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吏在管狱司法中的刑事责任

二、管狱官司法中的刑事责任

州县管狱官虽然责在管理监狱，但在实际上他们还承担其他一些职能。诸如代验、代决、缉捕等等，已如前所述。由于在某些司法活动中，还可能因为整体负责所致的连带责任，如州县官审判失出入人罪，管狱官（律例中规定为首领官）应在以吏典为首的刑罚基础上例减一等论罪。此类责任皆于相关部分予以详述，此处从略。

州县吏目和典史，又称书吏首领官，因为职能的演变，所以在法律的规定上多以管理监狱为主，然而，对于法律文书上的责任还有相应规定。依清律，“失错（漏使印信，不签姓名之类）及漏报，（卷宗本多，而不送照刷）一宗，吏典，笞二十。二宗、三宗笞三十；每三宗加一等，罪止笞五十。府、州、县首领官，及仓库、务场、局所、河泊等官，各减一等。”^[67]此与前巡检的相同犯罪相比，责任要重，表现了作为书吏首领官的不同职责要求。

清律规定，狱卒因过失致人犯脱逃，因按其中刑罚最重者减二等论罪，如系罪犯自内反狱出逃，再减过失罪二等。至于管狱官的责任，则以此为基准论定。依清律，人犯脱逃，“司狱官、典减狱卒罪三等。其提牢官曾经躬亲逐一点视罪囚，锁杻俱已如法，取责狱官、狱卒牢固收禁文状者，不坐。若（提牢官于该日）不曾点视以致失囚（反逃）者，与狱官同罪。（若提牢官、狱卒、官典）故纵者，不给捕限，（官役）各与囚同罪，（至死减等，罪虽坐定，若）未断之间，能自捕得，及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各减（囚罪）一等。受财（故纵）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68]该条规定的原则是，管狱官尽责点视后可以免予追究，故意纵放的，与囚犯同罪，至死罪则减一等，有贪赃情节从重论处。脱逃之犯被缉获，或死亡，或自首，管狱官可以相应减责。该条还规定，若贼自外入狱劫囚，力不能敌者，官员可以免罪。如此规定，又充分考虑了监狱防守的客观能力限制，较具责任归结的科学性。

有关囚犯越狱脱逃的刑事责任，清律还有进一步的规定。其基本的原则是依据囚犯的罪行和脱逃的人数来综合考量计罪：系罪应凌迟、斩绞立决、监候重犯越狱脱逃，应将管狱官革职，且留于地方，照例限五年协缉。即使该员能在限内拿获他处案犯，但非本案正犯的，仍按限协缉。限满无获，照例分别治罪。如羁禁罪就应凌迟、斩、绞立决、监候重犯越狱脱逃，将管狱官革职拿问。除五日内拿获，将革去顶戴改为革职留任，四年无过，题请开复，或者四个月限内拿获，即行革职，免其拿问外，如不能拿获，应留于地方协缉，五年限满不获，审系禁役贿纵、故纵脱逃的，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若审明禁役并无贿纵、故纵情事，果系依法看守，偶致疏纵脱逃的，拟以杖一百，徒三年。且不论逃犯名数多少，一体定罪^[69]。如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十，闽浙总督边宝泉奏明疏防罪应斩监候一案。此案因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晚杀小功叔斩监犯崇安县民祝谋淋趁禁卒黄淋等熟睡，扭断镣铐由墙脚挖洞逃走，时崇安知县郝秀椿因另案赴乡相验外出，县典史周锡琮于当晚到监收封验明刑具完固。经边宝泉奏参提审发府审办，确系一时疏忽，并无松刑贿纵情弊，故应候百日限满，犯未弋获，按例问拟。因此，已革县典史周锡琮与前署知县郝秀椿“应照例留于地方协缉，俟年限届满，有无获犯分别核办”^[70]。从前述规定还可看出，重犯疏脱如有禁卒贿纵情节，即有可能加重刑罚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清律该条还规定，军流等犯越狱脱逃，或者斩绞人犯越狱但经拿获案内另有军流人犯未获，管狱官仍照旧例分别议处。此种规定，既有行政处分，又有刑事处罚，且在刑罚的规定中增加了发遣军台之刑。不过，该条的规定因其对于责任规定的复杂性，还应与前述行政责任相关部分参看。

罪犯入监必须依法锁系，按清律规定，罪犯不遵监规，自行脱去械具，或管狱官私为脱去的，与州县官私脱同样论处。有关管狱官于此情况知情不举的责任，可参看该条对提牢官的规定，即“提牢官知（自脱，与脱之情）而不举者，与（官、典、狱卒）同罪；不知者，不坐。”^[71]州县管狱官的处理应该类同。该条还规定，如果管狱官受财而故意操纵械具的锁系规则，应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处，是有禄人则贪赃至八十两应绞。又规定，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提牢官及司狱官、典、狱卒知而不举首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不知者，不坐”^[72]。(www.xing528.com)

