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犯脱逃的责任
清律规定，狱差存有过错致人犯脱逃，应分别故意和过失论罪。“凡狱卒不觉失囚者，减囚（原犯之）罪二等。（以囚罪之最重者为坐。）若囚自内反狱在逃，又减（不觉罪二等）。听给限一百日（戴罪）追捕，限内能自捕得，及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狱卒）皆免罪。”[82]该条进而规定：（若提牢官、狱卒、官典）故纵者，不给捕限，（官役）各与囚同罪，（至死减等，罪虽坐定，若）未断之间，能自捕得，及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各减（囚罪）一等。受财（故纵）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依此条规定可以看出，狱差因过失而致人犯脱逃，应减该犯原定之罪二等论罪，如果在法定期限内，该犯被捕获、死亡、自首，该狱差应免罪。系故意纵放，则该狱差与犯人同罪，唯死罪可减一等，该逃犯如罪行未定，或被捕获、死亡、自首，则该役可减逃犯先前应得之罪一等论罪；系受财故纵的，则计赃，与本罪相较，择一重罪论处。此处规定的狱差责任，结合逃犯的罪行轻重和该役的主观过错来论定。在特殊情况下，狱差不存有过错，则不负刑事责任，如上述该条规定，贼人自外入狱劫囚，狱卒力不能敌的，应免议。该条规定的死亡，应是囚犯因其他原因而死，且与狱差的行为无关，否则仍应追究责任。如道光八年案：“盗犯李二呔孜越狱被追溺毙案内之禁卒刘奉讯系依法看守，偶致疏脱，今因犯已死，例不免罪，惟李二呔孜投河溺毙，实由该禁卒追捕所致，与未经捕获，犯因他故身死者不同，将刘奉依狱卒不觉失囚减囚罪二等例，于盗犯斩罪上减二等满徒，再量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83]
“主守不觉失囚”该条系沿袭明律而来。其后，顺应社会的变化，又不断增添新例，经过乾隆至嘉庆年间的不断改并修订，至嘉庆十四年，又对该律的规定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凡监犯越狱，如狱卒果系依法看守，一时疏忽，偶致脱逃，并无贿纵情弊，审有确据者，依律减囚罪二等治罪，仍给限一百日，限内能自捕得，准其依律免罪，如他人捕获，或囚已死及自首，概不准免罪，其有将在监斩绞重犯松放狱具，以致脱逃，将松放之该禁卒，严行监禁，俟拿获逃犯之日，究明贿纵属实，即照所纵囚犯全科。本犯应入秋审情实者，亦入情实。应绞决者，亦拟绞决。应斩决以上者，亦即拟以斩决。如系徇情松放狱具，或托故擅离，或倩人代守，防范疏懈，乘间潜逃者，亦照故纵律与囚同罪；至死减一等，不准照旧例减囚罪二等问拟。”[84]从此例可以看出，人犯脱逃，狱差的责任较前为重，且对纵脱的行为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人犯并非在监羁押而脱逃，负有看守职责的人役，也应比照狱差的类似规定处罚。如“枷号人犯脱逃，看守人役，亦照律拟断”[85]。
此外，清律规定，配所主守不觉失囚者，“一名杖六十，每一名加等，罪止杖一百，皆听一百日内追捕。”[86]而且配所提调官应减主守及押解人罪三等论处。该条还规定，如在限内能自行捕获，或经他人捕获，或者囚犯因其他原因死亡的，均可免罪。系故意纵放的，应各与囚之徒、流、迁徙、充军同罪。有受财情节的，应计所受之赃，以枉法从重论。
人犯脱逃，情形有别，因由不一，故狱差的责任也因此不同。当然，因由各异的情形其丰富性还是表现在活生生的案件里，法律的规定难以一言概之。笔者谨从下列几案进行具体分析。
有禁卒因私纵犯的。诸如道光十六年“禁卒将凌迟犯妇窃放同逃”一案：
