宗孟皇后“性节俭谦谨”，被高皇后称为“贤淑”，后极受高宗孝敬。
徽宗郑皇后“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有异宠，徽宗多赍以词章，天下歌之”。徽宗韦贤妃（高宗生母；后谥为显仁太后）“聪明有智虑”，“性节俭”；安妃刘氏很受宠爱，“天资警悟，解迎意合旨，雅善涂饰，每制一服，外间即效之”。
高宗吴皇后，“后颇知书，从幸四明，卫士谋为变，入问帝所在，后绐之以免。未几，帝航海，有鱼跃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鱼之祥也。’帝大悦，封和义郡夫人，还越，进封才人。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
孝宗谢皇后，“性俭慈，减膳羊，每食必先以进御。服浣濯衣，有数年不易者”。宁宗杨皇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134]她们和皇帝、文官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和志趣，沟通容易；文官们的生活方式和追求一般不和她们相冲突。为什么要干预朝政呢？
总之，宋代皇家软硬兼施，成功约束了后妃的活动，使绝大多数天子都显得“齐家”有方，从而对官员的“齐家”和治官的相对规范、延缓“劣胜优汰”格局的形成发生了在多数时候都是正面的影响。但与明朝相比较，又各有特点。下面让我们看看明代的天子是如何“齐家”的。
（二）后妃与明代政治
朱元璋惩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妇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明初对后宫进行精简，“又命工部制铁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是以终明之世，宫壸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135]
明朝后妃的确没有像汉唐后妃那样积极地赤裸裸地介入政治生活，从而在根本上扰乱国家的治官治民活动。特别是没有公开地向皇权挑战，直接掌握对天下官员的黜陟任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明朝后妃绝非明史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循规蹈矩，似乎对治官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无足轻重。明朝后妃在明朝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发生过影响，在几个重要关头还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不正确估量他们在明朝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明朝治官的是非得失的评判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毕竟，皇帝在“齐家”方面是天下所有官员的榜样。不能顺利地“齐家”，怎么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呢？并且总的来看，明朝后妃对封建国家的治官和其他政治活动发挥的正面的积极影响比宋朝还要明显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治官苛酷、宦官势力嚣张跋扈、内阁一直遭到打压，阁臣难以有所展布等弊端。
太祖马皇后，“郭子兴抚女也。仁慈有智鉴，好书史。帝既定江南，吴、汉接境，战争无虚日，后手缉甲士衣履佐军。尝言：‘治天下以不杀人为本。’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谢曰：‘爵禄私外家，非法。’力辞而止”。[136]深得朱元璋敬重。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越来越刚愎自用、雄猜嗜杀的朱元璋进谏，产生了一定影响。“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她救过李文忠、宋濂等重要大臣和著名商人沈秀。一日问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帝不能反驳。马皇后建议积储粮食，优待士人家属，赈饥恤乏，认为“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太祖叹曰：“至言也。”[137]病逝前，“帝问所欲言，曰：‘愿陛下求贤纳谏，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138]可见马皇后不仅关心时政并对朱元璋产生了一定影响。没有马皇后的活动，明初的对功臣和官员士大夫的滥杀虐待还会更加登峰造极的。
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于靖难之役中有出色表现。当时成祖正征讨大宁，“李景隆乘间进围北平……攻城急，城中兵少，后激励将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据守，城卒以全”。[139]不仅有此奇勋，平时她还关心国家大政方针，尝为帝言：“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间旧。”又言：“帝尧施仁，自亲九族始。”帝辄嘉纳。及崩，帝大悲恸。她还自动拒绝了明成祖对其弟给予封爵之意，虽未果，但她立即申明：“非妾意也。”终未对成祖此举表示谢意。显然，徐皇后的活动对于尽管也是雄才大略、紧握权柄的朱棣的治官施政活动也是发生过积极影响的。
仁宗诚孝皇后张氏，做太子妃时，“操妇道至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而做太子时的仁宗，“数为汉、赵二王所间，体肥硕不能骑射。成祖恚，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及立为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宣德初，军国大事多禀听裁决。”[140]此间，“左右有请垂帘听政者，太后曰：‘毋坏我祖宗法！’第罢不急务，斥宫中玩好之物，时时勖帝向学而已。朝廷大政，群臣白太后，太后先悉送内阁，候杨士奇等议决然后行。太后兄彭城伯昶、都督升，惟令朝朔望，毋得与闻国政。升素贤，士奇等请加委任，太后终不许”。[141]正统二年春正月，太后御便殿，除了对张辅、三杨和胡濙表示委以“共安社稷”的重任外，又顾帝曰：“此五臣先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有顷，宣王振至，太后顿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时女官杂佩刀剑，遂以刃加振颈。