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两朝治官：政治视野与心理状态的差异

二、两朝开国之君的政治视野和心理状态不同，从而形成了影响不可小看的“祖宗成宪”

比较而言，宋代的“祖宗成宪”影响更大更持久。虽然洪武二十八年9月垂暮之年的朱元璋为了能够在其死后能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志向内外诸司颁布了《皇明祖训》：“初，帝命儒臣编祖训录。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既成，帝自为之序。事在洪武六年。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训》。颁示内外诸司。且谕曰：‘后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论，勿赦。’”^[1]此训示本想成为万世不易之法令，但实际上他的后代的多数人并未严格按《皇明祖训》行事。而宋太祖确立的“祖宗成宪”并无多少杀气腾腾的语句，却多数被后代所遵循或尊重。以致在两宋时期的官员士大夫均可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令者，祖宗之法令”等理由来与头上的君主或权相的所作所为相抗争。其主要原因与宋太祖开创的格局回忆起来使人亲切、容易效法，而朱元璋对官员士大夫太过残忍，自己也过于劳累紧张，其治官思想、手法、姿态后世君臣难以继承有关。

（一）政治视野

赵匡胤作为后周政权积军功而显赫的统治集团顶尖的军事将领，依靠自己在军界的崇高威望与既有权势通过军事政变夺取天下，他的政治视野主要是五代统治阶级不择手段的血腥残忍的争权夺利、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以及宋代开国初期统一战争、“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的重新配置。因此，赵匡胤希望宋朝统治阶级在满足皇帝专制需要的权利分配达到平衡后，能比较和谐地治理国家，以宽厚、奖励为主获得拥戴，建立治官的制度和体制。赵匡胤是很相信自己的眼光的，并且一旦建立对臣下的信任，他不仅不会动摇，还会在其他大臣那里表达自己喜欢被信任者的理由，显示他的性格和心理的开朗豁达。尽管他确立了在科举考试中状元只能录用寒门子弟的制度，希望除了利用这些人对朝廷的更多忠诚、扩大朝廷统治的阶级基础外也敦促官员们关心民间疾苦、社会治乱，但由于其他治官制度的严重不配套，总的来讲，在整个治官活动中赵氏很少考虑来自民间的愿望和呼声。（宋代经济、科技、外贸的高度繁荣和发达以及伴随始终的强大外部威胁使阶级矛盾受到相当抑制。）

