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朝代的皇帝面对他的官员队伍时拥有的权力基础的不同

四、两个朝代的皇帝面对他的官员队伍时拥有的权力基础（也就是韩非子当年总结的“势”）不同

这个权力基础一半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划分在制度上的明显差异，一半来自总体上的性格特征不同——赵氏的主要心理特征是面对臣民比较开放但面对棘手问题优柔寡断，敏感多疑（从太祖起就有所表现，后来的君王愈益明显）；朱氏的主要心理特征是面对臣民比较封闭且固执冲动，自以为是。由于两个朝代从前至后的君主们都各自保持了大同小异的上述性格特征，我认为这是有遗传基因在其中起作用的。 读宋代历史，真宗对澶渊之盟、仁宗对庆历新政、英宗对其生父濮王应享有的礼遇、神宗对王安石变法及其使用（王被两次罢相）都是显得优柔寡断的。（据陈振先生的研究，神宗这位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皇帝“在遇到保守派对新法的攻击时动摇不定，有时甚至显得无所适从，意志并不十分坚定。几乎每一个重要新法的制定与推行，宋神宗都要经过一个从赞成到动摇、再到坚持推行的过程。王安石不得不为此花费极大的精力，从理论到事实的各个方面来说服宋神宗进行变法改革”。）^[14]《宋史》卷322，何郯列传载仁宗担心大臣结成朋党：“时诏群臣陈左右朋邪、中外险诈，久而无所行。郯请阅实其是否，因言曰：‘诚以待物，物必应以诚。诚与疑，治乱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诈而疑众臣，一士诈而疑众士。且择官者，宰相之职，今用一吏，则疑其从私，故细务或劳于亲决。分阃者将帅之任，今专一事，则疑其异图，故多端而加羁制。博访者大臣之体，今见一士，则疑其请托。相先后者士之常，今进其类，则疑为朋党。君臣交疑，而欲天下无否塞之患，不可得矣。’”可见仁宗统治后期在治官用人上曾多疑到什么程度。徽宗为帝，“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15]而徽、钦二宗在金人入侵面前的六神无主，高宗对抗战派将领的猜忌与被秦檜的长期利用都是人们熟知的。孝宗号称中兴之主，但他即位后既用主战的张浚也用主张求和的汤思退、陈康伯，并在符离之战前长时间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以致礼部侍郎王大宝专门就此上书：“古致治之君，先明国是，而行之以果断。自军兴以来，曰征曰和，浮议靡定。太上传丕基于陛下，四方日徯恢复，国论未定，众志未孚。愿陛下果断，则无不济。”^[16]太学正王质上书道：“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规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则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来，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进，金不可入，陛下有蹇然有鸿沟之意。”^[17]生动说明了孝宗游移不定的性格。实际上后来在战和上他依然犹豫多而果断少。^[18]光宗优柔怯懦惧内至被权臣用政变方式废除，宁宗以后诸帝忍让权臣；理宗嘉熙二年～三年君臣犹豫错失与蒙古议和以明确两个政权之关系的机会……宋代帝王的年号多（截至度宗是15帝54个年号，平均每帝3.5个。而明代16帝17个年号——除英宗复辟多取了1个外，是1帝1个）也与宋明两代帝王的心理特征明显不同有关。此外，宋朝宰执大臣更换频繁也是君主性格的体现。如绍兴八年兵部侍郎张焘面见高宗时指出绍兴七年间缺乏宏观谋划（定规模），战守进退犹豫不决，“今陛下相与断国论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纪之间，十四命相，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余。日月逝矣，大计不容复误，愿以先定规模为急”。^[19]宋朝地方文武更换频繁也有君主的性格因素，对实现军事和政治目标极为不利。周必大（时为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等职）在给孝宗的条陈中指出：“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是用将之道未至；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是责实之方未尽。诸州长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苏！”上善其言，为革二弊。^[20]虽然在这些大臣言论的推动下孝宗时期一度注意了治官用人的稳定性，但纵观两宋，影响和改变是不大的。

