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明朝治官：宽容的失误对比

二、宋以“宽”治官之失

1．过分重用和宽待、依赖文官（从宋初起，枢密院长官就逐渐以文官担任为主，这叫“以文制武”）使朝廷面临外部威胁与挑战时显得文弱以至懦弱。比如：宋朝多数君臣面对战争缺乏胆魄：如澶渊之战前陈尧叟辈主张真宗向西向南逃；好水川战败后，辽朝乘机遣使递书勒索土地并以举兵南侵相威胁，过去在阻止太后擅权欲望时显示了巨大勇气的宰相吕夷简这时却与仁宗一样惊慌失措，立即派富弼前去安抚妥协。结果同年9月，辽不费一兵一卒，每年多获绢10万匹，银10万两；后来种谔“擅纳绥州降人数万，朝廷以其生事，议诛谔，反故地归降人，以解仇释兵”。可见朝廷上怯懦者众；^[61]司马光、文彦博与王安石较量立场坚如磐石，对新法的反攻倒算是毫不留情。（连将兵法、募役法也不放过。史载当司马光初罢新法时，身在金陵的王安石因为在意料之中“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役法，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后果如其言。”^[62]）可主政后对外却胸无良策，元祐元年竟不顾众多文武官员的反对主动要将兰州、米脂诸寨割让给西夏（最后因遭到反对只割了米脂四寨。但根本就没有换来和平）；哲宗时，吐蕃酋长鬼章青宜结乘间胁属羌构夏人为乱，谋分据熙河。游师雄率姚兕、种谊大破之。此役还发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捷书闻，百僚表贺，遣使告永裕陵。将厚赏师雄，言者犹以为邀功生事，止迁一官，为陕西转运判官、提点秦凤路刑狱。”^[63]这些对战争懦弱无能的文官，依然找得到“理由”来攻击为国立功的将帅；宋高宗从一开始就不想抗金，因为他和身边的文官们对战争毫无把握和信心。由于金人对他穷追猛打他才且守且和，秦檜上台以后他便专主解仇议和了……两宋历史上有数不尽的人多势众的主张妥协苟安的“投降派”，并不都是奸佞之徒。因为对军事和战争外行的文弱的士大夫的确就是这样的素质。宋朝官员纸上谈兵者多，相当一部分“北伐”的最坚定的鼓吹者实际上亦不知兵，更做不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宋代为什么“外战外行”？为什么外交上总是妥协退让？首先是因为待遇优厚、高高在上但不懂战争的文官和书生似的皇帝在领导国家，他们对战争既属外行，平时便不能安排准备好国防，总想苟安度日；一旦战争来临，自然惶恐不安、毫无把握、缺少良策。而将军们却一直受到压抑、轻视和防范，他们的智谋、忠勇难以被激发和充分利用。早在太宗端拱年间，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就在《御戎十策》中向皇帝建议应该“抑文士以激武夫”；真宗即位，诏求直言，禹偁又上疏指出：“当乾德、开宝之时，土地未广，财赋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鄙，国用未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且丰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勇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64]可惜没有产生多少反响。庆历四年（1044年）宋朝与西夏议和后，宋朝君臣又开始怠慢军政，有忧患意识的右正言吴育上书道：“天下久安，务因循而厌生事，政令纪纲，边防机要，置不复修。一有边警，则仓皇莫知所为，殆稍安静，则又无敢辄言者。”因此他呼吁要争取实现平时“政令修，纪纲肃，财用富，恩信给，赏罚明，将帅练习，士卒精锐，则四夷望风，自无他志。若一不备，则乘间而起矣”。^[65]吴育的看法和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无法让北宋君臣有大的转变和起色。南宋时，留正在被虞允文推荐给孝宗首次对策时谈道：“国家右文而略武备，祖宗以天下全力用于西夏，承平日久，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今当改辙，使文武并用。”^[66]孝宗时期在文武并重方面是作出了努力的，也曾取得明显成效，但在整个宋朝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其他条件的不具备，北伐失败以后的孝宗君臣不仅再也没有与敌一决雌雄的勇气了，而且苟安求和成了主旋律，像胡铨这样的主张积极进取的大臣同高宗时期还在积极为国家军事上振作起来出谋划策但遭受压抑至死的李刚一样如长空之孤鸿形单影只，他只能用这样的上书宣泄自己的绝望：“《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67]

在宋朝历史中有君主派出书呆子型的文官“视师”闹出笑柄的生动记载：叶义问，字审言，严州寿昌人，建炎初进士，以不附秦檜和劾黜秦檜余党知名。历侍御史、吏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和侍读、拜同知枢密院事。完颜亮南侵，皇帝竟然派他到前线视师。义问素不习军旅，会刘錡捷书至，读之至“金贼又添生兵”，顾吏曰：“‘生兵’何物也？”闻者掩口。“至镇江，闻瓜州官军与敌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沟，植木枝为鹿角御敌，一夕潮生，沙沟平，木枝尽去。会建康留守张焘遣人告急，义问乃遵陆，云往建康催发军，市人皆媟骂之。又闻敌据瓜州，采石兵甚众，复欲还镇江，诸军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则有不测。’遂趋建康。已而完颜亮被弑，师退，义问还朝，力请退，遂罢。”^[68]还有蒋芾这种在战和问题上投机（实际仍是战争的门外汉）捞取声誉最终又原形毕露者：芾字子礼，常州宜兴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二名。在孝宗时历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签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先后上书论择将指出冗兵之患，使孝宗误认为他有军事才干，“将来都督非卿不可”。芾虽告诉皇帝他“未尝经历兵间”，但又继续谈论军政，还著《筹边志》上之。明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孝宗欲当年大举兴兵，廷臣战守分歧，帝请芾决之，芾无良策，却奏：“天时人事未至”，拂帝意而终于落职。史书总结道：“芾始以言边事结上知，不十年间致相位，终以不能任兵事受责，岂优于论议而劣于事功欤？”^[69]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宋朝过分重用、依赖、宽容文官（宋朝官员同时又是诗人、词人、学者、艺术家、收藏家乃至科学家者或自我感觉是上述角色者甚众）使文人习气在官场全面渗透取代了正常为官施政要求，造成了官场活动的文牍主义和繁琐倾向，对官员们履行好自己的角色发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高宗时左正言邓肃与皇帝有这么一段对话可以为证：邓肃：“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帝曰：“正此讨论，故并三省尽依祖宗法。”接下来建局讨论祖宗官制，两月不见施行，肃言：“太祖、太宗之时，法严而令速，事简而官清，未尝旁搜曲引以稽赏罚，故能以十万精兵混一六合。自时厥后，群臣无可议者，今日献一策，明日献一言，烦冗琐碎，惟恐不备，此文书所以益烦，而政事所以益缓也。今兵戈未息，岂可揖逊进退，尚循无事之时？欲乞限以旬日，期于必至，庶几法严事简，赏罚之权不至濡滞。”^[70]绍兴初年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高閌也在面对高宗时指出当时的六部状况是：“今一切拘以文法，虽利害灼然可见，官长且不敢自决，必请于朝。故庙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属乃与胥吏无异。”希望能够改变这种不愿负责任的现象。^[71]事实上，邓肃、高閌的愿望是始终都没有能够实现的。此外，宋朝官员夸夸其谈者多，深入了解政情民情、不避艰险勇于任事者少，这造成君主识别人才的困难和很多重要的政令和举措无法有效地贯彻落实。神宗曾与孙觉从容语及知人之难，觉曰：“……人主用臣之道，任贤使能而已。贤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异。至于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处外而不可以处内，可以责之事而不可责之言。陛下欲兴太平之治，而所擢数十人者，多有口才，而无实行。臣恐日浸月长，汇征墙进，充满朝廷之上，则贤人日远，其为患祸，尚可以一二言之哉？”^[72]就是一例。

两宋有许多文官是把通常比较懂军事的主战派的活动（哪怕是澶渊之战时宋朝军队已夺得优势；靖康之难前李刚、宗泽完全有能力领导军民对付金人）看成好勇弄险；而实际上是因为虽然战争打败了国家灭亡，文官们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但打胜了那也是武将们的光荣。这个朝代不尚武，不注重居安思危，始终保持强大国防力量，至迟在仁宗时已是这样的局面：“当今将不素蓄，财无久积。小有边警，外无骁将，内无重兵”的格局。^[73]作将领不仅不能像作高级文官一样受到尊敬，而且升迁——在没有君主或权臣格外垂青的情况下——不如文官轻松，到了南宋中后期，更比文官困难和慢得多。光宗时尤袤论官制云：“武臣诸使司八阶为常调，横行十三阶为要官，遥郡五阶为美职，正任六阶为贵品，祖宗待边境立功者。近年旧法顿坏，使被坚执锐者积功累劳，仅得一阶；权要贵近之臣，优游而历华要，举行旧法。”尤袤此建议不仅未被采纳，自己还被姜特立排挤出朝。^[74]此外，北宋大部分时间里，武官除非站死沙场引起皇帝悲痛惋惜要借此激励忠义，其门荫自己亲属的权力也大大逊色于文官：“旧制，武臣至内殿崇班，始荫其族。台符言：‘文吏州判司犹许用荫，武臣五岁一迁，自借职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轻重不相准。请自供奉官即用荫。’从之。”这大致是元丰年间刑部侍郎崔台符的一段奏折。^[75]宋代兵变多（包括几乎颠覆了高宗统治的苗、刘兵变）、军队战斗力有限均与此有关。国家平时拥有的军事人材的确少，文武全才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至少与宋代在文学艺术、史学、儒学等领域涌现的大批人才相比就是如此。这是导致宋代“积弱”的关键因素之一。

靖康元年正月壬申，金人渡过黄河进逼京师。钦宗“诏从官举文武臣僚堪充将帅有胆勇者”。2月戊申，“诏用祖宗故事，择武臣得军心者为同知、签书枢密院，边将有威望者为三衙”。夏4月甲子，“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已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人二员”。乙丑，“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5月丁卯，“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壬辰，“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6月戊戌，“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76]亡国前夕，这么短的时间内发了这么多的诏谕搜求军事人材，完全属于临渴掘井、临阵磨枪之举，充满了黑色幽默。并且从钦宗对李刚的投机性的使用、但从根本上不相信他就能对付金人而不惜忍辱和谈、最终错失许多机会而作金人阶下囚的经历来看，宋的“积弱”首先是由于君臣不懂军事，不敢面对战争。建炎三年3月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5月，叛乱被平定。惊魂之余，宋高宗于6月辛酉“以久阴，下诏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经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难之远图，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谕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77]这段话不仅是高宗的真实写照，也是大多数宋代君主治国治官治军素质的写照。

两宋还有一种可悲的现象，那就是对许多抗战派的官员和将领——最典型的受害者是李刚、岳飞——进行的从贬黜到处死的惩罚往往是应敌国的谈判要求。如建炎三年2月乙丑，“降德音，赦杂犯死罪以下囚，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惟李刚罪在不赦，更不放还。盖用黄潜善计，罪刚以谢金人”。^[78]被惶恐懦弱急于求和以苟安的宋朝君主与佞臣接受自己惩罚抗战官员的事实证明宋朝的对手们是很清楚宋朝君主和佞臣们的弱点的。绍兴末年，秦檜已死数年，高宗也对其党羽进行了一定清洗，但朝廷上多数大臣依然惧怕战争。“先是，金人犯边，高宗下诏亲征，而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帝（孝宗）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驱……”孝宗虽比其父亲勇气多一点，但从后来他和张浚等人导演的隆兴北伐来看，宋朝君臣对战争和军队进行控驭的素质仍是有限的，比如对李显忠和邵宏渊这两位关键将领的使用和控驭就是非常失败的。^[79]

其次宋朝积弱也与有胆识并效忠国家的军事人材的培养和贮备严重不足有很大关系。高宗、孝宗时期，也先后（特别是军事上比较吃紧和面临较大压力的阶段）发过一些诏令搜寻、奖励军事人才。朝中、地方懂军事的文武官员也得到了更多重视。绍兴三十二年秋7月，癸亥，“增将士战伤死者推恩格”。冬10月戊寅，“诏张浚、陈俊卿覆实诸将所陈功赏”。（出处同上条）但综合审视两宋的历史，宋代皇帝、宰相这方面的需求始终是被动、滞后的，只要战争结束，苟安局面有了一定保障，这种需求就成为地道的叶公好龙。所以李刚在绍兴五年上书中总结历史后建议：“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80]很可惜，李刚的建议在高宗时依然没有变成现实。像他这样的忠贞而文武兼备的栋梁之才也只能遭到压抑，眼看着不懂战争、以保住皇位为最高目标的高宗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这些面对战争要么惶恐要么心怀鬼胎的佞臣，使宋朝始终不能取得它可以取得的军事成就。尤其是两个朝代的晚期，经过了官场“劣胜优汰”的折腾，军队中就更没有剩下多少能成为国家栋梁的人物了。著名的宋史专家胡昭曦先生在研究南宋末年四川历史时指出：“南宋末年，皇帝昏庸，军政腐败，吏治蠹坏，官吏贪刻。对于蒙古贵族的进攻，南宋统治者的基本政策是忍辱苟安，妥协求和，重用主和派，排斥主战派。四川地区也是这样……纵使有曹友闻、丁黼、陈隆之、余玠、王坚、章珏等这样的一批抗战将领，在南宋统治者的基本政策指导下，他们也不能伸其志、欲其行；不是孤军无援，战死沙场，就是被谗诬陷，或调或死。”^[81]不仅优秀军事人才少，而且还是这样的处境和命运，南宋焉能不亡？