而朱元璋则不同。他的视野从社会最底层直到金字塔的顶端。但他的人格与基本信念形成时期的视野主要在民间和基层。（1）他亲身经历、感受了元末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放纵、失控。尤其是贪官污吏和骄兵惰将的丑恶表演。元朝后期官府卖官鬻爵，“高下有定价”。官吏搜刮钱财是无所不用其极：“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赉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方，补得近职曰好窠窟。”连专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捡钞秤银，殆同市道”。这些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2]而元末军队十分腐化，特别是由于驭将无方，将领沉溺酒色，醉生梦死，玩忽职守，残虐民众者比比皆是。蒙古族将领们“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3]元顺帝时的御史大夫张桢在上书中指出：“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官，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克复受赏。”^[4]至正十四年的高邮之战，中书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攻张士诚，声势浩大，形势很有利，却被朝廷中的邪恶政敌用谗言罢免；再加上奸臣哈麻害怕脱脱不奉诏先阴遣人在军中散布“诏书且至，不即散者当族诛”。因此，诏书一到军中，“大军百万，一时四散”。^[5]这些都是朱元璋视野和记忆中的。因此他治官的出发点不是如何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一致与和谐，在他的观念里以宽厚、奖励治官只能重蹈元朝之覆辙。朱元璋不仅将百姓的愿望和呼声放在他治官的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还破天荒地允许民告官和民扭送贪官污吏上京。朱元璋因来自社会底层（特别是作为流民而四出“化缘”的经历——在《御制皇陵碑》中朱元璋回忆道：当时各穷和尚“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够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呢感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篷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应该说是接近真实的）而形成的自卑心理一直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因此他对特别有政治军事才干的官员的猜忌防范心理常常会压倒他对这些官员们的正常判断，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另外一个朱元璋，这个朱元璋是极端自私、极端自卑和极端暴戾的。简而言之，做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内心深处有一块逐步膨胀的变态的阴暗世界，使他治官心口不一，越来越走火入魔。（2）在元末乱世中，各实力集团内部鱼龙混杂，因争权夺利发生过许多内讧，比如陈友谅杀倪文俊、徐寿辉，赵均用杀毛贵、郭子兴与孙德崖火并，张士诚因为养尊处优被其弟张士信内外隔绝等等，并且其中至少两次就落到了朱元璋头上——这就是郭子兴曾经猜忌他而将他关押。至正二十二年，与朱元璋一同起事，同徐达、常遇春齐名、战功卓著的邵荣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这些都促使朱元璋形成雄猜嗜杀的人格。（3）从朱元璋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很有见识但并无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他与以李善长、刘基、宋濂为首的文官士大夫之间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因此也就缺乏一种对文官士大夫把他们作为人来尊重的价值观念。实际上，还在他刚刚渡江建立政权时，正值他显得最礼贤下士之际，他就已经以“干预公事”杀了被朱文忠在金华礼聘的屠性、孙履二人，已暴露了他对文人凶残的一面。只不过乱世之中到处都在杀人未被人们重视罢了。朱元璋从一开始与文官士大夫就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在需要他们的智谋的时候，朱元璋可以显得像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一样礼贤下士；一旦天下到手，这些充满智慧的人物就成了可能危及朱元璋子孙皇位的潜在隐患。此外，从朱元璋连想隐居的文人士大夫也要举起屠刀（把士大夫不愿作官的选择权也予以剥夺。他发布的法令中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6]）来看，朱元璋内心深处对文人还是有严重自卑感的。所以朱元璋连像宋濂这样的谦谦君子也不放过。更为荒谬的是因为《孟子·离娄篇》中有“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话，朱元璋便怒不可遏地叫嚣：“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他还下令撤去了在国子监的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神位。后虽经儒臣们的恳求予以了恢复，但却下令将《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话删去，一共删去了85条。这些话不允许作为教学、考试的内容。《孟子》变成了《孟子节文》。^[7]当时的文字狱人们早已熟悉，那也与朱元璋在内心深处的自卑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毕竟，拥有强大武力的汉族开国君主对手无寸铁的文人大搞文字狱除了秦始皇、朱元璋还没有第三人。而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因为他是法家学说的坚定信奉者，他蔑视文教和儒士，认为他们不仅没有用处，而且他们不利于自己在思想文化上的绝对专制；而朱元璋的文字狱则主要来自他在内心深处面对文人士大夫的自卑，加上其他因素的介入（如当时有一部分功臣武将的挑拨）便采取了行动。^[8]而作出这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粗暴控制与约束，其蛮横程度是空前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在朱元璋洪武年间曾有的礼贤下士以及朱元璋很早就大办国子学、府州县学并不说明他对文教、文人士大夫的尊重和关怀，而是以培养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绝对顺从的奴仆为主。这样造就的官员的基本素质是顺从，但不可能像宋代官员士大夫那样思想活跃，有那样的比较强烈的在职权范围内的自主意识和宽容精神。此外，从朱元璋洪武年间罚沈万三修南京城墙、通过空印案和郭恒贪污案滥杀数万人，“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9]“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连词直省诸官吏。”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底皆破”。^[10]对豪族富民大批集体迁徙至凤阳（江南民14万户，其中不少是地主富民）和南京（两次共迁富民19 600户）^[11]等来看，朱元璋早年的贫穷落魄经历还使他不仅对贪官，其实对所有的富人都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心理。这种心理加上他雄猜暴戾的性格终于使他对于当时的一般官员阶层和富人也予以了空前残忍的屠杀和剥夺。我认为对于治官来讲，属于非常严重非常残忍也非常有害的矫枉过正，不仅当时得不偿失（因为官员队伍中是有许多人才的，这些人才的培养国家和社会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大批处死他们对国家肯定是巨大的损失）；而且这种专制君主滥施淫威剥夺他人性命、财产中创造的对官员士大夫和一般富人的生命价值和财产的蔑视、法外滥兴大狱的做法给后来的君主树立了恶劣的榜样。在明朝历史上再也没有君主可以像他一样残忍了（成祖残忍的程度可与乃父相提并论，但他杀官员和惩罚官员的规模、数量只能自叹不如），所以后来的多数皇帝对功臣忘恩负义、廷杖大臣、用特务和诏狱“侍候”大臣官员、对杨慎辈敢于与君主执意过不去的臣子终身流放、派矿监税使恣意掠夺民间的财富、广建皇庄、王庄等等比起朱元璋的暴行来都显得是小巫见大巫。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皇帝们才会始终心安理得、十分顽固地保持苛严的治官格局。我很奇怪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读到对朱元璋法外将近10万人（功臣宿将、官员、富民、文字狱中的牺牲者等合计）屠杀作为空前残忍地剥夺大批人生命的一种罪恶进行历史审判的著述，这应该是他的主要罪恶和过失，是他无法逃避的。写中国治官的历史更要指出他的这一部分是历史的反面教材。（虽然他的重典治贪的决心和意志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以上因素造成明朝政治生活和治官效果怎样，就更依赖皇帝个人。

