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
大约在17世纪20年代末，我国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土尔扈特部离开了他们久居的天山北路地区，逐步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经过一百四十多年，在1771年(乾隆36年)，他们忍受了巨大的牺牲，历尽艰辛返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感人至深的历史事件最近几年才被史学界重视。关于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一些文章已有所涉及，但是全面考察这个事件的发生，尤其探究封建社会一个游牧民族具有如此分明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原因，对于我们充分认识这个事件仍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为了探讨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
明朝末年，厄鲁特已形成四个较大的部族，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和排解内部纠纷，厄鲁特四部组成联盟。这种联盟是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之上的，四部“部自为长”[1]“各统所部不相属”[2]。厄鲁特四部建立的这种松散的联盟，不可能克服游牧民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牲畜的繁殖所引起的争执牧地的矛盾。因此，当准噶尔部在巴图尔浑台吉时代强大起来，“恃其强，侮诸卫拉特”[3]时，必然引起四部之间的纠纷。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与和硕特移牧于青海，都发生在准噶尔部崛兴凌压诸部的时候，四部分裂的结症主要在于内部经济生活的矛盾冲突方面。
土尔扈特与中国蒙古族其他各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当内部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到远方去。这种与本族本土离异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是被迫的，是无可奈何的。他们在西迁之前，不仅“把他们要分离出去的打算通知了杜尔本·卫拉特的诺颜们”，[4]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还徘徊了很长时间。土尔扈特在离去时的矛盾心情，同他们回归的热切愿望有着直接的联系。
土尔扈特选择伏尔加河下游与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做为迁徙的方向也不是偶然的。尽管沙皇伊凡四世早在1556年就已经将整个伏尔加河域划入了自己的版图，但沙俄的实际力量却始终没有到达下游地区，厄鲁特人就经常出没于此。1613年，沙俄使团曾报告说，春夏之际是不能走经乌拉尔河去波斯的道路，因为那时草原上有卡尔梅克人(即厄鲁特人)活动。厄鲁特人的行踪遍及额尔齐斯河至咸海一带的广阔地区[5]。土尔扈特部的冬牧场就曾达到恩巴河，整个哈萨克草原在17世纪上半叶似乎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6]。正是因为厄鲁特蒙古长期以来经常活动于这一地区，所以，土尔扈特在被迫离乡背景之时才选择这个方向，他们在向伏尔加河下游移动的过程中，仅与日益衰败的诺盖人部落发生过冲突。
土尔扈特占据的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当时“几乎荒无人烟”。[7]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按照自己的传统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置鄂拓克，设宰桑”，[8]组成扎尔固，保持军事实力，形成了一个对沙俄保持独立的汗国。沙俄由于当时它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为争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与波兰从1654年开始战争，历时达十三年之久。1656年它与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东岸爆发的战争也延绵了数年。再加之1670年席卷俄罗斯东南广大地区的农民战争及坚持了十几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这都使得沙俄对东南扩张的欲望力不从心。直至1682年彼得一世上台时，芬兰湾东岸及斯摩棱斯克等俄罗斯土地仍在异国手中，因此，尽管土尔扈特曾攻打过阿斯特拉罕及伏尔加河的俄国城镇，沙俄当时也无力大批调兵围剿他们。不仅如此，沙俄对土尔扈特的独立状态实际上也是承认的。1673年至171O年，沙俄与土尔扈特缔结的各种条约“有六次之多”[9]，这种缔约形式的本身就是对汗国的认可。《异域录》对土尔扈特的属界及其独立状态的记述是很清楚的。沙俄军队当时也仅驻扎于萨拉托夫至阿斯拉特罕一线。
但是，经过彼得一世改革，到了18世纪30年代俄国经济就有了很大发展，农奴制随之不断强化，对外张野心不断膨胀，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也日益加深。尤其是1731年中亚的哈萨克小帐汗被沙俄征服后，土尔扈特完全被封闭于俄国境内。随着沙俄势力向南扩张，土尔扈特被其控制已势在必然，实属在劫难逃。1762年，沙俄在完成了对伏尔加河下游军事控制后，强制改变那里的行政机构，使之适应其专制统治。他们不断迫使土尔扈特“凡有征调多从之”。在俄土战争中，土尔扈特一次死亡人数就达“七八万人”，[10]而沙俄却仍对其“征调师旅不息[11]”。逐步升级的民族压迫使“土尔扈特部人人忧惧[12]”。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土尔扈特上下一心于1770年选择了回归祖国的道路。