如果从遗传基因的角度去审视和分析宋朝君主一以贯之的性格特征，太祖、太宗正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太祖在是否用武力通过兵变夺取后周政权的问题上曾是很为不安的。“宋太祖将北征，京师喧言军中欲立点检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间訩訩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面杖击太祖，逐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而出。”^[21]后来他真的愿意让太宗这名兄弟而不是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继承皇位？“金匮之盟”是历史还是赵普与太宗演的双簧？要完全澄清这段历史的确很难，但太祖本人的不坚定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有十足的理由来拒绝杜太后的要求。正是因为这种不坚定，便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自己的儿子即位，太宗才有机可乘。此外，宋太祖在约束平蜀将士的军纪问题上也表现得前后不一，赏罚不明。^[22]而这种优柔和对军队的放纵是宋军入蜀后激成大规模兵变和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主要根源，对四川地区的危害是很大的。作为一代开国君主，太祖不可能一点也不明白纵容将领和士兵烧杀抢掠的危害。太宗在夺权和随后对帝侄的迫害中显得心狠手辣，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胆怯心虚的表现，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坐稳宝座。他的优柔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弃蜀”之念和对赵昌言率军平蜀的前信后忌；驾驭将领的赏重罚轻。此外我们阅读宋朝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可以发现宋朝君主这种性格是曾经多次被对手所利用，使宋朝吃了不少明亏或暗亏，要么错失战机，要么在有利的形势下去签定对自己不利的和约，要么被对方虚张声势和反复要挟而作出自毁长城的愚蠢选择。如李继迁李德明多次反叛朝廷并攻城掠池扩大地盘，朝廷与其较量并不处于劣势，但此父子总是善于在处于不利时求和称臣，使宋朝君臣对用战争解决问题本身就不坚定的心理被利用，最后是西夏政权除了名义上的称臣以外并不受什么真正约束，还每年无偿从朝廷获得银绢钱茶。^[23]又如澶渊之盟、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罢免李刚、杀害岳飞、将韩侂胄之头颅献给金人等都可以证明我们上述结论。黄仁宇先生指出了一种现象危害很大：“其实与敌人对抗时，在战与和两途徘徊乃宋代朝廷的一种惯习，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北宋时代（那时国都仍在开封）。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24]自然，在“朕即国家”的专制时代，这种举棋不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历朝君主个人心理特征的外在表现。(www.xing528.com)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宋朝君主的性格用来治官，在皇位稳固或自认为稳固、臣下的忠诚可靠的情况下，容易采纳臣下的意见并尊重有智慧有威信有声望的大臣及有能力有政绩的地方官员，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君臣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辱与共的关系，皇帝显得主要在以“恩”治官；而明朝君主的性格用来治官，则不容易在君臣间建立信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显得主要是以“威”治官。君王总是高高在上，忠臣良将的忠贞直谏，往往成为忠言逆耳，甚至被视为对君主个人权威的侵犯；若有大臣德高望重、声威显赫，便容易引起君主的猜忌；固执和自以为是的君王心胸多狭隘，肚量有限，连对文官士大夫最亲切，不喜欢群臣“好进谀词”的宣宗，也有因心理敏感而冲动杀人的时候。如宣德六年（1431年）2月，迅按御史陈祚上疏劝进“圣学”，要宣宗在听政之余学习《大学衍义》。“上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诛。’”结果陈祚被“下之狱，又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祚父竟瘐死”。^[25]虽然这种事对宣宗来讲是个别现象，但其他君主多数容易偏听偏信，这就给其身边的奸佞窃权留下了空间。明初朱元璋滥杀功臣完全是他个人人格缺陷和心理变态的产物，除此而外，他还被谗言所操纵处死了像魏观这样的廉能官员。观，字杞山，蒲圻人。知苏州府，“明教化，正风俗，郡中翕然。课绩为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参政。以部民乞留，命还任”。这样的优秀官员，朱元璋为什么要杀他呢？“初，苏州府旧治，张士诚据以为宫。迁于都水行司，观以其地湫隘，还治旧基。又浚锦帆泾，兴水利。或谮观兴既灭之基。帝怒，命御史廉其事以闻。遂被诛。帝寻悔之，命致祭归葬。”^[26]皇权落入奸佞之手，会使治官偏离其正常方向与轨道，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迅速陷入紧张状态，变形走样的治官便会以滥施淫威、十分残酷的面目出现。比起宋代的个别能将皇帝傀儡化的权相利用权势使治官趋严的现象来，明代的宦官利用窃据的部分皇权向敢于反抗他们和他们头上的昏君的各级官员的血腥镇压不论次数之多还是时间之长为祸之烈确非宋代可以望其项背。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言，皇帝被奸臣“治”了。

此外，宋代君主多忘怨，并且太祖太宗是开了大度之先河的。比如太宗曾“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这是宋代十分罕见的帝王想搞特务政治的记录——应该与太宗皇位来得不那么光彩有关。笔者注），嗣宗（王嗣宗，时为右赞善大夫、通判河州）械送京师，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猥信此辈以为耳目，臣窃不取。’太宗怒其横，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会赦，复官，寻以秘书丞通判澶州，并河东西，植树万株，以固堤防”。后一直受到太宗重用，并赐钱百万。^[27]王嗣宗竟敢将皇帝亲自派遣的特务抓到皇帝那里去表示抗议，皇帝虽为了面子惩罚了他，但他不久以后就官复原职并终身获得重用，这在明朝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明代君主多记仇（如明成祖对建文诸臣的“瓜蔓抄”、英宗同意杀死对明朝有力挽狂澜、对他回来当太上皇有大功的于谦；武宗、神宗时期对大批文官谏阻活动的集中罚跪、廷杖、杀黜乃一种凶恶报复；世宗九次大赦天下，但坚决不赦在大礼议中领头的杨慎、丰熙等人）也反映了君主性格特征对治官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