总之，宋代的“宽”有利于具有可靠人格修养、有个性的官员施展才干（包括为官和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的纵横驰骋），但对素质差的官员治理乏力；而明代的这种“严”更有利于治理素质较差的官员，但同时扼杀了优秀官员的活力。特别是不利于明朝思想和文化艺术乃至科学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www.xing528.com)

比较而言，赵匡胤是在皇位安稳的前提下以阳光色的亲信、笼络为主治官，而朱元璋则是以见不得人的防范、压制为主治官。我们先看赵匡胤如何待曹彬、窦仪：“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当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之？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12]而朱元璋呢，洪武二年，北伐正在进行，还没有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对大臣们狼顾虎视——比如这年5月，御史中丞章溢卒。“溢与刘基，并拜御史中丞。时廷臣伺帝意，多尚严苛。遭母丧，乞终制，不许。乡兵既集，再乞终制，许之。哀毁卒，帝痛惜。亲撰文祭之。”^[13]在此例中章溢两求为母守丧终制，除了尽孝道之外，也有逃避朝廷严苛风气的企图，朱元璋对章溢严格控制、不近人情是真，痛惜和撰文祭之是在作秀。洪武三年秋7月，朱元璋以任人唯亲、唆使人诬劾中书右丞汪广洋的罪名，诛杀了中书左丞杨宪。洪武四年春正月，拒绝刘基的正确建议，罢黜丞相李善长，而以汪广洋、胡惟庸为左右丞相。此时，朱元璋的猜忌心已使他不辨忠奸贤愚。为此，《明鉴》洪武四年记载有这一段生动的朱刘对话：初，帝尝以吏事责善长，刘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帝曰：“是数害君，君乃为之地也。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仆。”帝又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礼义为权衡，而己不与焉者也。”帝曰：“汪广洋何如？”曰：“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然则无逾先生。”对曰：“基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后宪、惟庸、广洋皆败，如基言。此间，刘基乃忠心为国的最高级伯乐，但他也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迫害（朱元璋把账算在胡惟庸身上）。

朱元璋在治官方面留下了如下制度和先例：A．废除丞相制度。君主独揽用人大权。这是使明朝与宋朝在治官上发生明显不同的最重要的根源。B．以都察院及其所属御使威权的提升、六科给事中的设置增强天子公开的耳目对百官的监察力度；十三道监察御使和巡按位虽不高但权重，且升迁提拔容易，有力地监督、钳制地方官。C．三法司共同执掌司法权，使封建法制行使的过程更为规范。D．通政司为表，锦衣卫为里，加上文字狱，君主严密掌控各种有关君主和国家安危的信息，严厉控制大臣们的言行。对有危君主和国家政权的人和事，除了国家正式法制张网以待外，还可用超越正式法制的镇抚司（诏狱）对付。E．以都督府、兵部的分权和卫所制保证军权不旁落；兵将既不人为分离，将领也不能专兵。F．以初期的荐举制和洪武年间就已推出的学校、科举制度厘清人才选拔（主要就是官员选拔）之途，既能钳制士大夫和官员的思想，又能使考试录用比较公正。对不愿意为君主所用者君主可以剥夺其生命。G．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员。

（二）两朝君主的心理状态

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宋代的君主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多数比较稳定、随意，虽在一些棘手问题和特殊情况下容易犹豫多疑，但多数时候比较容易与臣子相互交流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并一般不会在政见和对官吏的奖惩任用上固执己见，因此治官很少有极端的举动，但他们又似乎过于随意，对治官中制度、手段刚性约束不足、监察考核的缺位、官职冗滥等弊端却长期未予重视和致力于有效解决，赵匡胤确立的与治官相关的“祖宗成宪”后代君主基本上只有损益而无重大改变；而明代君主普遍都有因权力过于集中的“高处不胜寒”和自身文化修养、志趣有限等原因造成的孤独、暴躁、固执、情绪和思想认识大起大落、甚至面对官员士大夫的自闭。这种状况虽然保证了君权不致旁落，但使明朝先后有四大宦官，严嵩、江彬辈奸佞之臣，邵元节、段朝用、陶仲文等道士等手握权柄，凌驾于所有官员之上，甚至这些人按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将大批正直廉能的官员杀辱罢黜一空，使官场上逐渐只剩下对他们在经济上进贡、在人格上俯首帖耳，但同样对下属和百姓苛暴榨取的官员队伍；朱元璋确立的“祖宗成宪”与法令貌似强大，实际上许多都被其后代抛弃。从表象来看，宋代的官场似患逐渐加重的慢性病，中间大的直线升降的起伏较少，而明朝的官场则如患有癫痫，因君主个人的素质而有多次大起大落，很短时间便会明暗对比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