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24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明君”、“大帝”的记录，但平庸的君主和昏君、暴君为数似乎更多。后者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是或荒唐或血腥的历史记录。他们甚至是中国封建社会众多灾难的罪魁祸首。尽管有众多史家迫于各种原因为之曲笔，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使人过目难忘。为什么他们的素质与国家的需要格格不入呢？
（一）封建的上层建筑为金字塔形，皇帝可以凌驾于一切法律制度和权力机构之上，其活动难以受到有效制约。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是如此（比如明清的皇权就比唐宋的皇权更为强大和跋扈）。
（二）任何人都既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作为自然的人，在日常活动中更多地表现动物的本能（占有尽量多的资源、财富，追求物欲、性爱的快感等）并受这些本能的支配。作为社会的人，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任何人都必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的某一点上扮演一个能被社会所容忍的角色，皇帝也不例外。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但每一个具体的人如何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把社会性体现到怎样的程度，既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更与客观环境的制约程度密不可分。
（三）封建帝王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对国家的大小事务均可过问并具有一锤定音之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自然的人，他可以充分实现各种物欲；作为社会的人（即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握者、国家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何扮演角色，却主要只能取决于他们的内在素养和自觉性。皇帝做一个自然的人可以享尽人间快乐，而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的人却十分辛劳。这个国家太大，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都不可能“垂拱而治”，各种棘手问题会纷至沓来；专制独裁意味着你必须亲自处理决断各种重大问题，必须和臣子耐心讨论，必须容忍和接受他们的不同意见。辛劳是注定的。可是，帝王们却可以选择是全部还是部分履行职责，甚至设法逃避职责。因此，除了少数开国君主和皇位来之不易的君主能励精图治（也就是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的人）外，大多数封建皇帝都乐于做一个自然的人。这些帝王对大一统帝国需要理顺的千头万绪和需要解决的众多难题，通常的对付办法是：有的敷衍塞责，有的委政宠臣（如宋徽宗、宋高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时期都有势倾朝野的权相。而明代则有四大祸国殃民的太监以及严嵩这样的奸臣）；有的死猪不怕开水烫——长期不上朝。如明世宗、明神宗。对于敢于抗旨极谏的忠臣良将和敢于揭竿而起的人民，则实行镇压和屠戮。
（四）在整个封建社会，只有皇帝可能充分地纵情于声色犬马。如明朝的武宗爱嫖民间妇女、爱狎猛兽、爱打鱼，自封大将军去讨伐一个已成阶下囚的藩王。“熹宗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斤斫刀削，解衣盘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王体乾每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79]众多皇帝面对物欲肉欲之所以乐此不疲，荒废朝政，有的是因为他所委任的奸佞宠臣不会向他报告他的荒淫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如绍兴二十四年，“衢州盗起，秦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帝（时以太祖后代入选宫内养育准备作太子的孝宗——笔者注）入侍言之，高宗大惊。明日以问檜，檜谓不足烦圣虑，故不敢闻，俟朝夕盗平则奏矣。檜退，知为帝言，忌之。及檜疾笃，其家秘不以闻，谋以子熺代相，帝又密启高宗破其奸”。[80]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些没有宗教信仰、只信今生不信来世的昏君、暴君看来，只要在本人统治期间国家不会破灭，那就没有必要改弦更张。因此历史上许多昏暴之君是至死也不悔改的。
（五）封建社会改革变法的成败与其所发生的时代背景有极密切的关系。试缕析如下：(www.xing528.com)
1．开国时期改革容易成功：天下初定，社会矛盾较为简单；君主威望高，且君臣同心，人才济济；开国君主深感江山来之不易，一般都会竭尽全力巩固它；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尚未形成。
2．分裂竞争时期和新制度形成时期改革易：君主面临亡国之虞，帝王不敢过分纵情声色，臣下易于承受改革之阵痛；要在竞争中取胜，只有改革才能建立实力优势；新制度形成时期，新旧势力斗争激烈，改革派不进则退，甚至有身家性命之忧，因此他们往往最有勇气和魄力。以上三者，如果简称为A、B、C的话，李悝变法、商鞅变法ABC兼备，周武帝、周世宗改革具有AB。它们都是取得了成功的。
3．在“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历史长河中，“合”毕竟是主流。因此，大一统帝国内的改革变法更具有典型性；比起帝国初年在重建封建秩序中揉进一些新的东西而实现的改革变法来，帝国盛年及其以后（这期间，统一帝国的各种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问题集中涌现）的改革变法更能说明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恰恰是这类改革，几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就正是如此。因此我们说，就总体而言，封建社会改革变法走向失败更带有必然性。
那么，为什么这类改革变法会是如此结局呢？
（1）皇帝多数难以履行好作为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总代表的职责。本来这个职责要求他们及时应付各种挑战和危机，解决各种大的矛盾，可前已述及，大多数皇帝要么庸碌守成敷衍塞责，要么昏暴成性，在统一帝国盛年以后尤其如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家，能遇上唐德宗、宋神宗、明神宗这样的虽缺乏雄才大略和对于改革的坚定信心但总还对改革表示支持的皇帝已属幸运。但这点幸运实在不足以保证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变法措施的长期贯彻执行。
（2）当统一帝国诞生后，每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强大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必然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以至积重难返。几乎每一个皇朝的大治时期也同时正好是各种问题的形成和积累时期，但在封建社会实行严厉的思想言论控制、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前程喜欢报喜不报忧的总体背景下，即使国家弊端丛生，但充斥在庙堂上的往往仍是一片自欺欺人的颂歌声，而大多数针对这些问题发出的“盛世危言”都将成为和之者寡的不顺耳之音，甚至被目为“讪谤朝政”而招来杀身之祸。待到大治局面过去，改革家所面对的几乎都是已不可逆转的下滑趋势。谭嗣同临刑前一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算是对这种悲剧的全部总结。
（3）补充说明：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王朝外部除了曾有过像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族这样的游牧民族的军事挑战以外，大多数时候中原王朝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上优于于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即使在军事上也常保持优势。也就是说，封建帝国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竞争，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以“天朝上国”自居，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在帝国彻底衰落前都难以形成深刻的危机感，这对改革极为不利。此外，“久分必合，久和必分”周期性中断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封建社会内部始终未能形成革命性的阶级和阶层，改革变法始终只能背靠在人数上居于绝对少数的一群人，只能在修补封建制度上做文章。英明的坚定支持改革的皇帝少，昏暴之君多决定了他们的修补工作也极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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