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吏的司法责任：严究民责，宽宥官责

一、责任的追究严于吏而宽于官

我国古代的立法，因为责任主体的不同，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相应有着不同的内容。对于官员违法犯罪，往往在责任的追究上有比平民更多的优待措施。就清代而言，官员违法，可以因以前的功劳如议叙加级而抵免。即使受有降级甚至革职等处分，在经过法定的年限后，还可以开复官职。而这点优待，对于作为地位低贱的“吏”而言，是无法享有的。在法律责任追究的程序上，官与吏的权利也迥然有别，官员犯罪，必须奏闻请旨方可审判，而吏的地位低贱，甚至不及平民百姓。

官员违法犯罪，既有行政制裁，又有刑事制裁。在一定的限度内，刑事制裁可以用行政处分代替，也即可以认为是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官员犯有公罪，笞杖罪可以代之以罚俸、降级等处分，而作为“吏”，犯有同等罪行，则笞杖决讫，留役。至于犯有私罪，官员至杖一百方革职离任，而吏典有犯，则杖六十以下即罢役。而且，如前文所述，捕役违法，地方官往往可规定地方性的刑罚进行比责。官与吏的社会地位不同，在责任追究的原则上就表现了不同的内容。当然，“严于吏而宽于官”也有例外，如贪赃枉法，有禄人赃至八十两即绞，而无禄人则赃至一百二十两方绞。但是，也可以认为这是清代对于贪赃犯罪的特别考量。总体原则上，官与吏在诉讼权利上还是不对等的。(www.xing528.com)

之所以这样设置，仅就司法责任而言，笔者认为：清代州县官大多缺乏必要的法律素养，而书吏则是专门的法律人员。清律规定，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同僚犯公罪，则以吏典为首，从佐杂官至州县官依次递减论罪。从司法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胥吏实际操纵了清代的司法与政治，因此，清朝被认为是‘与胥吏共天下’。”^[1]对于实际的操纵者实行严刑重罚，正是法当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