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民族压迫是由轻渐重的，然而，土尔扈特与祖国的联系和他们回归的愿望却是始终不渝的。
土尔扈特始终主动与祖国保持着各种渠道的联系。早在1640年，土尔扈特汗和鄂尔勒克就曾亲返塔尔巴哈台参加蒙古王公大会，把自己置于中国蒙古族的行列之中。1646年，刚继位的书库尔岱青汗亲赴西藏，加强了与祖国的宗教联系。同年，他随青海厄鲁特蒙古顾实汗向清廷表贡“附名以达”，[13]从此，土尔扈特与清廷建立了直接的政治隶属关系。阿玉奇汗在位期间，土尔扈特的民族立场更加鲜明。他们向清廷连年“表贡不绝”[14]，即使在走新疆入嘉峪关的贡道被堵截之时，阿玉奇也想方设法遣使绕道西伯利亚由库伦“达京师表贡方物”[15]。1714年，阿玉奇在接待清廷使团时，以“跪接，北向恭请东土大皇帝万安”的清廷礼仪接旨，明确地向使臣表示“臣幸属中华‘蒙古’，衣帽服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16]土尔扈特部民对来自祖国的使者也表露出亲切欣喜之情。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愿望也不完全是由沙俄民族压迫而产生的。他们这种愿望由来已久。和鄂尔勒克汗时期他们就想重返故土。书库尔岱青汗也曾准备率部回迁。苏联现在档案史料不仅证明1653年土尔扈特汗明楚克拟定过春天起程回归的计划，而且还“可以大量罗列出证实在18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某些较有影响的人物极力拥护返回准噶尔的想法”[17]。从这些史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土尔扈特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尽管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河流纵横、地旷人稀，非常宜于游牧，而且那时土尔扈特尚保持着独立地位，可是他们却仍然萌发着回归之情。尽管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然而他们的民族意识却经久不衰。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使这个事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根源。
二
追溯土尔扈特民族意识产生的历史渊源，必须从厄鲁特蒙古的发展变化谈起。
厄鲁特蒙古族源于蒙古草原所谓“八水灌溉之地[18]”，史称斡亦刺惕部。13世纪初，斡亦刺惕归附成吉思汗，那时他们还很原始。但是，在那个时期他们的聚集地就有“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19]”的现象，这说明他们接触汉族文化是很早的。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展，一部分斡亦刺人进入中原。进入中原的斡亦刺人直接领受了汉民族的高度文明，这对于他们在元末以后退居大漠南北的生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留居草原的那部分斡亦刺人也更广泛地接触到汉民族的先进技术。公元1270年(至元七年)，元朝派汴梁祥符人刘好礼到斡亦刺分布的地区任断事官，“好礼请工匠于朝，以教其民”。[20]从“赈欠世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十九石”[21]的数量推测，那里汉人是很多的。同时，元世租还不断把大量衣服、农具、渔具赏赐给草原地区。这对斡亦刺人的影响也是不能排除的。
元朝灭亡后，退居大漠南北的蒙古贵族形成了几个大的割据集团。其中被明朝称为瓦刺的就是斡亦刺的后裔。明代的蒙古诸部虽然保持了游牧传统，但对中原贸易的需求却较之元代以前迫切，需要贸易的品种也增多。如“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皆“咸仰给汉”。[22]这种对汉族物质产品的需求，“对蒙古人的生活是有重大影响的”，[23]它酿成了蒙古与明朝政府若即若离的现象。瓦刺也处于这种矛盾之中。
15世纪初，当瓦刺“众分为三”时，其首领之一马哈木便于1408年(永乐六年)，遣使“来朝贡马，仍请封”。[24]次年，明朝分赐瓦刺三首领王号。以后，直至嘉靖年间，有史料记载的瓦刺首领仍不断“遣使朝贡”请求“内附”。[25](土尔扈特返回祖国后，曾向清廷献出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玉印一颗)在“土木之变”以前，瓦刺与中原的贸易还是很兴盛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历史上对于一些落后的民族“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26]瓦刺与明朝发生的战争正是这样一种“交往形式”。“土木之变”后，也先虽获大胜，但一些部下“皆欲讲和”。[27]致使“脱脱不花，阿刺知院复遣使与朝廷和，皆撤所部归”。[28]军心动摇迫使也先亦“请和无他意”。[29]蒙古人民不愿与中原长期兵戈相见的原因在于:即使蒙古取胜，但战争破坏了边区正常生活秩序，茶马贸易就不可能，蒙古人所需之生活资料无从供给，反而作茧自缚。战争并不能给蒙古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
