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患问题辨析及其影响

明代“倭患”问题辨析

2005年1月，上海《新民晚报》报道，一些日本人捐资在明代倭寇首领王直的家乡安徽省歙县柘林村修建了“王氏祖墓”，纪念王直的功绩。网络、报纸纷纷转载，指责之声轰然四起。浙江丽水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非历史专业教师怒不可遏，愤然奔赴歙县，凿毁墓碑上所有“王直”二字，用行动向世人表明态度^[1]。一时间，怎样看待明代“倭患”的历史问题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在媒体的组织下，明史专家介入讨论。有不以为然者，如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他认为“这件事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王直是明代武装走私的海盗首领，不应该完全否定他”，国内外对倭寇、王直早有新论，“为什么不能容忍王直?”“这是重新评价王直其人的一个契机”^[2]。有反对者，如南开大学的南炳文教授，他指出:“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弄错了?”嘉靖倭寇中的日本人是少数，但是，“不能光看数字，要看真倭、假倭两者的关系”。大多数专家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为倭寇首领王直修墓立碑、歌功颂德是不妥当的^[3]。

明史学界关于“倭患”问题的分歧在此事发生前就已存在，至今也未了结。樊树志教授在《国史十六讲》(《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三版;《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已发行3.4万册)中仍坚持他的观点，随着这本书的流传影响了一大批读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第1－2期，吕继林《“倭患”榷疑》，深受此论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的基本史实与学术研究作一比较全面的介绍，供读者辨析是非。

明代“倭患”的来龙去脉

日本古称“倭”，7世纪改称“日本”。13世纪以后，日本一些海盗、商人、武士以及游民等在豪族名主的组织下，以对马、壹崎、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到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进行贸易，同时伺机侵掠，杀人劫货。14世纪30年代，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在割据混战中失败的南朝残兵加入上述行列。“倭寇”一词，最早出现于朝鲜史籍。1350年，日本海盗商人侵掠朝鲜固城等地。《高丽史》称，“倭寇之侵，始于此”。中国史籍最早见“倭寇”一词是《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4]。

倭寇之患贯穿整个明代，大体可分为:洪武至正德年间(约153年)、嘉靖年间(约44年)、隆庆至崇祯年间(约77年)，其中嘉靖年间最为严重。

1.洪武至正德年间(1368—1521年)

明朝初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失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遁海上，与倭寇勾结，倭患加重。洪武年间，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计44次，以辽东、山东以及浙江等沿海地区较为严重^[5]。

明初实行和平外交，几次遣使与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掌握北朝实权的将军足利义满交涉。怀良亲王控制的日本西南部是倭寇的聚集地，他态度蛮横，根本不理会明朝制止倭寇的要求。于是，在洪武二十年左右，朱元璋下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关系，停止其朝贡;同时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建立50余卫，100余所，共辖兵卒二三十万，抵御倭寇侵掠。为了防止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太祖严禁滨海居民及守卫官军“私通海外诸国”，禁止私自出海与贸易，实行海禁。这样，倭寇之患得以抑制。

此后倭患渐轻。永乐元年(1403年)至宣德十年(1435年)，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34次，浙江较为严重;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倭寇侵掠22次，广东稍烈。这一时期倭患渐轻的原因，一是日本实现了暂时统一，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足利义满遣使明朝，要求恢复日本朝贡。为了讨好明朝，足利幕府捣毁对马、壹崎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将俘获的首领献于明朝。明朝“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日本使者将倭寇首领带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6]。明朝还几次放还被俘倭寇，以德报怨。在永乐以后的百年间，日本从朝贡贸易中获得极大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倭寇势力。另一个原因是明朝海防巩固，实行海禁，加强对倭寇的剿捕。其中，1420年，辽东总兵刘江在金州西北望海堝设伏，全歼来犯倭寇30余船、2000余人，倭寇元气大伤，此后难以为大患^[7]。

2.嘉靖年间(1522—1566年)

嘉靖年间，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掠异常猖獗，酿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所仅见的海防危机。原因在中日两方面的变化。

