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吏司法责任现状

一、积弊难除的司法状况

清代对于州县官吏在司法过程中的种种违法犯罪现象，防范不可谓不严，制裁不可谓不力。然而实际上，终整个有清一代，革除司法弊败的呼声就从未停止过。即以康雍乾盛世而言，康熙二十年正月谕言三法司：“在外督抚臬司及问刑各官，审理重案有律例未谙定拟失当草率完结者，有谬执己见改窜供招深文罗织者，有偏私索诈受贿徇情颠倒是非者，有一于此，民枉何由得申？”^[7]又如雍正十三年谕：“朕闻外省会审之时，不论案件多寡悉于一日定议。均听督抚主张，司道守令不敢置喙，究其实督抚亦未必了然，不过凭幕宾略节贴于册上，徒饰观瞻，不察情罪之轻重，率定爰书之出入，以致谳狱不平，冤情莫诉，劝惩两失。”^[8]乾隆元年奏准例有言：“查准理词状，其间积弊难以枚举。”^[9]此类的言论，清代官方的典籍中屡见不鲜。实际上，“自乾隆中世，至道、咸间，清代吏治之腐败，达于极度。”^[10]至清末，内忧外患中，要保证司法制度的公正运行，更非易事。光绪七年有谕：“近来各州县往往借端延宕，任意耽误，甚至捏词扣展，延宕数年，积压蒙混，弊端百出。”^[11]当然，笔者并非据此即可轻视州县官吏司法责任运行的功效，但是，它没有发挥统治者所追求的“大法小廉”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以今天的政治或者法律的理论来看，这种单纯在既有体制内的调整已经到了最后的底线，要想确立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重要的还是改变专制体制本身。

在专制体制下，行政司法合一，官员在体制设置的横向上没有制度性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一元化的权力系统内也没有分权的民主法律意识，在这种体制下，司法责任中根本的问题应该考虑的是权与法的均衡。关于这些，在民主政治已不成为陌生话题的今天，不必笔者赘言。笔者的分析，侧重于从清代州县衙门官与吏在司法过程中的关系来加以探讨。

清代防范官员的措施可谓繁密，州县官防范胥吏的手段也可谓绞尽脑汁。有的地方官甚至提倡，“待吏卒辈，公事外，不可与交一言。”^[12]但是，种种防范效果究竟如何，这就因人而异了。实际上，吏卒在司法活动中的作弊手段是千奇百怪，防不胜防的。

1．官员防范与书吏为奸

州县官在司法文书的管理和书吏办理其他司法事务的防范上，也不乏尽心竭力的，如有的州县官制定检卷法，“规定自理卷宗及一切详解词卷审结后，即将断语写于供本之后，应取结者，当堂取结，批发经书黏卷钤印，并将堂断抄入堂事印簿，其详解案件完结时，亦将原卷堂详稿牌檄黏成盖印，其和息及追欠并饬查批销等案，并应黏连用印，另立登记，以备调查，断结之案务将差票缴销，不可听役匿存或借票酿事，案内应禁应释人犯，逐一当堂吩咐，以免差役撞骗私押，至于奉批提查事件须将前后审过卷宗各供本逐一检齐、挨次年月黏连接缝用印。”^[13]有的地方官甚至对退堂后的文书办理也有规定，要求“两造供词起讫钤缝处，皆须一一过目、硃笔点钩标识，以免他日猾吏抽换增减之弊”^[14]。有的甚至规定文书的字体誊写格式，要求大小案件俱要全抄，“全抄字样更要笔画端楷，字眼疏朗，不得潦草细小，签押文票必要磨核清楚，毫无差落方许送进。”^[15]有在堂审中传授远弊之道者：“凡鞫讼狱，不可使胥吏在旁饶舌及占头摇脑、卖弄眼色，其弊谓之满堂皆官，凡值堂役，不可使在堂评论外事、使闻乎内，凡公出不可使跟役在后，评论民事，使闻于官，其弊谓之隔壁告状。”^[16]

然而，“衙门自吏书而下无一事不欲得钱，无一人不欲作弊者。”^[17]他们的作弊手法无奇不有。诸如盗盖文书签印，有乘混盗用者，“有假称词状未填以白纸用印而后改写所欲行事者，有故将不要紧文书用印，其用印处挖作一孔而用印却在下层者，有一层应印文书套一层白纸、应印处以水汽润透，将酽印色印过并下层俱印者。”^[18]种种手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官而爱财，彼则诱以巧取之方而于中染指，官而任性，彼则激以动怒之语而自作威福，官而无才，彼则从旁献荣而明操其权柄……官好慈祥，彼则扬言人之冤苦以周全其所托，而图其重贿，官恶受赃犯法，彼则先以守法奉公取官之信……”^[19]这些无孔不入的手段，仅靠严刑峻法和州县官的个人监督是无法防备的。(www.xing528.com)

2．差役作弊，层出不穷

清代差役身隶贱籍，薪酬低微，也缺乏必备的法律素养。在种种司法活动中，差役贪赃枉法、作奸犯科的行为和能力同样令人无法想象。

如差役拘到人犯后，为求勒索，“或妄禀人犯不齐或指称关卷未到，有司不察，或令各讨保人或令原差带押。甚者挂搭轮押，经年累月，放赵甲而留钱乙，卖正犯而拘家属。”^[20]弊端百出而防范无周，清人汪辉祖曾言：“幕不见役而念民故意常平，官未见民而信役故气易激，役不得逞志于民，辄貌为可怜之状，或毁檄或毁衣以民之顽横面陈于官，从而甚其辞焉，谓其目无官法也，官未有不色然骇、勃然怒者。”^[21]如此一来，则官员入其彀中矣。

差役拘提人犯，本因以差票为凭，但是管理不力，差役则往往“以牌票为奇货，视小民若鱼肉，往往吓诈愚民，而莫敢谁何”^[22]。有法难行，好的规则往往收到的是恶果。

在州县的各种差役中，狱差的地位更低。犯人入狱，往往就成为他们养家勒财的资本。时人言：“犯人入狱，性命悬于狱卒之手。所谓生死须臾，呼天莫应也。其致死之由，有狱卒索诈不遂，买命无钱，而百般凌虐以死者。有共案诸人，欲要犯身亡，希图易结，因而致死者。有仇家买嘱，随机取便，谋害以死者。有婪官利其赃私，致之死而灭口者。有神奸巨蠹，恐其幸脱，而立取病呈者。”^[23]人犯入狱，狱卒百般勒索，名目可谓千奇百怪，“有见面钱，收人钱，门上钱，贴监钱，灯油钱，烧纸钱，草荐钱，睡场钱，免捎钱，免柙钱，送饭钱，甚有买命钱，种种作恶，不一而足。”^[24]

又如仵作勘验，清律要求州县官必须近身详查，以求其实，以免弊端。但是，“人命抵尝，全在尸伤，仵作唯利是图，往往指发变为真伤、真伤为发变以相蒙混，在检验之时，原被亲属扰乱尸场，而官坐香烟缥缈之中，听报填单，仵作信口轻重，若单一填定，即再检三检纵吊至他处另检，仵作各有暗号，必然场场如初。”^[25]对于这样一种技术性要求较为专门的司法事务，官员的监督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