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员的职责和朝野对他们的期望与“优胜劣汰”的困难
（一）封建官员肩负的职责：在某一方面或层面、某一地区或专业领域里保证或维持好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运用国家或君王直接赋予的权力、资源、手段处理好经济、政治（包括军事）、文化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二）朝野对他们的期望：在正常状态下君王将他们视为心腹、股肱、耳目、爪牙；朝廷将他们视为“命官”、“大吏”、栋梁。而百姓（包括民间的知识分子）除了将他们视为自己祸福生死的掌握者（因此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被视为“父母官”、“青天”）外，还按照儒家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比如“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如士大夫在入仕前后理所当然应经历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将他们视为全社会伦理道德的揩模或榜样。一个官员特别是位高权重者的道德品质（为官与为人）怎样，对处于其下的官员和百姓有巨大的影响。
以明初方克勤（方孝孺之父）为例：“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时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不俟期徵，民辄弃田去。克勤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等徵发，吏不得为奸。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延名士为师。弟子系籍者二千人。盛夏，郡将督民筑城，克勤曰：‘民方耕，奈何以畚锸重困之。’请之中书省，得罢役。会天旱，遂大澍。济宁人歌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1]直接面对百姓的地方长官的心肠和人品就是如此重要。
就影响力而言，各级在职官员（尤其是长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没有别的人可以单独相抗衡或相提并论的中心位置。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分析中国古代（宋、明均很典型）每一次社会风气的大面积的恶化或堕落实际上都是以官员们（特别是高级官员）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趋恶的“率先垂范”为最主要背景的。 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官风相对清廉时期社会风气就已恶化的记载；也没有官风已大坏民间却依然醇厚善良成风的记载。这意味着两者虽然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总体而言，官员们处于更重要的、决定性的位置。他们比各级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祭酒、教授、教喻、学正等)更能产生“移风易俗”的作用。注：有功名和出身的人在封建社会大致分为在朝和在野和在校三大部分。就在校的秀才和教官在民间享有的地位和所发生的影响来看，即使是在思想言论控制严格、廪禄有限的明朝也不可小看。以海瑞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载为例：“见闾阎父老，闤闠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重士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理之人，我辈村粗鄙俗为其所笑耳。”[2]当然，教官们是秀才的师长和楷模，一般民众在其面前就更不敢放肆了，连地方正佐官也以礼相待。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影响只能是局部、暂时的，而父母官们才是总体上的、长久性的。所以，官员言行、表里不一既是百姓们最反感的官风之一，也是民风和整体社会风气恶化的渊源之一。(https://www.xing528.com)
（三）在专制集权加人治的总体背景下，担任各级首长的官员必须（至少应该）具有全面的综合素质——包括人格修养、道德追求、心理状态、组织协调的技巧、专业见解、胆识魄力等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这样的人才不仅培养难，而且识别和使用更有难度。因为从识别来讲，“伯乐”必须比他们更高一筹，可这样的伯乐有多少呢？这样的伯乐如果不具有很高的地位，按照“人微言轻”的定律，他们的“慧眼”也白长了。从使用来讲，由于对官员素质整齐划一、驯服听话比对容忍个性、推崇特长更加重视是大一统的专制皇帝和各级拥有治官权力的高官治官的当然取向（因为这样在总体上出现意外和麻烦的概率最低），在官场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便是一种必然出现并注定成为主旋律的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里即使有伯乐，也难免受上下左右的牵制，不能或不敢对俊异杰出之辈予以重用。虽然庞大的封建帝国需要大量这样的官员。明人谢肇淛曾这样感叹在明朝中后期知人识人用人之难：“人之难知也，圣人犹然叹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纸上之谈不足凭也。程官也，以功状，而矫诬之绩不足信也。采之于月旦，而沽名者进矣。核之于行事，而饰诈者售矣。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呜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3]在理论上只有君主本人不辞辛劳十分用心（比如亲自主持考试和考核、熟悉了解即将被选用者的情况、在宫墙上书写并牢记天下一些重要或新锐官员的名字、与官员单独面谈——这方面宋代君主比明代做得更好——等）、且自己就是具有慧眼的天下最高级“伯乐”（这一条对大多数君王来讲不可能。当然于此可见皇家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然而大多数皇家教育的目标都难以实现）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供需矛盾”。
（四）“家天下”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理论上只有皇帝一人（有时加上极个别能分享皇权的皇帝亲属，比如太后、皇后、皇太子）会始终十分在乎“天下”的“保值增值”与长治久安。如果每位皇帝都具有相应的政治素养的话。其他官员，除非有十分到位的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忠君爱国”观念，否则，都很难从长远的角度真正在乎这个“天下”会怎么样——即大量的官员必然因为缺乏内在动力而培养不出为官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操守。从宋明两代来看，多数宰相、吏部尚书之类的选官用人的关键角色亦不例外。
总之，封建官员肩负的职责重大，朝野对他们的期望值高，但要做到“优胜劣汰”却困难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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