从日本方面来说，15世纪后期，日本再次陷入诸侯混战割据状态，进入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当时，势力较大的主要有控制关东地区的细川氏，和控制关西地区的大内氏。为了谋取商业利益，他们争夺与明朝的贸易权。嘉靖二年(1523年)，宗设谦道代表大内氏、鸾冈瑞佐代表细川氏，先后到达宁波。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受贿后违例接待后者，引发双方冲突。宗设率众抢夺了明朝的武器库，杀了鸾冈瑞佐，烧其船，并杀明军备倭指挥刘锦等多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宗设所带不过百余人，竟能在中国横行无阻，暴露出明朝海防的虚弱，“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8]。而明朝的一些官员竟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因此断绝了日本朝贡贸易，再度严行海禁。这样，日本公开通商不成，受各地大名控制的海盗就联络中国沿海豪绅奸商，进行走私贸易。有的中国豪绅奸商趁机侵没日方货物，日本海盗商人就用抢掠进行报复。继而，他们又与中国海盗勾结，在沿海地区杀人越货。

还有一股外国海盗势力，是葡萄牙殖民者。正德年间，葡萄牙(明朝称为佛朗机)殖民者的舰队来到中国，占据广东屯门等地，要求与明朝通商，同时四处抢掠。1523年，明军打败葡萄牙殖民者，将其驱逐出广东。葡萄牙人转向浙江、福建，加入到倭寇行列。

从中国方面来说，首先是中国海盗猖獗。明中叶以后，沿海的富商大贾、浙闽大姓不顾海禁政策，造船载货，大肆进行走私贸易，牟取暴利，形成亦商亦盗的武装走私集团。他们主要活动于浙江双屿、福建月港、广东琼州等港湾，海外集中于满剌加(马六甲)、吕宋(菲律宾)、日本等地。他们与倭寇共同劫掠东南沿海。

其次是朝政腐败。嘉靖皇帝崇奉道教，宠信严嵩，致使贪贿成风。沿海地方官吏平日以御倭、备倭为名横征暴敛，倭寇临境则揣印而去，任凭倭寇疯狂劫掠，如入无人之地。而抗倭有功之士，反遭迫害。浙江巡抚朱纨严行海禁，剿捕倭寇，但得罪了浙闽豪族巨绅，被逼自杀。右都御史张经剿倭得法，并取得王江泾大捷，却因得罪严嵩及其亲信赵文华，“功不赏，而以冤戮”^[9]。政治腐败还导致海防废弛、军纪败坏。嘉靖年间，卫所制度、军屯制度名存实亡，沿海卫所及巡检司卒伍严重缺额，城垣、防御工事年久失修，船舰、军器破损不堪。部队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用兵之际，绝无纪律，不鸣金鼓，不别旗帜，聚如儿戏，涣若抟沙，前有伏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漫率兵民，浪与贼战，自相蹂践，全军覆没”^[10]。朝政腐败难免决策失误。明朝错误地关闭市舶，使走私贸易及倭患日益猖狂。嘉靖二十九年朱纨自杀以后，朝野“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海防松弛，实际上是放弃了抗倭和海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11]，这又助长了倭寇的气焰。

嘉靖年间的倭患可分为嘉靖十九年(1540年)至三十年、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三十七年至四十五年三个时期。

嘉靖十九年(1540年)至三十年，是倭寇零星发生时期，有记载的倭寇侵掠共计8次;主要是浙江、福建的个别地区，多在海上，尚未形成规模。倭寇的成分为葡、中、日海盗，葡萄牙海盗占相当大的比重。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六年是倭寇大规模侵掠东南沿海、气焰最为嚣张的时期。这一时期，倭寇侵掠的次数合计169次，年均28次。倭寇不是侵掠而走，而是在陆地建立据点，常年盘踞，随时抢掠，而且规模大，多至成千上万人。侵掠的范围北至山东、南到广东。史书多有记载:“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杀虏居民无数”^[12]，“杀人万计”，“烧房屋二万余间”，“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13]，福建福州“四郊被焚，火照城中，死者枕藉”“民居悉为煨烬”^[14]。倭寇的暴行使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明朝海疆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

