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明朝官员生命价值视角对比

九、君主对官员生命的价值怎么看

对于各级官员，赵宋帝王基本上把他们视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君主与臣子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他们不能做皇帝，因此不轻易剥夺他们的生命。出现可能隐含威胁的人物，皇帝只要除去威胁即可，一般不会杀人。兹举一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因“状貌雄毅”、“宅枕乾冈，貌类艺祖（赵匡胤）”、“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等原因，被“罢为武宁军（今江苏徐州）节度使，赴本镇”。^[59]也仅此而已。官员只要有才华并忠诚可靠，君臣之间往往还有一层朋友关系。对于有着较好人格修养和才华的官员来讲，他们可以很有尊严和荣耀、身心放松地行使君主和国家授予的权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在宋代做君子做大儒做清官循吏的环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尤其宽松的，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身家性命之忧；加之宋代基本不搞株连，一般不对官员进行抄家，更不会连累亲属。宋代地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是相当有保障的。但在那些有野心、为官为人素质差的官员中因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权臣和将荣华富贵视作当然的对国家责任心差、对国计民生不太在意的官僚，紊乱朝纲，荒怠政务。而朱元璋及其后代多数都将包括内阁大学士在内的各级官员视为工具，需要的时候表面上待之尊宠，不需要或不太需要或觉得臣子不够听话的时候就奴仆或草芥视之。比如朱元璋作割据政权首领时对前来投奔他的文人儒士是极端尊敬，不仅虚心求教，而且允许其来去自由。对德行出众的儒士，还专门在其家乡予以旌表。《太祖实录》卷6载：

（戊戌12月）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　持《大学》以进。上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上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上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之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上皆许之。（ 祖干后侍亲孝敬，朱元璋专门命旌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可是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后却严酷地摧残儒士、杀掉那些不愿为其所用的文人、甚至连孟子也想抓来杀。后来的皇帝基本上都继承了这样一种将官员视为工具的思想。(www.xing528.com)

明朝惩治官员动辄抄没家产，官员们的私人财产所有权与其性命、尊严一样都是君主可以随时剥夺的。这一点伴随明朝历史的全过程。尤其在开国时期太祖屡兴大狱和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横行天下时展示得最淋漓尽致（见本书后面详述）。

明代多数皇帝之所以要么自操威柄忍受劳累，要么宠信宦官让他们放手作恶，要么躲进深宫不理朝政，甚至像明神宗那样任由官署人去楼空而不予补充、明思宗把内阁六部大臣像走马灯似的换（这是他不能力挽狂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上台时严厉惩罚宦官阉党，后来又逐渐亲信使用宦官，其报应就是中皇太极反间计——请注意这个反间计中宦官的作用——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在煤山上吊前身边百官早如作鸟兽散，只有太监陪着他一起归天），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喜欢、不信任虽然经过了层层选拔的官员。实际上，在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君主而言，臣子既是人，也是工具，按照人的需求来激励他们，按照工具的职能来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荣耀，但也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能力和责任。英明的君主和运转良好的政权，必须在这其中把握好分寸。而宋失之于宽——即让官员们拥有做人的荣耀，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具有相应的能力与责任；明代则失之于严——即严厉赋予官员们许多责任和对能力的要求，但往往并不尊重、亲近和信任他们。前者常常使官员面对政务“有心无力”，后者则令官员们“有力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