此案中人犯吴游氏因奸情谋杀本夫吴绍五，依律应凌迟处死，勘题寄禁县监，听候部复。华魁曾充县监禁卒，在吴游氏未定案时，因提讯系由女监伴妇李王氏于廒内将其引出后，交由差役华魁转引出监。吴游氏自知身罹重罪，起意越狱，见华魁年轻可诱，乘无人在旁向华魁哭求设法教脱，情愿相依终身，华魁见其年轻貌美，图娶为妻，故即行应允。华魁因思身系官役，若与吴游氏同逃，易于败露，故退卯出外以作掩护，并常于夜间潜至监墙外探望。经过探察，见有狱洞一个，系罪囚监毙后运尸之洞，平时用木板关闭。华魁乘机钻挖进监，引吴游氏逃出，正欲远逸，恰值更夫王太等查见墙洞，故与禁卒余英、伴妇李王氏查知吴游氏不见后，即禀知该典史，带同丁役更夫追捕，登时将吴游氏、华魁一并拿获。吴氏首当其冲，“依犯罪囚禁在狱，穿穴逾墙脱逃，原犯立决即行正法例，绑赴市曹凌迟处死。”而华魁因先充禁卒，窃放凌迟犯妇，故从重论罪。虽然清律规定私放囚人逃走至死减等，但该省督抚认为，“罪止满流，尚属轻纵，应从重比照越狱人犯、通线之人与囚同罪至死拟绞例，拟绞监候。”其他人等也因此获罪，如禁卒余英虽讯无贿纵情弊，但犯系他人捕获，应减囚罪二等治罪；伴妇李王氏系专令伴守女犯之人，亦照狱卒问拟，各杖一百，徒三年。更夫王太等虽随同典史将犯捕获，惟疏于防范，未便宽议，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两个月，革役。管狱、有狱各官听候部议。(https://www.xing528.com)
此案波及多人，因案情较重，并没有依该卒行为，以故纵论罪，而是因加重情节，将其比作重犯越狱的共犯来处理，拟以死罪。非但如此，该案还连带究及其他虽有监守之责但并不知情且获犯有功的差役人等，并县令和县典史等员，实为严厉[87]。
有因疏忽不觉失囚的，如嘉庆二十年湖广司之主守不觉失囚案：
题绞犯俞三越狱脱逃，旋经被获。查俞三脱逃后，即据更夫报官。该县会营督率典史，带同兵役及禁卒刑书家属人等跟踪追捕，于次早将该犯拿获，俞三系应入缓决之犯，于情实办理。禁卒周松、钟义，刑书胡泽泳讯无贿纵情弊，且犯系各家属随同跟踪追捕，与限内能自捕得无异，应依律免罪，惟究属疏忽，该三犯与更夫叶一黄二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革役。典史改为革职留任[88]。
当然，如果逃犯越狱，系因疏忽且能在规定期限拿获的，也可免责。如道光年间“军徒越狱限内协获刑禁免罪”一案：
本案中袁蕃士因窃拟徒，在配脱逃，叠次行窃，故从重照积匪猾贼例拟军。该犯因刑毕难期，起意越狱脱逃，商同监犯僧漋连于道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越狱同逃，旋被拿获。该省依律将袁蕃士依犯罪囚禁在狱，仅止一二人乘间穿穴逾墙脱逃者军流，其为首改为绞候例，拟绞监候，秋审入于缓决，并先于左面刺“积匪猾贼”，右面刺“改发”字样，僧漋连先因听从行窃拟徒，监候待质，辄听从越狱脱逃，应依罪囚在狱仅止一二人乘间脱逃，原犯徒罪者，为从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并于左面刺“窃盗”，右面刺“烟瘴改发”字样。本案中的人犯脱逃，因“旋经该县兵役、典史、家丁及刑禁人等亲属于四月初八、五月十三等日先后将袁蕃士、僧漋连协同拿获”。故定拟该案中禁卒刘洪于袁士蕃原犯罪上减二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刑书郑书荣于刘洪罪上减三等，杖六十，徒一年，业于百日限内经家属协同捕获，照例免罪[89]。
前述两案，逃犯实际上皆于法定限内被获，依律均应不予追究责任，但是在前案中，对于差役人等的处罚因“究属疏忽”，仍应承担刑事责任。此种责任，律无明文，故以不应重治罪。实际上，按“主守不觉失囚”条规定，该罪的主观要件，就是表现为“一时疏忽”。从此案可以看出，即使依律免责的行为，也可因主观或客观方面的需要而定罪，“不应为”律就是其中的一条万能条款，因为该罪的判定，是基于“律无罪名，所犯事有轻重，各量情而坐之”[90]。如此一来，就有很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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