瓦刺部衰落，鞑靼部兴起。瓦刺逐渐被阻隔于天山北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瓦刺似乎与中原割断了经济往来。但完全肯定这段时间是空白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包围着瓦刺部。唯一可以贸易农业及手工业产品的市场就是天山南路地区。瓦刺几次与明朝争夺哈密，与鞑靼争夺河西走廊的目的也就在于此。另外，从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时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推测厄鲁特蒙古的贸易传统。
1657年(顺治十四年)，土尔扈特不远万里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30]土尔扈特每次表贡和入藏礼佛，清廷不仅“优给粮糗”“颁赐茶币等物”，而且“沿途准与蒙古人等交易”。[31]阿玉奇汗也曾向清廷“恳求一切药物”。[32]从土尔扈特当时所地理环境分析，“俄罗斯与之市易”[33]是比较方便的，可他们却还要舍近求远。这只能说明传统的民族贸易已经使他们的物质文明根深蒂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必需品是俄罗斯市场所无法满足的。
蒙古族对汉族等其他民族在经济上的这种依赖关系取决于蒙古族本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尽管蒙古族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的铁匠和木匠，那些与汉地毗邻的部落也已知务农，但是这些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范围和数量，对于整个蒙古草原来说不啻于杯水车薪。对外扩张和掠夺使他们直接获得了其他民族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尤其在元代以后，汉族高度物质文明对蒙古族的影响，使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原始的生活水平上。他们生括所需之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便习惯性地通过贸易和掠夺手段从中原等地区得到满足。蒙古草原经济发展对社会生产大分工的要求，通过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经济往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对于蒙古族来说，社会生产的大分工是存在于民族之间，而不是存在于民族内部。
这种经济上的长期依赖关系，对蒙古族的影响是很广泛的。1267年(至元四年)以前草原上就出现了孔子庙。[34]元明两代又将大量儒家经典和佛经典籍译成蒙古文。汉蒙两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土尔扈特申明他们“较俄罗斯所习经典俱异，早有来归圣主之意”[35]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映。在物质文化方面，蒙古妇女在宋辽金时期就已有用汉族丝织品装饰的习惯。[36]土尔扈特“衣冠用缯罽”[37]“衣帽服式略与中国同”，这都是中华各族在长期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的。这种历史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各族共同文化的调融，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土尔扈特部长期生长于国内，已经形成的民族心理无时不对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作用。他与沙俄政府之间的矛盾不同于俄国内部一般的民族矛盾，有着许多不可调合之处。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民族压迫不仅没能使他们屈服，反而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更加炽烈，以至于造就了渥巴锡这样一批生长于国外，而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的一代英豪。在艰苦卓绝的万里东归过程中，民族意识始终是激励部众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这种爱国的民族意识是促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根本原因。他们的宗教感情同样也是民族感情的一种反映。
三
土尔扈特笃信喇嘛教。沙俄政府为了达到奴役土尔扈特的目的，强制改宗正教，引起土尔扈特人民的反感。许多外国学者往往抓住这一点，把他们回归祖国的行动归结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这就完全忽视了矛盾的实质。
当土尔扈特寄居伏尔加河流域时，沙俄政府的民族压迫是他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当民族矛盾处于主要地位时，沙俄政府强制实行的改宗正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它是沙俄民族压迫政策在精神世界的具体体现。同样，对土尔扈特来说，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就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感情问题。它反映出土尔扈特人对沙俄民族压迫的抵触和坚持民族独立的气节。土尔扈特生长于中国，他们宗教感情不同于俄境内的其他异教信徒。沙俄在对土尔扈特实行改宗正教活动的同时，对于伏尔加河流域的楚瓦什人、马里人、巴什基尔人也在强制实行改信东正教的活动。[38]这种政策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这些民族多次举行武装起义的进行反抗。但是，唯有土尔扈特采取了整族回归祖国的方式!由此可见，土尔扈特的民族意识是何等的强烈!