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借机婪赃的责任
捕役借机劫财贪赃，应按律治罪。清律规定，“凡总甲快手应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摄为由，殴打平人，抢夺财物者，除实犯死罪外，犯该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虽系初犯，若节次抢夺，及再犯、累犯笞杖以上者，俱发原抢夺地方枷号一个月，照前发遣。”[62]其后，该条又经改订，至嘉庆六年，改定为枷号两个月，较前为重。清律还规定，盗案发生后，事主呈报盗案失单必须逐细开明，如果赃物繁多，一时难以尽记，可于五日内续报。该地方官应将原报、续报缘由在招文内声明。获盗起赃时，必须差委捕员跟同起认。“如捕役私起赃物，或借名寻赃，逐店搜查，或嘱贼诬扳指称收顿，或将贼犯己物作赃，或买物栽赃，或混认瞒赃等弊，事发除捕役照律例从重问拟外，其承问官不严禁详审，该督抚不严饬题参者，一并交部议处。”[63]关于取赃，清代规定有严密的程序，凡直省州县拿获窃盗，到案取具确供，计赃在五十两以上者，即同捕官带同捕役搜验，原赃给主收领。赃在四十两以下的，也须捕官带同捕役前往搜验。但是，“如州县捕官听捕役私自搜赃，以致中饱者，除捕役与盗窃同科外，将该州县捕官照失察捕役为盗例议处。”[64]此外，针对特别地区，清律还规定有特别条款，如“川省差役借传证起赃等事扫通之案，无论有无牌票，但经聚众执持军火器械，直入人家掳掠牲畜资财，将为首及帮同动手之犯，均照捕役为盗例，拟斩立决。”[65]
试看下列几案。
其一 诈赃毙命赃未入手亦应拟绞
此案中因蔡潮山之妻陇氏与邹勇湘通奸，嗣后被蔡潮山与蔡连三等遇见扭住，欲令以此得财，邹勇湘挣脱跑走。邹氏逃走后，因恨及蔡连三等帮同揪扭，故起意捏控，以蔡连三等无故凌辱、蔡潮山将妻指奸骗害等情赴典史衙门呈控。州县票差捕役王富、谭与前往传讯，蔡潮山恐到官受累，欲图逃避，即称随后进城投审，令王富等先回，王富图诈盘缠使用，密向谭与商允，以蔡潮山既不随同进城，须送给伊等盘缠先行回衙销差，蔡潮山无钱付给，王富吓称如不给钱，定要带同入城，与蔡潮山吵闹，蔡潮山因被诈气愤，乘间自缢身死。案至省府，该巡抚将王富等以“蠹役诈赃毙命例上量减拟以流徒”等因具题，但刑部认为不确：
臣等查蠹役诈赃毙命，例称不论赃数多寡，非计赃定罪可比，原以差役恃势欺压乡民，既因索贿逼毙人命，其情可恶，即应拟以缳首，岂得以仅止索诈盘费，尚未得赃，曲为宽解？乃该抚将蠹役诈赃毙命之案辄行量减拟流，殊属轻纵，臣部未便率复，应令该抚按例妥拟具题[66]。
捕役吓诈案外无罪之相关人员，与单纯诈赃毙命又有区别。诸如道光二年陕西“差拿逸犯之弟欲追下落自尽”一案：该案县役成英奉票缉贼未获，起意拘拿贼弟吴应昌，希图贼犯下落，致其自尽。因吴应昌系属无罪之人，“未便照寻常威逼致死之例问拟，而讯无吓诈婪索别情，亦与诈赃毙命之案有间，将成英比依蠹役诈赃毙命拟绞例量减一等拟流。”[67](www.xing528.com)
其二 捕役听从典史诈赃致酿人命
贵抚咨：典史屠世钥违律擅受，主使捕役张顺将刘星得锁押索诈，以致刘星得情急自行坠链身死。例无差役听从本官主使诈赃毙命治罪专条，惟因欲讨好图得赏银，听从吓诈致酿人命，应比照蠹役诈赃毙命为从减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屠世钥违例擅受，主使捕役诈赃毙命，罪有应得，业已病故，应毋庸议。道光十三年案交馆核过[68]。
本案中是对差役作为从犯而诈赃毙命的处理，因律无正条，故比照论罪，减正犯一等予以制裁。从案中还可看出，清代关于主犯从犯的理论还不成熟，案中的处理有因事制宜的特征。
其三 蠹役索诈赃未入手量减拟徒
安抚咨：庄克敬与父庄泳得均被盗拒伤，赴县呈报，差役张忠即向庄克敬需索缉费钱三十千，方准具报，庄克敬应允，未经付给，嗣伊父庄泳得因伤身死，庄克敬因赃盗未获，疑系搁票不缉，赴京呈恐，审出张忠向庄克敬索诈缉费三十千，惟所诈之赃既未入手又未写立票据，若与已经得受者一例拟军，未免无所区别，将张忠于蠹役诈赃十两以上拟军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十三年案交馆核过[69]。
本案差役诈赃并无得手因而减本罪一等处罚，与案一中同等行为显有区别，可能的考虑是该案中嫌犯并非因逼致死。前两案的处理，表明了对未遂犯和从犯处理减等的原则。捕役执法中，些须钱财即致嫌犯或者清白之人丧命，如此缘由，如此结果，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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