南宋的皇帝及其所依赖的文官们不懂战争和军事，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三大现象：第一，当皇帝比北宋更劳累，承受更多心理压力。因为雪靖康之耻和收复已丢失的半壁江山是包括君臣在内的任何人也难以回避的使命。可是，除了与金人进行全面的战争不可能实现——打，有多少胜算？不打，又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不懂战争的君臣既难以审时度势发动或应付战争，也不能很好地平息朝野经常的失望乃至愤怒。加上南宋面临的其他棘手问题，逃避的想法应运而生。正如宝祐四年宋理宗在诏书中为自己晚年荒怠政务、贪图享乐找理由时所说：“朕仪图治功，宵旰在念，适事多艰，未称朕意。威令玩而不肃，纪纲翕而不张，财计匮而生财之道蔑闻，民力穷而剥民之吏自若。敌非果强，特自未有以振国势；兵非不多，特莫知所以计军实，舍法用例已非矣。”^[82]逃避术之一即我们要说的第二种现象：做太上皇。高宗禅位使臣子们如释重负，但孝宗的禅让就真的对治官非常不利了。至于光宗的“念欲退闲”，就更是权臣上台的信号。逃避术之二即我们要说的第三种现象：放任权相主政。只要自己能放心享受皇帝的乐趣，让他专权去吧。权相是揽权多，也会造成南宋的朝纲紊乱，但他也替我应付这些劳累，承担这些责任。笔者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即宁宗、理宗、度宗时期的几大权臣专政主要是因为这几个皇帝已在权势上不如他们，只好甘心做傀儡皇帝；实际上，就宋代的制度和赵氏在统治阶级内部获得的广泛认同而言，皇帝若真心想要掌权，是没有大臣可以与之长期抗衡的。比如，赵汝愚是扶持宁宗即位的首席功臣，以右丞相（独相）兼枢密使，权势够大吧，庆元元年2月，一个“自居同姓，数谈梦兆，专政擅权，欺君植党”，^[83]将不利于宁宗的罪名就被罢相，以后又连遭贬斥，竟死于贬途。韩侂胄也权倾朝野吧，他的地位是高于宰相的“平章军国事”，还是吴太后的侄女婿，史弥远伪造诏书派一个军官就解决了他，皇帝的真诏书难道不更有威力？这是一。其二，这几个权臣专权靠的是皇帝允许他们以宰相兼枢密使，甚至拥有“平章军国事”及其他头衔，但皇帝随时可以取消他们的这些根本不符合祖宗成宪、大多数朝野士大夫不喜欢的职衔的。第三，权臣们均出身文官，在军队并无根基。禁军也不可能支持他们取赵氏政权而代之。所以，宁宗时韩侂胄、史弥远专权靠宁宗“耄荒”，即既迟钝又无心无力管理政事、面对战争；理宗时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专权，四奸靠的是：皇帝对史弥远有感恩心理；史嵩之擅长“挟边功要君，植党颛国”。^[84]丁、贾之所以当政是因为理宗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劝移权臣；而度宗时贾似道专权靠的是7岁才开始说话的度宗弱智而胆小懦弱，贾似道用使皇帝与真实的政情军情相隔绝的办法把自己扮成国家的中流砥柱，使度宗（特别是面临战争时）对他产生严重依赖心理。贾似道擅权的诀窍是以离职要挟皇帝，如：“度宗即位，（江万里）召同知枢密院事，又兼权参知政事。万里始虽俯仰容默，为似道用，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每人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为师相，至涕泣拜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举笏谢万里曰：‘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85]南宋后期的权臣专政格局（智力低下、身心孱弱的度宗除外）与两宋其他时期的程度不等的宰相专权一样，都是皇帝逃避政事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时期国家的问题最多最棘手（尤其是军事问题，从理宗时开始与强大的蒙古军队交手），皇帝从个人欲望出发逃避的理由也最充足，因此权臣也就接踵而至了。权臣执政，在治官上的最大危害是因为天下不是他的，只要能苟安即成。因此没有必要为了使国家从根本上摆脱危机而选贤任能，没有必要优胜劣汰。为了满足自己和亲信的私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官场上最高仲裁者的异化，导致官场成商场，“劣胜优汰”潜规则彻底战胜国家的正式典章制度。宋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灭亡的。

2．除了宋初曾“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86]外，至迟从真宗朝起，国家选官用人重视京官轻视地方官成为治官中的严重问题，天下官员愿意在地方长期干的几乎没有（虽然人人都知道地方官不可能都变成京官），作地方官愿为地方作长远谋划并付诸实践的更少。按宋制，新科进士除名列前茅的几个人外，都得任地方政权的幕职和州县官，只有“改官”、“选人选京官”（即升改为京官），才能得到继续升迁和重用的机会。否则只能老死于地方。地方官和京官待遇、地位的重大差别不利于地方官安心、努力为官施政。不仅如此，地方官为了能升迁并作京官，必然特别眼光朝上，不但不会体贴、关心民间疾苦和地方的长远发展，还会千方百计讨好高级京官和迎合当政者的意图。比如对于司法审判，王安石和神宗是主张“罪疑惟轻”、从轻断狱的，司马光等保守派则主张从重判案。神宗一去世，保守派上台，当年核准的死刑人数成倍上升，比较正直的保守派范纯仁也觉得太过分了：“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87]同样比较正直的保守派韩维指出：神宗时“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帖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88]这些地方官为了讨好主张从重断案的保守派当权者，望风承旨，越过审核的大理寺、刑部，直接报给中央政府，借以表明自己判决案犯从重的态度，与宋代地方官的处境、心态有直接关系。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并且这导致地方官的素质问题更加严重。我们还可以庆历新政为例来谈谈。

庆历三年正月，孙沔上书指出，“观今之政，是可恸哭”。除了指责宰相吕夷简“黜忠言，废直道”、“以姑息为安”等外，专门指出当时的州府长官“皆猥懦老耄”，县官则“多昏戆罢软”。^[89]迫切要求改革。接下来“庆历中，仁宗锐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谏官员，使论得失，以靖（余靖）为右正言。时四方盗贼窃发，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赏罚，今官吏弛事，群盗蜂起，大臣龌龊守常，不立法禁，可为国家忧也。请严捕贼赏罚，及定为贼劫质、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90]不过仁宗并未立即答应。在主张改革的大臣们将吕夷简攻下台后，范仲淹、富弼开始了改革活动。从《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内容来看，十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中有七条属于治官的范畴。显然治官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支持改革时任谏官的欧阳修也认为当时的局面是：“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91]实际上改革就是主要围绕整治地方官来进行的。我们来看看其改革实际推出的六个方面的措施：

“择官长”——庆历三年10月，范仲淹等从京官中选择张昷之、王素分别担任河北、京东的都转运按察使，沈邈担任淮南转运按察使，突破过去转运使只管财政的权限，其职责主要是考察本路所属州府长官是否称职；允许在本路内“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92]；有政绩者不轻易更换；政绩优异者，则予以升擢重用。州府长官负责考察县官，发现不称职者由幕职官代理。代理一二年有政绩者，可正式担任州县长官。

“明黜陟”——同月底，颁布诏令，改变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制定的“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93]的不管贤愚和政绩优劣完全论资排辈的考绩法。规定文官：高级官员到期后，需提供政绩奏请听旨；一般官员在任期内犯“私罪”者，是否升迁也一律奏请定夺；而政绩出众者，则视其优异状况而确定升迁的高低。

“抑侥幸”——11月中旬颁布。这是对已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中高级官员均不利的一项。内容是削减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荫补为初级官员（即任子）的人数；降低长子等以外的亲属荫补官的级别。荫补的初级文官要经过考试，武官则考武艺或兵书，根据考试情况获得相应官职。

“均公田”——11月底颁布。即对地方文武官员的职田数量作出规定。当时国家被“三冗”折腾得国库空虚、财政吃紧，无力给官员们增俸加薪，便以“职田”增加他们的收入。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既规范约束规范官员占有职田的行为，“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又“责其廉节，督其善政”。^[94]包含了“高薪养廉”的意图。

“精贡举”——庆历四年3月颁布。对学校、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更可靠地确保被举用者的素质。在州县都设立官办学校（两宋民间私学是发达的），士人须在学校学习300天，参加科举考试者也须学习100天等。在里、乡、县、州逐级考查学子们的德行，被鉴定为德行有亏者不准参加考试。科考内容由诗赋、帖经转为以策、论为主：“先考策、论定去留，然后与诗赋通定高下”。^[95]重在测试考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减徭役”——同年5月开始搞。将河南府属县中的5县降为镇，并入邻县。据范仲淹估计，每并省一县，可省役200；县降为镇，官员也大为减少。

改革虽然切中时弊，但计划中的十项才开始六项、历时仅14个月便彻底失败了。原因是：①宋仁宗是以临阵磨枪、临渴掘井（与西夏多次大战失利、面临辽的趁火打劫，国家显得虚弱）、叶公好龙的心态支持范仲淹、富弼改革的，一旦辽、夏的现实威胁消失和改革引起统治阶级的普遍攻击时，仁宗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②以夏飒、章得象为代表的反对派阴险地利用了仁宗的敏感多疑、瞻前顾后性格和自祖宗以来防范大臣结党营私的心理以售其奸。比如他们将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时任国子监直讲、对新政感到欢欣鼓舞的石介鼓励范、富效法伊（尹）、周（公）的话改成效法伊、霍（光），还诬称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实际上是夏飒指使其婢女模仿石介的字迹所写）；随后又继续攻击范仲淹的辞职请求是“挟诈要君”，“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等等^[96]迅速瓦解了仁宗继续重用范、富和改革下去的决心。本来就叶公好龙的仁宗当然会放弃了。最后，改革措施迅速废除，实际保留下来的改革措施只有对官员有利的“均公田”一项。庆历新政的失败，是宋朝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治官（又主要针对地方官）的一次重大挫折。此后几乎所有官员包括富弼、韩琦都心灰意懒，后来的皇帝再也没有这么全面的治官改革了。英宗时“冗官之患”极为严重，英宗亲政的次日，即向执政们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97]富弼搪塞，韩琦则干脆引出旷日持久的“濮议”，直吵至治平三年9月才基本收场。此时，英宗仍“欲去冗官之患”。于是进行了延长磨勘年限，控制无限制地升遣官称，减少一些俸禄开支^[98]；确定科举考试“三年大比”，控制、减少考试和录取数量的局部改革。^[99]在遏制冗官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可惜英宗很快病魔缠身，改革也就到此为止。王安石变法前夕在上给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指出：本朝的科举、教育、吏治是：“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军事方面：“兵士杂于疲老，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财政方面：“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100]实际上王安石虽看到了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许多症结，特别是治官方面的积弊（包括官员的选拔擢用不严、官员普遍缺乏专业技术素质；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违背军事规律；理财的办法、手段低下等），但他后来的改革却主要放在经济领域，基本不动官员冗滥腐败这一方面。大概既与诸领域同时改革难度太大有关，也与庆历新政的前车之覆有关吧。