清律有凌虐罪囚的相关责任规定。依该条，狱卒凌虐罪囚通常按斗伤论处，如有克扣衣粮现象，应计赃认罪，因此致人死亡者绞。因为管狱官有对狱卒法定的管理之权，故“司狱官典及提牢官知而不举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有不知，坐以不应。）”^[73]监狱不准违反规定锁系械具以虐待囚犯，按清律规定，强盗、十恶重犯、谋、故杀重犯，应用铁锁、杻、镣各三道锁系；其余斗殴人命等案罪犯，或者军、流、徒罪等犯，只用铁锁、杻、镣各一道；至于笞杖等犯只应用铁锁一道。管狱官不遵规定，将轻罪滥用重锁，重罪私用轻锁，及应三道而用九道，应九道而用三道者，应予题参。有受贿情节的，照枉法从重论。任意轻重者，照不应锁杻而锁杻律治罪，提牢官失于觉察，交部议处。囚犯患病，必须依法呈报医治。其通常的程序为：“徒罪以下人犯患病者，狱官报明承审官，即行赴监验看是实，行令该佐领、骁骑校、地方官，取具的保，保出调治，俟病痊即送监审结。其外解人犯，无人保出者，令其散处外监，加意调治。如狱官不即呈报，及承审官不即验看保释者，俱照淹禁律治罪。若本犯无病，而串通狱官、医生，捏称有病者，该犯并狱官、医生俱照诈病避事律治罪。或病已痊愈，而该佐领、骁骑校、地方官，不即送监审结者，将本犯及该佐领、骁骑校、地方官，亦俱照诈病避事律治罪。若保出故纵者，将保人治以本犯应得之罪；疏脱者，减二等，仍将取保不的之该佐领、骁骑校、该地方官，题参议处。若有受贿情弊，计赃，以枉法从重论。至督抚题报监毙人犯，将本犯所犯罪名，所患病症，及有无凌虐，曾否保释，逐一声明，如有朦胧情弊，查出，交部分别议处。”^[74]该条还规定，官员擅取病呈，致死监犯的，应依谋杀人造意律，斩监候。管狱官吏人等，听从指使下手者，依从而加功律，绞监候。未曾下手者，依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更有效地避免虐囚现象，清律规定，凡犯人出监之日，提牢官、司狱须细加查问，禁卒人等如有凌虐需索者，应计赃治罪，并追赃给还犯人。如果提牢官、司狱不行查问，事发之日，应照失察例议处。此种规定，既注重了事前的预防，又规定了事后的监察。

州县监狱如果禁狱不严，以致狱卒将金刃或毒药之类带入监内，因此导致人犯自杀、脱锁或者伤人者，管狱官负有失察之责，系知而不举，则与狱卒同罪^[75]，至死者，减一等论处。该条进而规定，该员有受财枉法情节的，应计赃，以枉法罪与本罪择一重者论处。如果狱卒仅系失于检点防范，并未带与自杀之物，而囚犯自尽者，“司狱官、典，各笞五十，提牢官笞四十”^[76]。

清代规定，人犯业已招供，经审判定案入监，典狱教令反供，变乱已经勘定之事，或者为人犯通传言语于外，以致罪人因此便利而扶同罪状，进而加重他人刑罚而减除自己责任的，该员应以故出入人罪论。监狱严禁外人非法入内，如果管狱官容许外人入狱，或者传通言语以致泄露秘密的，即使囚犯之罪并未因此有所增减，也应笞五十。若有受财情节，则计赃，与本罪择一重者论处。并规定，即使是州县衙门人员也不许擅自出入，如有书办、皂隶及官员家仆人等未有法定事由出入监所，提牢官、司狱、禁卒等员应立拿回堂责治。否则，提牢官、司狱俱以失察例议处^[77]。

监狱必须按规定供给囚犯生活必需品，依清律，“凡狱囚，（无家属者）应请给衣粮、（有疾病者，应请给）医药，而不请给；患病（重者，除死罪不开锁杻外，其余）当脱去锁杻，而不（请）脱去；（犯笞罪者）应保管出外，而不（请）保管；（及疾至危笃者）应听家人入视，而不（请）听，（以上虽非司狱官、典、狱卒所主，但不申请上司），司狱官、典、狱卒笞五十。因而致死者，若囚该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提牢官知而不举者，与（狱官、典、卒）同罪。”^[78]此外，该条还规定，人犯在监确有冤抑，管狱官有据实声明的义务。

管狱官在司法过程中有贪赃情节，也应按律治罪。如顺治四年九月巡按直隶真顺广大等处监察御史宗敦奏：藳城县典史王允元乘县官病卧之际，擅受民词无忌，“纵放衙蠧沿习陋规，赃虽无几，官箴已玷”。此案后按律“合依有禄人不枉法，赃钱合银三两律杖七十，系官不准折赎”，衙役“石复基合依无禄人不枉法，赃钱合银二两四钱律杖七十，照例石复基审有力，纳米折银，赎罪完日，王允元革职，石复基革役。”^[79]当然，此时清代沿用的应当是明代的法律规定，但在此后的清律中，其规定的刑罚与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