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治官对比：皇家教育的异同

六、皇家教育迥异

宋代君主重视科举，也重视自身及子女对儒家文化和文艺技能的学习，其皇家教育比明代有效、成功得多。宋孝宗曾论述过他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乾道六年7月，“是时，虞允文相，因请早建储贰。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练历庶务，通知古今，庶无后悔尔。”^[29]揆诸宋史，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整个宋代皇家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皇帝们整体文化素养（包括作为最高贵族的气质）较高，与文化素养和交往要求很高的臣僚们沟通容易，甚至成为知音。让我们看看史料的记载：

太祖虽武将出身，但“性孝友节俭”，“晚好读书”。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意识到要成功地治理天下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乾德改元时开始“大重儒者”。（其间还有一段插曲：“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见其镜背有志‘乾德四年铸’者，召窦仪等诘之。仪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尚有此号。’乃大喜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30]）

太宗则“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敕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太平兴国五年平北汉，刘继元降。“帝作平晋诗，令从臣和。……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帝作平晋记刻寺中。”^[31]他还给后人留下了“开卷有益”的成语典故（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真宗则很有读书天赋，从小好学，“比就学受经，一览成诵”。^[32]仁宗则可以算是一位音乐家，比如皇佑二年6月“己未，出新制明堂乐八曲。丁卯，以自制黄钟五音五曲，并肄于太常”。^[33]在北宋前期号称“才学瞻敏过人”的钱易，尽管人品都还有些问题，但终究还是深受太宗、真宗赏识，其后人受到仁宗关照。“易年十七，举进士，试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恶其轻俊，特罢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尝与苏易简论唐世文人，叹时无李白。易简曰：‘今进士钱易，为歌诗殆不下白。’太宗惊喜曰：‘诚然，吾当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盗起剑南，遂寝。真宗在东宫，图山水扇，会易作歌，赏爱之。”景德年间，“真宗雅眷词臣，其典掌诰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诰……累迁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儤直未满，卒。仁宗怜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赐以冠帔”。^[34]

英宗“天性笃孝，好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见教授，曰：‘师也，敢弗为礼？’时吴王宫教授吴充进《宗室六箴》，仁宗付宗正，帝书之屏风以自戒”。英宗嘉佑八年4月即位，10月办完仁宗丧事，12月己巳，便初御尔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35]

北宋中叶君主与著名文豪欧阳修以及刘敞的交往是君主与文官交往的典型：仁宗以其文化修养对“古文运动”非常支持。他在明道二年曾对大臣说：“近虽进士所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可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这是对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的理解和回应。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当年科举考试，他对以骈体文应试者痛加裁抑，这些落选者“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欧阳修并不妥协。“然文体自是亦少变。”而且“场屋之习，从是遂变”。这一切都有仁宗的理解和支持。仁宗、英宗、神宗虽然因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欧阳修有分歧或被身边的大臣鼓动（特别是一些妒贤嫉能的小人捏造的“朋党之论”）而曾贬欧阳修官，但总的来看，几个皇帝都是十分在乎和雍容他的。而且这种在乎和雍容是建立在他们对欧阳修道德、文章的心悦诚服上的。如“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琪、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感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当然，欧阳修对皇家也是忠心耿耿。英宗初年，他还成功调和了太后与皇帝的矛盾。神宗即位，他已数被诬陷，但当神宗弄清事实真相后，尽管欧阳修不同意王安石变法，并“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到最后因坚决反对青苗法“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总的来看，“知无不言”，“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的一代文豪欧阳修，生在北宋可谓幸事矣。他的经历，证明了宋朝皇帝的文化修养和养士的价值观念的内涵。^[36]与欧阳修同时的著名学者刘敞，深得仁宗、英宗信任尊重。“敞侍英宗讲读，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时两宫方有小人间言，谏者或讦而过直。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也，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体改容，知其以义理也。皇太后闻之，亦大喜。”可见他们君（包括太后）臣相知的程度。当然皇帝也很关怀他：敞一直患目眩症，“帝固重其才，每燕见他学士，必问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赐之”。^[37]