这一时期倭寇的成分，主要是日本海盗和中国海盗。中国海盗中出现了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十余位名噪一时的大头目。王直是今安徽歙县人，少年时就是当地无赖的头目。嘉靖十九年，王直到广东下海走私，四年后加入以许栋为首的海盗集团，许栋被明军剿杀后，王直率其残部，吞并其他海盗集团，成为海上霸主。其后，他投奔、依附于日本大名，常居日本萨摩洲松浦津，自称“徽王”，建立官署，控制了一些岛屿^[15]。王直以日本为基地，伙同日本海盗，大肆侵掠中国。徐海是王直的同乡，少年时出家为僧，号明山和尚，后随其叔父走私，继承其叔父船队，勾结和带领倭寇劫掠中国沿海。陈东是萨摩洲主弟的书记，叶麻是徐海的书记，他们都是倭寇侵掠中国的重要首领。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追随倭寇的中国贫民。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赋役繁重，加之各级官吏横征暴敛，沿海贫民纷纷逃离土地，下海为商、为盗，依附于倭寇;二是王直等倭寇逼良为盗，“即剃发胁从，以为驱使”^[16]。贫民有家难归，被迫同流合污。这样，倭寇中的中国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时人谓:“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顽者嗜利，贫窘者避徭赋，往往喜贼至，而贪残之吏，又从而驱之”^[17]，“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18]。

倭寇猖獗，震动朝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七月，明朝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经略闽浙地方。王忬任用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将领，多次击败倭寇。同时，他清查沿海通倭奸猾，切断倭寇耳目与内援，修筑各地城墙，加强防御。嘉靖三十三年五月，明朝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东南诸省军务，主持剿捕。张经大败倭寇于浙江嘉兴的王江泾，但是，明世宗却听信严嵩等人的诬告，将张经以纵寇论死。

不久，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总督军务。胡宗宪设招抚圈套，派人游说王直，并离间徐海、陈东、叶麻，使其互相攻讦。徐海中计，擒陈东、叶麻以献。胡宗宪趁机歼灭徐海、陈东两支倭寇，徐海自杀。接着，胡宗宪又示招安诚意，王直带兵至浙江受抚。巡按御史王本固处死王直。至此，江浙、南直隶一带的倭寇凶焰有所减煞，明朝抗倭取得重大胜利。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至四十五年，是倭寇大规模侵掠东南沿海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倭寇侵掠的次数共计90次，年均10次。倭寇侵掠的地区转往福建、广东。但倭寇的人数大为减少，成分主要是日本人，中国贫民从倭者已很少。

这一时期，明朝任用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平定倭寇。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工、农民三千余人，另组新军，创新阵法鸳鸯阵，使持各种武器的士兵协同作战，打造出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戚家军”。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部在浙江宁海、仙居等地九战九捷，总兵官卢镗等又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至此，平定了浙东倭寇。次年，倭寇大举侵犯福建，戚继光率军入闽，先后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大败倭寇。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再次率兵至闽，与俞大猷所率“俞家军”配合，在平海大败倭寇，斩首2200余。次年春，戚家军又相继在仙游、同安、漳浦、福宁等地打击倭寇^[19]。福建倭寇平定。

其后，倭寇余部多集结于广东。嘉靖四十三年，明朝调俞大猷为广东总兵抗倭。俞大猷率“俞家军”入粤，在邹塘、海丰等地大败倭寇，擒斩殆尽，再集中兵力剿灭吴平海盗集团^[20]，广东倭患解除。

至此，元末明初以来侵掠中国东部沿海二百余年的倭寇之患基本平息。

3.隆庆至崇祯年间(1567—1644年)

隆庆以后，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掠仍零星发生。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进一步侵略中国。明代倭患发展为中日两国长达七年的战争，以日本的失败告终。