宋代地方既贫且弱，民变、兵变迭起，不仅有财政制度上的原因，也有治理地方官未受到重视有很大关系。首先表现在四方的州县官配置混乱。真宗即位时，已作过多年地方官的柳开上书指出：“又天下州县官吏不均，或冗长至多，或岁年久阙。欲望县四千户已上选朝官知，三千户以上选京官知。省去主簿，令县尉兼领其事。自余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并酌量省减，免虚费于利禄，仍均济于职官。”^[101]也就是说，好地方官冗，情况差的地方官缺。天禧元年，右正言鲁宗道向皇帝建议：“守宰去民近，而无以区别能否。今除一守令，虽资材低下，而考任应格，则左司无摈斥，故天下亲民官黩货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汉宣帝除刺史守相，必亲见而考察之。今守佐虽未暇亲见，宜令大臣延之中书，询考以言，察其应对，设之以事，观其施为才不肖，皆得进退之。吏部之择县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圣化矣。”真宗纳之。^[102]可见当时地方守令的选择考核奖惩都缺乏有力的规章制度。真宗虽采纳了鲁宗道的建议，但不论是这一时期的皇帝本纪还是相关人物的列传都没有显示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仁宗景祐年间，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弹击宰相吕夷简，指责当时“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103]随着庆历新政的烟消云散，北宋再也没有对地方官的治理在制度上有什么大动作了。连元丰改制也未动初级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哲宗时，礼部侍郎范镇对地方官多用非其人和缺乏考核的问题论述择监司守令道：“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置转运使、提点刑狱，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归于州，州之权归于监司，监司之权归于朝廷。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建制之道，最为合宜。监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择乎？祖宗尝有考课之法，专察诸路监司，置簿于中书，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书，取当为州者，条别功状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则以次表用之。至官，则令监司考其课绩，终岁之后，可以校优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则得人必多，监司、郡守得人，县令不才，非所患也。”^[104]这一建议的主题，依然是严格对地方官员的择用奖惩。可见过去一直是很松软的。后来中书舍人郑雍上书哲宗说：“朝廷重内轻外，选用牧伯，罕辍从班，以阀阅轻浅者充员，不复为来日虑。愿自今稍积资望，以渐试之。”^[105]又指出了地方官多不用老练成熟者的问题，可见地方官治理不受重视的问题是综合性的。直到高宗时才开始有所改变。绍兴元年春正月，才下诏开始强调州县官及其作为一种履历的重要性：“壬子，诏京官、知县并堂除，内外侍从各举可任县令者二人，犯赃连坐。自今不历县令者勿除监司、郎官，不历外任者勿除侍从，著为令。”3月戊戌，“以严、衢二州守臣柳约、李处劢有治效，各进职一等”，显然这是在给州县官员树立榜样。二年9月，“壬午，遣监察御史明橐等五人宣谕江、浙、糊、广、福建诸路，仍降诏谕官吏以遣使按察、劝惩、诛赏之意”。绍兴五年7月甲午，“诏残破州县亲民官，计到、罢之日户口考殿最”。六年春正月乙亥，“以内轻外重，命省台、侍监及监司、守令居职及二年者，许更迭出入除擢。丁丑，诏：凡入粟补官者，勿受亲民刑法之职”。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丑，“诏选择监司，须七品以上清望官，或经朝擢及治郡著绩者”。三十二年春正月庚辰，“罢郡守年七十者”。^[106]不过绍兴时期秦檜长期专权，地方官素质并无大的改善，他们的为官施政很少追求长远目标和体恤民隐的。正如秦檜死后大理卿金安节指出的那样：“治民之道，先德后刑，今守令虑不及远，簿书期会，赋税输纳，穷日力办之，而无卓然以教化为务者。愿申敕守令，俾无专恃法律，苟可以赞教化，必力行之。”^[107]

孝宗时期，对治理地方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并使许多措施得到了落实（见前面“宋朝治官之得”中对孝宗朝的专门论述），情况有明显改善。但其措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持久性以及效果均不能估计过高。从整个宋朝历史来看，大多数地方官要么苟且度日敷衍塞责，要么优游岁月纵情山水，要么贪赃枉法、欺良霸善、虐民自肥。早在真宗年间，钱易上书指出地方官如何用酷刑虐民：“近代以来，断人手足，钩背烙筋，身见白骨而尤视息，四体分落乃方绝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长吏竞为残暴，婺州先断贼手足，然后斩之以闻。寿州巡检使磔贼于闤阓之中，其旁犹有盗物者。使严刑可诫于众，则秦之天下，无叛民矣。臣以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真宗“嘉纳其言”。^[108]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僻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109]可是天下有几个钱易、欧阳修呢？种谔征讨西夏，以待民苛暴著称的陕西转运使李稷督饷，“民苦折运，多散逸，稷令骑士执之，断其足筋，宛转山谷间，凡数千人，累日乃得死”。^[110]凶狠至此，古今罕有其匹！号称有史才、曾深得神宗亲近、一度官拜尚书左丞，一年后被御史以“荒于酒色及缮治府舍过制”弹劾而罢为地方官的蒲宗孟知郓州，“郓介梁山濼，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惨酷劾，夺职知虢州。明年，复知河中，还其职”。^[111]显然，朝廷并未将残忍苛酷治民视为不可饶恕。仁宗派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李兑“出知杭州，帝书‘安民’二字以宠。徙越州，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南人谓自刘氏纳土后，独兑著清节”。^[112]宁宗时发生大的旱灾、蝗灾，皇帝御笔令在朝的官员条上封事，权户部侍郎黄畴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频并，赋敛繁重，刑法淹延。”^[113]在这位以宽厚待民（他曾为民代输六年布估钱202400缗以舒民困！）著称的官员眼中，国家的关键问题是约束残忍的地方官。可是能有多少官员会效法他，以体恤民隐为首要任务呢？理宗时，官场的贤、能、才、识标准（应该说是实际发生作用的潜规则）竟然是：“世以容嘿滞固为贤，以苛刻生事为能，以褊狭趣办为才，以轻疏尝试为识。”^[114]可见待民苛酷依然是官员的基本作风。嘉熙四年，右谏议大夫徐荣叟指出当时官府和富家巨室凶暴、民众水深火热的状况是：“自楮币不通，物价倍长，而民始怨；自米运多阻，粒食孔坚，而民益怨。此见之京师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法，糜所不施。和籴则科抑以取盈，军需则并缘而归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贩者不问多寡，概遭黥徒；逋官课者不恤有无，动辄监系。囹圄充斥，率是干连；词讼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则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断乡闾，贵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负抑者不得伸，怨气熏蒸，天示之应。”^[115]从宋朝一些优秀地方官（主要凭其良好的个人修养和对国家的忠诚）所能取得的治绩来看，宋朝地方政治经济文教是有很多努力空间的，兹举一例为证：仁宗初年，薛奎以集贤院学士知秦州。“州宿重兵，经费常不足，奎务为俭约，教民水耕，谨商算。岁中积粟三百万，征算余三千万，核民隐田数千顷，得刍粟十余万。”^[116]可见一个忠诚而有才干的地方官可以多为国家多做多少事。但薛奎一样的地方官的确很少。在宋朝大部分时间里，如狼似虎的官吏一直苛酷地压迫人民，其统治不亡于元军的铁骑，也得亡于官逼民反。宋朝百姓真的很苦，官员只要对他们有恩，他们都会十分感激。袁韶（淳熙十四年进士）知桐庐县，“桐庐多宗室，持县事无有善去者。韶始至，绝私谒，莫敢挠。钱塘岸岁为潮啮，率取石桐庐，韶言：‘庙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邻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饯，至于富阳，泣谢曰：‘吾曹不复输石矣。’”嘉定十三年，韶为临安府尹，在将近十年里，“理讼精减，道不拾遗，里巷争呼为‘佛子’，平反冤狱甚多”。^[117]可是宋朝自开国以来在总体上清廉而又体恤民隐的地方官中的确很少。只要不扰民，就是好官了。庆历时期任林虑令的王猎并无多少兴革，但“居官无丝毫扰，吏民爱信，共目为清长官”。^[118]所以孝宗时朱熹曾上书大声疾呼：“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119]宋朝大大小小为数众多几乎伴随了这个朝代始终的农民起义与地方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素质低劣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反抗报复中的手段之血腥残忍又倒过来证明宋朝地方官员平时是如何欺凌蹂躏民众的。正如宣和三年参与了镇压方腊起义的陈遘（时加龙图阁直学士，经制七路，治于杭）所总结的：“妖贼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恣行杀戮。往往断截肢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此风不除，必更生事。臣愿采摭奸赃尚仍旧习者，按治以闻，乞重置于典。”^[120]像陈遘这样的清正官有多少呢？宋朝官吏普遍待民苛酷的问题是治官活动始终也没有真正解决过的。这与明朝治官的确对比鲜明。

宋朝官员面对强大的“盗贼”反抗、将领叛乱、少数民族暴动、辽、西夏、金、元的入侵等威胁时，虽有不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忠义之士，但逃跑和投降的记录更多。比如，仁宗皇祐年间，儂智高叛，“乘岭南无备，州县吏往往望风窜匿，故贼所向辄下，独觐（曹觐，时以太子中舍知封州）与孔宗旦、赵师旦能以死守”。^[121]徽宗时，“方腊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122]靖康元年2月，金兵进攻河东潞城（隆德府），该城长官张确怀“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之决心与金兵对抗，战死。“钦宗闻之悲悼，优赠述古殿直学士，召见其子崈，抚慰之曰：‘卿父今之巡、远也，得其死所矣，复何恨？使为将为守者皆如卿父，朕顾有今日邪！’敛容叹息者久之。”^[123]更典型的是靖康之难发生时，在粘罕前敢于抗争到底的李若水因为敢于含血痛骂粘罕而被押到北方“以刃裂颈断舌而死”。死后有自北方逃归者云：“金人相与言，‘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124]显然，在金人心目中宋朝官员（这里应指所有宋朝官员）的忠义精神远不如辽朝官员。这一点，同李刚在建炎年间一度受到重用期间与高宗谈话时的回忆完全一致：“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愿加赠恤。”^[125]悲乎！宁宗时绵州学教授、罗江丞杨泰之在给吴潜的书信中谈到四川吴曦之乱的原因时认为：“使吴曦为乱，而士大夫不从，必有不敢为；既乱，而士大夫能抗，曦犹有所惮。夫乱，曦之为也，乱所以成，士大夫之为也。”^[126]反映了当时四川士大夫（官员）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叛乱者的确稀少的事实。

宋朝对地方官的监察也不如对京官那么重视，制度设计不尽合理（不如明朝）。表面上有通判和监司（注：监司：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将原先因军事需要而划定的区域确定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由其长官负责督察路内各级官员征运粮饷。但转运使的专门督察权逐渐发展成为对地方行政的监察权，路也随之转化为监察区。此后，转运使的权力继续扩张，除了监察职责外，又过问起路内的行政事务。为了分割转运使的权力，宋朝只好在各路陆续增设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它们的长官为提点刑狱公事、常平使和安抚使，分别监察司法、财税和军事。新设三司与转运使合称为监司，实际上具备了地方监察机构的职能）双重监督，而实际上由于宋朝“强干弱枝”的政策实施后，地方根本不可能有实力抗衡中央，地方文官政权割据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通判的设置却是以以预防地方割据为出发点，主要职责是监督知州及其属员，这是一种功能的错位。通判由皇帝直接选派，每州设1～2名，州的公文须知州与通判连署才能生效。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事实上的多头负责制对行政管理追求的及时、高效运转是有害的，更不用说会降低官员们根据地方政情民情改革创新（因为风险更大）的积极性了。许多人给予了正面评价的通判制度实际上对监察本身是多余的，对地方行政管理恰恰是有害的。而监司在宋代的地方机构中并非专门监察机构，毕竟它是一个以控制地方物资向中央输送为主的机构，日常运作也需要地方官的支持配合；宋朝不少重要京官因各种原因到地方任知州，这些人随时可能重返朝廷再执权柄，监司官员自然不能随意得罪他们而生积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监司的监察就往往重在形式了。“实际上，监司长官的巡视时间与意向往往会事先通知州县长官，于是州县得以预作准备，所以巡视过程如同演戏，其效果可想而知。”^[127]孝宗即位时，朱熹上书指出当时监司的情况是：“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128]可见南宋监司即使在孝宗时期也问题严重，指望它们全面有效肩负起监察地方官的使命太难。

宋朝对地方官的治理使用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方官迁转更换频繁，新老官员衔接差，造成严重弊端，如徽宗即位，陈轩（兵部侍郎兼侍读）“论监司、守臣数易之弊，如江、淮发运使，十五年间至更三十二人，原稍久其任”。^[129]在南宋后期更为显著，宁宗时，兵部员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曾从龙上疏指陈：“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狱讼淹延，政令玩弛，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饮，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帐借请少不下万缗。郡帑所入，岁有常数，而频年将迎，所费不可胜记。然则轻于易置，公私俱受其病。”^[130]实际上，地方官迁转调动频繁最大弊端是妨碍他们作任何改善地方吏治民生的长远考虑，地方之贫弱难有根本改变。

3．对武将的治理“宽”、“严”错位。大多数时候尊重信任文官而明显歧视和猜忌防范武将。（关于宋朝“杯酒释兵权”、制造兵将分离等的原因、后果属老生常谈，本书不再论述）宋初防范将领的动机主要是君主要彻底剪除他们对皇权可能构成的威胁；很快，文官士大夫集团与君主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盟，以致于除了像范仲淹、王安石等极少数强烈渴望通过改革变法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对外被动挨打局面的高级文官曾经试图建立一种文武并重的治官格局，使武官得到信任和与文官接近的重用外，其余文官士大夫均乐意保持既定的文官荣宠宽松、武官只能附属并一直处在被猜忌地位的局面。