即使沙俄政策明智，他们的民族心理在短时期内也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与中华民族的感情。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40余年中，始终与清廷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与西藏保持着宗教联系，纯粹的宗教感情同他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他们处于那种情况下，放弃本民族的宗教则无异俯首于沙俄政府的淫威;保持本民族的宗教同坚持民族独立也是无法分开的。恩格斯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39]土尔扈特在反抗沙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以宗教活动做为与祖国保持联系的方式之一，用宗教信仰号召部众一致行动是毫不足怪的。
土尔扈特之所以“投中国兴黄教之地”[40]并非仅在于中国兴黄教。清前期国势强盛，政治稳定、民族政策得当，则是促成土尔扈特回返祖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四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事件发生在乾隆时期不是偶然的。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廷虽然消灭了南明小王朝，但西南尚有三藩割据，台湾且存郑氏抗清，明末清初战乱数十年造成的经济残破景象仍历历在目。此时蒙藏各部上层领袖虽然早已向清廷称臣表贡，但中央政权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有多高，还很难说。达赖五世在康熙平三藩中的观望态度就是一个明证。另外，在土尔扈特西迁后的百余年中，新疆地区始终动荡不安。准噶尔部的称霸和叛乱活动接连不断。这不仅使西北各族人民倍受涂炭，同时也构成了清前期的最大边患。西北地区的不稳定状态，对土尔特扈回归行动推迟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乾隆中期全国形势已大变。清廷不仅完成了多民族的空前统一，经济繁荣也达鼎盛。尤其在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木叛乱之后，天山南北大局稳定。厄鲁特各部编入旗制、划定牧界，出现了古年来少有的安定景象。清廷“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41]积极开发西北边疆，其成就为历代所不及。清前期的强盛及新疆地区升平局面的出现，为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试想:如果清前期每况愈下，新疆地区战乱延绵，那对土尔扈特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清前期国家统一巩固局面的出现是在以往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使用武力是一种必要手段，但是与清前期实行的就封建社会来说最成功的民族政策也是密切相关的。
清廷对蒙藏两族施用政策的中心是维护和利用喇嘛教。因此，在宗教名义下自愿归附清朝的就不仅有土尔扈特部，喀尔喀蒙古的内附在表面上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帜。然而，如果没有民族间长期往来的历史，单纯的宗教关系是绝不会左右一个民族的归属。对于土尔扈特部，由于清廷尊重他们的宗教习惯，这就使他们在宗教名义下不断加强了与祖国的感情。土尔扈特始终坚持的进京朝贡和入藏礼佛是使他们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得以传宗接代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清廷对蒙古各部还实行联姻政策和蒙古贵族每年轮流到承德行宫觐见皇帝的制度。土尔扈特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情况都有所了解，他的使者吹扎布也曾在承德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亲眼目睹了万树园的盛况[42]。
清朝民族政策对土尔扈特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图理琛使团的出使。另外，雍正年间曾有托时使团去俄，据说这个使团的部分成员也到过土尔扈特部[43]。再者，清廷对入藏礼佛因准噶尔叛乱被阻于内地的阿玉奇侄阿拉布珠尔的安置，(封其为贝子，赐牧嘉峪关外，形成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后代人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对于两度参加准噶尔叛乱，曾设计诱杀过清军付都统唐喀禄，后又随土尔扈特归来的舍棱，清廷采取了“断不究其前罪，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44]的方针。这是清朝民族政策在这一事件中的具体体现。清廷的这种气度在封建社会来说十分难能可贵。成功的民族政策使清代获得了“自斯凡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45]的结果。
康雍乾三朝民族政策的延续性是比较稳定的。政治的长期稳定对于沟通土尔扈特在异乡成长起来的后代人与祖国的感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相映成趣的是: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态度与清廷对土尔扈特的方针如此大相径庭，沙俄的政策实在相形见绌。清廷的民族政策当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考虑出发，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仍是以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历史为基础。满蒙两族的亲密关系对土尔扈特部就有很大影响。阿玉奇汗说:“满州、蒙古大率相类，想必起初必系同源”[46]就是满蒙民族感情的一种强烈反映。