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倭寇侵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次数大减，记载共有21次，且人数较少，几十人至几百人而已。从倭的中国人极少，中国海盗与倭寇往往是配合，而不似嘉靖年间结合在一起。倭寇仍能攻陷个别卫城，但已不能像从前那样一次扫荡几十座府县城池，危害相对降低。

倭寇势力减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经过嘉靖年间、尤其是嘉靖后期的大力剿捕，日本倭寇多被歼灭，甚至“全岛无一归者”;二是日本逐渐走向统一，社会日趋稳定，不利于海盗的成长;三是中国加强海防，倭寇很难得逞，甚至未登岸即被歼灭;再有就是中国大海盗头目陆续被歼。这一时期明朝的政治也稍为清明，放弃海禁政策，中国人为海盗、勾结和依附倭寇者，大大减少。

16世纪80年代，日本经过近百年的战争，最终由织田信长及羽柴秀吉完成统一。织田信长死后，羽柴秀吉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天皇赐姓其为“丰臣”，是为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早就觊觎朝鲜和中国。1577年，他在给其主人大名织田信长的信中写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21]1590年，他致书朝鲜国王，宣称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22]。1592年(明朝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悍然派遣18万大军，分九路侵略朝鲜，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和吞并中国。日本侵略军来势凶猛，朝鲜军队不堪一击。日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朝鲜的京城、开城、平壤，几乎侵占了朝鲜全境。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中朝边境，向明朝求援。丰臣秀吉被初战的胜利冲昏头脑，攻占朝鲜京城后，就叫嚣要迁都北京，由天皇统治中国^[23]。

明朝君臣深谙唇亡齿寒的道理，知晓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立即发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自1592年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中、朝两国经过七年苦战，终于打败日本。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24]。

丰臣秀吉代表日本武士集团的利益，他发动的战争是倭寇侵扰中国的继续，明朝援朝抗日是抗击倭寇的又一个阶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崇祯十七年，倭寇侵掠中国已近尾声。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后，逐渐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体制，限制对外贸易和日本人去海外。加之明朝海防坚固，能够有效地防护和打击倭寇的侵掠，因此，倭患逐渐绝迹。这一时期的倭寇侵掠总共只有9次，天启二年(1622年)以后再未见记载。

明代倭患研究的回顾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倭患研究成为明史学术的热点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专著不少于31种，论文和文章至少在170篇以上。总体来看，对于明代前期的倭患问题，学者们的认识较为一致，而对嘉靖年间倭患产生的原因、倭寇成分的认识、平倭的结果都存在分歧。

20世纪前期，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社会的主题。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学者对倭患的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出版和发表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中，介绍《戚继光》的专著就有三种。这些论著多数认为倭寇是侵略中国的日本海盗集团，明朝进行的抗倭战争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赞扬明代抗倭将领谭纶、戚继光等，以为抗日战争提供借鉴。但也有论文强调，东南沿海富商大贾、沿海居民因海禁而走私，勾引倭寇，是导致倭寇猖獗的原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倭患研究形成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比较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无论是史料的搜集，还是观点的阐述，都更丰富、更深入。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传统观点，但是，有些学者将倭患与商业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提出了新看法。如，左云鹏、刘重日的论文《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认为，嘉靖朝的“这次战争是以中国商人为主的反海禁的战争”，“如果把这次战争看做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25]。陈牧野的论文《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认为，部分中国商人和失业贫民混迹于倭寇之中，其武装反抗具有反封建色彩，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因与倭寇相勾结，其反封建色彩很快消逝，成为强盗和掠夺行为。这些与传统观点相悖的“新论”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影响很小。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逐步解放思想，学术研究日趋活跃，明代倭患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形成第三个高潮。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扩大了史料搜集的范围，而且开展了中外学术交流，各种阐述也更加深入，不同观点的争鸣十分热烈;出版专著大约10余种，发表文章近百篇，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这些论著中最惹眼的是“倭寇新论”。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荫芽》、樊树志的《晚明史(1573—1644)》是代表性的专著;论文则以陈抗生的《嘉靖“倭患”探实》、林仁川的《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戴裔煊的《倭寇与中国》、樊树志的《“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为核心。他们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很少;这时的倭寇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对海禁的斗争，是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明朝开放海禁，促进了私人贸易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条件^[26]。樊树志宣称，这些新论“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他还多次引用中国台湾、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大陆的传统观点已经落后了^[27]。