阅读宋朝中期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狄青是最德才兼备并富有传奇色彩的杰出将领之一，但正是因为如此他也在生前遭受过朝廷的猜忌。“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祐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明年2月发疽而死。^[131]一代忠心报国、功勋显赫的名将，竟然因为他传奇般的生涯而被贬降而死，皇帝和攻击他的人的动机是那么可笑！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文官士大夫们同赵家皇帝们一样对五代将领专兵、军人秉政始终记忆深刻、反映敏感外，还有就是宋代士大夫坚信“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的政治诉求，他们对军人、军事活动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始终给予过低的评价并形成思维定势（如欧阳修就认为：“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甚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132]）；元祐年间，执政文官不顾时任宗正寺主簿的游师雄的反对，将邻近西夏四寨弃予西夏。而后“吐蕃寇边，其酋鬼章青宜结乘间胁属羌构夏人为乱，谋分据西河。朝廷择可使者与边臣措置，诏师雄行，听便宜从事。既至，谍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锋屯通远境。吐蕃将攻河州，师雄欲先发以制之，请于帅刘舜卿。舜卿曰：‘彼众我寡，奈何？’师雄曰：‘在谋不在众。脱事不济，甘受首戮。’议三日乃定，遂分兵为二，姚兕将而左，种谊将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斩首千五百级，攻讲朱城，斩黄河飞梁，青唐十万众不得度。谊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领九人，斩首千七百级。捷书闻，百僚表贺，遣使告永裕陵。将厚赏师雄，言者犹以为邀功生事，止迁一官，为陕西转运判官、提点秦凤路刑狱”。此战使宋朝威名远扬，“自复洮州之后，于阗、大食、佛林、邈黎诸国皆惧，悉遣使入贡”。可以说师雄居功至伟，但竟然被那些掌握着评头论足话语权的文官论为有“邀功生事”之嫌，只给薄赏。连哲宗后来都说：“洮州之役，可谓隽功，但恨赏太薄耳！”宋代文官在武官面前的心理优势使他们攻击武官很放肆。后果是严重的，像游师雄“慷慨豪迈，有志事功，议者以用不尽材为恨”，^[133]就是众多优秀将领生平的写照。

宋室南迁以后，南方的山水、人文、饮食起居的阴柔对官员士大夫的影响加重，首都与敌国距离也增加了，这更不利于唤起人们对军事、军事危机、军队、将领等重要性的关注。亲历了靖康之难、已丢失半壁江山，对战争空发议论多，实际见识、才干少的相当一部分文官士大夫们对战争本身就没有多少信心，而且即使能取得胜利那也是武将们的功劳，因此皇帝和宰相要苟安是可以接受的；苟安能更好防范军功集团的形成。通过对武将地位和待遇的控制可以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减少被分割的可能——这就是南宋绍兴和议加上秦檜专政以后武将们面临的政治生态。危害自然不可小觑：主要是文官、武官逐步走向互不信任，互相排斥，但文官始终占据优势。典型的如孝宗时为了收复中原对武官表现了较多的尊敬和重用，丞相史浩感到非常不满，他脸色铁青地对孝宗说：“夫二帝三皇之道，固不寄于长枪大剑之人，必讲于圆冠方履之士。”^[134]对武官的优越感和不允许动摇既定格局之心理表现得活灵活现。由于文官几乎均有进士出身，而任官的资格越来越看重进士，因此文官可以兼任高级将领或行其职责，而没有进士出身的武官始终不可能担任文官，这不仅会助长不懂军事的文官士大夫对军事活动进行瞎干预、瞎评价现象的盛行，朝野对战争呼声最高的人往往徒有激情，而懂得战争的人恰恰成了配角，这还不利于将领们保持其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宋朝有才华的人投笔从戎的可能大为减少，甚至出现武学学子也“舍弃弓矢，更习程文”。^[135]仁宗时，明镐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镐大巡边以备贼。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倡妇多从之，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倡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耶？’纵去不治，倡妇闻皆散走。”^[136]饱学或有才华之士逃避从军，军队竟成了纨绔子弟和娼妇的活动场所，可见严重重文轻武的后果有多严重！

晚宋的武官因羡慕文官同僚的社会地位，开始仿效他们的华丽衣着和生活方式，这连朝廷也感到惊惶。1206年颁布了一项针对武官穿戴文官的华丽服饰与采用文官生活方式的禁令，^[137]说明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淳祐元年，时任制置副使的余玠眼见全社会对军人的歧视上书皇帝：“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武。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过之福。”^[138]除了将余玠提拔为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外，理宗对此并未作任何表态，问题当然依旧存在。赵时赏（和州宗室，咸淳进士，加入文天祥的麾下，为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数以偏师当一面。空坑之役兵败被追兵所杀）“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139]这样的国家怎能避免覆亡。

应该说北宋初的对武将权力进行的分割剥夺已经属于矫枉过正，从军事的角度看已属过分，特别是兵将分离后果尤为严重，直到王安石变法推出将兵法，重用王韶等优秀将领，才开始有限地突破并很快通过王韶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成就与熙宁八年大破交趾的猖獗入侵展示了改革的效果。但随着变法的失败和后来的“绍述”的变形走样，将不专兵、兵将分离又成为君主和中央政府治官的主旋律。南宋时期杀岳飞、谗害余玠都是因为他们在军队中威信太高，又久典重兵。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宋军保家卫国的实力；可后来的皇帝由于在皇家教育中主要学习儒家的经史，基本不懂战争和军事，以宰相、枢密使为首的文官并无动力要去改变文官们在朝野的优势地位，这样对任何在军界威信高并且有一支信任、拥戴自己的军队的将领进行打压防范作为一种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岳飞被杀，既死于宋高宗的小人之心，也死于这个愚蠢的传统。

但宋朝却有许多怯懦、无能的逃跑将军和败军之将要么安然无恙继续领兵，要么仅被贬降结局。只要忠于皇帝或不被皇帝视为威胁，武将在战场上的失误、逃遁行为又得到很大宽容。

宋朝君主很少对无能、胆怯逃跑的将军大开杀戒，甚至连起码的惩处也不给，这首先造成宋朝的将领难以选优汰劣，经常面对战争感到良将难寻。典型的如元丰年间，“伐夏不得志”，宦官李宪建议再次征讨，尚书左丞王安礼以粮草短期难以凑齐表示反对，帝（神宗）曰：“李宪以为已有备，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独无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谋议与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阉寺，朕甚耻之。”安礼曰：“淮西，三州尔，有裴度之谋、李光颜李愬之将，然犹引天下之兵力，历岁而后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宪材非度比，诸将非有光颜、愬辈，臣惧无以副圣志也。”帝悟而止。^[140]孝宗励精图治，国力增强，与张浚君臣一心，但所进行的北伐依然失败，并且其原因依然是将领素质（见后面的论述）。而且孝宗统治后期让曾觌、王抃为相，造成军队将领素质和士大夫风气的明显恶化，这就是陈俊卿（时任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面见皇帝时谈到的：“将帅当由公选，臣闻诸将多以贿得。曾觌、王抃招权纳贿，进人皆以中批行之。赃吏已经结勘，而内批改正，将何所劝惩？”孝宗说：“卿言甚当。”在辞别皇帝回地方时俊卿又言：“去国十年，见都城谷贱人安，惟士大夫风俗大变”——“向士大夫奔觌、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材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觌、抃“声势既长，侍从、台谏多出其门，毋敢为陛下言……”^[141]在这种背景下，军队中必然充斥着更多无德无能擅长逃跑之辈，这些将领与朝中顶尖文官用贿赂形成了利益关系，宽容懦弱逃跑将领的传统自然无法打破。宋朝军队只有在两宋交替之际因为遭受金人毁灭性的打击，借敌人之手将无德无勇无能的将领予以全面淘汰，且危急之秋国家被迫打破陈规选用将领，才涌现出以岳飞、韩世忠、张浚、刘光世、刘錡、吴玠、吴璘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和平时期或只有局部战争时期根本不可能集中涌现的优秀将帅，成为国之干城和中流砥柱！这也说明宋朝在战争中的军事人才的匮乏主要是其治官用人的制度和传统的重大缺陷造成的。

宋朝逃跑将军史不绝书。北宋初的高粱河之战（此役宋军奋勇作战，曾打得辽军主将耶律休哥身被三创而不能骑马。但宋军由于得不到生力军援助而溃退，太宗也中箭受伤，随军南奔。而这一过程中屯兵燕京“以备非常”的曹翰、米信部宋军，既没有前来接应，也没有前往“救驾”。很可能是得知败讯后先行南逃。害得太宗随乱军逃到涿州才追上溃退的宋军继续南逃，进入宋境后才稳定下来。可事后曹、米并未受什么惩罚）、歧沟关之战（潘美、王侁、刘文裕不按计划援助杨业，致杨业全军覆没。事后，王、刘被除名远配，潘美虽连降三级仍任三交都部署，负责河东防务）、君子馆之战（雍熙三年12月中旬，辽军大举南下莫州，宋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将所部精锐留给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作后援部队，自己亲率数万北上迎战，在君子馆遭遇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合军进攻，宋军陷入重重围困，适值大寒，宋军弓箭也拉不满，而此时李继隆却率军退保乐寿，宋军英勇奋战，杀辽将挞列哥、萧打里，然终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只刘廷让与麾下数骑突出重围逃归。可李继隆却并未受什么重惩）。真宗时澶渊之战前的“望都之战”（此战发生于咸平六年。4月，辽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大将肖挞览率军南侵，宋定州都部署王超一面召镇州都部署桑赞、高阳关都部署周莹各率所部来援，同时先派副都部署王继忠迎战辽军于望都，自率大军继发。王继忠率部与辽军在望都城南从下午杀到天黑，次晨再战，宋军被围数十重，粮道亦被阻断，王超援军未至。在人马困乏的情况下，将士们殊死战斗仍不能冲出包围，最后且战且行至东北的白城，宋军伤亡惨重，王继忠被俘。事后王超未受惩罚，仍负北方防务的总责）的大败等都与重要将领的临阵脱逃和拒不增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后这种事例可以说伴随了整个宋史。仁宗时，西夏李元昊反，由于宋朝军政窳败，边境局势险恶，张亢作为边将十分焦虑，上书指出了“边机军政措置失宜十事”，特别谈到“昨延州之败，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142]但并无人受到追究。宣和四年冬10月宋辽发生燕京争夺战，以宣抚统制刘延庆统率的10万宋军与辽朝萧干部作战，宋军在城内受挫，但军事实力尚存。“延庆营于卢沟南，干分兵断饷道，擒护粮将王渊，得汉军二人，蔽其目，留帐中，夜半伪相语曰：‘闻汉军十万压吾境，吾师三倍，敌之有余。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左右翼为应，歼之无遗。’阴逸其一人归报。明旦，延庆见火起，以为敌至，烧营而奔，相蹂践死者百余里。自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退保雄州，燕人作赋及歌诮之。朝议延庆丧师，不可不行法，坐贬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这样一个败军辱国之将，很快又复为镇海军节度使，靖康之难时还是守京城的将领之一，城陷，率万余秦兵不是抵抗到底，而是夺门而逃，被追兵所杀。^[143]再看童贯，由于金军大敌当前，七年12月乙巳，深受徽宗信任、以宣抚使头衔负责太原防务的童贯不顾太原守将张孝纯的劝阻，自太原遁归京师，严重地动摇人心。童贯回来不仅未受惩罚，新即位的钦宗还任命他为东京留守^[144]——即使亡国在即，北宋君主依然宽容逃跑的将帅。

再看南宋，似乎从情理上来讲，高宗是在父兄被掳、国破家亡的背景下当上皇帝的，整顿军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以前的因无能胆怯而逃遁的将军太多了。可是，即使是在军事较量如火如荼的高宗时期，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自开国以来一以贯之的驭将之道（只有张浚在建炎、绍兴年间以大帅身份杀过赵哲等很少几名有罪将领）；这种驭将之道使大敌当前而宋朝的军事将领队伍迟迟难以实现优胜劣汰和最合理的配置，宋朝的综合国力不能在军事领域体现出来。让我们再来看资料的记载：