一方面是沙俄政府残暴的民族压迫;另一方面是清前期国势强盛、政治稳定、民族政策得当，士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条件显而易见。宗教问题实质上还是政治，它即反映出沙俄统治的黑暗、清廷政策的明智，又表现了土尔扈特的民族感情。而土尔扈特本身具有的这种民族意识才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土尔扈特的民族意识是在中华各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不仅是个事件发生的历史根源。同时也是清初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从表面上看，沙俄的民族压迫是这个事件爆发的主要矛盾方面，然而土尔扈特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以及清初统一繁荣局面的出现，则又是中华民族日益向心这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必然反映。如果没有这条规律支配，土尔扈特的反抗斗争则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我们强调这个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它的必然性，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有力地证实了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封建时代就能发生这样的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应做为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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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八十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丙戌
[45]乾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
[46]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后记:此文为我本科毕业论文，原载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2期。
1978年，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时已经28岁。那时给“老三届”的政策是可以带工资，否则如我在内的一大批人是不能上学的。这般年纪还要家里供给，且莫说家境如何，自己也不好意思。上学而又拿工资，十分快活。上学前我在区教育局基建科工作，报考历史系是受科里一老同事的影响。这位长兄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搞“评法批儒”时让他进领导小组，被婉拒。但工作之余，他把《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看了一遍。当时这些书印了不少，但没多少人真看。我看不懂，也看不进去，问他，他就讲一两段，我心里很敬佩。我报考历史系他却坚决反对。其实我那时胸无大志，上大学多半是为了长工资——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56元，我只有38元，上4年学，还长工资，何乐不为呢?在大一、大二的两年里，我没有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看小说比看历史书多得多。考试经常偷看同桌同学的答卷，记忆里似乎没得过高分。但写作的作业我经常受到老师的好评。大三时，系里连续邀请南开大学的杨志玖、冯尔康、来新夏、南炳文等教授断代史、专题史;北师大的刘乃和先生连续给我们讲了十几节的史学常识。我听得入迷，真的感受到学术的魅力，至今这些先生们讲课的风采仍历历在目。听了冯先生的课，我对清史十分感兴趣，毕业实习到承德，那时的避暑山庄和万树园还保持着原貌，又看到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的石碑，于是毕业论文选择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的问题。为此，我专门去请教冯先生。冯先生待人真诚，没架子。我告诉他，我在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他说，知道这本书，但没看过。让我好生得意。贾乃谦老师从东北师大调过来，原是李洵先生的助手，他对我的论文也多有指导。最让我感动的是，冯尔康先生主动将我的论文推荐给《文史知识》杂志，后来我毕业离校，杂志的编辑将校样寄到大学，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看到，因此错过了时机。此间，因为得到冯先生慧眼赏识，我对自己的文章信心大增，于是投寄出去，先得到甘肃《社会科学》的采用通知。发表后得到稿费80元，那时感觉不少。
因为这篇论文，我多次动心想报考冯先生的研究生。无奈家事拖累，不得专心，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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