坚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还是多数，论著也丰富。他们对“新论”的观点逐条加以反驳。如，郝毓楠的《明代倭变端委考》、陈学文的《明代的海禁与倭寇》《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等论文认为，倭寇是指以日本海盗为主体，纠集王直之流的汉奸、民族败类，而进行海盗式掠夺的武装集团;倭寇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日本封建割据势力对倭寇的支持;倭寇的骚扰，破坏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抗倭斗争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28]张显清的论文《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指出，“日本海盗和西方殖民者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是倭患加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是倭寇的主体，是规定倭寇性质的决定因素”，“华人海盗头领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增强了倭寇的破坏力”，王直之流实际上已经“倭化”，“甚至以日本藩王名义遣使同明朝交涉”，“是名副其实的背叛祖国、屠杀同胞的通倭海盗首领，也就是倭寇头领”;“民众从倭壮大了倭寇的声势”，“其行为背离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充当了外国海盗侵略自己祖国的工具”;倭寇侵掠破坏了中国同各国的正常贸易，“这是造成明朝实行海禁的根本原因”，明朝放开海禁并不是倭寇“斗争”的结果，而是抗倭的胜利成果之一，抗倭决不是“排外”“锁国”;“倭寇既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也非为中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杀掠，更没有在中国开办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或经营商业性农业，有的仅仅是对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严重破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倭寇的武装杀掠行径“决定了倭寇的侵略性、破坏性和反社会性，而抗倭则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历史前进的正义斗争”^[29]。

范中义、仝晰纲的专著《明代倭寇史略》则对明代倭寇侵掠的不同阶段、特点、原因、影响，倭寇组成、性质，明朝的抗倭历程等，第一次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论述，是迄今关于明代倭患研究持传统观点的大成之作。范中义在论文《论明嘉靖年间倭寇的性质》中总结说，嘉靖倭寇执行的是一条日本大名和武士所具有的“杀人、劫财、强盗”的路线，体现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集团的根本利益，实施烧杀劫掠的骨干是真倭，他们的主子是大名，那些指挥他们的中国海盗头子，或者是大名的奴才，或者是大名的代理人，而众多跟着跑的中国“小民”，只不过是受制于人的胁从罢了，因此“嘉靖年间的倭寇，就本质来讲，同洪武、永乐年间的倭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外族的入寇，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那场御倭战争就是一场确确实实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30]。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与以上两方都不同的看法。如，王守稼在论文《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中提出，所谓“倭寇”主要是中国人，嘉靖御倭战争是反对中日两国海盗，而主要是反对以王直为代表的海盗集团的战争，即主要是国内战争，“是海禁与反海禁斗争激化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它“实质上是东南沿海的封建商业资本与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封建剥削阶级内部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反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势力与旧势力之间的斗争”^[31]。

有关嘉靖倭患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是，正面评价、赞颂明代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涌现。其中，研究戚继光的著作最多，专著大约有五种，对其他抗倭人物也有不少著述。目前明史学界，对嘉靖倭患问题以持传统看法者为主流。

倭患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尽管持“新论”者引了不少日本、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来证己说，却没有对传统观点的辩驳作逐条回应，因此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一些日本人崇拜、纪念王直，为其修建神庙“明人堂”，还举行“王直节”，据说是因为王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贸易，推动了日本造船技术、火药及火器技术的进步，对日本颇有贡献。日本福江市派人到安徽歙县寻访王直祖墓的另一原因是，王直在日本的后代现在是福江市的要员。福江市的才津为夫等12人捐资，在歙县柘林村修建“王氏祖墓”，墓左边立日文碑，记录王直对日本的功绩，右边立中文碑，叙述福江市与黄山市的友好交往。在中国的土地上为王直歌功颂德，显然刺痛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无论王直对日本是否有贡献，面对中国他还是千古罪人。退一步说，即使如“新论”者所言，王直等是因“海禁”才走私为盗，他的活动对中国经济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对“倭患”要辨清以下问题。

