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治官对比：王朝盛衰与庶民休戚系于谁

第一章　绪论：王朝盛衰、庶民休戚系于谁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宽严适度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根支柱，宽严适度的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另一根支柱。中国历代王朝自然不能例外。3 600年前殷商开国政治家伊尹有一句后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讲的就是这种宽严、张弛间火候和分寸的把握。因此对于“家天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而言，在正常的状态下，国内政治活动始终主要围绕“治官”和“治民”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专制君主及其中央政权若欲长治久安，就不仅要代表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必须兼顾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虽然这种兼顾只是一种手段），否则必然官逼民反，“水则覆舟”。封建君主为了自己政权的安稳或追求长治久安设置各级官吏，赋予他们比一般人高得多的地位、权力和荣耀，同时也要求他们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完成“代表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消弭内乱和抵御外敌入侵的任务。但官员成千上万，是一个很大的人群，个体的欲望、素养千差万别，行使权力和权利的地位、条件和机遇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个体行为必然经常与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和整体利益（通常体现在封建王朝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各项法律制度中）相冲突。对形形色色的个体欲望与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是正常的封建政治生活中大量发生的经常性行为。它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的盛衰和能否长治久安。

封建时代比较成功的王朝政治除了君王为了“乾纲独断”要防止自己的权力与权威被后妃、外戚、宦官等与皇帝有特殊关系的人（或人群）窃据、滥用外，还必须处理好以下5个关系：（1）君臣关系，即君主与中央、地方各级文武官员的关系。（2）君民关系，即君主与天下普通百姓的关系。（3）臣民关系，即各级文武官员与百姓的关系。（4）官吏关系，即拥有一定品级或爵位的可以参与决策与发号施令的官员与地位卑下但负责政务的具体操作落实的吏员的关系。（5）官官关系，即官员与上下左右的其他官员的关系。在这5个关系中，（1）、（4）、（5）直接属于“治官”，（2）、（3）属于“治民”要处理好的。5个关系构成5组矛盾，又可以相互交织，一旦形成矛盾交汇与共振，封建政治便容易走向积重难返，改革和中兴便举步维艰，直至导致国家走向衰亡。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看，在大多数时期，“治官”状况决定着“治民”的效果而不是与此相反。比如在官风和社会风气的相互影响中，官风总是决定性的，对此，我们的先贤早有精辟论述。《管子》云：“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孔子家语》卷1载孔子对政风和民风关系的论述是：“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孟子》云：“君正，莫不正”；《韩非子》道：“圣人治吏不治民。”刘向在《说苑·贵德》中阐述得更生动：“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总结道：“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这些大概都是顾炎武对明朝后期官员士大夫整体堕落历史的痛定思痛吧。又比如对于最为国家和社会之祸患的盗贼问题，张居正就明确指出：弭盗之本应是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吏治清明，他举例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夫官贪则良民不为，奸民不畏，而盗贼利足以啖之；威不足以慑之，何惮而不为盗？”^[1]宋朝苏颂是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对英宗时的地方官与盗贼的关系的看法是：“巡检、县尉，但能捕盗，而不能使人不为盗；能使其不为盗者，县令也。”^[2]说明在消弭盗贼方面地方长官的不可替代性。史学界过去对封建王朝治官的利弊得失与王朝治乱兴衰的关系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将两个典型朝代作对比研究则更是一个空白。

先看什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官”在《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里有10个解释，分别指官舍，官职，授予官职，官吏，取法，公有，对君主、尊长的敬称，器官，官能，姓。本研究只取“官吏”中“官”的含义。所谓治官，是指由皇帝主宰的朝廷按照自己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运用多种手段、方式、管道和资源，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进行的以奖惩（即生杀予夺）为主要内容的引导与控制、约束。目的是使官员们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角色。它与吏治有密切关系，但又不是一个概念，并且治官直接决定吏治。（在《辞源》里，“吏治”的解释是：“指古代地方官吏统治人民的方法和治绩。”《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中的解释是：“旧时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从词性来讲，“治官”是动词，“吏治”是名词）从政治学大的范畴来讲，治官属于统治阶级内部自上而下的权力规范与约束，是保证封建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必要程序与手段。其优劣长短直接关系国家荣辱、庶民休戚。