帝跪，为振请，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岂知此辈自古误人国家，我听帝暨诸大臣留振，此后不得令干国事也。”所以王振心里面很畏惧太后，自此有所收敛。后来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142]诚孝皇太后在仁宣英三朝已形成垂帘听政之权威，但她并未追求垂帘听政之事实。不过，尽管她尽量委政贤能，但仍然直接决定了众多军国大事，特别是决定了仁宗和英宗的皇位继承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治官和维持国家稳定的决定性力量。附带说明一点，太后对三杨等元老重臣的倚重使他们在太后去世后仍然对英宗和王振有一定的镇慑力。王振真正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政毕竟还是三杨等人完全离开政治舞台后才开始的。也就是说诚孝太后亲近元老重臣、抑制宦官对这一时期的治官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宣宗孝恭皇后孙氏，先为妃，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胡后废，遂册为皇后”。英宗9岁即位，“遵遗诏大事白皇太后行”。[143]土木之变，英宗被掳，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乱作一团。太后命朱祁钰监国、登上皇位，并支持了于谦等人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大明帝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英宗还，“石亨等谋夺门，先密白太后，许之”。对皇位更迭又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复辟后诸大臣议上皇帝尊号时钱溥所言：“复辟之初，非奉太后诏，谁敢提兵入禁？”[144]
明代大臣为维护正统礼制，祖宗成法群起哭谏、拼死抗争在各朝代中犹富特色。由于性格顽固执拗、不能容忍大臣们冒犯自己尊严的皇帝的决不愿意让步，使君臣们围绕着并非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争执不休，大批正直、忠诚的官员遭到杀黜，国家的治官秩序大乱。可以认为它首先发端于后妃之事。英宗孝庄皇后钱氏于成化四年6月崩，宪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钱氏合葬于英宗墓，宪宗想实现生母的企图，结果，廷议再三后，“百官伏哭文华门外。帝命群臣退，众叩头，不得旨不敢退。自己至申，乃得允，众呼万岁出”。[145]这实际上成为明末大礼议和三案中哭谏行为之滥觞。
明宪宗时，万贵妃十分得宠，“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生皇子未期而薨，不复娠。“当是时也，帝未有子，中外以为忧，言者请薄恩泽以广继嗣，……帝曰：‘内事也，朕自主之。’然不能用。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孝宗生母纪妃，怀孕后遭到迫害；万贵妃“令婢钩治之”，幸有婢女和门监张敏隐瞒真相不使其知道，孝宗才得以成活并私下抚养到6岁。[146]而宪宗一直为无子而郁郁寡欢。“一日，召太监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敏伏地曰：‘万岁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头对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主。’于是太监怀恩（高密人）顿首曰：‘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匿不敢闻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迎皇子。纪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妇也。’……帝置之膝，抚视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使怀恩赴内阁具道其事，群臣大喜。”成化十一年5月立为太子。6月，纪妃暴卒（或曰万贵妃使赐死，或曰自缢。太监张敏惧，亦吞金死。可见万贵妃之凶狠），这种情况终于引起了皇太后的过问。“冬11月，立祐樘为皇太子。时皇太后居仁寿宫，语帝曰：‘以儿付我。’太子遂居仁寿。一日，贵妃召太子食，太后谓曰：‘儿去，无食也。’太子至，贵妃治食，曰：‘已饭。’进羹，曰：‘疑有毒。’贵妃曰：‘是儿数岁即如是，它日鱼肉我矣。’因患成疾。”[147]这场由于皇帝昏庸、宠妃肆虐而引起的后妃较量，惊心动魄，几乎使皇帝断子绝孙。
明武宗是著名的浪子，他特别宠信奸佞江彬。“武宗之崩也，江彬等谋不轨。赖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禁中，迎立世宗……”[148]武宗无嗣，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继承人确实不易，又关系到明帝国的稳定，慈寿皇太后（张氏）利用她在皇族中的地位再次发挥了特殊作用。
穆宗李贵妃，神宗生母。神宗即位，尊为慈圣皇太后。她是明朝历史上对治官活动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太后。首先，她对明神宗建立了巨大的权威。神宗10岁即位。“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翌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第二，万历初期，李太后信任张居正并授予他很大权威，支持他改革变法。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托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毫无疑问，没有李太后做张居正权力上的后盾，张氏能否改革，改革能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将大成问题。第三，李太后还解决了立光宗、福王之国等后张居正时期朝野关注的大问题。由于宠爱郑贵妃，神宗的确有废常洛、立贵妃所生福王常洵为太子之欲望。他以光宗是都人（宫女）所生为理由搪塞太后，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吓得神宗惶恐不敢起。光宗由是得立。当时朝廷上下为了促成福王尽快之国，闹得不亦乐乎，可得宠的郑贵妃全力阻挠。“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第四，太后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在后张居正时期她对治官活动干预大为减少，其列传中只记载有两件似事：“御史曹学程以建言论死。太后怜其母老，言于帝，释之。后父伟封武清伯。家人尝有过，命中使出数之，而抵其家人于法。”李太后亦没有违背自太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以来后妃们主动约束好外戚，以免形成贵族官僚队伍中的一个难以控制的特权阶层的传统。