建炎元年5月高宗即位，6月开始有整治将领的行为。己未，以其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憷引卫兵遁逃，致都城失守，责官邵州安置。而在建炎初年因在徐州、淮阴、楚州多次团结指挥军民打败包括粘罕、挞懒、兀术等金军名将、由士兵迅速提拔为楚州、泗水、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镇抚使兼楚州知州的赵立，于建炎四年8月遭遇挞懒率领的优势金军的围攻，赵立向朝廷告急，多少有些妒贤嫉能的张俊、刘光世都不出兵援助，只有兵力较弱的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今江苏泰州）镇抚使岳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淮阳军（今江苏邳州）镇抚使李彦先率部救援，皆被阻击。最后，一贯忠勇杀敌的赵立、李彦先均战死，楚州沦陷。可张俊、刘光世未见受到什么惩罚。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大举南侵，缺少将帅的宋高宗任命年老多病的名将刘起錡任江、淮、浙西制置使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负责东部防线。但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两次在大敌当前时擅自逃跑，不仅打乱刘錡的前敌部署，还造成宋军的极大被动、金军直逼采石，而王权受到的处分仅仅是罢职。与高宗猜忌诸有功有威望的将领、杀害岳飞形成鲜明对照。^[145]宋朝军政涣散、将领无能曾在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的努力下有很大改观，并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挽救了国家。但在杀害岳飞、解除韩世忠、刘錡、张浚等人的兵权、解散岳家军、签定绍兴和议之后旧体制和旧传统迅速全面复辟。秦檜死后权户部侍郎兼侍读李应辰上书高宗指出当时“军政之不修”的状况是：“自讲和以来，将士骄惰，兵不阅习，敌未至则望风逃遁，敌既退则谩列战功，不惟佚罚，且或受赏。方时无事，诏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谁能听命以赴国家之难。望发英断，赏善罚恶，使人人洗心易虑，以听上命，然后号令必行矣。”^[146]而实际上是到了孝宗时才有所整顿和改观的。孝宗号称中兴，他依靠张浚、虞允文等人对军队进行过整顿，但从符离之战他对拒不支援李显忠的邵宏渊、临阵逃跑的周宏及邵宏渊之子世雄等一批逃跑将领的事后对待来看，孝宗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军政乏力、驭将苟且的格局——比如邵宏渊仅降武义大夫，职仍旧。按照胡铨的看法，“近宿州之败，士死于敌者满野，而败军之将以所得之金赂权贵以自解，上天见变昭然，陛下非信赏必罚以应天不可”。^[147]虽然这与当时优秀的将帅少也有关系，但根本问题是宋朝宽容败军之将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非精通军政、战争和性格坚定、有胆识的君主不能（或曰不敢）打破。逃跑而不会受到严厉制裁，在南宋末年的四川军队中竟然“人人倡为‘百战不如一溃’之说，边尘稍惊，望风奔散……”^[148]其危害可见一斑。南宋末年的襄樊之战，悠关南宋政权的生死。由于贾似道一直向昏庸的度宗隐瞒襄樊已被元军包围、宋军多次救援均被阻断、十分危急的状况，加上他私下允许一直投靠他的范文虎可以不听前线总指挥李庭芝的约束，终于导致咸淳八年3月张顺、张贵十分英勇的救援行动虽然成功，但得不到接应而遭到张贵牺牲、船队几乎全部覆灭的损失。从此，襄樊援绝，九年正月，二城失陷。军队将领协作差、互不配合的恶劣传统加上掌握大权的奸臣对心腹将领的宽宠，葬送了宋蒙战争最关键的战役，南宋自此走上了迅速灭亡的不归路。

总之，两宋驭将的宽严错位和失衡使宋成为一个经济文化昌盛却不能实现与其潜力相匹配的武功甚至经常被动挨打的朝代。宋富而不强，教训深刻。后来有人问岳飞天下何时太平，岳飞答曰：“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149]恰恰证明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忠勇的统帅心目中对宋朝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局面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宋朝治官的软肋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www.xing528.com)

4．官员的考察奖惩制度徒有其表，据此而进行的赏罚也缺乏基本的准绳，大赦又特别多，使宋朝通过治官实现的政治相对清明的时间比明朝要短得多。其原因和表现在士大夫的奏疏中比比皆是。如英宗即位时，吕大防指出：“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进用大臣而权不归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时退；外国骄蹇而不择将帅；议论之臣裨益阙失，而大臣沮之；疆场左右之臣，有败事而被赏、举职而获罪者。”^[150]元祐初殿中侍御史韩川上疏道：“朝廷于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则几于利权势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绩以赴用，要其终也，则莫不收虚名而废实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遇大州阙，则选诸所表；他虽考课上等，皆莫得预。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谓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唯驰骛请求者，得之为多；至于淹历郡县治状应法者，顾出其下，则是谨身修洁之人，不若营求一章之速化也。”^[151]显然，当时京师高级文官们的所谓荐举权在选官用人中所起作用是完全压倒考课结论的。这只能造成私人欲望和意志败坏国家治官用人的基本游戏规则。这些问题可以说后来一直都没有解决。并且在南宋权相当政期间愈演愈烈：理宗时侍御史郑寀上疏云：“比年以来，旧章寝废。外而诸阃，不问勋劳之有无，而爵秩皆得以例迁；内而侍从，不问才业之优劣，而职位皆可以例进。执政之归休田里者，与之贴职可也，而凡补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节度，有同序补，自书殿以至秘阁，错立周行。名器之轻，莫此为甚。无功者受赏，则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宠，则何以服无罪之人。矧事变无穷，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于上，则人心不敢轻视于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觊幸于其间，则负慷慨之气、怀功名之愿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152]

由于宋朝治官长期赏罚（主要是罚）不公，官吏之间缺乏良性的竞争，忠奸贤愚并用、清正廉洁者并不占主导地位的格局至迟在真宗时就已出现；徽、钦时出现第一个劣胜优汰期，当时朝廷上除了奸臣受宠之外就是草包林立，二者还共相依存：“六曹长贰，皆异时执政之选，而部中事一无所可否，悉禀命朝廷”；尚书、侍郎“辄以事诿上”，^[153]正好便于昏君怠政时奸臣弄权。北宋因此而灭亡；高宗依然忠奸并用，但绍兴和议后秦檜独相专权时期是第二个劣胜优汰期，南宋初年在血与火的较量中积累的军事实力、优秀官员队伍和高涨的爱国激情遭到毁灭性的支解压抑，在秦檜死去时官场上已英豪寥落、万马齐喑；孝宗在位，曾励精图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变革，出现优胜劣汰格局（具体举措参见本书论述宋朝治官之得的部分）；光宗、宁宗和理宗统治前30年（据胡昭曦先生的专题研究，理宗前10年是“渊默”韬晦；中间20年则曾励精图治、重用贤能；后10年荒淫怠政。^[154]）又是忠奸贤愚并用期；而后进入权相全面专政时期，整体迅速演变成第三个劣胜优汰格局，终于葬送宋朝。胡昭曦先生在论述南宋灭亡的过程时特别以当时智勇兼备的大将刘整降宋事件为例指出：“南宋权相当政，赏罚不公，打击异己，促使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使刘整于景定二年六月叛宋降蒙”；“刘整叛宋降蒙，给南宋带来深巨影响”。^[155]的确，当一个国家因为权奸当政、赏罚严重不公促使自己最优秀的将领投奔强悍对手的时候，不走向灭亡才是奇怪的事。

此外滥赏少罚显得相互雍容，表面上在臣僚之间减少了互相陷害，但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又是原则性差，在君臣之间则是必要的争持与谏诤缺位。比如“一国君臣如病狂”、事情前后胡赐乱赏并劳民伤财的真宗迎天书祥瑞与封禅之举^[156]，就鲜有大臣出来谏诤和坚决反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真宗慷国家之慨用胡赐乱赏、加官任子对臣子们进行了成功的收买。

此外过分的雍容也使相当一部分宋朝官员士大夫在学习儒家学说与实践儒家学说方面不能保持一致，如北宋时，程颢兴立道学的原因之一就是“病学者厌卑近而务高远”^[157]，希望能使宋朝士大夫为人做事脚踏实地，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焞（尹焞，程颐弟子）者实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158]生活在两宋交替之际的杨时（号曰龟山先生）乃留下了“程门立雪”千古佳话的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弟子，一生传播道学，弟子众多，但后来朱熹总结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时弟子），一人而已。”^[159]而朱熹之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这么高的需要持续艰苦修炼才能达到的道德要求在南宋后期能够践行的人当然屈指可数。当然问题不仅仅是曲高和寡，道学甚至还被宋朝治官的滥赏少罚在道德上放任包容宠坏了的多数官员群起攻击，甚至以“伪学”之名予以压制、打击。朱熹曾上书专门揭露这种现象：“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160]大群官员这样做，除了他们要固守自己在官场的地位权利之外（如朱熹弟子黄干才华出众，且正直敢言，得军民之心，就遭到在位者“群起挤之”。干遂归里，以著述和教授门徒为生），还有掩饰和维持自己的道德低下、为官为人放纵难改的当然内涵。

再说宋代的监察系统，虽有台院、殿院，皇帝对他们也相当雍容，宋朝还允许风闻奏事，但首先谏臣人数太少，权相专政时还常不满员。如哲宗时侍御史王岩叟就为此上书深表不满：“国朝仿近古之制，谏臣才至六员，方之先王，已为至少。今复虚而不除，臣所未谕……原趣补其阙，多进正人以壮本朝；正人进，则小人自消矣。”但并未引起多大反响。^[161]其次监察机构“名义上在京三省至百司、宰相至百官，无不在纠察之列，实际上有许多不在纠察之内”。^[162]宋朝台谏官员并不是一直都很活跃的，如太宗时左拾遗、直史馆田锡就指出：“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动，岂圣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臣愿陛下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163]显然，太宗时台谏官作用很不明显。而且至迟在仁宗时作为天子耳目设计的台谏官便已出现“尽为宰相肘腋。宰相所恶，则捃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善，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中书政令不平，赏罚不当，则箝口结舌，未尝敢言。人主趼纤微过差，或宫沩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供职未逾岁时，迁擢已加常等”的局面。^[164]

当然在封建专制时代每一个王朝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真正有节操的大臣按照儒家伦理在君主或权臣个人的荒谬欲望和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作出抉择并采取相应行动。比较而言，在这种属于国家内部事务但往往需要取义成仁的道义节操的坚守方面，宋代官员是比不上明代官员的。如仁宗至和年间的御史中丞张昪指出的那样：“今陛下之臣，持禄养望者多，而赤心谋国者少，窃以为如陛下乃孤立耳。”皇帝还为之感动。^[165]苏轼在试馆职发策中云：“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厉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166]元祐中，颖昌府教授邹浩上疏，谈到当时的官员队伍的情况是：“人材不振，无以成天下之务。陛下视今日人材，果有余邪？以为不足，则中外之百执事未尝不备。以为有余，则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几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风旨者几人？持刺举之权以肃清所部者几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几人？民贫所当富也，则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当澄也，则曰民情不可扰；人物所当求也，则曰从古不乏材；风俗所当厚也，则曰不切于时变，是皆不明义理之过也。”^[167]在地方府学教授邹浩的眼中，击败王安石变法以后的官场，已没有多少人以天下和百姓为己任、以勤政爱民、恪尽职守为本分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道义节操在官员队伍中的普遍失落。再看宋朝高宗时，鲠峭敢言的晏敦复上书指责当时的官场是：“比来百司不肯任责，琐屑皆取决朝省，事有不当，上烦天听者，例多取旨。由是宰执所治烦杂，不减有司，天子听览，每及细务，非所以为政。”^[168]右正言王淮指责当时：“大臣养尊，小臣持禄，以括囊为智，以引去为高。愿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69]宁宗时，鲠直敢言的起居舍人王兰给皇帝指出当时的官场是：“朝廷除授失当，台谏不悉举职，给、舍始废缴驳，内官、医官、药官赐予之多，迁转之易，可不思警惧而正之乎？”帝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闻。磊磊落落，惟卿一人。”后来，“兰尽言无隐，然嫉恶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170]这些都说明从总体上讲，宋代官员在恪尽职守方面一直是缺乏动力、压力的。

缺乏考核监督的宋代军政疲软废弛也是一个长期的顽症。哲宗元祐八年，苏轼任定州知州，“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171]又比如宋代的农田水利问题，整个宋代前期，兴修水利根本就没有成为地方官应尽的职责，加上官员迁转频繁，全国各地只有个别地方官有兴修水利的举动，而且被视为善政。到了仁宗时期，官员对水利也仅是议论得多，行动很少。据官员们说主要是豪强户在河流上有“碾硙之利”，兴修水利必然引起矛盾冲突。于是仁宗下诏停废各种公私碾硙，^[172]但还是很少有地方官动手。直到王安石变法以《农田水利法》中细致而专业的规定和奖惩来要求官员们，大规模的农田水利活动才大面积出现。^[173]全国共计兴修水利田10000多处，36万多顷，且基本上都是民田。神宗以后水利仍在兴修，但多为官吏、豪强占有，国家、农民能得到的利益被逐步侵蚀。足见对官员怎样规定职责、施加压力、提供动力对治官的重要性。不过，这仅仅是水利方面的情况，它并不改变宋代官员职责轻、考绩松软的整体格局。

宋朝士大夫入仕后主要靠论资排辈升迁，极大地妨碍着非科举考试出身的特殊人才迅速被委以重任。如赵构即位时，虽得宗泽赏识但只有秉义郎身份的岳飞上书高宗：“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结果，竟然“以越职夺官归”。^[174]如果不是后来持续的战争再给岳飞以机会，一代名将，完全可能就此被埋没。后来岳飞和刘錡均因战功特别显赫得到过罕见的破格提拔，但均遭受过其他将领不同程度的嫉妒（其中张俊、杨沂中还因嫉妒而帮助秦檜迫害岳飞、压抑刘錡），可见在宋朝军队中，论资排辈也是根深蒂固的。^[175]综观宋代，虽然显得人才济济，但杰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干家并不很多，官员队伍良莠不齐，主要靠自觉性为官为人。