在中国古代专制加人治的总体背景下，同样的位置，不同的官员去上任，有的造福一方，有的祸国殃民。让我们以宋朝四川历史为例。宋朝征服以七宝装饰溺器、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的孟昶的后蜀政权是很顺利的，骄兵悍将入川，十分狂妄傲慢凶暴地对待蜀人；朝廷对四川的政情民情了解甚少，在驭将置官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导致大规模民众起义和兵变的连续发生，以致太宗甚至产生过“弃蜀”之念。而实际上使用一个优秀的官员就可以很快改变局面。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顺余党复寇邛蜀，伪称邛南王”。太宗命石普为西川都提举捉贼使。“时蜀民疑不自安，多欲为盗者，普因驰入对，面陈：‘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宜稍蠲减之，使自为生，则不讨而自平矣。’帝许之。普即日还蜀，揭榜谕之，莫不悦服”。^[3]仁宗时，宽厚明敏、文武兼备的田况以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蜀自李顺、王均再乱，人心易摇，守得便宜决事，多擅杀以为威，虽小罪，犹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离死道路者。况至，拊循教诲，非有恶不使迁，蜀人尤爱之。”^[4]北宋中期蜀地奸吏为非作歹，赵抃是北宋中期既廉洁又待民“以惠利为本”的官员，他以益州转运使来到四川后，体察民隐，亲近百姓，迅速扭转了局面。时“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率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然”。接下来，他以宽治蜀，驭下得法，人莫敢为恶，“蜀郡晏然”。^[5]南宋建炎后期，王刚中以龙图阁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他是一位廉能恤民的好官，当时“阶、成、岷、凤四州刺壮丁为兵，众以为忧。刚中建言五害罢之，免符下，民欢呼，声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数百里者。（刚中）由布衣至公卿，无他嗜好，公退惟读书著文为乐”。有八部著作，凡数百卷。^[6]理宗统治时期，四川又军政黑暗，民不聊生。淳祐2年，得到皇帝信任的余玠以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入川。史载余玠入川前后四川的状况是：“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余玠治蜀，荡涤恶政，为防凶残的蒙古军队入侵，他团结军民筑钓鱼城军事要塞，剪除专横跋扈将领；在兴元、嘉定击败元军；遴选守宰，招揽贤才，“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戌。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后来为革军中举代之弊得罪宰相谢方叔，遭到谢方叔及其党羽统制姚世安的谗毁和对抗，于宝祐元年“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7]

