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吏的司法责任与刑事责任

一、违法勘禁的责任

清代州县监狱的构筑，通常分内、外监和女监。州县收押人犯，必须禁于法定的监所，符合法定的条件，严禁任情和恣意。清律规定，“凡内外大小问刑衙门设有监狱，除监禁重犯外，其余干连并一应轻罪人犯，即令地保保候审理。如有不肖官员，擅设仓铺、所、店等名，私禁轻罪人犯，及致淹毙者，该督抚即行指参，照律拟断。”^[39]因此擅设监所、违法收押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负刑事责任。

古代的刑讯是一种合法的取供手段，但是刑具的样式、种类和刑讯的条件、次数和间隔期限都有法律规定，违反规定，就有可能受到刑事制裁。清律规定，“凡问刑各衙门一切刑具，除例载夹棍、拶指、枷号、竹板，遵照题定尺寸式样，官为印烙颁发外，其拧耳、跪链、压膝、掌责等刑，准其照常行用。如有私自创设刑具，致有一、二、三号不等，及私造小夹棍、木棒棰、连根带须竹板，或擅用木架撑执、悬吊、敲踝、针刺手指，或数十斤大锁并联枷，或用荆条互击其背，及例禁所不及赅载，一切任意私设者，均属非刑。仍应严参，照违制律，杖一百。其有将无辜干连之人，滥行拷讯，及将应行审讯之犯，恣意凌虐，因而致毙人命者，照非法殴打致死律治罪。上司各官不即行题参，照徇庇例议处。”^[40](www.xing528.com)

除了刑具不法和用刑违法外，清代对酷刑的行用规定相当严格，定例：“直隶各省督抚设立用刑印簿，分发用刑衙门，将某案、某人因何事用刑，及用刑次数，逐细填注簿内，于年终缴督抚查阅。如有滥用夹棍，及用多报少情弊，即将用刑各官指参议处。并设立循环簿，将每日出入监犯名姓填注簿内，按月申送该府查对。如有滥行监禁，及怀挟私仇，故禁平人，照律拟罪。”^[41]当然此例依薛允升解系于在乾隆二十一年删除，故而只行用于雍正、乾隆两朝。对于酷虐的夹棍刑，清代规定只有正印官方许准用，且州县自理之案，正印官也不得擅用。清代准用夹棍刑讯主要限为以下情形：即强盗窃盗案件、命案、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如有“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者”方可酌用。该条进而规定，“其别小事，概不许滥用夹棍。若将案内不应夹讯之人，滥用夹棍，即虽系应夹之人，因夹致死，并恣意叠夹致死者，将问刑官题参治罪；若有别项情弊，从重论。”^[42]可见，有权行用夹棍的主体、运用的程序、案情的类别和取供的复杂程度都有相应的规定，如有违犯，就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此外，一些特殊主体不允许拷讯，违者治罪。清律规定，八议之人，及年七十以上或十五以下，或为废疾之人，如有犯罪，皆据众证定罪，不准拷讯。违者，以故失入人罪论。

州县官怀挟私仇，平空无事，将与公事毫无干连之人故行羁押的，应杖八十。如果因怀私押禁致人死亡，应拟绞监候。司狱官、典吏、狱卒知而不举者，与之同罪；当然州县官因此该当死罪的，则例减一等治罪，不知者，不负责任。系因公事将应行取保之干连平人羁押，“误禁致死者，杖八十；（如所干连事方鞫，）有文案应禁者，（虽致死。）勿论。”^[43]此处表现的原则为，因公事收禁干连人犯比挟私押禁的责任要轻，且在依法当押的情况下，过失致死不负刑事责任。官吏行私滥押，固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如将无辜之人私行拷问，则责任相对更重。当然法定条件下可以免责，依清律：“若（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者，（虽无伤），杖八十；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监候）。同僚官及狱卒知情（而与之）共勘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不知情（而共勘。）及（共勘而但）依法拷讯者，（虽至死伤），不坐。若因公事干连平人在官，事须鞫问，及（正犯）罪人赃仗证佐明白，（而干连之人，独为相助匿非。）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44]干连之人有包庇情节，依法拷讯，系偶然致死，则讯问官可以免予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官员可以合法的刑毙人命。该规定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一个事实：虽然我国古代历来有人命关天之说，也历来重视命案的处理，但这里的“人”只是统治者眼中合法的良民，其重视命案在另一方面是重视命案所导致的影响，“恶民”的生命权往往是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