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值得精读的好书——读侯建新著《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 中国》(第二版)
历史是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历史学要解释现实一是要把历史搞清楚，二是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历史学如果能够做成这样，就是极大地发挥了学术的社会价值。历史学做成这样委实不容易。历史同现实一样复杂纷纭，任何一种立论或歪论都可以在史事中找到依据。很多学者都赞同研究历史要有大的视野，尤其是破解一些大课题，非大视野不足以成大事。这也是政治家的追求，也是政治家大都对历史感兴趣的原因。但是，历史的大视野或叫大历史观并非那么容易修炼到家。这其中需要勤奋还是天分?亦或勤奋加天分才能铸就大手笔?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有些被认为是很聪明的历史学家，他的文章著作没过十几年就变得毫无价值。研究历史大约需要更多的是勤奋、诚实和独立思考。侯建新先生以他20多年的勤奋和对历史的诚实，将思考的视野放宽到西欧与中国多个国家，追溯到11世纪以远，从民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寻求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拉开距离的深层次原因，撰成《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一书，其中实证的充分、比较的合理、概念的准确和逻辑的严密，可以说代表了新生代历史学家的学术风采。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以下简称《社会转型》)探讨了两个大课题，一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二是中国长期滞后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大概从资本主义成型那天起就有人研究，有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于是有学者说，必须要有理论创新才能解开谜团[1]。中国长期滞后的原因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滞后只在鸦片战争前的一段时间，清中期中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主流观点则认为外敌入侵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以往的研究还大都将这两个问题分开，世界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各显其能。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这两个课题置于现代化的大框架之中，开阔了视野，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侯建新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之一。《社会转型》集中了他20多年研究的积累，多有创见，而且较之此前他的著作，这本书更精辟，结构更紧凑，视野恢弘但线索清晰，实证坚实而文字流畅，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细节的引用。人文学科的著作能让读者感受学术魅力的同时，又享受阅读的快乐，还是不多见的。
农民问题是作者学术研究的切入点。过去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在大的社会转型中必然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中，一部分自由民成为奴隶，但社会进步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中，平民消失了，生产力却发展了;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即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成为雇佣劳动力的来源，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换取工业化，甚至成为一种政策，成为一些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学教科书长期以来也是用这种观点解释西欧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侯建新在20世纪90年代就推翻了这种理论，在《社会转型》的“西欧篇”中，他精选史料，再次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它是以个体农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基石”的，“资本积累的纪录，主要不是来自海外掠夺，也不是圈地运动中对农民的掠夺，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体的生产、消费、生育与积累的状况，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2]。
资本主义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本积累的意义，马克思注意到了，但是他没有做深入地研究。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火花，作者用包括一系列数据在内的史实，充分论证了中世纪西欧农民普遍的相对富足，是近代资本积累的基础之基础。这些数据足以改变我们对西欧封建社会农民生活状况的印象。如:13世纪，英国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就达到50%;一个佃户的地租定额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不变;地租仅占收获物价值的1/5、1/6，甚至1/18;16世纪，英国一般农户每年大约生产5000公斤粮食，平均每个佃户可以拿出1600公斤以上的谷物进入市场流通[3]。
因此，农民是当时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作者由此提出“农民－市民市场”的概念，认为15世纪，英国国内市场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已不同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农民是因为富裕而普遍地进入市场，货币地租随之流行(新航路开辟后因“价格革命”引发货币地租流行的说法不准确)。货币地租的流行又促进了农民的交换活动。农民的生活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这种区分是很有意义的。有些学者认为，明中后期至清前期200余年间，中国已拥有世界一流城市和最为密集、完善的市场网络[4]。殊不知，明清时期货币地租流行的动力主要来自赋税制度的改革，农民因货币地租被迫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与英国完全不同。因此，明清市场的繁荣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基本环境是两码事。