的确，在封建帝国里，朝廷重用谁，直接关系国家或地方的治乱兴衰和士大夫与民众的喜怒休戚。宋仁宗时，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蔡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8]大观三年，原先曾一意谨事蔡京的何执中代蔡京为尚书左丞，加特进。制下，太学诸生陈朝老诣阙上书曰：“陛下知蔡京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执中，中外默然失望。”因为执中属于碌碌庸质、夤缘攀附之徒，使其为宰相，“犹以蚊负山”。^[9]此疏可见北宋晚期太学生对政治的介入之深，更见重要的人事任免事关他们的休戚。宗泽守汴梁，以其忠勇团结军民，打得金兵闻风丧胆，“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而言，必曰宗爷爷”。却受黄潜善等投降派压抑，不能伸其志，忧愤成疾，疽发于背，垂危之际，他叹息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后连呼“过河”者三而薨，汴梁军民十分悲痛，“都人号恸”。“子颖，居戎幕，素得士心。泽薨数日，将士去者十五，都人请以颖继父任。会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颖为判官。充反泽所为，颇失人心，颖屡争之，不从，乃请持服归。自是豪杰不为用，群聚城下者复去为盗，而中原不守矣。”^[10]张浚在南宋初期威望高，他曾在绍兴4年“兀术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时视察长江防线，“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兀术得知此情况“色变，夕遁”。张浚由于始终力主收复失地被秦桧唆使他所控制的台谏劾罢闲居。“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摹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11]绍兴初年，“有古循吏风”的陈橐知台州，“台有五邑，尝摄其三，民怀惠爱，越境欢迎，不数月称治。母丧，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余人，请起橐”。^[12]可见百姓真的把他戴若父母，来则喜，去则忧。马光祖（宝庆二年进士）为官体恤民隐，惠及鳏寡孤独。在知建康府期间深得民心。后“拜端明殿学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闻，命以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东安抚使再知建康，士女相庆”。^[13]对国家而言，官员的人品、见识和才干的千差万别决定了朝廷是否有凝聚力和具体施政的天壤之别。一个优秀官吏还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保一方平安：宋仁宗时赵槩知滁州，他是一个廉能爱民的好官。“山东有寇李二过境上，告人曰：‘我东人也，公尝为青州，民爱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众去。”^[14]明人张萱在他的书中指出了两种类型的地方官：一种“以爱民为务，勤于抚绥”为施政之本，他们对百姓重在牧养而节于宰割，即便是役使勒罚，也“可以使民不觉劳费”。一种是残暴、凌虐、草菅为主，对百姓重在宰割而轻牧养，即便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也是“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15]这是就官员性格和心肠而言的。他还举例道：“一、征收也，一人以为投柜便，一人以为投柜不变，旋行旋止。一、夫役也，一人以为有余，一人以为不足，旋减旋增。一、丈量也，忽焉从新，忽焉从旧。一、书院也，忽焉欲废，忽焉欲复。诸如此类，未可次第举。”这主要是就见识不同而言的。再看官员们依靠和代表的重点人群的不同造成的差距：“守令而招礼贤俊者，贤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之守令也。”^[16]总的来讲，封建社会为官员们提供的做官氛围及其做官的外围条件往往会成为推动官员沉沦的一个大染缸，张萱先生就记载了不少官员“一旦绾铜章，佩墨绶以临民上，则势利之薰灸，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怂恿附利，前日之良心死而贪心生矣”。^[17]由于廉能勤政爱民的官员对百姓来讲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们读史书经常读到百姓对清官循吏戴若父母，在其调离或升迁的时候群起挽留，长途相送、洒泪而别；在其去世时万民空巷、罢市罢学、泪雨滂沱为之送葬；在其遭受昏君奸臣迫害时群起为之讼冤辩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逃遁等等记载。而贪官污吏自然只能搞得人民穷困，怨声载道了。在明朝历史上，永乐年间的黄福镇守交阯，交阯人民安居乐业，他本人深受爱戴；而贪残的宦官马骐来到安南却激起反抗，导致明朝最终损兵折将丢失交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黄福是原北京行部尚书，永乐五年（1406年）以尚书兼掌布政司、按察二司事来到交阯的，在他治理交阯的19年之中，勤政爱民，“编氓籍，兴学校”，酌定赋税“务从轻损”，“戒属吏毋苛扰”。“群臣以细故谪交阯者”，“福咸加拯恤，甄其贤者与共事”。“及还，交人扶携走送，号泣不忍别”。连后来率领交阯人起来反抗的首领黎利也说：“中国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黄尚书，我岂得反哉？”^[18]这么好的官员，却是被明朝内部的邪恶势力诬陷排挤而走的——永乐十二年，明朝张辅、沐晟大军擒灭陈季扩，取得军事上重大胜利。十三年四月，命张辅镇守交阯，“辅下交南，凡三擒伪王，威镇西南”。十四年十一月，张辅奉诏还京，“命丰城侯李彬代镇守”，以“中官马骐为监军”。^[19]马骐乃贪残小人，他在安南以采办为名，“大索境内珠宝”，并“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由于受到黄福的裁抑抵制，他便向朝廷“诬福有异志”。^[20]永乐十六年（1418年）清化府黎利乘机起兵反明，先后又有数州官民起兵响应，利自号平定王。明仁宗即位（1425年），竟然将黄福召还。接任的兵部尚书陈洽根本没有黄福那样的威望。反抗势力越来越大，终至颠覆了明朝在安南的统治。