英宗即位以前礼敬潭王宫教授、诸王府记室周孟阳，至孟阳“从容陈古事以讽，英宗竦然起拜”。在劝英宗入宫为皇子时起了关键作用。英宗即位以后，孟阳很受亲信，迁集贤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读。神宗做太子时十分尊敬师傅。他“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侍讲王陶入侍，帝率弟颢拜之”。^[38]“神宗初立，（周孟阳）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见恸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阁待制。卒，年六十九。”^[39]这两位皇帝与王陶、周孟阳的关系都堪称水乳交融。神宗对王安石的新学非常佩服，治平四年9月，刚即位的神宗即召因守丧在江宁（今南京）研究义理之学并聚徒讲学的王安石赴京任翰林学士，并让安石亲自为自己讲授道德性命之学。他有一次告诉安石：“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这是非常谦虚且发自内心的。熙宁二年改革开始，神宗又曾对安石说：“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40]在这之前他要求安石将其学说著录成书并颁行天下，以期“令学者定于一”。^[41]君臣相知是很深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新学”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宋学”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其本纪赞曰：由于神宗尊敬侍讲王陶，“由是中外翕然称贤”。^[42]

高宗建炎元年12月丙辰，“命从臣四员充讲读官，就内殿讲读”。^[43]他特别喜欢已故文豪苏轼，不仅将苏轼之孙苏符提拔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寘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嶠”。^[44](www.xing528.com)

孝宗是绍兴二年6岁时被选入宫，高宗为他立书院宫中教之。“帝读书强记，天资特异。”一开始在范冲、朱震两位师傅下接受皇家教育，高宗就要求他见冲、震必拜。^[45]孝宗即位后，继续接受一些著名学者的讲劝，如张栻提出“修身务学”，“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46]吕祖谦“勉孝宗留意圣学”；朱熹建议不要过多地花费精力在释、老之书上，而应求“治道”，则“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要格物致知，讲求义理。^[47]葛邲是孝宗朝很受亲信的大臣，他曾“为东宫僚属八年，孝宗书‘安遇’字以赐，又出《梅花诗》命邲属和，眷遇甚渥”。^[48]

光宗是被孝宗认为“英武类己”而立为太子的，孝宗对他即位前的教育期望很高：“练历庶务，通知古今。”所以还在做恭王时，光宗就“与讲官商较前代，时出意表，讲官自以为不及。逮尹临安，究心民政，周知情伪。孝宗数称之，且语丞相赵雄曰：‘太子资质甚美，每遣人来问安，朕必戒以留意问学。’”^[49]

宁宗：“帝自弱龄，尊师重傅。”^[50]这是高宗自己的选择。

理宗做皇子以前就“性凝重寡言，洁修好学，每朝参待漏，或多笑语，帝独俨然”。他对朱熹及其学说特别佩服。宝庆三年春正月己巳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3月庚戌，“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51]

而度宗在作太子时，“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将哺，复至榻前起居，率为常。理宗问今日讲何经，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复剖析；又不通，则继之以怒，明日须更复讲”。度宗一上台，就“命马廷鸾、留梦炎兼侍读，李伯玉、陈宗礼、范东叟兼侍讲，何基、徐几兼崇政殿说书”。次月即开经筵。^[52]

总之整个两宋皇家的教育都有良好的传统与氛围。这当然有利于保持其宽厚的治官风格。（当然，对两宋皇家教育对皇帝素质的作用和影响也不能估计过高，毕竟皇帝是要被权力侵蚀的，他们的兴趣爱好不一定都能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成正比，何况有的皇帝还会有跟皇家教育无关的兴趣爱好会产生和膨胀起来。北宋晚期出了像李邦彦这样的“浪子宰相”，南宋末有贾似道这样的流氓宰相，与皇帝兴趣爱好的低级趣味增多是有关系的。）

宋代既有官本位，也有文本位，一些文坛巨子和学术（包括宋学）大师受到的尊敬和推崇不仅可以与他们的官职高低没有紧密联系，甚至这些人即使在野和被放逐，也在士大夫和民间继续受到广泛尊敬和同情。在这些巨匠大师们的“追星族”和知音中，皇帝、太后们也经常名列其中。(请参见本书“后妃与宋代政治”专题的史料)当然，除去本纪里的溢美之词，宋代的个别君主如徽宗、理宗虽推崇学术（新学、理学），但却是遮羞的幌子；还有君主有时有叶公好龙之嫌。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宋代天子均重视殿试，亲自主持殿试的人次之多，历朝无出其右者。天子通过亲自过问科举取士与几乎每一届进士——即帝国的各级臣僚们建立了天子与门生的关系，既使新科进士们更显体面，亦从一开始为官就在情感上十分接近。

