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吏：解役凌虐人犯的责任

二、解役凌虐人犯的责任

解役管解人犯，除严防脱逃外，人犯在途，其械具之锁系和患病之救治皆由法律规定，并严禁解役借机凌虐等事。清律规定，“在内，法司问发程递人犯，在外，问刑衙门程递来京，及递解别省人犯，除原有杻镣照旧外，其押解人役，若擅加杻镣，非法乱打，搜检财物，剥脱衣服，逼致死伤，及受财故纵，并听凭狡猾之徒买求杀害者，除实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充军。”^[139]此系乾隆三十六年定例，改变了以前律文中徒罪以上，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的区别规定，一体为枷号充军。

清律严禁解役趁机打劫人犯，人犯有病应依法报明救治。“凡部发递解，及外省解部并解别省军、流、徒罪，发回安插人犯，佥差官员务选有家业正役解送。如解役在途教唆人犯通同抢夺者，俱照白昼抢夺律治罪。中途患病者，原解即报明所在官司，亲身验明，出具印结，即著该地方官留养医治，随行亲属病者，亦准存留，候病痊起解，仍将患病日期报部。如不行留养致有病故，及受贿嘱托捏病迟延者，将该地方官交部议处。其取结后犯人身死者，官役免议。若未取病结，在途身死者，佥差官员交该部照例按名议处。一名，解役杖六十、徒一年；每一名，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140]该条还规定，凡押解兵役，有在途中奸污犯人妻女者，应依奸囚妇律，杖一百、徒三年；押解官即使确不知情，亦交该部严加议处。如果押解官自行奸污，或者凌虐勒财，应交该部从重议罪。

清律中对于解役凌虐罪囚的规定并不多，由于清代立法缺乏法理意义上的概括与分类，其刑罚的规定往往是以例举而表现，但是，单纯靠增加例文很难适应犯罪行为的千变万化。因此，有时出现的对于解役的犯罪，实际上并非押解途中的凌虐行为，也比照该条论罪。如道光十五年衙役吓诈凌虐案犯取保病故一案：(www.xing528.com)

此案县役王怀因奉差传王加言查讯，与伙役王杰商同吓诈，将王加言两手大指缚吊梁上，用木棒槌殴，打其左脚踝，复用火煤烟熏其鼻孔，令王加言给钱三十千方许释放，王加言许给钱十四千，王怀等嫌少不要，经县访拿，将王加言取保，王加言旋因在保因病身死。查王怀因向王加言吓诈，辄敢用绳缚吊，用烟熏鼻，其情节较之擅加杻锁，非法乱打为重，虽王加言系在保病故，与被诈自戕不同，固未便科王怀以诈赃毙命拟绞之罪，而奉差查传与奉差押解情事相同，该犯王怀起意诈钱三十千，虽未入手，亦应于蠹役诈赃十两以上军棍罪上量减拟徒，按例已在徒罪以上，自应即照押解人役非法乱打例拟军加枷，该抚将该犯于蠹役诈赃毙命绞罪上减流，不惟与例意不符，且以借差索诈私拷无辜之犯仅拟杖流，亦觉情浮于法，应即比例改拟，王怀应比照押解人擅加杻镣，非法乱打，逼致死伤徒罪以上枷号充军例，枷号两个月，发烟瘴充军^[141]。

实际上此案并非发生于押解途中，按现代的法律规定，这只是一个强制性传唤措施。而且，囚犯的死亡系在取保期间。此案该巡抚的意见是依蠹役诈赃例论处，而在实际上这也符合该种犯罪的构成要素，然刑部的考虑可能是认为量刑过轻，故比照他律从严论处。

上例所表明的传唤行为，还符合押解的部分特征。因为犯罪现象的纷繁复杂，有时也会发生犯罪主体之间的比照。如光绪四年解役疏防斩犯吞烟毙命案^[142]。此案“黄安县民妇乐刘氏与小功服兄乐雅椿并母家雇工周长庆先后通奸，听从谋杀亲夫乐应生身死案内，解役邓富、王恺奉差押解斩犯投宿饭店，辄敢吸食洋烟，致乐雅椿窃服烟膏毙命。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律问拟。邓富、王恺均应比照狱卒以金刃、他物与囚自杀者，杖八十、徒二年律，各拟杖八十，徒二年，俱已在押病故，应与讯无凌虐之看役均毋庸议”。从该案的处理来看，因为投宿饭店，与在监狱看管人犯行为有点类似，故在犯罪主体上的置换也就成为可能了。实际上，这样把解役的行为和禁卒的行为进行比照处理的条文并非罕见，这是当时立法水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