综上所述，按照国家的治官需要，宋朝对官员的监察是存在很大缺陷的。但宋朝君主允许监察活动中可以风闻奏劾、对官员士大夫不以言治罪、宋朝官员（特别是文官中的一部分人）重风节名望（主要内容之一是敢于危言议论国事）和权相政治对风闻奏事的利用这四大因素又导致了朝廷监察活动功能和性质在两宋的一定时期的异化。从而对治官（尤其是维持良好官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事情来体会这一点。李刚在绍兴五年的上书中给高宗提了信任辅弼、公选人材、变革士风、爱惜日力、务尽人事、寅畏天威六条建议。他指出具有不群资质的人才对国家十分重要：“……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擿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辩。苟非至明人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辩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材之叹，盖少留意而致察焉。”这段话应该说是对北宋中期以后朝廷上下风气逐渐恶化和李刚自己命运的真实写照。在“变革士风”一条中，李刚不仅进一步总结了宋朝官场言论交流的弊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风闻奏事，认为它导致了官场言论的不负责任和诬陷之风以及在这种风气下善良之辈遭受排挤的结果：“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与士风，似不相及，而实相为表里。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数十年来，奔竞日进，论议循私，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祐大臣，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驯至靖康之变，非偶然也。窃观近年士风犹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潝訿成风，岂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必须核实而后言。使其无实，则诬人之罪，服谗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176]可是宋朝并未因李刚的分析和建议而废除风闻奏劾。在南宋时期，特别是权相控制了天子耳目时期，其帮助邪恶战胜正义的危害就更大更烈了。读欧阳修、范仲淹、李刚、宗泽、赵鼎、岳飞、韩世忠、王坚、余玠、李庭芝、文天祥……的列传人们都不难得出结论，从宏观上看宋朝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其部分制度、体制、传统束缚着这些国家栋梁的手脚，包括或剥夺他们的生命、或闲置他们的才能和智慧、或冷却他们忠君报国爱民之心。其允许风闻奏劾的制度和被滥用正是如此。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宋晚期的权相擅政和对门荫制度的滥用成为治官用人的主旋律，使本来就效力有限的监察制度和徒有其表的针对官员的考核制度的正面功能和积极作用实际上先于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说官员的升降黜陟已与正面的监察考核无关。让我们来看史书的记载：杜范指出：“铨选之法付之吏部，擢用之权归之庙堂，以庙堂而下行吏部事，祖宗之时无此也。自三四十年来，权臣执国柄，以公朝之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美缺而归堂除。玩习为常，所取益众，煽奔竟之风，抑孤寒之士。”^[177]真德秀上书云：“岁举之员，往往夺于权贵之命。孤寒无援者，虽尽心职业，不免陆沉之叹。膏粱庸呆，苟有所挟，则若执券以取偿焉。”^[178]史弥远当政，全凭个人好恶用人，甚至荒唐到根据对求官者的外貌和名字的感觉决定取舍：“中大夫焕章阁待制王梦龙，嘉定十一年台官也，时故相（即弥远）已专国柄，以其容仪庞厚，气貌深简，必不好为异论，故擢之于要除——以貌取而不以人取也。中奉大夫新知宁国府李日迈，绍定四年台官也，方东朝庆寿七十，故相于正旦朝会，选其名之美者为台谏，曰万龄，曰处久，而日迈与焉——则是台谏以名而不以望选也。”^[179]史嵩之当时严厉钳制言路，其情况如淳祐四年（1245年）三学生上书所言：“台谏不敢言，台谏，嵩之爪牙也；给舍不敢言，给舍，嵩之腹心也；侍从不敢言，侍从，嵩之肘腋也；执政不敢言，执政，嵩之羽翼也。”^[180]而贾似道专权时期，满朝官员竟几乎都是他所擢用，以至于他敢当廷训斥所有官员曰：“诸公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站出来抗言的只有李伯玉一人！^[181]显然，这一时期的治官活动，由于代表的主要是权臣而不是国家的意志和需要，符合原先制度设计的对官员的正面考核、监察都已不复存在。监察机构和官员由于地位重要，前者变成了权臣驱逐异己的工具，后者则早已被换成权臣们的心腹爪牙，“天子耳目”统统屈服于权臣，实际已经死亡。勾承益博士指出：“晚宋台谏的腐败，首先表现于它在职责方面的蜕化。台谏的天职本是‘天子耳目’，可是晚宋的台谏不但在很多情况下违背了这一宗旨，不敢针对权相执政过程中的错误提出抨谈，使天子成了盲人和聋子，而且他们中许多人竟然甘心情愿成为权相的鹰犬，从天子的耳目蜕化成权相的耳目和代言人。这样的事例，在晚宋的历史资料中俯拾皆是。”总之宋代监察官员一直以来面对强大的相权发挥的治官作用受到很大局限。

再看门荫这种优待贵族高官子弟亲属的用人制度的危害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岁取士，岁仅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纵观州县之任，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资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见次。考第未满，举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182]任子制本是两宋体现对贵族高官优待的选官用人的补充性制度，因为他只凭血缘关系，当然与考核监察少有关系，到南宋晚期居然成为了地方官的多数，可见宋朝过宽治官再加权相擅政对治官的巨大危害。

5．在经济生活和商业活动中对官员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所以宋代经济虽然空前发达，社会财富总量超轶盛唐，但官员及其权力庇护的人群大肆聚敛财富，造成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宋代并非起至农民起义的浪潮，一开始贫富分化就严重存在）；官员和豪门地主、有权力庇护的巨商大贾大肆隐瞒漏税造成国家收入并不随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长；官商互相勾结使官员们大面积腐败、奸商大发横财；宋代社会中的仇富心理也特别严重。变成了大大小小史不绝书的起义和兵变。（包括使仇富心理及其暴力表现具有正义色彩的《水滸传》的主人公就是宋代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并非偶然。）

6．按照治理国家、地方或某一方面的要求，许多政务是需要专业素养和技术眼光与手段的，但宋代在治官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即主要看重道德文章声望和对官员的奖惩中德才没有并重，专业技术能力比起道德文章名望来讲分量太轻，这使宋代许多问题的解决要么隔靴搔痒，要么严重滞后，要么争吵不休不了了之。尤其是改革变法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阅读宋朝历史，至迟在仁宗中期，皇帝们已充分意识到国家有许多重大问题都积累到很严重的程度，而大臣们却拿不出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方略与办法，国家政务不仅一直以来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格局，就是只医头或脚都是治标而不治本，浅尝辄止。诚如知制诰田况在给仁宗谈到朝廷处理契丹、西夏问题软弱无能、每年承受共计金帛70万的岁币负担时表示失望的那样：“……两府大臣，皆宗庙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系安危者，岂不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对，不过目前政事数条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辅臣，非辅臣所以忧朝廷之意也。”^[183]所以庆历八年3月仁宗主动征求涉及各方面难题的对策建议：“甲寅，幸龙图、天章阁，诏辅臣曰：‘西陲备御，兵冗赏滥，罔知所从。卿等各以所见条陈。’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使中丞曰：‘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有不便于民者，朕欲闻之，其悉以陈。’……癸亥，以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备御、将帅能否、财赋利害、钱法是非与夫谗人害政、奸盗乱俗及防微杜渐之策，召知制诰、谏官、御史等谕之，使悉对于篇。”皇祐元年正月，仁宗又对台谏官员少真知灼见表示了严重不满：“辛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风闻弹奏。”嘉祐元年6月己卯，“诏群臣实封言时政阙失。”^[184]可见仁宗内心焦虑的问题之多，牵涉面之广。

宋朝君主这种诏谕特别多，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他们信任文官、与文官一起坐天下，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宋代许多积弊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严重，皇帝没有办法不着急。此外，仁宗统治后期还痛感真实了解政情民情、有真实才干和政绩的官员很少，为此他的诏书也有体现。皇祐五年秋7月己酉，诏：“荐举非其人者，令御史台弹奏，见任监司以上弗许荐论。”嘉祐二年5月己亥，“诏举行磨勘法。秋7月丁酉，诏陕西河北诸路经略安抚举文武官才堪将领者各一人。……11月丙申，诏三司使体量判官才否以闻”。三年夏4月的诏书中他痛责地方守另令：“守令或贪恣耄昏，以弛为宽，以苛为察，以增赋敛为劳，以出入刑罚为能，而部使者莫之举劾。自今各思率职，毋挠权倖，毋纵有罪，以称朕意。”四年6月，“癸酉，诏诸路经略安抚、转运使、提点刑狱，各举本部官有行实政事者三人，以备升擢”。六年8月，“戊寅，诏：州县长吏有清白不扰而实惠及民者，令本路监司保荐再任，政迹尤异，当加奖擢”。^[185]英宗在位时间短，但他显然受到仁宗的影响，注意奖擢有真才实绩的官吏。治平元年春正月甲寅，“赏知唐州赵尚宽修沟堰、增户口，进一官，赐钱二十万”。冬10月丙申，“诏中外近臣、监司举治行素著可备升擢者二人”。2年夏4月，诏监司、知州岁荐吏毋充数。5月癸亥，诏以综核名实励臣下。^[186]神宗继续了这种用人方面的价值取向，他积极寻求能摆脱危机的新的思路，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减少了推恩和与才华政绩无关的迁转，对官员退休采取更强硬而刚性的措施（如熙宁二年4月戊午，“外任大使臣年70以上，令监司体量，直除致仕者，更不与子孙推恩”。^[187]）而王安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个专业技术救国论者，于是君臣顶住巨大反对声浪和包括太后不支持在内的巨大压力，上演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有标本意义的变法运动。王安石的以经济领域为主的、重点致力于开源兴利的改革活动铺开之后，除了要面对一批在道德文章学术方面德高望重的人的反对（其原因请参见本书“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新论”）外，还得面对以苏辙为代表的主张以“除弊”（在经济上就是节用）为挽救国家主要手段的不同政见者的反对，最后还得依靠各级官员们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们不仅要支持改革，品行廉洁不浑水摸鱼，而且必须懂经济管理、能够因时因地制宜用专业技术的眼光和手段去贯彻好以诏谕形式发布的改革措施。严格来讲，要想说服改革意志并不坚强的神宗持续支持改革（这是改革者的唯一依靠），主要得靠事实上的改革成效，这个成效在不同的官员那里简直千差万别。比如，青苗法萌芽于李参的成功实践。参，以荫入官，历盐山知县、定州通判、兴元知府，淮南、京西、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审定其阙，令民自隐度麦粟之嬴，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银。熙宁青苗法，盖萌于此矣”。李参在陕西还给国家省费上千万：“朝廷患边费益广，参建议辇钱边郡，以平估籴，权罢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货钱千万计。”^[188]“吏事绝人”的韩璹在熙宁初为梓州路转运使，“朝廷命诸道议更役法，璹首建并纲减役之制，纲以数计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计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189]应该说也是大见成效的。“均输法”公布以后，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发运使薛向的主持下，成效显著，得到神宗手诏褒扬：“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薛向是谁？他是北宋一代财经管理方面的高手：“向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无病民，所上课间失实。时方尚功利，王安石从中主之，”“向以是益得展奋其材业。”^[190]这是对王安石变法持全面否定态度的《宋史》作者的评介，是吹毛求疵的，但仍然无法否定均输法在薛向时的成功。可惜像李参、薛向这种既支持改革又拥有改革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的官员数量太少了。连宋神宗也“尝语辅臣，有无人才之叹”。^[191]这里的“人才”当然不是指道德文章之士。更多的官员要么因反对变法而阳奉阴违，要么因为本属贪官污吏便借改革之名混水摸鱼使改革变形走样，要么是些骑墙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基本不动，要么是根本不懂经济管理的外行而只能弄巧成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外行不擅长、因而也不会喜欢改革创新，他们主要的心理取向应该是能反对就反对，否则就只能应付或尽可能拖延逃避。这种外行的官员数量相当庞大。王安石变法自然只能“和之者寡”了。黄仁宇先生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讶：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宋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192]按此说法，王安石的改革方案中的大多数追求因为太专业、太超前根本不可能成功。宋朝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也只能从他们熟悉、擅长的道德立场去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评价、表示反对或支持，并且反对者大大多于支持者。随着改革的失败和后来打着改革旗号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对改革形象的破坏殆尽，在解决两宋政权面临的大小问题（特别是积弊顽症）时作为政府行为高度重视从专业技术角度去加以解决的努力算是划上了句号，与政治的腐败相交织，国家管理漏洞百出、弊端丛生。如徽宗时梅执礼为比部员外郎，“比部职勾稽财货，文牍山委，率不暇经目。苑吏有持茶券至为钱三百万者，以杨戬旨意迫取甚急。执礼一阅，知其妄，欲白之，长贰疑不敢，乃独列上，果诈也”。^[193]一个小小苑吏竟敢利用比部草包官员的愚蠢骗去300万缗钱财，可见国家经济管理是多么混乱！对宋王朝治国治官很重要的重专业技术能力和实绩的价值取向直到南宋叶适、陈亮辈那里才很显著地以思想言论的形式存在。但它已不可能成为治官的决定性因素了。南宋后期政府迫于形势发行楮币，由乾、淳时的2 000万到绍定时的29 000万，嘉定时竟达288 000万！造成国计民生的巨大紊乱。按当时直臣王迈的看法，原因是“用寡谋之人，试直突之说，能发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194]美国学者戴仁柱先生仔细从专业的角度研究了南宋末的焦山之战，他指出这次决定性的战役宋朝方面拥有上万艘军舰，军队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高于元军，在数量和力量上显得占有优势；可是元军的统帅是阿术、董文炳、张弘范，他们都是出色的战略家和战术能手，他们成功地发动了陆海军协同作战，集中千名优秀弓箭手连续数小时用火箭攻击宋朝愚蠢地用铁锚、铁链连接在一起的庞大舰队，元军的海军分遣舰队又从侧翼包抄进攻。战争以南宋最后的本钱被彻底摧毁而告终。而南宋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是张世杰，这位进士出身的文官根本不擅长战争。“南方在焦山的耻辱是由其在战略上过于僵硬，缺乏深谋远虑所导致的。由于目光狭窄，宋朝的指挥者只注意到了一个方面的问题。他们显然迷恋注重防守而不是机动灵活的阵地战略，而且，由于对自己的人缺乏信任，旗舰也往往过于约束和限制普通士兵的行动。他们的热情似乎远远大于理智，在焦山之战的军事调动中部署了不合适宜的船只：庞大的战舰虽然在风浪强劲的海浪中可以快速行驶，可在水面相对平静的长江却几乎不能行动自如。……而随后的战争资源浪费达到了完全令人震惊的程度。类似的错误态度也发生在人力资源的调配使用上：张世杰的步兵被强迫进行水战，而刘师勇的水兵则被强征为步兵。”戴先生最后总结道：“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发明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事技术武器——火药与火炮，机弩与火器，掷石器与毒气——的王朝，在这些武器的应用方面却一贯如此笨拙不堪。一些历史学家把宋朝的失败归因于重要军事技术的外流，这些军事技术在得到敌人的改进后，又最终被用来对中国作战。由此宋朝实际上已丧失了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正如焦山惨败活生生显示的那样，军事技术的状况远非军事技术的运用那样重要，而晚宋的监督者正是最糟糕的军事技术运用者。”^[195]

