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明朝治官地位与作用对比研究成果

七、宰相地位、作用完全不同

比较而言，宋代虽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军事到财政、司法等多方面的改革结束了唐代后期以来国家长期的分裂战乱，重建了拥有比较稳定的皇权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和体制，但由于自“祖宗成宪”起就有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雍容宽松的传统和宋代治官的体制、手段富于弹性，皇帝信任、依靠文官治理天下的基本格局从未改变；并且宋代的宰相制度赋予宰相的地位、权力名正言顺，相权实际上并不弱小，宰相又是一个群体，后来经常得到许可兼任枢密使，宋代的军国大事主要被他们所承担，尽管阶级、民族矛盾和斗争频仍，宋代君主仍然时时有自己信任的宰执大臣领导群臣处理着帝国的主要事务。伴随这个朝代始终的巨大外患使皇帝们不敢设想把主要权力交给这些自幼饱读诗书、受过良好训练、经过科举层层选拔、与自己还有门生关系、在知识和艺术的修养与爱好的文官（紧急时期还要加上武官）之外的人或人群去行使。这是宋代基本没有外戚、宦官等势力专权的重要因素。而明代则不同，朱元璋惩元代之失矫枉过正地废除丞相制度——其前后伴随极其残忍血腥的滥杀开国功臣和践踏文人士大夫的种种暴戾举措及其所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高压恐怖气息——（并且不许后代恢复）后，在皇帝和六部尚书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权力空间，君主只有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其程度比起历史上的君王来是空前的）才能一个人干以前由一个君主和一群宰相一起干的“工作”。后来的内阁制度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君主若要励精图治必然极度劳累的弊端。但内阁制度和丞相制度毕竟有很大区别，大学士（哪怕是明中期才出现的首辅）始终不是名正言顺的宰相，不可能替君王像宰相那样分忧；虽然从理论上讲，明朝的皇家教育也开经筵，由翰林学士负责对太子和有兴趣或耐心的皇帝讲论经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可以变得有学识有符合儒家学说的为君之道，而且也能在这种教学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密切的君臣关系；以后这些翰林学士们大多数担任包括内阁大学士（甚至首辅）或朝廷其他要职，他们与君主可以相互适应和共事。但实际上，首先，这只是官员队伍中个别人与君主之间的事，其次明朝皇帝对这些大臣是否尊重并无祖宗成宪或传统作为保证。第三，即使是内阁首辅，他在明朝的体制内始终要受到除皇帝顽固执拗、刚狠暴戾的总体心理特征的不可抗拒的制约外，他还要受到其他觊觎首辅位置的大学士的制约或羁绊、六部尚书的制约、台谏、科道的监视。这些都会使由经筵而衍生的君臣关系对重要大臣、特别是大学士们执政为官的重要性和作用被削减。何况明朝君主对经筵的始终如一的重视远远不如宋朝。而明代自始至终都存在的特务政治、廷杖大臣、摧抑文官士大夫等制度和传统等倒是根深蒂固，使君臣关系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比较紧张的主奴关系，经常伴随皇帝的感觉除了皇权高高在上无人可以撼动外，同时必然还有智谋、情感、心理上的短绌与高处不胜寒，又十分辛劳，加上明代绝大多数时候并无巨大的可能亡国的外部威胁使他感觉不到必须始终重用文官、依靠文官，皇帝要摆脱空虚、逃避辛劳、纵欲享受并得到肯定和赞扬、甚至对付在理学熏陶下必然群起犯颜直谏的文官们当然会重用宦官了。废除丞相与重用宦官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宦官掌握“批红”权和特务机构以后。所以后来黄宗羲的评价是：“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特别批驳那种认为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就相当于丞相的说法：“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为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58](www.xing528.com)

此外，宦官即使在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狐假虎威地帮助君主实现私欲的同时也使自己拥有部分皇权从而气焰薰天，在皇帝眼里，这些没有读过多少书、不可能得到文武官员拥护的“刑余之人”除了老老实实伺候自己捞点好处外是不可能威胁自己的。从明朝的客观形势来讲，这种判断是没错的；但权力特别是巨大权力是要腐蚀人的，曹吉祥、刘谨、魏忠贤的企图谋反就是证明。曹吉祥以曹操自比来坚定自己谋反意志、魏忠贤敢号称九千岁，在天下遍建生祠足见他们的因被巨大权力腐蚀而膨胀的野心大到了何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