上述学者对明清市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过去我们偏重从经济的视角研究和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忽视非经济因素，于是就将一些农业社会的经济现象贴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标签，并为此争论不休。西欧中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人财富的普遍积累，至少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历程，到16世纪凸现出来。这不是偶然因素形成的。作者为我们解开了其中的谜团，也使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石。
《谁为‘积累’提供保障?》一章提供的材料非常有趣儿。西欧中世纪的农民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西欧的农奴与佃户也受领主的剥削，但他们可以通过庄园法庭争取自己的权利。有三个佃户与其领主进行了长达35年的争诉，甚至上诉到王室法庭，所争讼不过是每年地租5先令，不能增加。还有集体对抗领主，居然有领主下调地租2/3的纪录，而领主提高地租的成功案例很少!既定的劳役也有严格的限制，一天干多少，6英亩还是半英亩?割草还是割谷?下雨了怎么计算?挖沟怎么计算?工作量是领主和佃户协议制定的，而且一经认定就记录在案，不能更改。帮工类似中国打短工，作为佃户竟然可以要求规定伙食的品种，包括是黑面包还是白面包，吃肉还是吃鱼，有无啤酒、奶酪和汤，限量还是不限量等等[5]。
“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和有关“王在法下”的论述，也让我们改变了对“国王”的看法。西欧的国王根本没有全国性的地租收入。他的生活费用(包括建造王宫)全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国王自己可以设置“政府”、任命官吏，但官员的薪俸、政府的行政开支全由国王个人支付。所谓官吏就是一些大臣和侍从，没有机构，也没有地方政府，因此对全国的统治作用也很小。英国到16世纪中期，官员的薪俸仍由王室开支，与税收无缘。只有关系到全国利益的大事，如战争，才能征税[6]。这样的国王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真是太寒酸了。然而这是事实。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下限制了王权的消费，加之，法律体系对社会生产性资金积累的保障作用，才会出现前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人财富的普遍积累。
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多年来我们只停留在马克思的结论上。马克思重视资本的原始积累，留下很多精辟的论述，于是我们就只讲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盛行。毛泽东在1939年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此后一直到“文革”前，很多人就为萌芽问题寻找史实依据。以理论为先导研究历史的遗风至今犹存。《社会转型》是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才提出理论问题。作者从1991年出版《现代化第一基石》后，不断地论证农民在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前的真实状况，到2001年才正式提出“前原始积累”的概念，认为在原始积累发生前，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的储蓄率显著提高为标志的社会普遍积累，是原始积累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前提。那么，这种“前原始积累”为什么能够成功呢?作者在研究了国外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又提出“主体权利”的概念。主体权利有别于近代提倡的人的自然权利，但又是向近代个人权利过渡的权利观念。我理解，这一概念更注重社会性。以“前原始积累”和“主体权利”为核心，作者形成了“三大机制”的理论，认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三个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西方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秘方。其中，社会财富的积累依赖于社会保障机制，主体权利的观念又是西方文明之魂。意识形态中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至关重要。法律政治环境与财富资本的积累同时并进，才能产生资本主义，才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这种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有很强的说服力。
《社会转型》在“西欧篇”中还论述了特权城市、乡村结构和人文思潮等问题。几乎在每章中，作者都不失时机地引诱读者对照思考中国的同类现象。实际上，一个认真的读者，在看了上篇后也不能不联想中国。而该书的下篇正是“中西比较篇”。但其比较的范围和深度，对世界史没有深入了解的、专攻中国史的学者，恐怕也难以企及。
比如古代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已有的通史著作大都重视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没有将官僚体系作为制度的基本框架来论述。古代中国的官僚也缺乏基本的个人权利。官僚士大夫依附于皇权专制制度，在皇权之外他们也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对百姓他们是官，对皇帝他们也是奴仆。农民的权利就更微乎其微。编户制度我们常将其作为经济制度看待，而作者从社会身份的角度分析说，所谓中国的自耕农就是国家的编户农民，西欧的自耕农对领主和国家都没有缴赋税的义务，所以，用“自耕农”表述古代中国的农民是非常不准确的，也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中国古代既缺乏有主体权利意识的贵族等社会中间层，也缺乏具有独立性的宗教和教会。西欧多元的法律体系孕育了社会主体权利的观念。农奴可以到城市法庭申诉庄园主对自己的侵害;领主下的封臣也可以到王室法院告领主;教会法院则可以评判神职人员与国王的宗教纠纷![7]而中国的官府充当了政府和法院的双重角色。儒教为皇权所用。基层实行官绅共治。中国农民缺乏最基本的权利，面临着苛刻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作者很早就提出古代中国是“单轨社会”的概念。