两宋300余年的历史证明，宋代一直允许对包括军事在内的许多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都一窍不通或纯属外行的文官到亡国都在官场占尽优势，是宋朝的改革不能成功，对付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反应迟钝甚至愚蠢的决定性因素。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说明当一个地区发水灾时什么样的官员才是国家和百姓最需要的：哲宗元祐年间，毛渐（熙宁进士）历提点江西刑狱、江东两浙转运副使，适遇“浙部水溢，诏赐缗钱二百万以赈之。渐言：‘数州被害即捐二百万，倘仍岁如之，将何以继？’乃案钱氏有国时故事，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崐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196]显然，一次性对付水灾是有德之官可以完成的，而根治水患必须要德才（这里的才就是指专业技术能力与技巧）兼备。可是宋朝治官对官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却大大低于对道德文章的要求，自然不能指望他们能为国家解决多少最棘手的问题。孝宗时是南宋政治和官场风气最好的时期，曾大力加强治官，也取得了明显效应，但孝宗亦感叹：“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197]

的确，宋代皇帝和天下臣民在如何解决国家的顽症积弊方面得到的来自官员士大夫方面的具有很高专业技术水准的解决方案的确很少，与这些官员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自然科学等等方面显示的巨大能量和卓越才华相比较更是如此。主要原因除了其治官的价值取向不利于调动官员士大夫用专业技术的眼光和能力去为官施政的积极性外，还有：

（1）由制度和传统形成的机构重叠，官员冗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自然责任心差，坐耗国家财富（这个话题在专业和学术上已属老生常谈，本书不作专门讨论）。宋代是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正月才开始用制度“磨勘”官员的。诏令每三年进行一次，实际上不论有无政绩、过失，到时一律迁转。因此真宗初年冗滥问题就已十分严重。宋朝由于实行“官”（官称）与“差遣”（职务）分离的制度，而俸禄主要依官称领取，以致有些官员在家等待派遣职务期间，照样领取相应官称的俸禄，甚至满了3年也同样再升官称。加上“任子”及考试录取人数大增，致使50年间，官员已增加了约10倍。虽然官称有限，不少官员虽无法派遣职务，但仍坐领俸禄。仁宗时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苏绅在“陈便宜八事”中要求“慎选举”时指出：“今内外之臣，序年迁改，以为官滥，而复有论述微效，援此希进者。朝臣则有升监司，使臣则有授横行。不问人材物望，可与不可，并甄录之。不三数年，坐致清显。如此不止，则异日必以将相为赏矣。”^[198]可见宋朝的官场基本是个“吃大锅饭”和易进滥赏的官场。后来英宗、神宗的改革虽然开始有所改变和约束，但并未治本。在冗滥和人浮于事的状态下，皇帝和中央难以鉴别谁是应予重用提拔的人才，谁是南郭先生——毫无疑问宋朝一直用优厚待遇养着前朝望尘莫及的大批南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人才们也只好向南郭看齐了。

（2）官员们俸禄高（只有在高宗时期国家特别危急困难时曾有如建炎元年6月“权减宰执奉赐三之一”的举措）、迁转容易加赏赐丰厚，应该说官员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干，但由于配套的法令制度少（按照现代宏观管理学或领导科学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加严格有效的监督奖惩是保证官员比较尽职尽责并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基本手段。而宋代的官员恰恰是权利太多，相应的责任、监督、奖惩严重不匹配），只有少数有非常好的个人人格修养的大臣和士大夫愿意不辞艰辛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去为国谋划和施政——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评价王安石变法的价值所在。宋朝花了大钱，养出的要么是有学问但乏治术的庸官，要么无学问只会为自己营利的贪官。如果不是因为宋学兼容杂糅了佛道的一些出世、收敛、退隐的理念影响着士大夫，情况当更加恶劣。

（3）按照专业技术的要求治理国家，会触动、损害官员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比如宋仁宗统治期间，给官员们的滥赏滥赐很多，给官场招纳的南郭先生也特别多，甚至在号称励精图治的孝宗乾道初年，官场风依然是“欺罔、苟且、循默、奔竞”^[199]，余则可想而知也；王安石变法欲依靠一批在开源理财、兴修水利等方面的能臣来实现不增加赋税负担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标，对于那些对专业理财、兴修水利十分外行的官员来讲，首先会动摇他们的优势地位，其次会使他们难以再轻松悠闲为官，自然难以赢得他们的支持。理宗淳祐四年，深知国家治官用人痼疾的同知枢密院事赵葵向皇帝建议朝廷应这样用人：“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计者治财，宽厚者任牧养，刚正者持风宪。为官择人，不为人而择官。用之既当，任之既久，然后可以责其成效。”^[200]皇帝虽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在当时积重难返的背景和权相政治下已不可能付诸实践了。这一建议反映了宋代使用官员极为缺乏针对性的历史。北宋名臣吕大防之弟吕大临是程颐的四大弟子之一，他在论国家选举之弊时指出：“今取人而用，不问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问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胜其多，然为官择士则常患乏才；待次之吏历岁不调，然考其职事则常患不治。是所谓名实不称，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规以养德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定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以责任考功，庶几可以渐复古矣。”^[201]总之，在这种背景下，要官员们出很多治理国家和地方顽疾的高招并取得成效，实在是南辕北辙的。但宋朝君主却多半在想，我给了这些臣僚们如此多的好处，他们为什么总是当不了诸葛亮呢？

7．宋代治官，既不以言治罪，也不妄杀士大夫，官员待遇优厚，赵氏的统治根基是雄厚的。从制度来看，只要君主用心掌权，似乎不用担心大权旁落；即使大权暂时有所流失，谁要想取赵氏而代之也很难想象。而治理一个版图辽阔、民族众多、内忧外患频仍的封建帝国，皇帝和中央政权及时有效掌控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信息和对政情民情大的方面的心中有数不仅是君主个人安危的需要，也是治官的关键环节之一。宋朝在中央设立监察机构，在地方设转运使、通判等职，有监视各级官员的意图，目的是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对皇帝和中央政权的威胁，但仔细阅读宋朝历史，只有太祖、太宗朝对监视官员以掌握真实的政情民情是比较当真和有力量的。如开宝三年，太祖命外戚审肇出知澶州。“太祖以审肇未尝历郡务，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几，河大决，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及时上言，遣使案鞫，遂论恕弃市，审肇免官归私第。”^[202]太宗即位，“分命亲信于诸道廉官吏善恶密以闻。岭南使者言封州李鹤不奉法，诬奏军吏谋反，诏即诛之”。^[203]刘文裕他后来还“令专钩校三司簿，令赞（赵赞）自选吏十数人为耳目，专伺中书、枢密及三司事，乘间白之”。^[204]赵赞应该说是小范围的特务政治。这些事例后来几乎再也看不见了。究其原因，与宋朝治官滥赏少罚雍容多、权相干政时间长（权相掌握朝政的手法之一就是使皇帝信息闭塞）、民族矛盾突出分散了君主和朝廷官员的注意力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宋朝即使经历了一连串的人民起义、兵变（包括几乎使宋高宗下台的苗、刘兵变，吴曦在四川的叛乱等），大多数皇帝也没有考虑建立强有力的掌控信息的机构与管理。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始终未改变在这方面的缺陷，导致宋朝皇帝、有时是整个中央政权的绝大多数人被中央或地方有野心或阴谋的首领蒙蔽，不能作出迅速反应（如真宗对各地造假上报的祥瑞的将信将疑；神宗对王安石变法在地方究竟效果怎样心中无数；徽宗政和年间，童贯为了邀功强令名将刘法进攻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刘法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汹惧。贯隐其拜，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以后也未见皇帝弄清真相的记载。^[205]韩侂胄被杀三日宁宗还不知道；吴曦叛乱前后中央都像一个瞎子；贾似道与忽必烈暗中议和，准备以屈辱退让求和，恰遇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忽必烈北归抢夺汗位，却被贾似道报告成击退蒙古军，有再造之功等等）。此时君主、中央政权等于是被下面的人给“治”了。元祐时侍御史贾易上书指出天下大势可畏者五，第一就是“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故人主聪明壅蔽，下情不得上达；邪正无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党日进”。^[206]这实际上是对大多数宋朝君主治官环境的真实写照，最多程度不同而已。当然这是治官的一大败笔，危害也是及其严重的。特别是对辽金夏元的情报信息收集更是蹩脚。以至于很多次都是盲目出兵或盲目抵抗。后来明朝的特务政治和网罗密布的监察考核制度应该是对宋元在这一点上历史教训的矫枉过正。只不过明朝又使问题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伪齐刘豫在绍兴二年4月为了收揽人心曾与民约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文武杂用，不限资格。”^[207]显然针对的是宋朝治官用人的软肋和缺陷。

8．宋朝的治官活动与外交活动不仅缺乏必要的配合，而且由于治官活动在多种因素制约下的混乱还长期损害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迅速有效地确定和实现对国家最为有利的外交行动。