一个（或一群）贪官可以官逼民反或激起民变，一个昏官或懦弱之官可以对民变或极力主张举起屠刀或弃官逃避责任，而一个有胆识的清廉官却能体察民隐千方百计不让惨剧发生，将阶级矛盾以最小的代价化解，并在乱世中维持一方平安。兹举一例：明朝浙江宣平一带由于政府的矿业政策的苛严，从正统九年叶宗留矿徒暴动波及浙闽赣3省，延续12年之久后，矿徒变乱仍时有发生。此时，徐阶的父亲徐黼正好任该县县丞。“某年，矿贼啸聚莫敢谁何，时公（黼）视邑篆，单骑入贼垒，晓谕祸福，开市朝廷威信，数千人咸感泣下，尽还田亩。……盖公推心置腹，士民信赖，故言出如金石，化暴从良，不劳余力，非侥幸万一者比。”为消弭民变之源，徐黼“引诗书以绳民俗，誓冰蕖以励官箴，逋赋征而刑措，夙狱谳而民苏”。^[21]还是这个徐黼，在正德六年任江西宁都县丞时又以其智谋和声望保住了一方平安：“是年闽广啸聚之徒以万计出掠无忌，残毒邻壤。夏六月，犯兴国、吾丰，掠人拷索赎金，金不至立杀之，肝脑涂地，尸横遍野，新滏闻报则空邑以遁。独徐黼在宁都以计御之，寇遂弃辎重牛马偃旗宵遁。自辛未来，峝贼出没无常，劫龙远、会信、石康、雩兴等地，未闻操戈一向宁境者。”^[22]此位优秀县丞的为人为官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徐阶将来如何做人做官报效国家。（见本书第六章对徐阶的专题论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能够孕育、培养的人才数量有限，在利益分配和价值取舍双重作用下全社会上下均奉行“学而优则仕”、以相当公平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员的情况下，中国最有学问和智慧的人大多数都在官员队伍之中（虽然因为官员出身和来源的复杂性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尤其是政治黑暗时期更是不能这样说），治官能否做到既使他们按照国家的需要恪尽职守，同时也不压抑、摧残、打击他们从事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积极性，从而使这些精英人物能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之余，能对古代社会的其他领域和方面作出成就与贡献，也是我们评价治官得失的坐标之一。

在专制加人治的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各个朝代，治官既要体现由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基本伦理道德大同小异而形成的共性，也要体现因时代不同许多变化了的内外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所必然出现的个性，比如文化支撑条件的改变，国内外矛盾与实力对比的不同格局，政治、经济乃至文教体制的差异，君主们——特别是开国君主（因为他开创的体制、法令乃至遗训是后世君王不容易轻易逾越、甚至必须遵循的“祖宗成宪”）——作为独裁者的政治见识与文化修养、主要人格和性格特征、身心状态、生活方式及寿命长短等等。本书将主要致力于对宋、明两代在治官方面的个性特征做深入的对比分析，以此独特的研究视野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运转规律的认识。