农业的雇佣劳动也是中国史的老问题。有不少人曾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的萌芽看待。怎样区分其中的不同呢?作者首先比较了规模的差距。经济史学家的统计表明，大致明清时代雇工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或更高一些，即使在农业雇佣关系比较发达的地区，也不会超过8%。而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农业雇工人数就占农村总人口的1/4。清代农村的雇主雇工人数在8人就算多的了，而16世纪以后，经营1200亩土地的农场在英国都不在少数[8]，这样大规模的农场常年雇佣劳动力的人数可想而知。为什么雇佣经济在古代中国农业中举步维艰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无利可图，雇工经营的收益不足以超过地租收益，甚至不如地租收益。所以，土地集中的结果只是重新出租，不会造就新的生产方式，雇佣劳动也总是维持在小规模、起着旧的生产方式的补充作用。租地农民则始终在求温饱的生存线上挣扎。明清的市场虽然繁荣，但市场主要为皇族、军队、官僚、商人服务，对农村经济并不产生多少触动作用。到鸦片战争前后，农产品的商品率仍不足10%。明清市场第二大宗流通物是布，它主要来自农家自产有余的那部分，属自然经济范畴。作者的分析比我的概括更充实、更透彻。
作者还将中国近代农民的生活，与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进行了比较。比较的内容包括饮食、住房、穿衣、日常消费直至卫生习惯。这部分也十分精彩，让人读起来充满了想象力，又叹为观止。英国农民、包括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恐怕是大多数旧中国的“土地主”也无法企及的。钱乘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最早的工厂工人都是童工、女工，男工不愿意进工厂，不愿意受纪律的约束，更不愿丧失自己的独立身份。工厂被视为怪物，只有毫无生路的人才会进工厂。早期工厂主找不到雇工，就跑到伦敦孤儿院把幼童们领来，让他们成为‘工厂工人’，其命运当然会相当悲惨。”[9]了解了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更容易理解这段话了。
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中说:“历史不是体育场上的接力赛跑，在体育场上，前三名选手都跑在别人的前头，但竞赛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要责怪第四名选手的低能和失误。……体育场上，每名选手的竞跑能力只属于个人的，而历史接力赛却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几种文明之间的竞赛，每个选手都代表着这种文明所特有的速度、耐力和精神状态。当后一名选手接过前一名选手的接力棒时，也接过了这种文明所能发挥的竞跑能力。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孕育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10]侯建新非常推崇此番分析。他在《社会转型》的引言中说:“西欧与中国的传统因素不同——主要是法律政治层面的传统因素不同，所以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程度也就不同:当近代文明来临时，一个似乎水到渠成;一个则百转千回仍不得要领，‘第四棒’的成败记录是不言自明的。”[11]历史的记录已无法改变。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不断地探索改变记录的途径，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代历史学家既承接了历史教训，又置身于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他们的学术成果已超越了前人，但愿他们的成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发挥应有的作用。(www.xing528.com)
《社会转型》是一本值得精读的好书。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著.马克垚序言.资本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
[2]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34
[3]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5～46
[4]曹大为，赵世瑜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Ⅱ)经济成长历程.岳麓书社，2005.27
[5]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5～58
[6]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9～60
[7]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43
[8]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5
[9]钱乘旦.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工人，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4
[10]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6
[11]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6
后记:建新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每有新作都送我一本。最早的是《现代化第一基石》，那时还是铅字排版，纸张也不好。因为是同学中第一个出书的，所以我耐心地看了一遍，但没看出什么名堂，只觉得枯燥、无味。后来他送我这本书的第一版，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回过头来再翻那本第一基石，才明白其中的奥妙。研究世界史是为了看清中国，这是建新的名言。看了这本书你才能明白这句话。因为看懂了，所以写这篇文章很顺手，两天草成，刊载于《历史教学》2006年第3期，建新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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