而明代对以培养太子使之成才为核心、以帮助在位君主提高道德和文化修养、推动君主熟悉和把握为君之道、缩短君主和官员们在文化层次乃至情感上的距离为辅的皇家宫廷教育不论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实际运行状况都比宋朝相差甚巨，对建立与新科进士天子与门生关系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如宋朝。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宋明两代的君主都参加科举考试的话，宋朝多数君主至少能考中举人，而明朝的君主多数顶多只能考中秀才，甚至有数人只能望秀才兴叹。在宋史上喜欢读书、喜欢诗文、能与臣僚唱和或相知的君主比比皆是，而在明史上这样的皇帝寥若晨星。以明孝宗为例，这位号称“中兴”的皇帝虽然比较而言还算励精图治，但实际上他有不少毛病：很少见阁臣（尽管这些阁臣忠心耿耿）、削减内阁的职能、迷信神仙佛老等等。弘治年间，他对宫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士们希望通过它来为皇帝“涵养本源，熏陶德性”的“经筵”就不重视。早在弘治五年（1492）2月，右谕德王华就上疏，希望孝宗多御经筵、日讲，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令人失望的：“每岁经筵，不过三四御，而日讲或间旬月始一行。”^[53]次年（1493）7月，礼部尚书倪岳又“劝上勤圣学”，弘治八年（1495）12月徐溥等上奏，又提到“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54]弘治十五年（1502），大学士刘健“请早朝以勤政，日讲以视学，节俭以省费，刚断以决事”。8月吏部尚书马文升又在上书中请御经筵。^[55]显然问题始终没有改善。孝宗育有两子，次子早卒。对长子朱厚照，孝宗不让他早读书多读书，原因是不愿太子从少年时起受到内阁老臣们的影响和羁勒，以免他将来难以乾纲独断。结果，他不仅拒绝了马文升在太子4岁时就提出的早择师傅教育太子的建议，而且使太子虽然8岁出阁就学，但实际上连其东宫师傅也难与太子有多少机会在一起。这样，太子一直到15岁尚未受到良好、正式的宫廷教育，识字甚少。此外，孝宗还故意将人望很高、道德学问文章均属一流的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排斥在东宫师傅之外，而让官职较低、比较年轻的马文升、焦芳、王鏊、杨廷和、刘忠、费宏等人担任东宫师傅。最终，让儿子紧握大柄、不被人左右的目标实现了，但愚蠢粗野任性的明武宗却成了明朝历史上最恣意妄为、治官用人都十分荒唐可笑的君主。他和他所宠信的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对以刘健、谢迁、王阳明等人为代表的正直的文官士大夫们的践踏和摧残，以焦芳为代表的甘心做凶阉爪牙、鹰犬助纣为虐的文官变节集团在明朝历史上的首次出现并全面充斥中央政权的主要口岸，凸显了明朝皇家教育不受重视、地位低下的恶果。（关于刘瑾专权造成官员士大夫集团的大裂变及其危害，《明史》后来总结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羽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与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56]）再看明光宗朱常洛，他做太子直到38岁才即位，但由于神宗根本不予安排，他一直未受过宫廷教育。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15岁，更一个是文盲，加上毫无政治见识，主要爱好竟然是当木匠，并且“积岁不倦”，每当引绳削墨时，魏忠贤便乘机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57]使明朝官场善类被杀黜一空，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明朝官场的“劣胜优汰”（崇祯上台，惩治阉党，仅崇祯二年定逆案，名列其中的朝臣便达258人。之后，崇祯采用将廷推的候选人用相当于抓阄的“枚卜”来选拔内阁阁臣，他一共用过50名阁臣，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能干之士了），基本耗尽了大明帝国的元气。其危害比前面任何一个君主统治时期更大。总之明朝君主大多数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志趣都与高级官员和士大夫有明显差距，与大臣们的沟通交流障碍多多，所以宫廷内外君臣多冲突；皇帝容易与文化教育水准很低、怂恿君主从事低级享乐活动的权阉、佞臣结成同盟，权力多次长时期被这些人窃取，使明朝的治官活动陷入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