此外，虽然相对于君主来讲，官员们是被治理者，但实际上国家的安稳需要权谋并举，君主的优势是权，而治国治官的智谋却多数来自官员——特别是上承天子命令但又不断为天子出谋划策、下代表天子去治理中下级官吏的朝廷高级文官的智谋不可或缺，君主们不可能不受高级文官们深刻的影响。在治官的过程中，正直忠诚的官员士大夫对君主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也有自己的要求（虽然这并非追求任何意义上的平等，而是为了治官治民的需要和实现这些官员们的理想信念）。如宋神宗时，王安石强烈希望皇帝不要被“天变”“人言”所动摇；而哲宗时，丰稷为殿中侍御史，上书哲宗曰：“愿以《洪范》为元龟，祖训为宝鉴，一动一言，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为法于千载，则教化行，习俗美，而中国安矣。”^[23]至于明朝大臣前赴后继地对武宗、世宗、神宗、熹宗等昏君的悲壮谏阻更是在这几个时期明朝争取实现顺利治官的另一个逻辑上的大前提。概而论之，治官是在君臣的互动（相互影响和改变）中演进的，因此，本书将用一定篇幅讨论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们对君主（又特别是偏离了正常轨道的昏暴之君们）的献策、谏阻和抗争活动，以此帮助我们切实感受在专制时代治官问题的复杂与无奈，感受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态可以提供给每一个政权的统治者在治官方面的张弛极限。

南开大学的柏桦教授在其大作《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一书中指出：“按中国古代‘君临之术’的理论，君主应该以六柄、四位、七术、察六微、两手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手段。所谓六柄，即：生、杀、富、贫、贵、贱。所谓四位，即文、武、威、德。所谓七术，即：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智而问、倒言反事。所谓察六微，即：权借在下、利益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所谓两手，即刑、德。”^[24]的确，在专制加人治的历史条件下，治官不仅要靠制度设计的尽可能完备，还得依靠制度之外的权术，而权术及其运行经常因人因时因事而改变；封建政治运行的最大痼疾是君主和官员的权力都不可能得到长期有效约束，因此封建的官场迟早必然乱象丛生、弊端百出，这一切都使治官问题研究变得相当困难而复杂。正是因为如此，由于作者的功力有限，本书所贡献的浅见陋识，真的希望是一块引玉之砖，是一级通向鸿篇巨制的台阶。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朝代进行对比呢？就总体态势而言，在除秦、隋这两个短命夭折因而不具有典型意义的王朝之外的大一统王朝中，宋代治官以“宽”、明代治官以“严”著称。这一宽一严之间，其前因后果包含了大量信息，运行过程凸显着封建政治的根本规律。对比研究这两个朝代当然比对比研究相对处于中间状态的其他朝代更能充分说明问题。

【注释】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8《缉奸·前言》引张居正曰。

[2]《宋史》卷340，列传第99，苏颂。

[3]《宋史》卷324，列传第83，石普。

[4]《宋史》卷292，列传第51，田况。

[5]《宋史》卷316，列传第75，赵抃。

[6]《宋史》卷386，列传第145，王刚中。(www.xing528.com)

[7]《宋史》卷416，列传第175，余玠。

[8]《宋史》卷320，列传第79，蔡襄。

[9]《宋史》卷351，列传第110，何执中。

[10]《宋史》卷360，列传第119，宗泽。

[11]《宋史》卷361，列传第120，张浚。

[12]《宋史》卷388，列传第147，陈橐。

[13]《宋史》卷416，列传第175，马光祖。

[14]《宋史》卷318，列传第77，赵槩。

[15]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7《守令·前言》引居升曰。

[1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6《立法·前言》；《政术·前言》。

[1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6《政术·前言》。

[18]《明史》卷154《黄福传》。

[19]《明史》卷154《张辅传》；《明史纪事本末》卷22。

[20]《明史》卷321《安南传》；《明史纪事本末》卷22；《明史》卷154《黄福传》。

[21]《乾隆宣平县志》卷13，《艺文》，黄中：《报德祠碑》第758页。

[22]《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8《祠庙志·徐公祠》第539页。

[23]《宋史》卷321，列传第80，丰稷。

[24]本书第3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