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诬捕教供的责任
《大清律例》规定：“凡捕役人等奉差缉贼，审非本案正盗，若其人素行不端，或曾经犯窃有案者，将捕役照诬良为盗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其人本系良民，捏称‘踪迹可疑，素行不轨’，妄行拿获，及虽犯窃有案，已改恶为善，人所共知，仍复妄拿，并所获之人不论平人、窃盗，私行拷打，吓诈财物，逼勒认盗，及所缉盗案已获有正贼，因伙盗未获，将犯有窃案之人教供诬扳，滥拿充数等弊，俱照诬良为盗例治罪。”[43]捕役诬捕人犯，情节严重的，为常赦不原之罪。依清律类似于总则部分的规定，“捕役诬拿良民及曾经犯窃之人，威逼承认除被诬罪名，遇赦尚准援免者，其反坐之番役亦得援免罪外。若将平民及犯窃之轻罪人犯逼认为谋杀、故杀、强盗者，将捕役照例充军，遇赦不准援免。”[44]捕役诬捕，诬陷的对象不同，其责任也因之不同，诬陷平人罪重，诬陷不轨之民罪轻。如果捕役诬陷平民或轻罪人犯为杀人、强盗犯罪的，遇赦不准援免。
雍正六年有例规定：隔属或者隔省密拿强盗以及人命案内应拟斩绞重犯，“若本无抢劫徇庇等弊，而捕役贿纵捏称被劫者，将捕役照诬告律治罪。”[45]凡捕役串通盗犯，教供妄认别案盗犯，以图销案。州县官失于觉察，则交部议处：“捕役照诬良为盗发边远充军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如有贿买情弊，以枉法从重论。”[46]此为乾隆二年刑部议复御史周绍儒条奏定例。乾隆五十三年又有改定移并例：“凡将良民诬指为窃，称系寄卖贼赃，将良民捉拿拷打，吓诈财物，或以起赃为由，沿房搜检，抢夺财物，淫辱妇女，除实犯死罪外，其余不分首从，俱发边远充军。若诬指良民为强盗者，亦发边远充军。其有前项拷诈等情，俱发极边烟瘴充军。”[47]从此系列规定看出，清代对于捕役诬良为窃或为盗的行为，惩治甚严，但在立法上，针对层出不穷的案件又难以画一。故薛允升言：“诬告良民为盗，即应边远充军，已不从诬告之法。诬告良民为窃，减等拟徒，似尚允协。然案情百出不穷，后来条例亦繁，窃盗计赃而外，有以次数计者，有以人数计者，如诬人迭窃八次，或纠伙十人以上，则诬窃之罪反有较诬强为重者矣。”[48]
关于捕役诬捕教供的具体社会情形，笔者谨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诸如道光十年听从访贼获非本案正贼跌毙案：此案发生于四川，案中当事人之一贺洪因受差役罗俸之托，访查郑坚万家窃案。因见非本案正贼许在有行走惴张，故向前查问，因许在有不服，贺洪将其两手捆缚，询出其犯有另起窃案。当贺氏将该嫌犯交罗俸押赴岩洞起获原赃后，差役罗俸邀贺洪帮同押送赴县，在途中却意外导致许在有失跌毙命。本案中因“许在有先曾行窃李洪发赃物，并非良民，而其失足跌岩毙命，究由贺洪妄拿所致，例无专条，将贺洪比照诬良为窃，捆缚吓诈逼认致令自尽拟绞例量减一等，拟以满流，该犯业已监毙，应毋庸议。”至于罗俸奉差缉贼，“惟许在有非本案正贼，罗俸应比照捕役奉差缉贼，审非本案正贼，若其人曾经犯窃有案者，将捕役照诬良为盗减一等拟徒例，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因死者“并非良民”，因而在其跌毙后，差役的责任则相应减轻了[49]。但是两差役的罪名和刑罚却又各有不同，错捕在先的差役较之后者为重，当然其中也可能考虑到他非为法定的缉捕人员。(www.xing528.com)
又如捕役畏比教令贼犯妄供为盗案：此案文系嘉庆十七年的刑部说帖。该案中捕役王顺在承缉刘英略钱铺被劫银两一案时，探知另案人犯阎义犯窃被邻县拿获，疑为即系行劫刘英略案盗犯，故禀县给文差令关提，中途向阎义盘问，阎义答复不知。该役因赃盗无获，屡受比责，故起意教供，让阎一并顶罪，并告知刘英略被劫情形及失赃数目。并以阎义犯窃本属有罪，不如认系此案伙盗，并以愿为照管饭食，与阎义相商，阎义先是不从，王顺复加恐吓，因而畏惧允从，阎义到县后诬认听从李二伙同行劫，并分得赃银携至唐文现店内换钱。等到传讯唐文现后，却审明并未收换赃银，故又将阎义提讯，至此供出该犯教供实情。案情大白后，刑部认为该案“捕役王顺因承缉盗案屡受比责，辄将另案犯窃之阎义教供诬认行劫，殊属藐法，该省将该犯依捕役奉差缉贼，将犯有窃案之人教供诬扳，照诬良为盗例发边远充军，查核情罪相符，应请照复。”此案该役也系诬捕为盗，且该人犯也系在被捕前犯有窃案，与前案相类似，但是，由于该役有教供诬扳情节，因此较前案中捕役的责任为重，将该役充军[50]。
捕役诬捕和教供，因犯案的情形与结果不同，其责任的追究也因之而异。尤其是教供诬捕致死案外良民等案，清律的规定更为严厉。如睢宁县捕役朱廷等私拷卓世标妄认为盗、供扳王起豹拖累致毙一案：此案较费周折，先是捕役朱廷因孙永昌家被盗，将卓世标诬拿，屡次非刑拷打逼认行劫，卓世标被拷情急，只得供认，并诬供良民王起豹为窝线。审理此案的巡抚据此将朱廷照诬良为盗例充军咨行刑部。但刑部审查咨文时却发现这样的疑问：既然卓世标已经承认，捕役朱廷等岂有不究及同伙却仅将卓世标禀获之理？且查卓世标到案时，未经动刑，初供开口即指王起豹为窝线。又供词内称，差役王勋将行劫孙家情形赃物已经对他说了，他到官后即依照他们的话供认。由此看来，捕役朱廷等教供情事已百喙莫辩。既教供属实，则必明知其非盗而犹必诬拿送官，自必令其妄扳无辜以便从中索诈。这样一来，卓世标当堂混供良民王起豹等为盗一事，为朱廷等指使已无疑义。此案中还有一重要问题是，案中被诬良民王起豹已因拖累监毙。故刑部认为“今承审各官乃谓系卓世标畏刑妄扳并非廷等教令诬指，仅将朱廷等拟军，以致被诬身死之王起豹并无应抵之人，殊属轻纵。”咨驳去后，该省巡抚将朱廷改依诬良为盗致死人命例拟绞监候具题。后奉旨：“朱廷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也即此案除有诬捕和教供诬扳的不法行为外，还有致死人犯的后果，因此拟以绞罪[51]。这也是刑部强调死者并无拟抵之人的原因所在。
反观上述三案，案一中，差役缉捕之先并未有实质性证据，后来因审出该嫌犯先前曾犯有窃案，“并非良民”，因此即可区别对待了。案二系有教供诬扳情节，故责任加重，将该役充军；案三中除有教供诬扳情节外，尚有致死人犯的后果，因此将该役拟绞。可见，捕役诬捕人犯的责任，影响量刑的因素有：被捕人犯品行的好坏，是否致死人命，以及有无教供诬扳等等。表现了从捕役与嫌犯两个层面来予以综合考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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