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致死致伤人犯的责任
捕役在缉捕过程中，不准私拷人犯。如有在缉捕过程中存有过错致人犯死亡的，应按律治罪。清律规定：“凡捕役诬窃为盗，拿到案日，该地方官验明并无拷逼情事，或该犯自行诬服，并有别故，例应收禁因而监毙者，将诬拿之捕役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吓诈逼认因而致死及致死二命者，俱照诬告致死律，拟绞监候。拷打致死者，照故杀律，拟斩监候。”[52]此外，清代还规定有捕役在缉捕过程中误杀伤旁人的责任，据《大清律辑注》中的解释：“若捕盗而误杀伤旁人，亦以过失论。”[53]
捕役缉捕人犯，遇有该犯持杖拒捕，或者该犯因被追窘迫而自杀，都不需负法律责任，但是，“若（囚虽逃走。）已就拘执；及（罪人虽逃走。）不拒捕而（追捕之人恶其逃走，擅）杀之，或折伤者，（此皆囚之不应死者。）各以斗杀伤论。（若）罪人本犯应死（之罪，）而擅杀者，杖一百。（以捕亡一时忿激言，若有私谋另议。）”[54]如果人犯已就拘执而捕役误杀或者因受贿而杀死该犯，清律又分别情形作出规定：“凡罪犯业经拿获，捕役借称设法制缚，误伤其命者，仍照已就拘执而杀之律，以斗杀论。倘捕役受人贿嘱，将罪人致死者，照谋杀首从律治罪。”[55]当然，此条的规定与其他律文存有冲突，故薛允升言：“彼拿贼误毙无干之人，尚得照过失论赎，此误毙罪犯之命，反仍以斗杀拟抵，似嫌未协。既经遵奉谕旨，改从轻典，又复无故加重，殊不可解。已就拘执而擅杀，盖有意杀害，及有心殴打致毙皆是，若设法制缚，误毙其命，较有心杀害为轻，是以量从宽典。改定之例，不论是否误伤，及罪犯是否应死，均照斗杀拟绞，似嫌太重。”[56]薛氏的法理分析反映了清代立法在技术上缺乏统一性的特点。
在清代，捕役私拷人犯并不鲜见，拷打致死，例将抵命。这符合我国古代对命案较为重视的传统，正常的司法程序上，对于致人死命者的处罚都很严厉。试看以下几案：
其一 捕役获贼锁铐致贼畏罪自尽案
该案中，捕役徐勤等将犯有窃案、“本系罪人”之刘元宏拿获，私自锁铐，又不小心押解赴县，致其在途带铐脱逃，因畏罪而投水溺毙。按清代规定，捕役在此案中的责任，既不便照罪囚因追逐窘迫而自杀之律以无罪论处，也不便仅科以不应锁杻之罪。因“例无捕役拿获在押脱逃之贼犯私行锁铐，复被脱逃自尽作何治罪明文，应将徐勤等俱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57]。此案中对于捕役不法行为的制裁，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清代，这是必须追究的。清律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58]此条可谓是惩治犯罪保底性的万能条款。
捕役缉捕过程中致死人命，情形多变，其相关责任也因之不同。如南抚咨题捕役刘选等因缉捕贼窝张俸祥、张积华，将张积华殴伤毙命，并张俸祥失足落塘，受冻身死一案。此案中张俸祥、张积华父子窝留贼匪谭六亭等行窃，先经捕役刘闻等将张俸祥拿获，在回县中途脱逃。该县又改选刘选、贺昌、钟兴、王因等前往缉拿。刘选等在探知两犯潜回后，前往查拿。张俸祥出而拒捕，被贺昌用刀划伤，将其捉获锁项，交王因押带，先行走至途中，因回县途中雨雪路滑，致张俸祥失足滑跌路旁塘内，捕役王因虽将其救起，却因受冻卧地而亡。至于捕役刘选等捉拿张积华，因其拒捕，故用铁尺殴伤其手背等处，回县途中张积华不肯行走，刘选又用铁尺将其殴伤殒命。(www.xing528.com)
案至刑部，经议后认为：张俸祥、张积华窝留贼匪，本属罪人。刘选系奉官承缉捕役，因张积华不肯行走，将其殴伤致毙，此案讯无图诈挟忿别情，该省依擅杀拟绞，与律相符。至于张俸祥失足落塘，受冻身死，讯有见证罗庭荣供词足以认定，该省将押解之捕役王因比照狱囚失于检点防范，致囚自尽律拟杖，并将刃伤张俸祥之捕役贺昌拟徒，查核情罪均属允协，应请照复[59]。此案中冻死嫌犯并非狱囚，其死亡也因自己失足所致，然在清代，捕役对于押解嫌犯有看管之责，人犯死了，即须担责。在主体上虽不合，但比附以论罪。
其二 差役传验疯犯擅加锁铐致毙
县役黄明奉票传验疯犯丁芝生，因票内有“验明给发锁铐”字样，误会应携带锁铐，并恐丁芝生疯发难传，邀令张云红、阎士德偕往。迨丁芝生不服传唤，即嘱张云红等擅加锁铐，以致丁芝生痰壅气闭身死。惟丁芝生之痰壅究系疯发跳闹，力尽所致，与实在因锁铐而致死者有间。黄明应比照罪犯业经拿获，捕役借称设法制缚，误伤其命，以斗杀论，绞候上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张云红听从上铐，照为从拟徒，阎士德将丁芝生抱住，并无帮同锁铐，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该县失察，并免查议。道光五年案[60]。
此案中捕役传唤之嫌犯是精神病人，其中所表达的理念与我们今天大有不同，故在传唤过程中的措施与普通人并无多大区别。
一般而言，一旦出现致人毙命的情况，捕役的责任就会大为加重，这也是“抵命”思想的一种反映。嘉庆十八年东抚题一案：“捕役孙久获赃私拷，盘知郑祥代卖窃赃，将郑祥之子妄拿，复向郑祥之妻郑张氏吓诈，致郑张氏情急，抱子郑付五投井身死。孙久应照蠹役诈赃毙命例拟绞监候，该犯吓诈致毙母子二命，情节较重，应请旨即行正法。”[61]本案中，该捕役只是吓诈疑犯郑祥之妻，妄拿其子，其过错并不比私刑拷打为重。然而郑妻抱其子投井自尽，出了人命，责任就大了，此案中两人毙命，于是捕役只好“即行正法”了，成了决不待时的重罪。从另一方面来看，本案也反映了在专制社会普通民众对于公权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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