我们知道两宋300余年，对内来看是一个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战乱以及这个战乱中盛行的“霸道”后，必然重视和平安宁、大兴文教礼仪为主要内容的“王道”、军人和军事集团必然退出统治中枢的这么一个阶段，而恰恰是这一时期，中国北部（包括西北）先后崛起了契丹、女真、党项、蒙古四大令人生畏的军事、政治集团，一个在本质上并不喜欢霸道和战争，由擅长学术诗文艺术的皇帝和文官为主统治的中原王朝不仅不可能将这些强大的马上民族从根本上打败，也不可能将他们的铁蹄一直阻止在赵匡胤开国后的边境之外（因为宋朝皇帝的素质在两宋均走的下降通道）。从这个最宏观的意义上来讲，宋朝不仅必须直面战争，也需要以妥协、忍让为基调的和平，毕竟优势不可能一直在宋朝手中。而外交是帮助本国在战争与和平（特别是和平）的转换中实现或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办好外交，需要出色的外交专门人才，需要与外交密不可分的相关领域官员们的台前幕后的配合，宋朝的治官对此做得是很不好的，留下的多是教训。原因：宋朝君主性格在总体上的优柔寡断；在没有战争和外交危机期间，宋朝的饱读诗书、拥有进士出身、在学术和文化艺术上成就斐然、受到广泛尊敬的文官士大夫总认为自己是可以对付、也只能由自己来对付各种问题的，与蛮夷打交道的问题对于他们这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伶牙俐齿的人不在话下（哪用专门培养外交官员、设置专门外交机构）；可是战争一起，特别是败讯频传时，文官们对战争普遍就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但他们擅长夸夸其谈来掩饰自己；宋朝士大夫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心理优势使他们任何人要承认异族在中原统治的合法性都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主战派的收复河山的激情和愿望始终合之者众；在言论十分宽松的背景下，战与和会长时间讨论不休，这会影响本来就不擅长战争、不擅长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关系的君主和宰相，使他们决策缓慢；在雍容的背景下官员们习惯自己等待观望不负责任；在对武将宽严错位的管理中将军们的行为有时并不理睬和约的规定从而导致节外生枝的问题等。澶渊之战、澶渊之盟的过程中真宗及其王钦若、陈尧叟、曹利用辈对是逃是战是和以及以用什么样的条件取得和平的六神无主、惶惧不安是任何一个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难以忘怀的；又比如1126年，金兵直逼汴梁城下，朝廷君臣长时间如热锅上的蚂蚁却不能作出决断：“战者不决于战，和者不一于和，至于城已破，祸已至，而议犹不一，心犹不决，始终一岁之中，多变若此。”^[208]不幸的是，这段话用来形容南宋末年同样适用。戴仁柱先生写道：“元朝方面一连串的惊人胜利可以部分解释他们的优柔寡断与举棋不定。晚宋领导者还被他们自己的夸夸其谈所束缚。十年来，学校内外的理想主义者对掌权的反战者及其外交妥协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南方同北方进行外交和解会失败。”“宋朝经常以令人费解的麻木不仁与傲慢态度行事。它在1234年发动了一次针对其原先的北方京城开封与洛阳的灾难性战役。对这些城市的占领刺激了元朝占领者，而接连发生的扣押乃至杀害外交使节的行为又更加激怒了他们。这样的事件最早发生在1231年，最近一次则发生在1275年。实际上，有一位北方使者在被监禁了15年后才被临安方面释放。在对待南方使者方面，元朝人则合乎时宜地表现出更加克制的态度，不过，他们以更加频繁地骚扰边界来进行报复，这种骚扰有时还包括了深入打击南宋腹地。”1238年和1260年元朝两次建议以宋朝给元岁贡的方式缔结和平，但宋均未答应。“……南方多次对元朝人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主要是出于他们认为北方人狡诈的观念。他们经常是首先开战，接着采取外交手腕，或者从一开始就要价过高，或者怂恿使者的冒犯行为，以此来制造战争口实。不过，尽管如此，造成外交僵局的更大一部分责任应在南宋一方，毕竟他的领导阶层口径不一。……宋朝在许多方面遭受到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反复无常与多元政治传统下的言论不和的危害。与此同时，朝廷自身也可能受到边界将领出于善意的拆台。比如，令人奇怪的是，北方同南方的外交活动常常受到宋朝边界桀骜不逊的官员们的阻挠。这不是一个以穷兵黩武而闻名的王朝，相反，朝廷通常牢牢把持大权不放，以至许多人把它比作名副其实的枷锁。然而，此类边界事件在太多的地区和太长的时间内发生，以至临安的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无法对此进行协调。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朝廷的意图遭到了歪曲，而地方上的企图由于实用主义同理想主义者间的紧张关系而受到鼓舞。这一紧张关系发生于京城，而后又蔓延到全国各地。由于反复无常与四分五裂的朝廷常常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正如1275年所特别断言的那样，这一问题又出现了。”^[209]宋朝治官与外交活动的脱节给国家造成了许多危机和损害，但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宋代以“宽”治官，得失相间，而以“宽”治吏就主要表现为得甚少失甚多了。在宋代文献中，对“吏”不仅不恪尽职守，而且利用各种机会上下其手害国扰民的记载数不胜数，比明朝更普遍更嚣张，受到的制裁却比较少。这凸显着宋朝治吏的软弱无力。典型的例子如：仁宗时参知政事宋绶之侄子宋昌言任河阴发运判官，“自济源之官，见道上弃尸若剐剥状者甚众，窃叹郡县之不治。既至河阴，得凶盗六辈，杀人而鬻之，如是十余年，掩其家，犹得执缚未杀者七人。县吏与市井少年共为胠橐，昌言穷治其渊薮，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210]在宋朝历史文献中有关吏这个阶层为非作歹的记载很多，本书不详细介绍。对于国家来讲，吏并不是国家的精英阶层，其修养和能力不能与经过科举选拔的各级官员相提并论；他们基本来自社会中下层，其产生以招募为主，素质没有可靠保证，而大量政令和事务实际上都要从他们手上去具体执行和处理，在人治的总体背景下，他们狐假虎威（只要“虎”失察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公济私、上下其手、敲诈勒索的机会多多。他们的数量很大，要监控约束好历朝均非易事。从理论上讲，如果国家法律比较细致和有震慑力，各级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在自身清廉、有相当智慧的前提下（因为“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211]）法、术、势运用得当，从制度上保证吏有正常而可靠的足以温饱的收入，对其特别优秀分子提供由吏入官之机会以资鼓励带动，也就是说把国家的意志和官员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治吏应该有相对较好的局面并能较长时间维持。但宋代恰恰从一开国起就没有通过法令对吏的活动与作用进行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整个宋朝，虽然也有官员向朝廷报告治吏的软弱乏力、吏的活动与行为的广泛失察失控，但统治阶级上层可以说从未将治吏列为国家大事来处理。北宋在徽宗统治时期不仅地方官手下的吏利用黑暗政治放手为恶，朝官手下的吏也相当嚣张，诚如当时官员奏疏中所反映的：“比来从事于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风。盖辇毂之下，吏习狡狯，故怯懦者有所畏，至用为耳目，倚为向导，假借色辞，过为卑辱，浸淫及于侍从。今庙堂之上，稍亦为之，愿重为之制。”^[212]此其一。第二，宋代在整体上以“宽”治官使官员从整体上从严治吏成为不可能的事——虽然宋代也能找出一批主动运用好自己的法、术、势和智慧成功以威严治吏的官员，但他们人数太少，不可能改变总体格局。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王安石变法前，吏胥的禄廪薄，但对民众的巧取豪夺收入多；变法中要推行“重法”，工作难度大增，为了能使他们卖力，“吏禄”有很大增加，但“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这样一来他们当然不会支持变法按本来的构想取得成功。^[213]总的来讲，在地方负责具体政务落实的吏员有的操控、有的左右着地方政权，左右着长官的意志。第三，宋代官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不少人责任心差，难度大好处少的治吏成为苦差使。既然普遍缺乏责任心，加之宋代官场真正意义上奖惩兑现的考绩缺位，官员的迁转主要是论资排辈，愿意为之不辞辛劳和风险者只会是少数人。第四，宋代吏没有俸禄或禄廪极薄，便以贪污受贿为生。正如陆九渊指出的那样：“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214]绝大多数官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五，宋代重京官轻地方官、官员迁转快不利于地方官积极治吏。^[215]

9．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性言论中看宋朝治官之缺陷。

司马光对治官的重要性是这样看的：“臣闻致治之道无它，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216]目的是使各级官员能够负责任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可是当时的现实却与之相去甚远：官员任职与升迁的决定因素是资历；官员迁转过于频繁，以至于或没有了解工作、或刚刚艰难起步、结果尚未显现时就已调动；勇敢尝试的人遭罚，逃避问题者则受赏。当然很少官员能作到“忧公忘私”。因此政府应发挥作用改进制度：官员有更长任期；根据能力分派任务；奖惩分明，依据功绩晋升职务；反对定期大赦，因为这会使奖惩变得毫无作用；他认为科举考试“专尚文辞”只助长了一种才能，应该改革。对军队来讲军官十分关键，训练有素、择优录用的军官才能使军队少而精。对国家财政问题，他认为不能由“文辞之士”把持三司，不能采纳他们的意在增加国家所分享的国民财富份额的主张。国家政策的第一要务是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政府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社会价值，要使臣民习惯和遵从“上下之分”——即习惯于权力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尊卑之序”。对财政问题，应采取三类措施：改进管理，使用专家担任财政官员；改革官僚制度，确保地方政府胜任其职；减少开销，包括皇族俸禄、赏赐给官员们的礼品，特别是控制文武官员数量的增长。在王安石的视野中宋朝治官存在的问题和他的努力方向是：王安石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不知法度”。必须“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但是“天下之人才不足”构成根本性的障碍。人才是统一秩序的根本；因此，政府必须着手“陶冶而成之”。人才应该在学校中“教之”，由政府“养之”，学校推荐与政府考察相结合“取之”，将试用中表现良好的官员委以与其才能相适应的重任——“任用之”。这些官员任期很长，并不受某些规定制约，以便他们能完成应当实施的计划。可是现实情况却是：“教”的内容重文轻武；过低的薪水无法养官员之诚，礼仪没有能限制人们的行为，而法律也不惩戒一些基本的过错；选官用人更看重的是文学能力和记忆能力，这样选不出实用型人才；官员的任职、升迁主要靠论资排辈，与官员的能力无关。王安石建议一定要对推动事业发展的人给予奖励，反之给予惩罚；教育要统一天下学者以避免在文士阶层中有任何分歧；政府应该由真正有学识的人来领导，这些有学识的执着于实现先王之意的人掌握了实权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的体制并使这个体制各部分和谐运转；理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立新的制度，而这些新制度的效率依靠各级官员观念的转变和民间风俗的转变；吏胥应享有俸禄，以防止他们接受贿赂并使他们更依赖于所服务的机构；最优秀的地方吏胥可推荐担任官职，因为只有这样，“自此善士或肯为吏，善士肯为吏，则吏士可复如古，合而为一”。^[217]应该说，这两位政治上的对头都看到了宋朝治官乱象丛生的部分原因，提出的解决之道也都各有千秋，甚至个别见解（如严格赏罚）还属于共识。司马光并不反对一切变革。关键的分歧是主要通过修改、完善既有制度，充分利用既有资源还是要另起炉灶，创造新的体制。其是非得失参见本书关于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专题的讨论。

10．专题：从宋朝治官所形成的政治生态中看宋高宗为什么要杀害岳飞？

（1）岳飞性情刚烈，坦荡忠直，但并不为高宗所喜。①绍兴七年3月，岳飞为了抗议宋高宗的严重食言（赵构曾亲口向他允诺将刘光世部交给他统辖，可是由于秦桧阻挠、张浚也想兼并这支军队等因素，高宗便出尔反尔不予兑现）而辞职，并且岳飞不待批准便离开军队回庐山为母亲守丧。高宗心中已视为大不敬。宋朝皇帝可以宽容败军之将或逃跑将军，但任何将领有哪怕只有轻微的桀骜不驯色彩都会被视为严重的问题。②岳飞两次请求自元懿太子死后一直没有生育的高宗立太子以稳定人心，由于他手握重兵，高宗感到威胁。（赵瑗是太祖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时封建国公养于中宫，自绍兴五年起读书于资善堂，一次岳飞在被高宗召见以后在资善堂见到了赵瑗即孝宗，感觉这个10岁的孩子英明雄伟，退而叹曰：“中兴之本，其在是乎？”^[218]）第一次是绍兴七年九十月间，岳飞在觐见高宗时“密奏请正建国公（赵瑗）皇子之位”。高宗训斥他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219]第二次是绍兴十年5月，金人南侵，岳飞即将率兵抗击金人前夕，岳飞再次密疏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在敷衍他的诏书中云：“览卿亲书奏，深用嘉叹，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220]但心中当更不喜欢岳飞。

（2）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岳飞两次提出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和军队。这又给秦檜和妒忌他的人以谗毁的口实。

（3）岳家军势力太强，且长期由岳飞掌握，除了善于谋划“故有战无败”，使敌人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外，“其御军，严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原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疾，则亲为调药。诸将远戌，则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赏，分给军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归之于将士”。^[221]这样一个天才军事家运用了他的伟大人格和铁的军纪培育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坚不可摧的军队，已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但却已被视为严重的将领专兵。

（4）岳飞反对妥协投降言辞最激烈，让内心阴暗的高宗、秦檜最难堪。而且这也与文官一直以来主导朝廷的话语权的传统相悖。

（5）岳飞一直以彻底战胜金人，光复河山，迎回徽、钦二帝为使命，而这也正是南宋绝大多数臣民的最大心愿，可却正好违背高宗、秦檜的难言之隐。

（6）岳飞比较年轻，出身也不高贵，却依靠精忠报国的赫赫功勋位列四大将的行列，甚至声誉冠三军满天下，使敌人也十分敬畏，自然会有张俊辈的妒忌甚至敌视。除了同样坦荡无私的韩世忠这样的将领真诚同情岳飞，敢出来质问“莫须有”的罪名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或敢怒而不敢言；少数小人还满足了妒忌之心。

（7）杀死岳飞是绍兴议和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为什么当时宋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金人还敢以要求对方自毁长城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难道宋高宗不可以选择以罢黜不再起用解决岳飞问题？显然，宋高宗不懂战争、懦弱胆怯的心理在谈判过程中被对方充分加以了利用。虽然害死岳飞自毁长城令天下官民悲愤失望，但在长期与金人的冲突中一直惶恐不安，以至元懿太子死后再也没有生育的赵构对和平苟安的渴望通过秦檜这个内奸，金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并加意了充分利用。最后，赵构的心态是：让秦檜害死岳飞吧——既可满足金人的和议条件，求得半壁江山的稳固，也可对其他将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简而言之，岳飞死于专制政治体制下无法控制的君主将个人欲望和意志（包括邪恶的欲望和虚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的格局。比较而言，明朝的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例更多，总体产生的危害也更大。但岳飞之死却始终是历代中国人心中最大的隐痛。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缺陷和宋代治官的主要阴暗面在特殊历史时期共同制造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