明朝晚期的政治生态相当恶劣，比如当时的官场和政治生活，门户之争十分厉害，对明朝治官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直接影响后妃们传承前朝后妃的一些良好传统。后妃的活动范围缩小，活动性质多属于企图满足个人私欲，因此与外廷官员们难以沟通，成为被怀疑、监视的对象。神宗宠万贵妃，贵妃育有三子，“外廷疑妃有立己子之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149]
明末三案，在很大程度上后妃的活动是主要导火线。其中梃击、移宫二案矛盾的焦点就是郑贵妃、李选侍图谋易储和垂帘听政（当然，东林党人应该说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甚至事与愿违——见本书相关章节的分析）。红丸案也与郑贵妃有明显的关系。事实上，明朝晚期后妃的活动不仅影响了政治，而且其活动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生态中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在大明帝国衰败的航程中不时卷起恶浪。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熹宗懿安皇后张氏，曾与恶贯满盈的客、魏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后性严明，见魏忠贤及客氏乱政，数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宫，后方读书，帝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帝默然而出。忠贤闻之，益恨。”后客、魏诽谤后妇张国纪，企图以此废黜张皇后。[150]及熹宗将死，“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之力也”。[151]由于张皇后使崇祯登上皇位，对迅速铲除客魏集团这一明朝官场的巨大毒瘤，延缓明朝衰败的进程，意义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后妃并非明朝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力量，恰恰相反，在不少重大的治官和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甚至在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她们的活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有着明显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明朝后妃对治官发生的积极影响多于消极影响。
明朝后妃与治官和整个政治生活的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1．后妃们几乎从未主动培植和利用外戚来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势，而主要依靠皇帝的宠爱和信任（太后们还可依靠亲政以后的皇帝建立在孝道上的尊敬）来活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第一，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使不通过考试（特别是取得进士资格）就取得高官显爵变得要么不可能，要么不具有声望。外戚们仅靠恩赐最多得到些没有实权的爵位。后妃们即使重用外戚，也不太可能动摇文官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实力地位。何况祖宗成宪不支持她们作这样的追求。第二，德高望重的太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树立了自觉抵制重用其父兄子侄的榜样，谁敢轻易违背？
2．后妃们发挥影响的主要途径有四：①对皇帝进行训诫或劝谏（前者如诚孝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后者如马皇后、徐皇后等），不同程度地影响皇帝决策。②固宠并企图干预立储从而使自己最终能登上皇太后的宝座或有类似皇太后的地位，如万贵妃、郑贵妃等。虽未成功，但客观上引发了门户之争和三案等。③抑制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如诚孝皇太后打压王振，熹宗张皇后对客魏的抑制，都是事关国家安危的举动。后妃几乎没有与太监结盟的。④在非常时刻一锤定音，承上启下。由于明朝皇帝昏君多、短命者多、无嗣者多，皇位更迭多次出现危机，而大臣、宦官、贵妃对有一定发言权，明朝废除宰相以后的权力格局、皇帝和皇族的孝道通常使太后（甚至太皇太后）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不像宋朝那样宰相往往制约着太后。在这一方面，尤其凸显了太后们在整个权力格局中的份量。
3．几位重要的太后虽有垂帘听政之权威但并不追求垂帘听政之事实，可以说比宋朝太后们还要收敛。如诚孝皇太后委权柄于张辅、蹇义、金幼孜和“三杨”等元老重臣；慈圣皇太后委政张居正，使他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后妃们长期受不可俾预政事的熏陶；明朝后妃大多出自普通家庭。据笔者统计，见于《明史》后妃列传的45名后妃中，仅有三人载明是出身显贵。像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大概系万贵妃害死的。她“本蛮土官女。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孝宗即位后却找不到一个亲族。[152]）、孝惠邵太后（兴献帝之母。“父林，昌化人，贫甚，鬻女于杭州镇守太监，妃以是入宫”[153]）等可谓贫寒矣。后妃们没有强大显赫的亲属可以依靠，低微的出身使她们对权力的追求不会过于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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