1.是海禁引发倭患，还是倭患导致海禁

“新论”希望重新评价王直的一个依据是，王直曾要求明政府放弃海禁政策，使私人贸易合法化。他们认为:“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32]倭患是实行海禁政策的结果吗?这是认识倭患问题的一个关键。(www.xing528.com)

明代以前中国并无禁海传统，唐、宋、元都对外开放、鼓励海外贸易，明朝初年也不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元初，忽必烈征日战争失败后，一些来华贸易的日本武士和商人往往暗藏兵器，顺利时做生意，不顺利就抢掠，于是，大德七年(1303年)，元政府下令禁商下海。后来元英宗又于至治三年(1323年)取消禁令。从元世祖到元英宗统治时期，元朝海防比较稳固，日本武士、商人对中国沿海虽有骚扰，但未成大患。此后，日本国内政权更替、战争频仍，武士地位下降，大量沦为“浪人”。各地大名为解决财源、扩大势力，组织浪人、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抢掠。此时元朝社会也处于矛盾激化状态，中国一些流民与倭寇勾结侵扰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沿海地区，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元朝守军在今山东蓬莱打败倭寇，倭寇气焰才有所收敛^[33]。

明代倭患实际上是元代倭寇侵扰的继续和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在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时十分谨慎，他多次派人到日本，并通过日本在华留学僧了解日本国情，在使臣被杀、交涉无望而倭患日炽的情况下，断然禁海。海禁与加强海防相表里，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后果。但是，因为倭患而实行海禁的因果关系，史实非常清楚。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实施，但主要针对日本，也没有断绝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朝贡关系。平倭战争胜利后，明朝放弃海禁政策但仍禁止与日本通商，说明倭患已经给中国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倭患的源头在日本，为了国防而禁止民间贸易当然不是个好办法。但是，没有国防、没有平倭战争的胜利保证，开放民间贸易岂能保证东南沿海和平安定?开放民间贸易倭寇就会自觉放弃抢掠吗?前述，嘉靖二十九年后的一段时间，明朝实际放弃海禁，倭患并未因此而有所缓解，反而加剧。以为“转换政策”是平倭的关键，一是抹杀了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历史功绩;二是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方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明朝统治者一方，这是很偏激的看法。

2.怎样看待倭寇中的“真倭”与“假倭”

倭寇的确不光是日本人，元代倭寇中也有朝鲜人和中国人，嘉靖时期的倭寇中国人居多也是事实。中国史籍明确记载了“真倭”与“假倭”。本文前面介绍了中国人从倭的基本原因。分析这个问题，正如南炳文教授所言“不能光看数字，要看真倭、假倭两者的关系”。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倭寇“按其实，他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本地人效用浅，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34]他的描述实际上指出了日本人的主凶地位。历史上，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军人数毕竟有限，他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占领区都部署很多的兵力，因此，利用傀儡政权和被占领地区民族的败类实施统治是必然实行的办法，那么，欧洲人民反抗的对象就必然包括“真德”和“假德”，然而，谁也不能改变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中国战场也是如此。尤其在敌后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华北大量依靠伪军维护统治。在八路军歼敌数量的统计中，日军和伪军各占一半。抗日战争中“真倭”与“假倭”的关系毋庸多言，日本侵略者的主犯地位、主导作用都是不用做解释的。嘉靖年间假倭多于真倭，不能作为改变抗倭斗争性质的依据。如果说明代的海禁政策阻碍了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致使假倭人数增多，根本原因还在于真倭的侵扰。如同抗日战争也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一样，那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

3.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倭患能否分别不同性质

“新论”者认为，嘉靖年间的倭患是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平倭属于国内战争，或主要是国内战争，是海禁与反海禁斗争的激烈反应。目前还没有人对明初御倭斗争、丰臣秀吉侵朝和中朝抗日7年战争提出异议，这就将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倭患分别了不同性质。换言之，自元末以来至明朝晚期的倭患，可以拿出明中后期一段另当别论。讨论这样的命题就不能回避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中日友好往来，日本在很多方面深受中国影响。元初，忽必烈两次侵日，中日结怨，关系极端恶化。有明一代，倭患使中日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清代，两国基本各自闭关，极少贸易。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华，至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把明代倭患放在这样的历史走向中考察，“新论”就显得很幼稚。

侵略日本是忽必烈征伐东亚、南亚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帝国扩张的惯性所至。元朝第二次渡海侵日，动用大小船只4000多艘，发兵14万，在日本博多湾登陆，因飓风袭击而惨败，被淹死人数无法计算，数万被俘军士在海滩被集体斩首。日本人十分崇拜这场挽救国家命运的飓风，称之为“神风”。“二战”后期，日军中以“神风”命名突击队，即源于此典。

忽必烈征日战争失败后，终元之世日本都拒绝与元朝往来。明初，朱元璋多次遣使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在使臣被杀后仍不放弃和解愿望，但日本衔元初旧恨，轻视中国，甚至表示不惜用武力与中国抗衡，《明史·日本传》记载了两国往来的文书，中日因此断交。倭寇在明中前期侵扰中国虽然不能完全视为日本的国家行为，但是，丰臣秀吉发动的战争则完全代表了国家意志，而且影响到近代。日本学者水野明在论文《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验证》中说:“日本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可溯源于16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之侵朝征明的战争。”“丰臣秀吉狂言征服大明，是天授给他的使命。其狂妄的性格，由此可见，也代表了近400年来之日本妄图侵略中国、朝鲜、琉球的思想。”“丰臣秀吉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但其侵略大陆和征服中国的思想，却留下了很大遗毒。”^[35]明治维新时，丰臣秀吉是进入东京靖国神社的第一批先人，受到祭拜。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丰臣秀吉的思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渊源是否在元初?这还需要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一、自忽必烈发动侵日战争后，中日关系就不友好了;二、丰臣秀吉的思想及其侵朝战争，是此前倭患的发展。那么，将嘉靖年间的倭患完全归结为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无疑是忽略了中日民族矛盾的大前提，是一叶障目的结论。

或许，彻底解决有关明代倭患的争议还要从日本史的研究入手。因为，大体与中国南宋同时期，日本的庄园得到发展，伴随庄园势力的扩大，产生了“武士”。新兴的武士阶层逐渐成为左右日本政局的重要力量，武士集团之间的互相争斗也成为日本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抵抗元朝侵日主要也是武士。武士的精神支柱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两次杀忽必烈派来的使者，两次打败中国的远征军，对日本武士道精神有何影响，我们未见到有关研究。元初中国侵略日本的战争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空前国难，日本始终耿耿于怀，同时，胜利又助长了武士轻视中国的心理。从日本武士与武士道精神的特征，分析明代倭患的连续性，继而认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华野心迅速膨胀的根源，将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看，答案可能更清楚，也许更有说服力。

客观的分析明代倭患问题，还有一些课题需要研究。单纯从海外贸易的需求与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的矛盾看问题，难免忽略倭患产生的本质原因。一方面，我们要追求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有分歧、有争论是正常的，历史的学术魅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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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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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204

[35][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验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271

后记:我曾向中学历史教师推荐《国史十六讲》。因为这本书不仅通俗，而且很多立论的角度新颖，但是该书关于明代倭寇问题的阐述却让人费解。本文第二作者何孝荣教授专攻明史，对明代寺院、佛教很有研究。我与他聊起这个问题，邀他写文章，他搜集了有关史料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我重新作文，遂成此篇，原载于《历史教学》2008年第9期(5月上半月刊)。